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是满意的。这又一次证明了胡乔木在党内不可替代的“大学士”地位。
1956年下半年，胡乔木全力投入八大文件起草。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曾介绍说，参加这项工作有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胡乔木主要参加刘少奇主持的政治报告起草。
中共七大以来的11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时期，八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中央对政治报告起草十分重视，成立了政治报告起草专门委员会。报告初稿完成后送给毛泽东。从8月上旬到9月中旬会议开幕前，毛亲自率领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反反复复。现存八大政治报告的84份修改稿中，经毛泽东修改过有21份。政治报告共分6大部分，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和党的领导。胡乔木主要承担第二、第三、第四等三部分修改和通改工作。在现存的档案资料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毛与胡此间的文字交往，由此不难看出上面所说的。以下是毛泽东给胡乔木的批示，择其要者，原文照录。
(8月31日下午5时)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请乔木注意。
(8月31日下午6时)乔木同志：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议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9月6日晨2时)即送乔木同志：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上午10时)乔木同志：“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9月14日上午6时)伯达、乔木、家英同志：(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对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是满意的。这又一次证明了胡乔木在党内不可替代的“大学士”地位。
作为中共大秀才，胡乔木一生写过无数文章。而这些文章基本上是不署名的。有人曾经问过胡乔木，这么多文章中他看重哪些。胡乔木说，他一生写得最畅快的，前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有《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56年，一篇写于1959年，同署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撇开这两篇文章鲜明的时代主题不论，它们的确体现了胡乔木辞章方面最高成就。其中，前一篇涉及到5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转折，将被放在单独一章中加以叙述；后一篇很少有人知晓竟是胡乔木撰写的。
1959年4月25日晚，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论问题。胡乔木和吴冷西列席。
会间，毛泽东曾问吴冷西反击印度反华言论的文章的撰写情况，吴说正在修改。毛泽东指示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一个初稿，然后交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30日，《人民日报》和国际宣传小组拿出了文章初稿。5月1日，乔木修改了一整天，当晚由中央办公厅印出分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人员。
毛泽东很快看完了胡的修改稿。
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乔木的修改稿。针对修改稿，毛泽东谈了几点意见：
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前此在议会中的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
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
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
根据会上的意见，毛泽东最后为文章题目定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他要求吴、胡二人好好想一想大家意见，第二天用一天时间修改，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显然，这是一篇难度极大的文章。
文章涉及外事，周恩来让自己外事秘书浦寿昌参加稿子修改。5月3日，吴、浦一早就来到乔木家中。胡乔木提出系统的修改意见，并亲自动手修改。吴、浦两人提意见，供胡参考。从上午9时到晚上9时，完成了修改工作。稿子又回到毛处。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胡乔木等撰写的文章。文章基本通过。毛泽东提出，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印度报界也纷纷发表评论，表明态度。印度《政治家报》社论称，《人民日报》的文章“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社论说，“《人民日报》的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
5月8日，尼赫鲁本人在议会发表讲话，称：“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争论的挑动者现在倒成了旁观者。不过，这正是当时中共所需要的，也是《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