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喜欢读《红楼梦》，自己反复读，也劝人反复读。他多次谈过应该怎样读《红楼梦》，笔者之一有机会听到过一回。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除了几个别的人，还有吴江、邵铁真、龚育之。根据龚育之当时的记录。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本文也就分这样两个部分，进一步介绍毛泽东的一些有关论点，并简单地谈谈我们的看法。
毛泽东对《红楼梦》评价极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①这里提到《红楼梦》，固然有幽默的成分，确实也是引以自豪。《红楼梦》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而无逊色。如同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是他们各自民族的骄傲和世界人民的骄傲一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我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骄傲。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743页。
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进到了读小说的较深层次。
怎么叫做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呢？我们体会，头一个意思，是要了解《红楼梦》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①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苟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填、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①
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1958年第7期。
“人民性”一词，毛泽东不多用，但在这里用了。“人民性”的含义，同《新民主主义论》中用的“民主性”（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大致是一个意思。
《红楼梦》作为“民主文学”，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表现在哪里呢？人们对此作过许多讨论。毛泽东说得很有分寸：“不满意封建制度。”仅此而已，没有夸大和拔高。不满意封建制度的什么？方面很多，人们也有详细的论列。毛泽东着重的是作者、书中人物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封建家庭中被迫害、被侮辱和被毁灭的人们的同情；是作者、书中人物对妇女的尊重；是作者、书中人物在黑暗和丑恶中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毛泽东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①这对于理解《红楼梦》之成为“民主文学”是很重要的。他还说过：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②
①毛泽东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②毛泽东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又一个意思，是要通过《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的衰败，来了解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衰败。
把点明金陵四大家族（贾、王、薛、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第四回，以及《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作为《红楼梦》全书的总纲，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卓有见地的。“脂戚本”第四回总批有一首七绝，头两句是：“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这也是有识之语，但还没有用它来总括全书。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一部四大家族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百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清代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里说得好：“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①从贾家的衰落，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
①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卷，第102页。
贾府衰败的原因，冷子兴作了评论。毛泽东有一次提到这一点。他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②冷子兴还说过，贾府这个大家族“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就是说，一个家族垮下来，首先在于这个家族的人垮了下来。安富尊荣养成一代又一代无用的膏粱纨袴。贾府的爷们，哪个不是如此！唯一一个有思想、有才华、有个性的，却是这个家庭和这个制度的逆子——贾宝玉。这样的家族，这样的阶级，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②毛泽东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③
③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
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①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还有一个意思，是要通过《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
①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22页。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不愿提到它，认为它只是描写了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②一九六一年在同刘少奇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毛泽东也说：《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③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他的表侄孙女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④
②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
③毛泽东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
④毛译东1965年与王海容的谈话。
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当然要读理论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封建社会作科学的分析；当然要读历史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许多历史事实。但是，读这些都还不够。还要读《红楼梦》这类描写封建社会生活面貌的文艺作品，这样才能使我们对封建社会得到许多细致的生动的形象的了解，而这些，从理论书和历史书中是不容易得到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生活，毛泽东首先着眼的是阶级斗争。《红楼梦》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直接描写农民和他们的斗争。它主要写了封建大家族的内部及其周围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性质和情况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贾府的人口作阶级的分析。三十多个主子，三百多个奴隶，他们之间既有鲜明的阶级分野，又处在极其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之中。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件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件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残忍和罪恶。简单地贴阶级标签是不能深入历史的，但分析历史、分析《红楼梦》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的钥匙，的确是阶级分析。离开这个钥匙，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不可能分析清楚。
同时，毛泽东注意的，也不止是阶级斗争。比如：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①
①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
他注意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涟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②
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
总之，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过：“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②这不就是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当作历史读吗？
①《列甫·托尔斯泰是们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②《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重要的视角当作唯一的视角，而排斥其他。比如，艺术的视角，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的视角，以至于版本的沿革，作者及其身世的考证，同外国作品的比较等等，也都是阅读《红楼梦》、特别是研究《红楼梦》必不可少的视角。在各自的视角里，都可以有所发现，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各种视角的综合，才能对《红楼梦》作出全面的研究。
这里还要提到，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只限于历史这一个视角。他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很欣赏。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这也是毛泽东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谈话谈到新旧“红学”，虽然语焉不详，但为对“红学”的发展作出历史的评价，勾画了一个轮廓。
“红学”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旧红学”；由胡适、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开创的“新红学”；建国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红学”从何时算起？也许可以说，从有《红楼梦》，就开始有“红学”，脂砚斋是第一个“红学家”，虽然由于他和曹雪芹关系亲近，读到过曹雪芹在不断增删中的草稿（包括后来佚散的那部分稿子），并且预闻了《红楼梦》的创作，“脂评”本身已经成为“红学”研究的对象。以后还有许多评点派的红学家，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蔡元培是新文化的一名先驱，作为红学家，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是荒唐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就是指“索隐派”而言。胡适批评“旧红学”，建立“新红学”。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前两方面的工作有开拓性的意义，全今还在延展之中。“新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有两个著名论点，一曰《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一曰《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这里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许多可批评的东西。
一九五四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久，在十月十日《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详细阅读了这两篇文章，杠杠、圈圈划满了全篇，还写了一些批注。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廿六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划了问号。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作者谈到了贾府衰败的原因：“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点。”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大家都知道的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并发展到对胡适的政治、学术和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
平心而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和评价以往的“红学”研究的新问题。新任务。如果说，“红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是二十年代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建立；那么，“红学”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五十年代以李、蓝为开端的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红学”的建立。
但是，学术批评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说理论争。这就不利于对以前的“红学”作全面的、有分析的历史评价。这个历史教训是需要认真汲取的。
应当指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特别讲到两年前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错误和缺点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①这是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这一历史事实，也许还不为一些青年朋友所知晓。
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讲话。他说：“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怕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①
①见《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红学”一家言
应该说，三十二年前的那场批判的是非，已经有了明确的历史结论。毛泽东北戴河谈话中谈到的其他几个红学家，这里作一点简单介绍。吴世昌，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他的研究主要也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但在这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他同胡适的观点有尖锐分歧。
王昆仑，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红楼梦人物论》一书，脍炙人，所以他同时又成为引人瞩目的红学家。他的这部人物论，写在全国解放以前，这时重新修订，逐篇在《光明日报》上登载，显然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
何其芳，当时是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一篇力作。他在许多问题上与李希凡的观点有分歧。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之间，在学术问题上也要进行百家争鸣。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所有这些红学家，从胡适到何其芳，都称为新红学家，对他们的“红学”研究给予不同程度的积极评价。当然在他看来，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所以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积极提出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这也不妨看作是以一家之言参加百家争鸣。只有在百家争呜的民主的和谐的气氛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红楼梦》，而又容纳各种层次和各个方面的研究，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平等批评和自由讨论，才能促进“新红学”的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掀起了一个所谓的”评红”的热潮。这期间传出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若干说法，如说《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写爱情是为了掩盖政治。这显然是偏颇之论，并且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那是“红学”研究在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这里就不予介绍和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