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的长征，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为标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敏锐和战略家的气魄，发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感慨。但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革命的危机依然严重地存在。
尽管陕甘支队在彭德怀指挥下消灭了尾追而来的一股敌人骑兵，暂时把追敌挡在了陕北苏区的外面。但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国民党中央军毛炳文、王均、胡宗南部和东北军、西北军，以及西北“四马”等几十万武装，蜂拥而至，将仅存在一块苏区团团围住。陕甘苏区随时面临着被强敌攻占的危险。
经过一年多艰苦跋涉的中央红军，征尘未洗，指战员衣衫滥缕，武器装备奇缺，而且只剩下了八千人。英勇顽强的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虽然连续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正在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但这时“左”倾肃反扩大化的阴影又笼罩着他们，包括陕北红军创始之一的刘志丹在内的一批军政干部被抓，或被杀。而且，红军赖以生存的这块仅存的根据地，土地脊薄、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很难供养大量的部队和支撑长期的战争，怎么办？这是毛泽东和所有透悟出局势之严重的人共同焦心的问题。
历经磨难的毛泽东，经过长征风雨的洗礼，显得更加成熟、坚毅和自信，他首先把眼光注视向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上。
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奠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并且特别强调：“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斗争。
当这个文件送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手中时，徐海东和其他同志欣喜异常，“中央来信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打胜仗迎接党中央！打胜仗庆祝会师！”的口号，成了红十五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愿。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军团政委程子华立即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派贾拓夫来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联系，他带了一个连，并带了一部电台准备给十五军团。在安塞县的下寺湾（后属甘泉县），他们相遇了。程子华和郭洪涛通过贾拓夫带的电台，把陕北苏区和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经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红十五军团正大打张村驿，张村驿，是一个小村镇，周围有四个围子，守敌有300多人枪。徐海东刚刚发出攻击命令，就收到了军团政委程子华从军团部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毛主席今天下午要到军团司令部来，请徐海东同志速回军团部驻地。”徐海东非常高兴，立即下令部队暂停攻击。并飞身上马，快马加鞭，3个小时跑完135里，回到了道佐辅军团司令部。他刚走进窑洞，洗完脸，毛泽东、彭德怀、贾拓夫、李一氓等同志就来了。未经介绍，毛泽东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接着他向徐海东、程子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徐、
程一一作了回答。随后，毛泽东拿出一张三十万分之一地图，问道：“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把敌情作了分析，对反“围剿”的打算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折起了地图，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谈话结束，毛泽东等与徐海东、程子华一起吃了饭。分别时，毛泽东对徐海东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徐海东以前通信联络主要靠骑兵通信员，从未用过电台，就说：“我不会用它。”毛泽东微笑着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徐海东带者电台，回到前方，立即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的消息向部队传达，并转达了毛泽东对大家的问候和指示。部队情绪沸腾了！战士们纷纷说：“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大家一鼓作气爬上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打开了附近的据点，歼敌300多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发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电报，他致电毛泽东，报告战斗胜利的消息。当天，毛泽东复电徐海东，向参战部队祝贺胜利。
张村驿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北返（富）县以北地区，11月6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与陕甘支队胜利会师，会师当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但两军指战员似亲人久别重逢，战友情深，气氛非常热烈。
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将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原红一军、红三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二师、第四师和第一团、第十三团；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和骑兵团、警卫团。全军共一万余人。
为了加强红十五军团的各级领导，西北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伍修权、毕士梯等军政领导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有力地加强了红十五军团的建设。
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途征战，到达陕北时经济相当困难。毛泽东亲笔写了一张给徐海东的纸条，交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长杨至诚带着来见徐海东，说明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元钱，以解决红一军团的吃饭、穿衣问题。毛泽东的字条，杨至诚的说话都很客气，没有丝毫行政命令的语气。当时，红十五军团经济也感拮据，还须数千元才能解决购买油盐、药品和冬装问题。但是徐海东胸怀大局，毫不犹豫地要军团经理部长查国侦从军团现存的六千元现洋中，“拿出五千元，送给党中央”。他的这一行动，使杨至诚很受感动，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热烈赞扬。说红十五军团这是“雪里送炭。”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后，有力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当时，蒋介石发动的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没有结束。党中央率陕甘支空到达陕北后，对敌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红十五军团劳山、榆林桥两战两捷，使敌人大为震动。10月末，敌“西北剿总”决定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企留先沿葫芦河构成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和延安之间的联系，沿洛河构成南北封锁线，再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方针，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东地区，彻底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根据陕北第三次反“围剿”的形势和当时敌情，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粉碎“围剿”。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杯新临前线指挥。作战方针是，向南作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力争初冬解决“围剿”。尔后向洛川、中部（今苏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以扩大苏区和红军。
为保证战役的胜利，决定以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继续围困甘泉敌一个团，以二四三团在羊泉塬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积格活动，牵制鄜县、中部之敌，阻敌西援，以保证直罗镇胜利歼敌。
在下寺湾召开了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进行战役部署。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敌情，讲解了部署，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他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生动的比喻，严密的部署，使大家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彭德怀对各级指挥员提出了严格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彭德怀又组织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的小山上仔细地观察地形，进一步研究了部署。
部队认真进行了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并拆除了直罗镇东面的旧寨子，以防被敌利用。新解放来的战士问：“敌人真的会来吗？”老战士信心十足他说：“会来的，这是毛主席算好的。”
敌人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听从了毛泽东的调动。
10月28日，敌西路第五十六军开始东进，11月1日占领太白镇。11月6日，敌南路六十六军之——七师进至富县。为迷惑和调动敌人，红二四一团向甘泉加紧围枚。敌“西北剿总”见甘泉危急，令第五十七军三个师迅速东进。11月19日，敌五十六军先头第一○九师进至黑水寺一带。
红军派出小分队到黑水寺方向去“惹牛”、“牵牛”，以连续不断的零星战斗，牵着敌人鼻子走。敌师长牛元峰很骄狂也很“驯服”，20日下午4时许，在飞机的掩护下，牛元峰率一○九师进入了直罗镇，他兴高采烈，急忙向其上司报捷，说他已胜利占领了直罗镇。
当天晚上，毛泽东下达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行军前进，于次已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
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直罗镇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和战斗进行中，他一一再强调：“一定要打歼灭战！”“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突然发动猛攻，激战至上午10时许，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分别将北山和南山守敌大部歼灭，牛元峰率残部500余人，撤至镇东旧寨子，固守待援。红七十八师向旧寨子残敌第一次攻击没有奏效，周恩来亲自到阵前观察，指示说：“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夜12时，牛元峰果然率残部向西突围，红军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歼灭。当红军追近时，“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①红军猛追溃敌，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中间歼敌后卫第一０六师第六一七团。
①沈叔明等：《东北军一○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第213页。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０九师和一０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因和扩大了陕北苏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②
②《毛泽东选集》一卷第一版第136页。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在于：“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一致。”徐海东说：“还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主席的英明指挥。”③
③徐海东：《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之后，毛泽东提出：“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猛烈扩大自己，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①在1936年春夏的扩红运动中，扩大了四五千新战士，新编了三个军，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和两个独立师，使红军队伍得到了发展壮大。
①王首道《怀念集》第25页。
毛泽东在着手组织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就着手解决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毛泽东在吴起镇时，就听到陕北地方领导人的汇报，悉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主要干部被拘捕的消息。贾拓夫、李维汉携带电台到甘泉下寺湾遇到郭洪涛时，又进一步证实这一消息。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后来毛泽东又听到徐海东等同志对肃反情况的反映，得悉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许多负责干部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②
②《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75、76页。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与刘向三等迅速赶赴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中心），以控制事态的发展。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又说：“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王首道等迅速到达瓦窑堡。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搬出了证明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许多案卷，王首道认真审阅了这些案卷，并深入干部、群众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刘志丹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对革命忠心耿耿，出主人死，英勇奋斗，在渭华起义中，在创建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斗争中，屡建功勋，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的优秀领导干部，而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戴季英等强加在刘志丹身上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强加在其他被捕同志头上的“罪状”，也全是一些诬蔑不实之词。
11月初，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首，有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赶赴瓦窑堡，与张闻天一起，亲自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听取了王首道的汇报。认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应予立即释放，党中央对制造这次冤案的戴季英、聂洪钧给予了处分。
刘志丹等10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迅速获得释放。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安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恩来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泽东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非常高兴他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刘志丹以博大的胸怀积极对受冤枉挨整的同志做工作，说，“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①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随后，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稍后，毛泽东从徐海东那里了解到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还有300余同志受冤枉，被打成“改组派”、“AB团”、“反革命嫌疑犯”，这些同志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至今仍戴着这些帽子。毛泽东了解真实情况后，指示说：“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当徐海东亲自为这些同志平反，并宣布给他们恢复党籍团籍时，这些同志都感动得哭了，徐海东也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这样，肃反扩大化问题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毛泽东不但在长征中挽救了中央红军，而且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