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陷红军于生死存亡般危险境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左”倾领导者的盲断专权。他们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上他们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使人下敢怀疑其权威性。这样，党的集体领导被少数人的专断所代替，权力越来越集中，最后集中在“三人团”。
“三人团”，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决战失利之后，大约1934年5月至7月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是党中央当时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在“三人团”中，政治上和干部处理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转移准备和作战计划的实行，在“三人团”中，博古、李德起决定作用。
由于党在领导体制上的问题，正确的意见无法形成党的决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党内军委内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①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被严重削弱了，甚至象长征这样大的举动，也未在政治局讨论，②可见“左”倾领导者的集权专制，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41页
②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必须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而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用党的集体领导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过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即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决定，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①这一提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实际揭开了更换“左”倾领导，使党的领导转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序幕。
①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7页。
从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性质的认识。他从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绝不搞非组织活动。他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性的大事，但他坚信党内大多数同志会觉悟，会回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党的立场上来的。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整整一年来屡次夫利的残酷现实的切身体会，多数人开始觉悟了，包括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于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开始发动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对中央领导的斗争。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确是衷心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改正错误，从而胜利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使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航向前进，但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优虑深深地埋在心问。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陷，特别是在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而出了。他开始着手组织发动撤换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因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是胜利还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历史赋予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也是全党和全军对毛泽东寄予的厚望。
这段历史的经历者之一、现年86岁的老人陆定一，他在自己在封笔之作《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评价毛泽东和曾经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瞿秋白烈士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里，亲身经历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写到这里陆定一深信地引用了《左传》中称赞晋文公的话：“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当仁不让，勇敢地站出来，“拉起旗帜干”。毛泽东开始时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取的对象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长征开始，毛泽东因病坐担架，王稼祥因伤坐担架同行。每到宿营地，他又邀张闻天与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王稼祥1925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漩混。1930年回国。翌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同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工作中有较多接触毛泽东的机会，通过工作实践他逐渐认识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中所阐述的建军思想，对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深感敬佩，从而逐渐地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剥夺毛泽东对红军领导权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了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①听了这些活，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崇高革命品质更加敬重。
①朱仲丽《忆稼祥》，《回忆王稼祥》第222页
王稼祥在中央军事会议上很注意倾听毛泽东对于军事问题的科学分析，从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水平，逐步形成了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态度。当“左”倾冒险主义者歪曲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时，王稼祥公开予以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说是‘守株待兔’呢？”②1934年4月广昌决战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说，“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当时，张闻天同志在军事上不大在行，稼祥同志专门向他讲解自己的认识，解说广昌战役失败的原因，分析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这样，张闻天同志也开始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表示不满了。”③
②王首道：《一位严肃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回忆王稼祥》第16页。
③吴黎平：《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回忆王稼祥》第29页。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这样描述了这个过程：“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冈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①
①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样被敌机炸成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被震破。长征中他因伤坐担架随军行动，与毛泽东同行。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思想。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优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的话语，使王稼祥深受启发，他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正确，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毛泽东后来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①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末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原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之一。但他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锗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曾说过：“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②
②《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是既无成见也无偏见，既不了解也不重视的，也没有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中央让他分管政府工作的时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正常，毛泽东写的文章，他都在《斗争》报上予以发表。1934年年初，“左”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排斥、架空毛泽东。尽管张闻天对毛泽东不太了解，但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而联系密切起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张闻天就职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前任主席，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的长谈，他认真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佩。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张闻天获悉后，立即要傅连瞳去于都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并很快治愈。这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
对于福建事变的态度是一个例子。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他们不愿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相配合。毛泽东主张配合，提出一个既可粉碎第五次“围剿”又可援助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张闻天也主张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积极配合，反对博古他们把红军主力西调赣江方向活动的计划和行动，这与毛泽东的主张比较一致，而与博古产生了分歧。
在对广昌战役的看法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军委一次会议上讨论广昌战役时，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不应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大为恼怒，批评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立即批驳博古的这种污蔑，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次冲突，加深了他和博古的矛盾。李德也是很关心中共中央的领导的，他对这次冲突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劝告”：“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同志不要闹磨擦，这是为了维护教条宗派的团结，也是为了防止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近。
张闻天没有重视这句话，没有理会这个“劝告”，继续与毛泽东接近。博古与洛甫的矛盾继续发展。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步削弱。长征准备阶段，项英刚从闽赣巡视回来，又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企图把他排挤出中央政府。在他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闻天，使他深感不快，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办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极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中央政府可随军行动的高级干部，一律由“三人团”决定。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即使提出了意见，出不受尊重。瞿秋白向张闻天提出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并向博古提出，但博古表示反对，瞿秋白也就未能参加长征。长征出发之前，“三人团”要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未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在张闻天的眼中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他开始同毛泽东倾吐心里话，表露对博古的不满。长征开始以后，他又与毛泽东进一步交谈，互相接近，互相合作。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由于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是当时每个党的高级干部都在思索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也很自然把这个问题作为交谈的中心内容，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家样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张闻天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深为折服。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①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加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到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机。
毛泽东也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对于这一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非常反感。后来，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①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对干部战士进行思想工作，这是他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优良作风。李德对毛泽东的攻击是错误的，但他这一段话，恰恰是毛泽东在长征中深入群众，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的一个证明。
①《中国纪事》第119页。
正是在战争实践教育下，在毛泽东的启发说服下，党和红军高级干部首先觉醒，提高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长征中实现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