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作者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孙悟空，也是作者吴承恩的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坚定不移，团结一致，坚持奋斗。那匹小白龙马，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的精神和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西游记》是毛泽东很爱读的又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西游记》是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神话小说。故事来源于唐代名僧玄奘西行到印度取经及从唐末到明代大约六百年民间传说、戏曲、平话，经过许多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和加工，最后由明代吴承恩再创作而成。它是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的巨著。前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的故事。通过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描写，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秩序一定的反抗精神。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描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佛主，求得真经，成了“正果”。小说用幻想的形式塑造了孙悟空这一有智有谋，不畏强暴，勇于反抗，不怕困难，神通广大，敢于斗争的形象，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西游记》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的齐天大圣，几百年来深受男女老幼的喜爱。加上电影、电视和多种新闻媒介的宣传，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很爱读《西游记》。他的老同学萧三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据萧三的回忆，毛泽东还对他说过：“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936年，毛泽东自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曾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西游记》固然与《水浒》不同，它不是直接描写农民造反的专著。但是《西游记》着重描写的是主人翁孙悟空七十二变，上天入地，翻江倒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这样一个英雄形象和一个个想象丰富、曲折生动、语言诙谐、独具风格的造反故事。所以，毛泽东对《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也是一直很喜爱的。直到晚年，他老人家对《西游记》还有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爱读《西游记》，更喜爱孙悟空这个敢于冲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闹天宫、敢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神话人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书信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常常谈到孙悟空，有时候把他作为正面形象来宣扬，有时候又把他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每一次引用，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体现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故事，说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和诗词当中，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是很多的，但是，引用最多的或者说他最有兴趣的，大概就要数这个齐天大圣了。
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比喻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毛泽东认为，“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说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引用孙悟空的事，王炳南在《阳光普照雾山城》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45年10月，在山城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把他们看成是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的右派。有一次，毛泽东去见陈立夫，他先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门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又作为正面人物来宣扬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在谈到准备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这里，毛泽东两次提到孙行者（即孙悟空）也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引用的。
《西游记》第6回中有一个故事，说孙悟空有72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还能变为各种各样人。有一次，他和天上的皇帝——玉皇大帝的战将杨二郎相遇，孙悟空变成一物，杨二郎即变降他的一物，双方变来变去，最后孙悟空变成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成一根旗杆，结果还是被二郎神识破了：“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毛泽东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有好几次在讲话当中说到这个故事。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在谈到梁漱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11页）
到了6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对孙悟空的“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形象和风采更是称赞不已，激情“欢呼”。1961年11月17日，写下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到了1964年1月，在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借孙悟空这个人物故事，对自己当时的心境和思考作了进一步的表露。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铁译，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
直到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些猴气。这封信中，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前几年，还是以激情洋溢的诗句“欢呼孙大圣”，今日，他自己就变成了孙大圣“这样的大王了”。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很爱读《西游记》，许多读者对此大概早有所闻。
那么，到了晚年，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他对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仍有浓厚的兴趣，还时常翻阅，时常与人侃侃而谈。对于这一点，读者所知所闻大概就很少了。
说到毛泽东晚年爱读《西游记》的事，这里，笔者把过去知道的事和当时所见所闻介绍给读者。
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住地的会客厅里，也就是他晚年的书房里，一直放着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这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是：《西游记》世界书局版上、下册《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上海广益书局1924年版1—16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庚寅（1890年）校印1—20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1—10册《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4月版上、中、下册根据当时的记录，进入70年代之后，毛泽东先后有两次向我们要过《西游记》。一次是1971年8月初，他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来的，大字线装本，就是上面说到的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那种《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线装本，全20册，他的书库里也没有，我们是从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年）刊本，他翻阅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退给我们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因为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一直放在身边。第二次是1973年3月上旬，这一次他指名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新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他跟前已经有了大字线装本的《西游记》，为什么又要新出版的平装本呢？当时，在我们管理图书人员的头脑里也都有这个疑问。后来秘书徐业夫告诉我，他说线装本有个别地方字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首长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毛泽东看别的书也喜欢这样做，他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毛泽东的这种读书习惯，除了徐秘书说的这个意思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意思呢？我们就说不清楚了。据我们的记录，1973年4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向我们要《西游真诠》，同时还要《西游原旨》一书。《西游真诠》，我们是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原旨》，是从中国书店购买来的，是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1819年）刊本，全24册，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伴随着毛泽东度过终生的诸多的图书中，上述几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这部《西游原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上列的毛泽东晚年会客厅里一直放着的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毛泽东晚年曾多次阅读过。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还写下了批语。它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仅存的毛泽东写有批语的《西游记》。这种版本的《西游记》，装帧倒不怎么讲究，字也不是很大，但字都印得很清楚，与小32开本差不多大，每册很轻，看起来很方便，所以，毛泽东也很爱看。毛泽东在这部书上写的批语，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有这样两段：一段是在读第18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时写下的。
作者在这一回中，写高老招猪八戒做女婿之后，在与唐僧一行谈及他这个女婿时说：“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三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唐僧听后说：“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毛泽东的这段批语就是在读到这里时写下的。是出于对猪八戒的同情呢？还是对唐僧的话感到意犹未尽，因此读了以后就随着思维蒙发的火花一路有感有发呢？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能说得清楚。笔者认为，应当是前者。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是这样写的：只因为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上述的高老在唐僧师徒面前嫌其女婿吃得多，唐僧为徒弟八戒说情，说“他做得多，所以吃得多”。这本来是小说中很为普通的一段描写，然而，它却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维，信手写了这样一段富有哲理的批语。这大概不是没有缘由的。
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虽是1891年出版的，但毛泽东阅读批注此书，大体时间应是在50年代后期。根据有三：一是50年代初期，毛泽东进城之后，从延安带过来的图书不多，特别是线装本的图书就更少。随着毛泽东的读书需要，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后来田家英、陈秉忱、逢先知等陆续为他购买配置了一部分线装古籍图书。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购买配置的。二是本书印的字似3号宋体字，小32开本，这样小字号、小开本的线装书，60年代之后，他一般是很少看的。三是从批注的字迹和用笔来看，批注是用黑铅笔写的，因为本书天头空的地方不大，所以批注的字写得也不大，字迹是流畅自如的行书体。我们知道从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读书写的批注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写的行书字体。如读鲁迅著作单行本写的批注，读二十四史写的批注等等，用的都是铅笔，写的都是行书字体。由此判断，这一段批注像似50年代后期所写。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段批语可能是在50年代后期写的。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中，他明确主张“多劳应当多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5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城乡各地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这一符合实际，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一时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在人民公社内部不实行按劳分配，而搞平均分配，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为此，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武昌召开了会议，开始着手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倾向。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严肃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实行平均分配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由于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才使这种“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得以纠正。直到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上，毛泽东又一次写道：“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里，毛泽东把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提到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的高度要人们加以重视。正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主张实行平均分配，不要按劳分配；也正因为这种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张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实际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果断地批评和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倾向。这是毛泽东写下这段批语的直接的思想缘由。毛泽东写的这段批语，与他在50年代后期的思想实际是紧密关联的。批语是毛泽东当时思想实际的一种表露，也是他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一种再思考再认识。联系社会和思想实际问题读书，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直到晚年，他一直坚持着这样做。这段不长的批语，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毛泽东在读“闲书”的时候，头脑里似乎也没有停止对诸多的社会思想实际问题的思考。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读“闲书”，就如同欣赏名人书画一样，其主要目的在于休息和调节大脑。然而，在实际的读书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就拿笔者在这里提到的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来说，他在读这部“闲书”的过程中，头脑里似乎还在想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坚持和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他有这样的思想实际，所以当他读到唐僧说的“只因为他做得，所以吃得”的话时，就如同心中的一直难以平静的波澜，又遇突起的飓风而更加汹涌澎湃起来一样，因此，情不自禁地挥笔疾书了上述的那一段批语，再一次借机强调“多劳应当多得”的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原著中，与这段批注相关的还有这样两段话，猪八戒对假妻子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耘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第18回）孙悟空对高老说：“你这老儿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然食肠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赀，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样的。据他说，他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把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第19回）这两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还都用铅笔一一划上了道道。
第二段批语，是在读第28回：“花果山群猴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时写下的。吴承恩在这一回中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术把千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孙悟空的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用黑铅笔都划上了道道。毛泽东的批语，就是在读这段话时写的。毛泽东写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样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唐僧的善恶观，孙悟空不信，作者吴承恩不信，毛泽东也不信。毛泽东认为“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是乡愿思想。“乡愿”源于《论语》，是孔夫子的话。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可见孔夫子对“乡愿”思想也是极力反对的。什么叫乡愿思想呢？就是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人生哲学，就是《西游记》中所着力描写的唐僧的待人处世哲学。唐僧的善恶观，唐僧的思想言行就是“乡愿”思想的最典型的表现。这种“乡愿”思想，不仅不能号召和鼓舞、团结人们去斗争，去除恶，去积善，而且还容易长“妖魔鬼怪”的志气，灭革命造反派的威风，鼓励、放纵“魑魅魍魉”作恶成灾。唐僧就是因为笃信、主张、恪守这种思想，所以三番五次地遭受苦难，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毛泽东对唐僧虔诚信奉的这种处世哲学是极为反对的。孙悟空的思想行为正与此相反，战妖魔，斗鬼怪，尽管一次次遭受唐僧“紧箍咒”的约束和折磨，然而他不改初衷，始终勇敢战斗，全力除恶求善，为师徒四人朝接日出，暮送晚霞，排除险难，不断向西天行进，直到最后面见佛主，求得真经立下汗马功劳。没有孙悟空一路上的战妖除恶，斩魔行善，师徒四人要到达西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孙悟空的思想与唐僧“乡愿”思想是相反的，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所以一次又一次称赞孙悟空，“欢呼孙大圣”，大概这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善和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有善就有恶，善恶并存是永恒的。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这样的话，后来还说过多次。1956年9月27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这就是毛泽东的善恶观。
对于有善就有恶即善恶并存的思想，《西游记》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西游记》是写佛门之事，对开口就是“善哉！善哉！”的和尚的描写，照理说对他们的慈悲和行善应当多用点笔墨，然而吴承恩笔下的所谓四大皆空的和尚仍然是贪财好色的：观音禅院的老和尚为了谋夺唐僧的袈裟不惜放火焚烧寺院，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宝林寺和尚仍然是用世俗的势利眼光看人，欺软怕硬，却无半点慈悲心肠。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被佛教宣传为天堂般的西方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世界里，还有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伽叶需索取经的人事（索贿赂），和我们现在社会中的贪污行贿的事一样。孙悟空将此事告到佛主如来处，如来反说：“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唐僧无物奉承，只得将紫金钵盂奉上。书中对阿傩接到取经的人事后的丑态是这样描写的：“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第98回）可见成了佛的尚也是非常爱钱的。唐僧取的无字经被白雄尊者抢去后，满眼垂泪地说：“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毛泽东对《西游记》中这一段的描写看得很细。对阿傩丑态描写，都划上了道道或浪线，在“只是拿着钵盂不放”这句话后连划了三个圈圈。对唐僧说的“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这两句话下面分别划上两条粗粗的横道，末尾还划上了两个大圈。从划一条横道或一条浪线，到划两条横道或两条浪线；从划一个圈、两个圈，到划三个圈，这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留下的标志。这种种的标志是毛泽东读书过程中的思维或思想活动的轨迹，是对原书内容的一种反映。它表明毛泽东晚年在阅读《西游书》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它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对《西游记》这部著名的神话小说，读起来依然是很有味道，很有兴趣的。
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西游记》，固然没有《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等那么多的版本，但它也一直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最后最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一生中，阅读和批注过的图书是很多的，但毛泽东阅批过的《西游记》，保存下来的只有上面我们提到的这部《绘图增像西游记》。它是毛泽东晚年阅读《西游记》的重要记录，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的一份重要史料。
毛泽东晚年不仅爱读《西游记》，而且对《西游记》的研究也非常关心。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报刊先后公开发表了一些《西游记》研究文章。1957年，作家出版社将几年来国内报刊上先后发表的《西游记》研究的重要文章汇集编辑出版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一书。对《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毛泽东也是一一精心研读，孜孜探求。
说到毛泽东晚年关心《西游记》的研究，爱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笔者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的情况。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4月编辑出版）也是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仅存一部毛泽东生前阅批过的《西游记》研究专著。这部论文集，共收研究论文17篇，附录1篇。它虽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游记》研究论文的全部，但它是《西游记》研究论文之荟萃。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在本书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所收的只是截至发稿以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的散篇论文。未曾发表的文稿、整本和专著，已经被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或其他选辑的文章，整理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序言，均不收入”。这本《西游记研究论文集》，约13.5万字。全部文章，毛泽东都曾用心阅读过，一些篇章在阅读的时候还写下了批注，划上了密密麻麻的道道和圈圈。
卷首篇是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翻开这本论文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在张天翼文章篇首写下的“1954年，2月，人民文学”一行非常醒目的批注。开始，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看完张文的尾注我们才明白，毛泽东的批注意思是说张天翼的这篇论文原载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杂志。标题的左边，毛泽东用黑铅笔连划了三个大圈，格外引人注目。“张天翼”三字下面还划两条横道。全文从头到尾几乎逐段逐句都划上了横道、浪线和圈圈。圈划的种种符号表明，张天翼的这篇文章，毛泽东是逐字逐句阅读的，看得很细，而且是十分用心的。张文一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对张天翼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似乎很有兴趣，在阅读的时候又圈又划。在谈到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评价时，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以前，还没有见过哪一家写幻想的神魔故事能写得像这么生动，这么艳异多彩，而又这么亲切，这么吸引我们的。”毛泽东似乎对这段话有同感，或者似乎对这段话比较欣赏，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每句话下面，他都用黑铅笔划了两条横道。使人一看就知道，他读这段话时是引起一定的思维活动的，是颇有感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现实性和幻想、寓意等等”。毛泽东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圈划的符号比第一部分还多，还密。在这一部分中，对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看法，张天翼写了这样一段话：“孙悟空之所以败于玉帝他们之手，难道是由于孙悟空作了什么‘恶’而得报应么？我们说一点也不是。作者笔底下的孙悟空，是一个现实性的具体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恶魔化身），使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欲求，活动；我们不但不觉得他这是‘恶’，而且还觉得他可爱，同情他，心向着他。他的失败，更不是什么‘恶’不敌‘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力量不敌而已。”这段话的每一句下面，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划上了一条横道。最后的一句“力量不敌而已”划了两条横道。段末还划一个大圈。对这样的专题研究论文，毛泽东都看得这样细，看得这样用心，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西游记》的浓厚兴趣和对《西游记》学术研究是多么地关注和重视。
张天翼这篇文章的后面还有一个附注，共三条约2000字，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1957年，毛泽东已经64岁，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6号字看起来显然是很吃力了，然而，毛泽东如同读正文一样，也还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划上了道道、圈圈。字排得小了，圈划的种种符号就更显得突出了。圈圈划划，密密麻麻，满页皆是道道和圈圈。附注的第二条，是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传说，其中有这样两段：“《法华经》里还写观世音菩萨有时‘现妇女身而为说法’，民间传说里就渐渐使这‘妇女身’固定下来，终于成了一个妇女。在《三教搜神大全》里就有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说她是一个国王的三公主，因为抗婚，父王要烧死她，而她‘色不变而志愈坚’。她被囚到冷宫里，大家苦劝，她不听，‘反失语激父，父大怒’，立命斩讫。虽然写她的反抗是为了‘欲了人间事’（要出家），而且那结果是公式化的（照例是由于一些奇迹而得救），可是总写出了一个非常坚决顽强的反抗到底的女性——为民间所喜爱所歌颂的性格。”“就这样，这几乎成了个传统：在民间作品出现的观世音菩萨，总往往是正面人物，而且往往是妇女。就连《西游记》——对天界的哪一位佛神都讽刺揶揄，可是对观音就另外一种态度，把她写得可亲近，有的地方还写得很美。”这两段文字，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都一一划上了道道或浪线。第二段的末三句，每句下面除划了浪线外，每句末尾还都划了一个圈。附注是与正文有关内容密切相联的，它是对正文有关内容的进一步补充或注释。看了正文，再看附注（有的叫注释），或者把正文和附注联系在一起来看，这是毛泽东晚年读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毛泽东读别的书如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时就是这样。注释的字一般都小于正文的字，对毛泽东来说，看注释当然比看正文吃力。然而，他有时读注释比读正文还仔细，还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等受文章整体结构、主题内容和语言文字表述方式方法的限制，所以往往是一笔带过。要使读者知其所以然，作者往往用加注的形式，把有关的人物、事件等补充交待清楚。就如同上述的张天翼在正文第一部分内容中，只写“例如观世音菩萨”几个字，要知道观世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受许多人的欢迎，只有阅读他的附注才能有所了解。毛泽东所以爱读注释的文字，大概这就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童思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在这篇文章的篇首开头处，毛泽东也写了一行批注：“1956年2月，西南文艺”。“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还划了一条浪线。他的意思是说这篇论文原载1956年2月2号《西南文艺》杂志。文后的注“（原载‘西南文艺’一九五六年二月号）”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西南文艺”四个字下面毛泽东也划了一条浪线，“一九五六年”几个字下面划两条横道，“二月号”三个字下面划一条横道。文前的批注与文尾划的浪线和道道，意思是一样的。标题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用铅笔划了三个大圈。作者“童思高”名字下划了粗粗的两条横道。非常醒目的三个大圈和两条横道，大概是表明毛泽东一定的心理意向。这部《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收入的17篇论文，毛泽东在篇前写批注和在题目上划三个大圈的只有两篇，一篇是前面说到的张天翼的文章，第二章就是童思高的第一篇。毛泽东在这里划的三个大圈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17篇中只有两篇题目划了三个大圈，而这两篇毛泽东看得最仔细，圈划的各种符号又最多。这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重视，也不能不说明毛泽东对这两篇论文的喜爱和浓厚的兴趣。对这两篇论文，毛泽东在阅读中虽然没有写下什么评价和称道的话，但是阅读圈划的具体情形可以反映出这两篇论文在这部论文集中的特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也反映出毛泽东称道这两篇论文的一种心理活动。阅读圈划的实际表明，毛泽东很重视这两篇论文，很爱读这两篇论文。毛泽东阅读这两篇论文思想上闪动的火花或受到的启示、甚至产生的某种共鸣，都渗透或凝聚在他本人圈划的各种符号当中。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划的种种符号，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知道它所表明的明确涵义，但它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划下的，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思维活动的轨迹，是毛泽东读书实践的记录和反映。它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实践一定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毛泽东阅读童思高这篇论文圈划的具体情形吧。
文章一开头，有毛泽东写的“十六世纪”四个字，这是毛泽东对本文第一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约公元一五一○年——一五八○年）”的批注。接着本文作者写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毛泽东划了两条横道，句末还连划了两个圈。我们知道，毛泽东读古典小说，不仅当作小说看，而且当作历史看。他是很注意作品和作者的社会背景的。这里的圈划，至少也表明了这一点。童思高的这篇论文共分六个部分，毛泽东圈划最多的是第一、二、五、六这四个部分。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引了原著第35回中孙悟空和李老君的一段对话：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天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逃老孙，教保唐僧西天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吧。”
这段对话，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其中“该他一世无夫”一句，除了划横道外，句末还连划了三个圈。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者引了孙悟空说的一句话：“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毛泽东读后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接着作者又引了唐僧说的一段话：“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面恶心善’，何以惧为？”毛泽东在阅读中，前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一条横道，后两句下面分别划了两条横道，末尾还连划了三个圈。孙悟空和唐僧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毛泽东读后又划又圈，表明他对这些话的赞同的心理取向。
童思高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中，在论述神魔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写道：“统治阶级的作贱人民和妖怪的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人民的大害。”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评论《西游记》，因此格外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大概是作者的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吧，所以，毛泽东读了这句之后，在“作贱人民”“妖怪的害人”九个字下面都划上了横道，后两句下面都划了浪线，句末连划了三个大圈，因为不是段末，所以划的三个大圈把后面一句话的前两个字都划进圈里了。可见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是不寻常的。
这篇文章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在谈到“神佛既是要唐僧西天取经，为甚么又要使妖魔为难，增加取经的困难呢？”作者在这里引《西游记》第77回孙悟空说的一段话：“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毛泽东对孙悟空这段话很感兴趣，阅读中差不多每一句下面都划上了两条横道，第一句、第二句后面都划了一个大圈，最后一句末尾划了三个大圈。如此又划又圈，在毛泽东读过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是仅此一处。圈划的几种符号非常突出，特别引人注目。这段话是孙悟空在去西天途中遇到严重困难时说的一段生气的话，也是一段牢骚话。它是孙悟空在特定的条件下的一种逆向思维的反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孙悟空的这种逆向思维，从思维方法上来说，毛泽东似乎觉得它是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能从不同的思路去思考，去提出问题，不拘泥，不守旧，这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和提倡的思维方法。大概是心里赞同或者是称道孙悟空的这种思维方法吧，所以，他在阅读中才如此圈划。不过，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若果如孙悟空这样说，也就没有取经故事了，也就不会有《西游记》这部小说。”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不会不理解的。
除了张天翼、童思高两篇论文外，《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还有萧歌、竞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西游记＞读后的一些体会》。这篇文章，毛泽东在阅读中也有许多的圈划。本文作者在谈到吴承恩与《西游记》创作的社会背景时写道：“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何况他又是个失意者呢！他在科举上很不得意。虽然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但并不为当时统治者所赏识。”毛泽东在读这段话时，除划横道外，在“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这句话旁边还划了一个问号，它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研究论文集》划的唯一的一个问号。这里作者引用的对吴承恩评价的一段话，出自《天启淮安府志》。这样评价吴承恩，是否与实际相符？大概毛泽东对此有点疑问，所以阅读时就划了一个问号。在谈到吴承恩创作时的思想感情时，作者还引了吴承恩的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延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首诗揭露了豺狼当道的黑暗局面，表现了作者胸中的愤慨，毛泽东很爱读，每一句下面都划了浪线。接着，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吴承恩，本文作者又引了吴承恩的一首《满江红》词：“穷眼摩挲，知见过，几多兴灭，红尘内，翻翻夏夏，孰为豪杰？傀儡排场才一出，要知关目须听彻，纵饶君局面十分赢，须防劫！”词中，吴承恩对统治阶级的骄傲、虚伪、昏庸、愚昧，作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警告。这首词的后半阕，作者嘲笑那些贪图高官厚禄、封子荫妻的士大夫们。吴承恩写道：“身渐重，头颅别，手可炙，门庭热。施安排娇面孔，冷如冰铁，尽着机关连夜使，一锹一个黄金穴，被天公赚得鬼般忙，头先雪。”吴承恩的这首《满江红》，毛泽东很喜爱，句句划上了浪线，每一句后面还划一个圈。看得出，这首词，他读得是非常认真的。在《西游记》研究的论文中引用的吴承恩的诗词，毛泽东都如此爱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特殊的兴趣。
萧歌、竞华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篇附记，是这两位作者给编辑的一封信。实际上是作者对上述文章中谈到的一些体会的补充和说明，也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字虽小，毛泽东也都一一阅读和圈划了。
这部论文集中，还有沈玉成、李厚基的《读＜“西游记”札记＞》，沈仁唐的《〈西游记〉试论》，李大春的《读＜西游记＞的几点心得》，等等，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也有许多圈划，这里笔者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读《西游记》，和读我国其他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一样，开始是当故事读的，后来就联系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实际，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去阅读，去理解，去运用，去说明实际问题，所以，到了耄耋多病的晚年，他老人家还常常黄卷青灯，爱不释手。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爱从哪些视角去阅读《西游记》的呢？这大概是很多读者都想知道的。这里笔者将自己所闻所见和在实际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读者。
政治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视角。
《西游记》是一部著名的神话小说，从政治的视角去阅读这部小说，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阅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是怎样从政治的视角阅读《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呢？这里，我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毛泽东有关的几次谈话。1957年2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的同志有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旨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对当时在座的文艺界的同志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闹天宫，反官僚主义。这里毛泽东把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神话故事与反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阅读《西游记》与国内当时的政治斗争还没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他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就紧密联系起来了。
6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很严峻的。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下的光辉诗句：“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就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严峻形势的最好的写照。1963年7月，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人对苏共中央攻击的回击形象地比喻为“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同苏共中央的斗争中，毛泽东本人就像大闹天宫的孙大圣，高高举起千钧棒，奋力澄清万里埃。在斗争的实践中，他坚定地号召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在率领全党同志“大闹”苏共中央这个“天宫”的同时，对国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也极为关注。1964年9月7日，在故乡湖南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号召人们：要斗争。他说：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毛泽东这里说的批评的对象显然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激情欢呼的“孙大圣”也不是泛泛而谈的革命者的代名词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向人们反复强调：“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就是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
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直接与现实的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号召人们站在孙悟空一边，保护孙悟空，为孙悟空欢呼，向孙悟空学习，与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政治斗争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独到之处。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所以能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不止。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生前曾与一些领导干部和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西游记》时都说过：读《西游记》，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毛泽东还说：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不同意见，不要怕有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这是毛泽东从政治的视角读《西游记》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坚定的信念，始终朝着一个目标，团结奋斗，毛泽东对此是极为关注的。
政策和策略的视角。早在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中央委员群众说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1948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离开陕甘宁边区的前夕，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中又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河中，毛泽东一贯是非常重视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在读《西游记》这部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时，他也非常注意从政策和策略视角去寻求启示。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独到之处。
说到毛泽东从政策和策略视角读《西游记》，并从中寻求启示。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中，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这里，毛泽东将孙悟空比喻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西游记》第7回谈到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虽然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斗争是必然会胜利的。同时还谈到了“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的具体的斗争政策和策略。这里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时，毛泽东指出：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毛泽东说：“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为了说明这个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这里还讲了唐代大作家柳宗元写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宠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页）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用《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孙行者就是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页）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西游记》第59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不过是反其道而用之，把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比作孙行者，把我们自己比作铁扇公主。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时，又一次谈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武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革命斗争和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在实际工作中，在谈到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时，毛泽东常常是这样不拘一格地与《西游记》相联系，从具体的神话故事中寻求启示。许多的政策和斗争的策略，通过毛泽东的口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或故事来加以阐明，说来引人入胜，道来妙趣横生。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大特点。说到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再向读者介绍一段小故事。
1961年国庆节前夕，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汇报演出根据《西游记》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精彩表演，使毛泽东对这出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演出两个多小时，毛泽东始终很有兴致地观看。他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当演到“天王庙”一场戏时，看到孙悟空被贬，唐僧被白骨精擒住，猪八戒逃走时的蹉步、蹁步、跑跳等夸张动作，毛泽东则捧腹大笑。这出戏先后在北京演出多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曾三次观看演出。看了演出之后，他特意写了一首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诗是这样的：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老的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唐僧的憎恨，提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
毛泽东看到郭老师的诗后，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认为郭老对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也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了毛泽东的这首和诗后，认为毛泽东的诗，气势宏伟，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看问题。他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他对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当天又依韵和诗一首，《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晴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老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非常高兴地挥笔在郭老这首诗旁边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浙江省绍剧团的主要演员也挨了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绍剧团著名演员的“解放”工作很关心。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第二天，他就向有关方面询问了扮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那个美猴王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风趣地问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压在五行山下？9月5日下午，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后来，绍剧团的著名演员都很快“解放”了。这里，毛泽东把“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对著名演员的“解放”政策，和《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联系起来，话说得不多，但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字字句句都印在了人们的心中。
作者和作品的创作主题的视角。读《西游记》与读《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一样，毛泽东对作者和作品创作的主题是很为关注的。作者和其创作的小说作品，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其创作作品的主题是密切相联的。作品创作的主题总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总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实际相联系的。历史演义小说是这样，像《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读《西游记》，不仅在读一个个神话故事，而且还从作者和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理解，把它当作形象的历史材料来学，这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又一个特点。
本文上面提到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不少文章都谈到吴承恩和他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都一一圈划。萧歌、竞华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吴承恩生于公元一五00年，卒于一五八二年。这一段时间内，明朝的皇帝换了五个（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从当时的阶级斗争来看，武宗正德年间是明朝农民暴动范围最广、斗争最强烈的时期。除去农民暴动之外，还有许多次城市居民的暴动。从封建王朝的内部来看，帝王荒淫无道，委政权奸，朋党对立，互相倾轧。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奸臣、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例如：正德年间的刘瑾；嘉靖年间的严嵩、严世蕃。直言极谏，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官吏，先后被奸宦的特务、钢刀、监狱和酷刑夺去了生命。能够在朝做官的，多半是权奸的奴才，不然就是噤若寒蝉，混吃等死的傀儡。吴承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样的社会现实，已足以使他愤世嫉俗。”这些文字，毛泽东在阅读中差不多都划上了横道道。
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社会背景，沈仁康《＜西游记＞试论》一文中，论述得更为详尽，从政治说到经济，从农业说到商业，对朱明王朝的专制独裁、奢侈腐朽、荒淫无耻、昏聩平庸、残害人民、疯狂掠夺、无恶不作等都作了分析。最后，作者指出：“总之，农民、市民与进入垂死阶段的封建势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西游记》产生的时代特征。”这篇文章，虽然作者已经在文后说明有“不少错误”，但是毛泽东还是从头至尾，又读又划，圈划符号密密麻麻。一条条横道、一条条浪线、一个个圈圈，如同一道道耀眼的光环，折射出毛泽东把《西游记》当作历史材料来评读的心理。与其说毛泽东在读《西游记》研究的文章，不如说毛泽东在读封建社会的历史。它是毛泽东把小说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把小说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的一个佐证。
关于《西游记》创作的主题思想，鲁迅、胡适等都曾有过评述。鲁迅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5—136页）胡适经过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易竹贤辑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到底应当怎样理解这部大作的主题思想，上面说到的毛泽东阅读圈划过的张天翼、童思高、萧歌和竞华等《西游记》研究论文中都有评述。毛泽东在阅读这些评述的时候似乎分外用心，并有自己的倾向。
上面说到的文章中，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是怎样阐述的呢？毛泽东是怎样阅读圈划的呢？这里，我们将所知道的情况向读者作一些介绍。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张天翼写道：在《西游记》成书之前，“这取经故事里所写的，一边是神，神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上自天界，下至地府，无不要俯首听命。一边是魔，偏偏要从那压在头上的统治势力下挣扎出来，直立起来，甚至于要造反。天兵天将们要去收伏，魔头们要反抗，就恶斗起来了。”张天翼因此认为：“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前）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在这里多少是给反映出来的。而且，这故事愈经演变，愈发展，这一点就给反映得愈明显。到了《西游记》，我们甚至于要猜想作者是多少有意识地来表现这一点的了。”“在那原来的卫护封建正统的故事主题和题材里，却多多少少表现了人民的反正统情绪。”对孙悟空大闹天宫，张文写道：“究竟要闹出怎样一个局面来，起先连孙悟空自己都也模里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这才忽然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因此，张天翼认为：“假如孙悟空闹成了功，那也不过是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着农民起义运动的高潮而爬上了龙位一样——自己成了地主头儿和统治者，而农民又照样被那换了姓的主子剥削着压迫着，终至于又闹造反。”
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张天翼在《〈西游记〉札记》中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关于神话传说的一贯看法是相合的。所以，毛泽东在阅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对张天翼上述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很有兴趣，读后在每一句话下面都划了横道道，有的话下面还划了两条横道，有的地方还划上了圈圈，足以表明他对这些分析的重视。
这里要说明的是，张天翼这篇文章，起初是发表在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当时，毛泽东有没有及时看到和阅读这篇文章，笔者这里也说不清。但笔者知道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这一期《人民文学》（包括张文），毛泽东没有阅读圈划的标志。这篇文章后被收入《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毛泽东阅读圈划的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笔者看到的就是收入这部文集的这篇。
上面已经提到过的童思高的文章，是专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一开头的几句话，好像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作者是这样写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明代中叶，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作者以愤世嫉俗的情绪，讽刺揶揄当时世态；以神话式的幻想和虚构，创造了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名著。”这段话，毛泽东读后重重划上了横道道，“正是明成祖制定严刑峻法、残酷迫害人民的时代”这一句话下面划了两条粗道道，句末还划了两个圈。
对神佛和妖魔的关系，童文的见解颇有新意。作者认为《西游记》中的神佛和妖魔一体，同属统治阶级。“神佛只不过是公开的‘合法’的压迫人民、掌握着人民的命运的统治者，有天兵天将、诸神法力等统治阶级的威权。使人民把他们奉为不可侵犯的神圣，并还要随时顶礼朝拜，供奉香火。稍有冒渎不恭之处，立即降祸生灾，万民受难......妖魔是神佛的下属，是直接受神佛支配的压迫与统治人民的工具。”“孙悟空等要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而神佛则遣使妖魔安排了‘八十一’难，试他师徒果有真心取经。孙悟空战胜了一切妖魔鬼怪，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终于达成目的，成为‘正果’。这和当时人民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的痛苦心情是一致的。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压榨下，仍然发挥了无限的战斗性与创造力，具有丰富巨大的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力量。”“这个取经故事就构成了：一边是神魔——主宰世界的统治者，一边是唐僧等众，虔诚修行，立志前往西天取经，克服了神魔安排的各种困难。唐僧等对困难的斗争，就变成了善与恶的矛盾和斗争。”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西游记》“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力。”童思高的这一关于“神佛和妖魔同属统治阶级”和对孙悟空这一英雄形象的评价，大概更能说明《西游记》的主题意义，它与毛泽东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句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所以童文中上述的有关《西游记》主题思想的一些评述，毛泽东读来尤有兴趣，并且一一圈划，有不少地方，都划了两条粗粗的横道，还有不少句末和段末，都划了三个大圈。这些圈圈划划，充分表明他非常重视这些分析。毛泽东所以爱读《西游记》，与对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喜爱是分不开的，也是与童思高上面所阐述的他本人的思想观点相通的这一主题思想是分不开的。
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神话世界，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一次在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世间纷争不断的问题时，来宾们颇有感慨。毛泽东接着提出一系列问题：伊斯兰教的真主是谁？谁是佛祖？谁是基督教的上帝？继而他又一路发挥说：按照中国道教的看法，天国还有一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如此看来，天国也不会安宁，天上也要划分势力范围呀！（《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85页）毛泽东的这一充满想象力而又风趣含蓄的谈话，把人间与天国、现实与幻想沟通，在他看来，各种各样的神仙和上帝，是现实生活世界各种矛盾的延伸。孙悟空同玉皇大帝等天神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的失败和失败后的归顺，从一定的意义上揭示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体现了人民渴望自由，征服自然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毛泽东这样联系《西游记》，不拘一格去联想，去进行思维发散，这不能不说是他读《西游记》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者和作品创作主题的视角，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这也是毛泽东把小说当作历史读的一贯的做法。
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来印征或阐发自己的认识，说明一些实际问题。这也是毛泽东读《西游记》的一个视角。《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历史神话小说，但是，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联系实际问题，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来印证或阐发他自己的认识。许多实际问题，包括人们工作、思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毛泽东这样去联系，去阐发，去加以说明，就能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就能使人心明眼亮，就能给人增加信心和力量，就能给人带来希望，就能给人指明前进的方向。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一次在给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二大队学员的讲话中，在谈到学员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应当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要求时，毛泽东就借用《西游记》中的故事和人物侃侃而谈。他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地提到那匹白马，他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毛泽东的通俗、风趣的讲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笑声，给学员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牛克伦：《熔炉》，《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干部要定期“放火烧身”，要经受锻炼的问题时，就引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把孙悟空放进八卦炉里用火烧的这个故事。他说：“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孙悟空在太上老君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2页）这故事见《西游记》第7回。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冷不防被太上老君的“金钢琢”打中，被众天兵抓住，玉帝命押到“斩妖台”将他剁碎。不料孙悟空法术高强，刀砍不动，枪刺不进，用火烧用雷轰也损伤不了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就把孙悟空放进他炼仙丹的八卦炉里，用猛火烧七七四十九天。可是孙悟空在八卦炉里，不但没有被烧成“灰烬”，反而经过烟熏火燎锻炼出一双“火眼金晴”，变得更加刚强了。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还要锻炼，我们的每个干部当然人人也要锻炼。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毛泽东在报告、讲话和与人交谈中，很爱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说的人随口引用，贴切自然，恰到好处，听的人入耳入脑，受益非浅，回味无穷。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爱读《西游记》，而且读得很熟。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会读书，善于运用，就是像《西游记》这样的历史神话小说，他也把它与当今实际相联系，给人以教育，给人以启示。在半个多世纪岁月中，毛泽东对《西游记》一直充满着浓厚的兴趣。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那是因为受书中的一个个神话故事的吸引。那么后来，特别是踏上革命道路之后，直至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之后，为什么对《西游记》还一读再读呢？对于这一点，很多的读者一定都是很想了解的。笔者认为，《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话小说，但是，《西游记》中有政治，有斗争政策和策略，有封建社会的掠影，有我们现实生活可供借鉴，为我所用的人物故事等各种历史资料，所以，毛泽东对它一直很喜爱。毛泽东阅读《西游记》，不是仅仅在读神话故事，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同一历史时期，他读《西游记》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视角。我上面说到的四个方面的视角，只是笔者的个人之见和个人的归纳，实际上远远不止这四个视角。还有文学的视角、语言运用的视角、人物塑造的视角，等等。因为他读《西游记》，有多种不同的视角，把小说当作政治书读，当作政策和策略的书读，当作认识和了解封建社会历史书读，当作处理和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参考书读。所以几十年里，他对《西游记》一直很喜爱。
毛泽东生前阅读和批注过的《西游记》，有平装小字本的，也有线装大字本的，现在大多都还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西游记》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部神话小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百花园里也是一朵艳丽夺目的奇葩。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游记》和其中的人物故事仍然会受到今人和后人的青睐，在社会和人民中流传。那么，毛泽东阅读和批注过的多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和他关于阅读《西游记》的轶闻趣事，也一定会备受今人和后人的重视，在社会和人民中千古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