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右路军北出草地，包座大捷的消息传到了蒋介石耳里，蒋顿时大怒，立即下令把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并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这时敌人在甘南兵力比较空虚，利于红军出击。
为督促左路军迅速北进，党中央于8月24日致电张国焘，指出：“我纵队到甘南后，应迅速以主力出击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还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而严令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张国焘抵制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得知张国焘的态度后，与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徐、陈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强调指出：“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对这些劝告当作耳旁风，不为所动。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把这一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第一步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以一部控制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敌五个旅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后，即以两个支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去。
然而，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毛泽东、张闻天反复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徐向前也非常焦急。毛泽东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很赞同，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并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在徐向前、陈昌浩的多次劝说下，张国焘终于率左路军迈出了极为艰难的一步。左路军开始向草地前进，前卫红五军到达了墨洼附近。但是，张国焘很快变了卦。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电称：“（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这份电报的实质是主张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所提的两个“理由”，实际上两个借口。其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当时，坚持北上的朱德曾派人骑马探测河水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渡过的。何况，红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渡过河去，其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地区粮食丰富，张国焘以前的电报曾强调这点，现为了政治需要，他改变了腔调，他不顾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与他一起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后，他竟擅自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右路军南下，与党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包座大捷后，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一军向饿界地区探路前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利用有利时机早日北进，并反复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为此，党中央几乎每天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毛泽东、洛甫、博古多次与陈昌浩谈话，做工作，争取他参与做张国焘的工作。9月8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思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同一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与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的斗争，激化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陈昌浩拿着电报找徐向前商量怎么办，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即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决定当晚到周恩来（因生病起不了床）住地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前，毛泽东等拟好了一份给张国焘的电文，会上念了这份电文，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当晚22时，中央即以与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
然面，陈昌浩一面同意中央这份电报，一面却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于同一天深夜命令红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准备南下。
9日，张国焘再电徐、陈并转中央，再次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电称：
张国焘“立候示遵”是假，命令中央执行他的命令是真。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前敌总指挥部的态度立即发生变化，陈昌浩明确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即去中央驻地，向毛泽东等转告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并反映他与徐向前同意南下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等的严肃批评。陈昌浩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正确批评，反而对中央不接受张国焘和他的意见很不高兴，极不满意。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阴谋和陈昌浩态度的变化，彭德怀有明显察觉。在北进途中，他就发沉张国焘有野心，心存警惕。当红三军跨越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地区后。为了防止突然事变，他采取了几项措施：秘密派红十一团隐蔽在东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因张国焘收掉了各军团互相通报的密电本，他令另编密电本，以沟通与红一军的联络；他每天去前敌总指挥部，了解情况，观察动静。《彭德怀自述》中耳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并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我们拥护线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①
①《彭德怀》自述，第202页。
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的性格是坚持真理，不怕挑战。在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党中央当天致电张国焘命令他速即率部北上，“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已了解徐的态度，未再表示什么，就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张国焘的野心恶性发作。他在同一天密电陈昌浩，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一。”①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①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200页。
这份电报电9月9日约中午时分到达前敌总指挥部的。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一方面军调来的）和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这份密电。译完后，他俩大吃一惊，立即把正在开会的叶剑英从会议室请了出来，把密电当面交给他。叶剑英看完电文后把电报装入了口袋，说：“你们回去吧！”后来又郑重嘱咐他俩说：“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分电报之事。”
叶剑英回到会议室继续参加开会。当天下午，也亲赴牙弄（阿西），把密电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要他赶快回去开会，并嘱咐他沉着冷静，谨慎从事。彭德怀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同意想办法。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毛泽东以高度的机智和果断寻求解决办法。他亲自到徐向前、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叫周、王开会吧。”陈昌浩没有察觉到这是脱身之计，同意了。
毛泽东等来到了三军团司令部，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巴西会义）。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企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意义非常重大，在危急情况下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后来评价说：“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全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杨尚昆说：“长征中有个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地区单独北上的事。那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煮主张南下，反对北上。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表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①
①杨尚昆：《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73页。
准备单独北上的工作在秘密而迅速地进行。叶剑英回到前总后，一切如常地参加会议，开展工作。当晚，他来到作战科，悄悄地向吕黎平要来了一份包座战斗中缴获的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全图。深夜时分，他悄悄起床，牵出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直奔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因叶剑英与陈昌浩同住一处，担心他能否脱身。“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①
①《彭德怀自述》第203页。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大智大勇，果断机敏，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当时就称赞他“办了一件好事”，以后又多次加以褒奖。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同志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毛泽东以手指着叶剑英，又说：“这件事可不简单罗，张国焘当时要是抓住你，脑袋就保不住了。”周恩来1972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长征时说：“剑英同志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中央）脱离危险，立了大功。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那个局势就很坏了。在关健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②
②《老帅在长征中》第347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毛泽东再一次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高度称赞叶剑英的历史功绩。③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出发的组织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负责。洛甫亲自向李维汉交代任务，他说：“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要李维汉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从班佑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同北上，并叮嘱他对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李维汉立即分别通知凯丰（负责党中央机关）、林伯渠（与曹菊如共同负责政府机关）、杨尚昆（负责总政治部），叫他们明天凌晨组织部队行动，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当天晚上，李维汉到街上走了两趟，观察动静，看看有没有人发现中央机关的北上意图，他见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丝毫察觉，才放心了。9月10日凌晨，李维汉亲自站在路口等候、指挥，党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都出发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因银行、辎重多还没有走出来，他立即跑到政府机关驻地去督促，告拆他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这样，政府机关也很快出发了，他们安全到达巴西，并立即向阿西前进。
③宋时轮：《最艰难处显奇才》，《萦思录》第62页。
中央机关出发时，有人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对大家说：“都不要问：，快走！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他们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这时张闻天等数人骑马跑来了，张闻天对大家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现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来追，部队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赶快往北边走吧！
红军大学情况比较复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合，军委干部团与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党总支书记莫文骅。临时主持政治部工作。军委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特科团的干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强烈要求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南下方针。团政委宋任穷曾对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提出：“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①
①宋任穷：《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
9月10日凌晨，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莫文骅床边，把他叫醒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车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要防备他整你。”莫文骅意识到这是军委示意他通知的，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动员布置，并派青年干事张正光到骑兵科长苏进处，通知他立即出发随中央直属队北进。
凌晨3时许，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特科团接到命令后，韦国清，宋任穷立即集合全团干部、学员准备出发，韦、宋简要地向大家说明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个方针，一个是向甘肃、陕西北上，一个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又说明，北上是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留下。干部和学员们一致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于是特科团出发北上了。红军大学全部都出发了。何畏一接到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谈谈，溜到陈昌浩那里去了。
北进中，李德与特科团同行。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也表示不满，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这时，红一军已到达甘肃南部俄界，巴西地区仅有红三军和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一起。在单独北上行动中，毛泽东要求红三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决定以红十团担负这一任务，并要军参谋长肖劲光与红十团一道行动，以便及时处理特殊情况。彭德怀亲自向红十团政委杨勇交代任务，他说：“张国焘闹上了。他要南下，让我们也跟他走，那不成！中央已决定我们单独北上。你们团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央机关，保障他们的安全，要格外小心，以防万一。”杨勇小心他说：“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彭说：“那也没得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要走到一块儿。”杨勇又担心地问：“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打我们？”彭说：“有可能，要作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杨勇接受了任务，连夜作了妥善布置，并到各营逐一仔细检查。他对部属反复叮嘱：“我们不先开枪，向他们申明不打自己人的道理。但绝不能放下武器，更不充许他们冲击中央机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绝对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①
杨勇率红十团勇敢机智地担负保卫中央机关北上的任务，直至顺利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在后尾前进。在行进中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强调指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并深刻分析了南下方针的错误：“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党中央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北进。天亮后，徐向前刚刚起床，指挥部的人就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和陈昌浩大为吃惊。
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报告：“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在懋功战斗中负伤）来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他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他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①姜峰：《杨勇将军传》第68页。
接着，红四方面军有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向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问徐向前：“这事怎么办？”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当时不错，按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一场红军自相残杀悲剧的发生。
随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四军、三十军的指挥部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会上，陈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李特、何畏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其他与会的同志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这样，陈昌浩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陈昌浩对张国焘的南下命令执行很坚决。会后，他派李特带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陈昌浩还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李特追上红三军后，毛泽东出来面见李特。李特气势汹汹地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毛泽东义正词严他说：“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毛泽东对李特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要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北上，毛泽东对他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说：“党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领左、右路军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陈昌浩派来的传令兵骑马赶上了红军大学的队伍。传令兵通知：部队原地停下，并说这是陈昌浩送来的张国焘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这个命令极其不满，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也在红军大学前头半山坡上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特科团领导同志也赶到毛泽东眼前。李特持枪带着一批骑兵也赶来了，他的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表情凶狠，气氛非常紧张。李特斥问毛泽东：“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一294一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在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面前，毛泽东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对李特晓以大义，耐心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恳切地说明在当前形势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他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和耐心说服，彭德怀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有所顾忌，示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又非常诚挚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毛泽东重复讲了三遍，使当时在场的同志几十年后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李特见要挟党中央和一、三军南下无望，便退一步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答复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四方面军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当即令韦国清、宋任穷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他对四方面军的学员进行了亲切的讲话，分析了当前政治、军事形势，阐述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指出甫下是没有出路的，他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再见！”
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随李特回去了，但工兵科的四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我要限毛主席到抗日前线去！”“我也要跟毛主席走，死也不走回头路！”“他们不按组织手续，随便叫人回去，我们不去！”他们坚定地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终于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危险区域，使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战略方针得到实现；这是党中央和毛译东在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的激烈斗争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惊人地准确。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之后刚好一年，1936年10月就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的伟大会师①当时红四方面军一个干部王加善回忆说：“我还记得，当红一方面军跟着党中央、毛主席继续北上，即将和我们分开时，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同志们，再见！我还同别人一起嘀咕：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屁股对屁股，怎么再见嘛！毛主席还对一方面军其他同志讲：红四方面军迟早要回来的。可是我们当时就是不能理解。事实证明，毛主席所说的都实现了。”②
①宋任穷：《忆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
②王加善：《三过草地话长征》，《湖北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