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成长为暴动女将。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人们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关于她的种种传说，至今还在永新广泛地流传着。
正当革命斗争迅速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
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县党部主席周继颐原来是个假左派真右派，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要全部缴出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城杀气腾腾。
这时，贺子珍被党组织派到吉安开展工作，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贺子珍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6月份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土匪武装相勾结，用重金收买他们以武装攻打永新县城。于是，由右派领路，这股土匪突然袭击了永新。他们晚上摸进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全部被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有一百多人被关进监狱。
这位同志还介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新附近的一个庄子开会，准备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可是消息被走漏，他在乡下被捕了。她的妹妹贺怡和父母亲都逃离了永新，不知躲到什么地方。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
贺子珍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心里如同烧了一把火。
永新县一些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相继来到吉安。当时吉安的政权还没有出现反复，算是一块暂时的“绿洲”。她从这些同志的介绍中了解到，永新被右派逮捕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已经达到四百多人。右派扬言要对其中一部分首要分子处以极刑，情况真是万分危急。
党组织很快召集会议商讨对策。贺子珍在讨论会上慷慨陈词：“大家都说苏联十月革命好，那是人民奋斗牺牲争来的。我们的国家要像苏联那样就要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宁冈大陇村，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经常出没的地方。贺子珍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一致表示，要把革命进行下去。大家决定首先做两件事情：一是起草一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宣言赴南昌，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永新的反革命事变；二是马上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城，救出监狱里的同志们。会议还一致通过永新县党部被砸了，就在吉安重新建立一个县党部。还要把各个民众团体都恢复起来，成立一个各个团体的联合驻吉安办事处。
几天以后，永新县党部的牌子，永新各团体驻吉安办事处的牌子先后挂出来了。
欧阳洛等人带着宣言，赴南昌请愿，要求清查永新县的反革命事变。他们到南昌后，正好爆发了南昌起义。他随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南昌起义后，欧阳洛历尽险阻到了武汉，找到党的组织，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后被敌人逮捕，惨遭杀害。
永新县驻吉安办事处在派出请愿人员的同时，又派人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联系。他们联络了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这时袁文才已加入共产党，他和王佐原来带领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县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农民自卫军。永新驻吉安办事处约请他们按指定的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是湖南浏阳人，北伐军离开永新时，他被留了下来，协助这一带的革命政府组织工农武装。
大革命年代的贺子珍（塑像）。永新南乡的农民武装基础比较好，永新驻吉安办事处通过那里的党组织，也请他们参加围攻永新的战斗。
为了组织好这次暴动，贺子珍设法同永新县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取得联系，把武装攻打永新的消息和日期，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以便里应外合。细心的贺子珍没写片言只字，而是委托一个可靠的老俵，秘密回到永新去，把联合进攻永新的日期告诉她的舅母，请舅母通知狱中的同志。
这个老俵果然把口信带到了。
再说贺子珍的父母和妹妹贺怡，在右派搜城捉人的时候，早已逃到邻居家的柴房里，躲了起来。
当晚，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摸到城墙上，用几匹白布接在一起，绑在腰上，坠墙出城。他们有一个亲戚在吉安的清源山当和尚，三个人就投奔这个亲戚去了。家里留下的小弟敏仁和小妹先圆，由舅母收养。
贺敏学被捕后，舅母常常打发小先圆到监狱里给哥哥送饭。这次，接到贺子珍的口信，她就在送饭的竹筒里， 塞上一张小纸条，让先圆送到监狱里。
小先圆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送信的任务。但是，在永新暴动以后，反动派重新控制了永新，他们抓不到贺子珍、贺怡，把一腔怒火发泄到这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身上，残酷地把贺先圆杀害了。
与贺子珍设法传递口信的同时，永新监狱中的同志也在战斗。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贺敏学。他们也想到了武装暴动这条路，也打算联络袁文才、王佐、王新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敏学把这些意见写在一张薄薄的小纸条上，把它塞在一把旧扇子竹把的空洞里，买通了一个看守，把扇子送了出去。
永新暴动的日期到了。贺子珍惦记着这次暴动的成败，决定回永新参加战斗。她把吉安的工作交代以后，就急匆匆地赶回到永新。
从吉安到永新，要走180多里山路。贺子珍还从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只得走一段，坐一段轿子，直到第三天的下午，才赶到永新。当她远远地看到永新的城墙上飘扬着一面红旗时，心里一阵激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啊，暴动成功了！
这时，她忘掉了身上的疲劳，一阵急跑，奔进城去。
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景象：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国民革命政府的牌子又挂出来；县委也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的大布告，赫然贴在墙上。贺子珍走近一看，原来是安民告示。铁铺里炉火通红，锤声丁当，人们正在加紧锻造梭镖。
她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庄子里，见到了这次武装暴动的领袖们。大家告诉她，暴动后，他们以狱中党支部作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是党委书记，王新亚是总指挥，袁文才、王佐是副总指挥。
贺子珍到来时，他们正在开军事会议，讨论暴动后的行动。她刚从吉安来，一路上听到南昌暴动以及暴动队伍已撤出南昌，并开往广东的消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同志们。
大家分析说，汪精卫已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敌人从江西、湖南调集六个团，准备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已经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另外，永新的民团并没有走远，他们就在县城附近，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军队，卷土重来。很明显，光凭三县农民武装，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会议决定，再打一仗，然后主动撤离永新。莲花的农民武装仍回莲花活动；对湖南比较熟悉的王新亚，决定带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到浏阳一带打游击；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仍回井冈山。永新一部分南乡的农民武装回到家乡去，一部分与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上井冈山。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暴动的队伍所以决定分三路行动，是贺敏学同王新亚两个人商量提出来的。他们考虑，一是分散开不致目标过大，二是如果一处革命遭到挫折，另一处的同志还可以继续战斗，因此她完全同意这个决定。
这次军事会议还对永新的这一仗作了具体的部署：三县的农民自卫军全部撤到城外，分别占领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以逸待劳。永新县的人民和南乡的农民自卫军，则组成赤卫队，负责守城。
贺子珍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永新南门，永新南门也叫禾川门。禾川河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流过。贺子珍接受了任务，就赶到南门来。她发现这支赤卫队有几十人，只有三枝枪，其他全是赶造出来的梭镖。贺子珍背着一枝步枪，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在南门上带领赤卫队员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
接着，她又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使人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她还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对他们说：“保卫永新，人人有责。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准备鞭炮和铁桶，越多越好，带到城墙上来。”儿童们都照办了。
贺子珍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 她想了个好主意，让队员们搬许多大石头到城墙上来，等敌人靠近城墙时，往下砸。
贺子珍手下的赤卫队员，大多数年龄比她大，有的还是她的叔伯辈。大家看着这个年纪才18岁的女指挥员，思想细密，考虑周到，似乎她曾经带兵打过多少仗似的，所以都十分尊敬和信任她的领导。
这次向永新进剿的，是从湖南开来的一个特务营，共三个连。他们头天傍晚在离永新几里路的一座山下扎营，第二天拂晓，留下一个连守营地，其余两个连分两路向永新南门扑来。
三县的农民武装早已按预定计划埋伏好了。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埋伏在敌人的东面，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埋伏在城外禾川河的西面，以便从两面夹击敌人；安福的自卫军则在敌人出动后，由王新亚带领，绕到山的后面，偷袭敌人的老巢。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还故意在南门的前面，留下一块开阔地带，引诱敌人冲过来。总指挥部的党委书记贺敏学也同贺子珍一起，在南门上严阵以待。
敌人一路上没受到什么阻拦，很快就开到南门下。他们以为农民自卫军都吓跑了，马上下令驾云梯攻城。很快，十几部云梯搭到了城墙上，当官的喝令敌兵往上爬。
这一切，贺子珍和赤卫队员在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队员们纹丝不动，只用紧张的、期待的目光望着贺子珍，等待她发出攻击的命令。贺子珍从来没有指挥过打仗，看着敌人像蚂蚁一样往上爬，不由得心里有些发慌。
她努力镇静自己，思考怎样更好地对付敌人。她看看云梯上的敌人还只爬了一半，上半截梯子还是空的，心想，如果等敌人爬满了梯子再动手，不是可以一次消灭更多的敌人吗?她决定再等一等。站在旁边的贺敏学大概明白了她的意思，向她点了点头，表示赞成她的做法。这更增加了贺子珍的信心。她紧握着枪，在城墙后面严密地监视敌人。
敌人乱喊着，继续往上爬。眼看着他们罪恶的爪子快要爬到城楼顶了，贺子珍猛地喊了一声：“打!”赤卫队员们马上跳起来，有的使劲往外掀云梯，有的举起梭镖直刺刚冒出城墙垛的敌人的脑袋。有几架云梯比较短，离城墙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只听得城外一片鬼哭狼嚎声。一架架云梯翻倒了。梯上的敌人被抛在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地下，许多人当场摔死，不死的也跌成重伤。敌人第一次攻城失败了。
敌人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把云梯重新驾起来，一面向城上打枪掩护，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她最近的一架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官模样的敌人，手里拿着枪，正逼着敌军往梯上爬。她举起枪．对着这家伙的脑袋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下了。敌军看到他们的一个头目被打死，一阵慌乱，有人连忙从梯子上退了下来。
正在这时，另一个敌军的小头目跑过来，重新逼迫敌兵往上爬。贺子珍愤怒地举枪瞄准，一扣扳机，这个敌人又倒下了。
当赤卫队员第二次把云梯掀倒时，南乡的农民自卫军点起了土炮，朝敌人密集的地方放。儿童团员也点响了空铁桶里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更增添了土炮的声威。 一时间，敌人弄不清赤卫队使的是什么武器，阵脚一下子乱了。他们攻城不下，忽然又听到营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猜出是老窝遭到袭击，于是无心再战，赶忙下令分东西两路撤退。
贺子珍一看敌人要溜，立即命令赤卫队员打开城门，冲出城去，踏着敌人丢得满地的死尸，追击敌人。队员们的梭镖全派上了用场，向逃跑的敌人背后猛扎过去．有的队员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
溃逃的敌人在半路上又遇到了埋伏的自卫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共消灭100多名敌人，缴获了一百多枝枪。
战斗结束后，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
农民自卫军的胜利消息，很快传到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那里，他暴跳如雷，他马上制定了一个联合会剿永新的计划，迅速拟定湖南四个团，江西两个团，立即开赴永新。
大兵压境，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决定，队伍全部秘密撤出县城，按原计划分三路行动。
当天晚上，王新亚带着队伍开走后，贺敏学走到贺子珍的跟前，递给她用布包着的一百块银元，说：“这是王新亚留给你的。他说，子珍一个女孩子上山，困难一定很多，这些钱请她收下，维持生活吧。”
贺子珍听了这番话，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悲伤的时候，队伍立即要行动，又赶紧压住心头的悲痛，把眼泪擦干了。
几支农民武装有秩序地、迅速地撤离永新。为了保守机密，不惊动群众，上千人的队伍，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悄悄离开了他们战斗过的县城。永新的共产党员和跟随上井冈山的部分自卫队员，临行前都没来得及回家，既没能同亲人告别，也没有取行李衣物，空着手就走了。
贺子珍只把她从吉安带来的一个小布书包和几本书带在身上，便跟着队伍出发了。她与哥哥贺敏学同其他的永新同志又不同，那些同志是有家不能回，有东西不能拿，而他们是无家可归，也无衣可拿。父母和妹妹在永新事变时逃走后，茶馆被敌人占领，早已成了敌军的营房。
贺子珍默默地走在队伍里，对部队这次紧急行动，想得不多，也没有工夫多想，但是，她并不感到孤单和彷徨。周围一张张坚毅的面孔，使这个年仅18岁的女孩子有了主心骨。
她深深感到自己不是单独一个人行动，而是同一个集体——永新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自卫队员——一起行动的。她十分自信：有别人吃的，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有别人住的，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己是革命集体中的一分子啊!
夜是那样黑，那样静，四周除了“刷刷”的脚步声，再没有一点响动。寂静打开贺子珍思绪的闸门，她不由得想起大革命失败后，当年一起闹革命的同学、伙伴，有的离开了，有的动摇了，有的嫁人了，有的当了官太太。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人各有志，怎能勉强? 自己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前途无论怎样艰难困苦，都要走下去，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