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出生在陕北保安（今志丹）。1936年12月到1941年1月，她在黄土地上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零两个月。离开延安去苏联见外婆时，妈妈说的是一口纯正的陕北话。妈妈曾经是一个陕北女娃。
另外，要是按中国人传统的祖籍说，我是正正经经的西安灞桥人。爷爷孔丛洲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他成为在“西安事变”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城防司令，都没有离开关中这块厚重的土地。爸爸孔令华也生在西安，成长在延安。所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陕西都是我的老家。
2004年春天，我走访了爷爷的老家——西安、妈妈出生的地方——保安和外婆与外公的最后一个家——延安。陕西“三安”之行，是我三重意义上的“回家”。
一到西安，我就和当地同志商量，如何尽快去陕北。时至今日，延安有了飞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应该说交通比外公、外婆那个年代方便多了。不过，七百多公里的距离，让人觉得陕北与西安之间还是很遥远的。大家推荐坐汽车，由负责接待的张科长开车相送，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走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太阳已经高悬天中。前面车辆停了一长串，可能是因为修路的缘故。我建议大家下车活动活动，却发现前面道路拐弯处有一处新近整修过的院落，居然是洛川会议纪念馆。大门开着，宽大的庭院里静静的，没有一个人。一棵高大的古槐撑起绿阴，遮蔽着一个紧锁的小院。后来我得知，会议旧址的确认就是以人们记忆中的这棵槐树为依据的。陕北老树不多，有一棵就特别显眼。
这就是洛川会议旧址！说实在的，对于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我知道的不会比课本上提到的多到哪儿去。它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有一位老同志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洛川会议与外婆离开延安的关系：
“1937年5月我到延安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之后，正好经历了毛主席婚姻的更迭，见到一些叫人费解的情景。这是悲是喜？是善是恶？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了答案。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在，和毛主席在一起，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使他们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就被找去过。听她讲一讲，也没有搞清她为什么生气，再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诉苦就是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引者注：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但是，我们说不清他们因为什么事吵得那么凶。
记得就是那年夏天，毛主席去洛川开会的那些日子，毛主席住的院子里的哨也撤了，贺子珍与大家有说有笑，很活跃，她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这次去洛川开会，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提出了我党领导抗战的政治主张以及坚持全面抗战，争取胜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这次会议，对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历史学家已有许多评说，不在此处赘述。印象最深的是，此后不久，贺子珍不见了，她去哪里了，我们做警卫工作的习惯，谁也不去打听……”
作为外公的机要秘书，从井冈山开始，由外公召集的重要会议外婆参加或列席了不知多少次。然而这次，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她没有出席。那时她一心想的是赶快取出身上的弹片，再有就是上学、读书，提高自己。决定离开延安之后，她一定很开心，所以与警卫人员活跃地有说有笑。谁能想到，这种欢快的场景在她后来的岁月里，已是不多的几次了。
而外公呢，他同样不会忘记洛川会议前后。自1947年起在外公身边工作的李银桥提供了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无法补了，旧衣服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抚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毫不奇怪，当时李银桥没有见过我的外婆，不会想到“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句话深藏的情感和外公坚持留下它的玄机。他到外公身边服务时，外婆离开延安已十年，外公一直坚持不让扔掉与老妻有关的那件“老衣”。“磨得薄如蝉翼”，说明外婆洗过多次；“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说明外婆补过多次。当然十年来这件衣服也必定被别人洗过、补过多次，但外公强调的是“洛川会议”那一段，含义是在“会”外的。
然而，李银桥毕竟是李银桥。鞍前马后跟随多年，他能够在某种情况下洞悉外公的情感。不错，“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此时外公也许心头一惊，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与他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十年的老战友，我的外婆——贺子珍。于是，他的眼圈忽然湿了，并且茫然，长叹……
俗话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而外公对这句话，可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在会址纪念馆崭新的院墙外，我看到一间濒临坍塌的老屋。房顶虽未脱落，却也岌岌可危，屋子周围则长满了荒草。我想这屋子是见过外公、见过他那些来开会的战友们的。它是真实的，也是沉默的。也许下次再来时，它已经不在了。我拍了照片，告别了会址。
到达延安后，时间已不早了。我决定次日先去保安，回来再看延安。本来还想去瓦窑堡（今子长），但听延安同志说：它和保安是两个方向，半天实在来不及。为什么要去瓦窑堡？那里除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遗址和外公外婆故居外，还有一处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长征结束后，外婆有了与外公结婚七年以来的第一份独立工作：印钞所所长，办公地点在瓦窑堡。尽管任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外婆负责的这个小小厂子却成为后来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前身，她的名字也随之被载入《中华印刷通史》。工作是繁忙的，外婆的心情是愉快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记载道：
（1935年）1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奉命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李青萍负责管库工作，张定繁任稽核科长，贺子珍为印刷所所长，张子贞为副所长，黄亚光负责图案设计。
（1936年）3、4月间，印刷所所长贺子珍因临产调离印刷所，副所长张子贞病故，由朱华民担任印刷所所长。
时间有限，我只好放弃了瓦窑堡之行，踏上了去保安的旅程。汽车在陕北高原中盘旋，如同在井冈山绕盘山公路。举目远望，高高低低的高坡似乎全在脚下。陕北草多树少，土多石少。本来，我急切地想领略黄土高原的风采——那没有一点绿色、苍茫古老的黄土地，但没有如愿。张科长告诉我：这些年飞播植树，雨水也多，黄土高原不黄了，许多土地已被绿色覆盖。真要看黄土，恐怕得等到冬天了。
我想——冬天的黄土地该是外公那首《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景象吧。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是外公长征胜利后的重要作品。1937年外婆出国以后，这位诗人几乎封笔，作品寥寥。为什么？他在苏区和长征期间戎马倥偬，仍旧吟诗作词，此后则意兴阑珊，直到1947年中秋才写出“妻儿信未通”的诗句，在转战陕北的路上思念着远在异国的外婆、岸青舅舅和妈妈。
志丹县城满眼崭新的建筑，写作《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当年住过的窑洞、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欢迎女作家丁玲参加红军的窑洞，还有发生过许许多多有趣故事的窑洞，都不在了。还好，外公和外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住过的一长排窑洞，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成为县革命纪念馆。
“毛主席故居”屋外春光明媚，踏进门来顿时感觉寒气逼人。细细一看，这里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土”窑洞，而是从山体中掏出来的“石”窑洞，而且那山就是一整块红色巨石。墙上似乎渗出水来，窗户也不大，房间阴冷潮湿，家具不过一桌一榻而已。正如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没有任何摆设。
隔壁是外婆故居，更加空旷幽暗。里面没有陈设并且隔了一半做仓库，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外公窑洞旁是秘书和电台人员等人的住所，当时忙于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住在窑洞斜对面的平房。倒是不远处洛甫与刘英夫妇居住的“套窑”比较讲究，大小适中，采光良好，接近我们现在的居室标准。
难道，妈妈就出生在这样的寒窑里？这里固然比她“双凤”姐姐的茅屋产房稍强，却是我见到的最差的育儿环境了。耳边不时传来下课铃声和孩子的喧闹声，原来纪念馆隔壁是一所小学，孩子们正在阳光下嬉戏。也许，那里就是传说中妈妈出生的炮楼？当地同志说，已经拆掉了，没有人知道。
如此残破的故居，让我相信它绝对保留着当年原汁原味风貌，而这却让纪念馆负责人苦恼。他诉苦说：这里只是省级保护单位，经费很少，很多事情有心无力，勉强维持而已。不知道这种原貌能保持多久，真让人忧心忡忡。毕竟，这里曾经居住过那么多风云人物，见证过那么多重大事件……
我匆匆结束了保安之行，带着为妈妈拍摄的故居照片，向延安奔去。我参观了外公的故居：枣园、杨家岭、凤凰山，还有延安的标志——宝塔山。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住过的延安合作社和洛杉矶幼儿园。
妈妈也讲过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她记得：每天，太阳要落山了，总有许多“爸爸”、“妈妈”来幼儿园把小朋友接回“家”。而她自己却没有人接。当时妈妈的名字叫“娇娇”。
娇娇还记得：每天太阳升起来时，“爸爸”和“妈妈”又会把小朋友送到幼儿园。有一个男孩总要放声大哭，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男孩叫陈小达，乳名小老虎。他是娇娇后来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同学，父亲是外公的秘书陈伯达。
娇娇不知道“爸爸”、“妈妈”和“家”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小男孩为什么要哭。她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都住在幼儿园里。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娇娇：“家”就是一间房子，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她一定会说：这里就是我的“家”。
娇娇爱看山川的景色。到了傍晚，小朋友们回家了，院里静静的。娇娇一个人坐在窑洞的门口，看太阳落山，满天映照的红霞，好看极了。有时候，她会看到身披彩色羽毛的野鸡在对面的山包上跳来跳去，更觉得好玩。她常常是等到天全都黑了，才回到窑洞里去。
娇娇（又作姣姣）这个名字，据说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起的。娇娇的姐姐——外婆长征中所生的女儿和邓发夫人所生的女儿，也是由她起的名字，叫“双凤”。只是这两只红军队伍留下的凤凰从此没了下落。
就这样，三岁的娇娇在延安保育院乐呵呵地过着她那没有“家”，没有“妈妈”，没有“爸爸”，而同时又有爱，有阿姨，有伙伴的日子。不管怎么说，妈妈多灾多难的一生中，陕北窑洞中度过的几年（1936年底至1941年初），比起她后来的坎坷，已经算是很幸福、平和、快活的了。
关于妈妈的出生年月和地点，我听到过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1936年底，有人说是1936年中，有人说是1937年；有人说生在窑洞里，有人说生在炮楼里，有人说生在平房里。有人说是刘志丹烈士的遗孀同桂荣接生的，有人说是外公外婆的老朋友傅连医生接生的。这成了贺家和毛家的一个谜。
当年在保安，同桂荣带着女儿住在外公外婆家上面的一孔窑洞里，可谓近邻。2004年，我在西安见到了她和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阿姨。刘阿姨的讲述让我感受到那种从老一辈传下来的质朴友情（详见后文）。
2004年6月，我采访了傅连夫人——陈真仁奶奶（86岁）。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保安见到外公外婆的情形。时间大约是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之前不久，是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外公外婆和周恩来、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与他们欢聚一堂，十分亲密。当晚，傅连夫妇留宿在外公外婆家。陈真仁与外婆作伴，她记得外婆当时快要生产了。
小名娇娇的妈妈出生后一段时间，陈真仁来串门。外婆正好有事，请她代抱一下孩子。陈真仁接过娇娇，发现她总爱伸手摸暖水壶，刚要制止，外公发话了：“让她摸嘛。烫一下她就不摸了。”这件小事，陈真仁至今记忆犹新。
外婆是傅连的病人，也是他的好友。她的爱子毛毛就是傅连亲自接生的。此前外婆在福建产下的男孩（夭折）和在长征中产下的女孩，也是傅医生接生的。受外公委托，傅连在解放后一直过问外婆的身体健康情况，直到他在“文革”中被非法拘禁。傅连后来被迫害至死，连遗骨都无处找寻。
从外公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住院开始，傅连就成了他的医生。长征前夕，外公在江西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大夫骑着骡子从瑞金走了一百多里地到了于都，三天之内手到病除。病愈之后的外公高兴地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他还特地叫警卫员煨了一只老母鸡送去，以示感谢。这次抢救成功，保证了外公对长征的指挥与领导。
陈真仁还赠给我一张老照片。她指着照片上的孩子们说：“傅连右手的是你妈妈，左手的是罗小金。”
罗小金是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三十女杰”的第一个孩子，1936年9月生于陕北保安。“罗”是取父亲李维汉（罗迈）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母亲金维映（阿金）的姓。据记载，罗小金是由金维映的三位战友：我外婆和刘英奶奶、李坚真奶奶三人接生的。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30位英勇坚强的女战士，即“三十女杰”。钟月林是“三十女杰”中年纪最小的女红军之一。70年后，她谈起长征路上外婆对自己的姐妹之情，仍然激动地不能自已。她告诉我：“提起你外婆，别人老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不是的。她的好，怎么说也说不完。”
钟月林的婚姻也是外婆等姐妹撮合的。1936年她在陕北瓦窑堡与宋任穷结婚，1937年在延安生下第一个孩子。分娩前外婆天天来照料，她说：“月林，我生过好多孩子，我知道怎么带孩子，我来帮你。”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望，离开后却再没来过。孩子出生后，钟月林听说“出事了”——外婆从她家出来后，和洋记者史沫特莱发生冲突，一病不起。从此外婆决心出去做手术，养好身体，再回国工作。
钟月林（89岁)告诉我：她在延安苦劝外婆，求她不要离开。外婆的妯娌钱希均在西安做外婆的工作，姐妹推心置腹长谈；在兰州，外公好友谢觉哉继续劝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外婆的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受外公委托，在国内最后一次挽留外婆。无奈外婆去意已决，外婆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正好是1939年。
1939年，在延安同时生活着三位贺家人，那就是外婆的母亲温吐秀，姨婆的继子刘子毅和外婆的幼女毛娇娇，也就是我的妈妈——李敏。当时三岁的她，对前两位，尤其是她的外婆，已经没有丝毫记忆了。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打击向我出国不久的外婆袭来。这位井冈山上的女战士，长征路上的女英雄，被命运一次次推倒在地，又一次次踉跄爬起。只不过，这一次她是在孤军奋战。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可能是外婆在苏联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红色后代”。2004年，年过八旬的瞿阿姨向我讲述外婆与自己的交往。她记得外婆1939年痛失爱子后精神很差，睡眠不好。自己每天早晨负责叫学员出操，总是敲不开外婆的门。瞿阿姨反复强调：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她是谁（为了保密，当时学员每个人都起了化名），不然我一定会好好帮帮她，言语中包含着无限的惋惜。
有两件人生中的大不幸在1939年之前已经发生，只是外婆当时远在异乡，无从得知——她的父亲和母亲已分别在赣南赣州和陕北延安去世了。
张闻天夫人刘英这样回忆与外婆在苏联的交往：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大有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到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帮她（贺子珍）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提起外婆出国，说来话长。千头万绪，容我慢慢讲来。
外婆是与长征时期战友刘英等人一起经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国的。到达兰州后，外婆见到了陈云，而这或许是外婆与王明之间惟一一次间接接触。
遵义会议闭幕后不久，中央决定陈云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同年7月，陈云受命离开长征队伍到达上海，后辗转万里于同年9月到达苏联，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迪化代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去延安时中途停靠迪化，陈云同机离开。王明一行抵达兰州后，得知张闻天夫人刘英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等也在同一城市，便派陈云给她们送去一百美元表示慰问。
“王明”这个名字，在外婆晚年成为困扰她生活的梦魇，耐人寻味的是她并未见过此人。王明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外公不得不与这位“钦差大臣”面对面打起了交道。历史证明这对他们两人而言，都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身怀弹片急于医治的外婆不会想到，她在长征途中负伤竟成为陈云动员红军在新疆学飞行的素材。有关书中这样记载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吕黎平将军的经历：
（1937年5月在迪化）一天，陈云同志把吕黎平找去，开口就问：“小吕，你对今后的工作去向有什么打算呀？”
问题提得突然，吕黎平回答得也很坦率，他想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陈云一边踱步，一边说：“小吕呀，你一定还记得长征路上，贺子珍同志在贵州被飞机炸伤的情景吧？”
吕黎平不知老首长为什么提这件事，有些不解又有些茫然地点了点头。
“一颗炸弹下来，贺子珍身上中了九块弹片，真惨呀……”陈云说到这里，语调更深沉了。“在根据地，在长征路上，我们许多英勇善战的好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下……小吕，如果组织上把你留在新疆学飞行，你怎么想？”
“学飞行？！”吕黎平的眼瞪圆了，“这可能吗？”
当然可能。事实是，吕黎平从此走上了飞行之路并成为我军空军高级指挥员。1937年12月，也就是陈云在兰州见到外婆一行不久，他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告并获批准，从原红一、二、四方面军中挑选18人前往新疆航空队学习。这些人成为我军第一批空军飞行员。
我在延安期间，去了凤凰山麓吴家窑外公外婆故居，这个毛贺最后的家。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外公外婆和妈妈到延安后把家安在凤凰山下。这里就是外公和外婆一立一坐两张合影的拍摄地。
凤凰山麓吴家窑是外公和外婆最后共同生活的地方。那里是吴姓财主的家产，分成三四个院落。外公住在一头，朱德、周恩来住在另一头。这张毛、朱、周和林伯渠四人合影就是在此拍的。
我来到外公和外婆当年住过的两个房间，陈设依然简单，只是新添了一把摇椅和澡盆。但我还是觉得保安更真实。毕竟，从1937年底外婆出走到1938年底外公再婚一年间，这里已不可能完全保留她在时的原貌。
我走到外公与外婆坐下合影的石凳旁，请人给我拍照。我要带回去，给去苏联后就再没回延安的妈妈看看。当年的两口大缸还在石凳上放着，讲解员说：那是老乡做豆腐用的。以前我和妈妈一直以为那是花盆，难怪里面没有花了。1938年底，外公再婚当天，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延安民间有“主席结婚，惊天动地”的说法。外公连夜搬到目标较小并较开阔的杨家岭，从此离开了凤凰山——这个毛贺最后的家。
1939年夏天，周恩来堕马后右臂粉碎性骨折。由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疗伤。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特派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到延安。周恩来一行乘此专机抵达兰州后，换乘苏联专机飞往莫斯科。乘客中没有娇娇，她是1941年初乘苏军一架运输机去的苏联。14岁的朱德之女朱敏和另外两位大哥哥领着四岁多一点的娇娇，把她毫发无损带到外婆身边。
1939年8月26日，周恩来启程离开延安的前一天，外公写下两封家书托他带到苏联。一封是写给岸英、岸青舅舅的（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一封是写给外婆的。外公在信中告诉外婆：“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而外婆收到外公这封信时，刚满三十岁。
周恩来离开延安才几天，1936年夏天到陕北保安第一位采访毛贺的美国记者斯诺到达延安。他后来在《红色中华散记》中略带遗憾地提到：在我这次来延安之前，毛泽东却与贺子珍离婚了……
在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有一附录为《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斯诺是这样评价我外婆的：
在外表看起来，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其实，她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少有人看见她穿长衣服，十年来总是穿着那一套红军的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剿共军队对过阵，在前线上运伤兵。到后方去，调护病人，组织女军，而且，在北上战役中曾受过伤，甚至几乎送了性命。
自与毛泽东同居以来，九年之中终日是奔走劳碌，七年之中生过五个孩子，但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
红军由江西总退却时，她随军同行，直到陕境，步行二万五千里。她先后被炸伤廿几处，到现在，身上还找得到累累的创痕。
她现在二十七岁，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在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受伤以后，先叫人抬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时，在长征途中又产生了一个小孩，她真是受尽痛苦的人了。
在红军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为江西永新云山人，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她父亲也曾当过一任县长。
她曾进过教会小学，她妹妹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泽覃为国军所杀，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学校出来后，就在本县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军抵抗国军一役，即由她领导（引者注：此为误传）。
她同毛泽东是在民国十七年结的婚。她在共军中曾先后担任政治教授，看护，妇女组织的领袖；而在战时，她又是军人——总之，随时随地，她全有工作。
“但这些孩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这何尝是外婆的本意呢！尤其是失落在苏区的毛毛，这是外公和外婆最疼爱的孩子。
平心而论，毛毛舅舅让人如此牵肠挂肚，是因为他在外公外婆身边生活过两年时光，而他在闽西苏区夭折的姐姐、在中央苏区夭折的弟弟以及长征中在四川失落的妹妹，甚至包括我的妈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外婆一生怀过十胎，生育六次，最艰辛的莫过于长征中在川黔两省交界处那次了。2004年8月，我采访了长征中外婆的小姐妹，宋任穷夫人钟月林。她清楚地记得：外婆在行军路上突然生产，她和几个女战士把外婆抬到山坡上，孩子刚生下来就送走了。
结束了保安、延安之行，我坐火车回到西安。在这座千年古都，现在能找到惟一一处与外婆有关的遗址就是城内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西安“八办”）了。1937年冬，外婆从延安到此，不久又离开此地。然后就是兰州，再就是迪化，最后是苏联。
“八办”外婆住过的屋外有一小段简短的说明，告诉人们曾经来到过这里的女性，她们是：贺子珍（1926年入党）、刘英（1925年入党，张闻天夫人）、杨之华（1925年入党，瞿秋白夫人）、林月琴、谢飞（1927年入党）、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张琴秋（1924年入党）、王定国（谢觉哉夫人）、钱希均（1925年入党）、危秀英、邓六金等人。
外婆晚年谈过自己出国的理由：治伤、学习、休息，而最后一条是最耐人寻味的。长征改变了贺家，长征更改变了外婆。首先，长征使她受伤，身中多块弹片，终生都未取出，日夜困扰着她的生活。为此，她先是急于去上海，后来又坚持去苏联，想取出弹片，养好身体，才好做更多的工作。
其次，中央红军从江西走到陕西，逃过了灭顶之灾顽强地生存下来，影响越来越大。斯诺开启的红都之旅日加兴旺，而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的外公日益忙碌。外婆感觉到被冷落的寂寞。在当时舆论中，抱病养伤的她居然变成了“政治落后”分子。
最后，长征给予外婆最大的打击，是失去一对儿女。事实上，在陕北立住脚跟的共产党人在国内形势开始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在努力寻访散落在民间的红色后代（大规模寻访还是在解放之后）。外公和外婆又怎能忘记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的毛毛？我想，他们肯定是托人寻访过，姨婆贺怡也一定会尽快与姐姐和姐夫取得联系。然而此时毛毛已经丢失，外婆想必知道后已不抱希望了，她已经开始心灰意冷了。
对此，外公心里当然也不好受，他在与曾志谈起毛毛时曾一度哽咽。然而，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在于：男人更看重事业，女人更看重家庭。
丢失了在外婆协助下写成的《永新调查》使外公遗憾非常，他说过：“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而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发现外公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一文（收入“毛选”二版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则使外公兴奋异常，就像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把失子之痛转化为对事业、对著作的感情，这就是外公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本色，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1937年外婆远走苏联一事，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1998年，曾志回忆录出版，其中披露了她与外公对此的谈话，因此显得异常珍贵。
1939年底，曾志来到延安，见到了外公。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说外婆出国，外公再婚。来延途中，她遇到了井冈山的老战友彭德怀，两人高兴地谈了一夜，其中也说到外公新夫人的一些情况。到延安的当天，曾志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伏在炕上给外公写信。近60年后，她还记得信的大意是：
“自一九三二年漳州一别（引者注：指的是1932年4月外公率军攻下闽南重镇漳州，与从厦门到漳州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一九三六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曾志信中说自己1936年就想来延安，但等她1937年9月从上海辗转到达武汉时，被陶铸挽留，后来二人结成夫妻。后来外婆告诉曾志，自己在西安见到过她托运来的写有“曾志”名字的行李，但没有见到本人。如果曾志能按计划到达西安再去延安，也许外婆还没离开西安，她一定会劝阻。外婆对曾志的意见是会加以考虑的，1929年她不就被曾志劝下山来了吗？
曾志的信送出去不久，外公就派人请她来自己住的窑洞了。从井冈山见面时起，曾志一直把外公当作大哥哥，外公一直把曾志当作小妹妹。第一次见面，曾志和外公都没提到外婆。曾志后来谈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
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那为什么要离开呢？’
‘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沉默片刻，毛泽东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
毛泽东谈起贺子珍，谈到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毛泽东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
陕西“三安”（保安、延安、西安）之行带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里是外公与外婆最后共同生活的地方，是他们十年婚姻结束的地方。作为他们的后人，对于那一段历史，心中五味杂陈，常常无言以对。
还是讲讲黄河吧。
说起外公外婆在陕西的足迹，除了吴旗、瓦窑堡，红军东征黄河渡口遗址我也没去。据说，1936年红军东征，从陕西过黄河打到山西，外婆跟随我外公，曾是其中惟一的女战士。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外婆给寄宿过的老乡家送纪念品的故事。1947年，转战陕北的外公又在陕西东渡黄河。渡河时，外公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我们不能藐视黄河。”
这次来陕西，我也见到了黄河。在壶口瀑布前，我被那几里外就能听到的雷鸣般的咆哮声所慑服，被黄水拍打巨石激起的漫天水雾所兴奋。我当即拨通家里的电话，大声喊着、叫着——让妈妈听听黄河的声音，让妈妈分享女儿的快乐……
黄河岸边，一位身着白袄，头戴毛巾，面庞黝黑，身材瘦小的陕北老汉吹着唢呐，调子正是“信天游”。游客纷纷与他合影留念，那是老汉的一项收入。我也凑上前去，请旁人替我照相，老汉认真地摆出各种表演姿态。照完我才发现：包还在车里，身上没带钱。
尴尬的我不知说什么好，老汉笑笑，说：“没有就不给嘛。没事，没事。”接着，他迈步走向远处的河边巨石，仰头长奏。吹的是什么？巨浪声中我听不清楚。声浪气雾之中，滔滔黄河义无返顾向东流去。
我到了壶口，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没有来过的地方。此前总在思索：祖辈这些“千古风流”人物，他们的荣辱功过、悲欢离合，百年后还有多少人了解？后人该怎样评说？
现在，我会说：你们来看看黄河吧。这块土地，这些山水，会告诉你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