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想到难以启齿的主席之争将要在庐山悄悄拉开帷幕。
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辉煌的落日下，从西边奔腾而来，它擦过九江城，便同鄱阳湖的浩渺烟波相遇，流向东海。
一座神秘的仙山，站在九江的南面，默默地注视着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而几千年来它总是躲在云雾里不露峥嵘，漠然傲岸一旁，只有在黄昏时刻，斑斓的余晖将那浓雾滤得透明时，它才从云雾中微微露出一张朦胧的脸孔，这是一座永远被云雾笼锁的“仙山”。
难怪古人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
也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又把庐山称为政治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就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了庐山，也是最后一次放在了庐山。
杜修贤是第一次来到庐山。在上山前，他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他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
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杜修贤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杜修贤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回到北京，杜修贤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的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他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偕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
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
杜修贤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可是令杜修贤意想不到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却在这次会议上向党中央突然发难。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当然，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下面的这些故事杜修贤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事件发生后，他如坠云雾，百思不解。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在会上有大文章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早在这年的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职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确定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在显得过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很快就见到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
一个星期后，林彪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对毛泽东改变国家体制的建议明确提出反对。他表示：应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这样，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惟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惟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会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晚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宪法》工作小组中同样存在两种意见。康生、张春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吴法宪、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两派意见时常发生冲突。
林彪一派虽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抵触，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有关提法发生争执。
此前，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以此为依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三个副词。
吴法宪不同意，他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争论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三个副词出自“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开头，发明权属于林彪。毛泽东已多次表示反对这种说法，他在1969年审定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时，也删去了初稿中的这三个副词。
对于自己的发明，林彪十分珍惜，岂能放弃？
林彪、叶群估计在将要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还会有一番激烈争论。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在称“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准备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按林彪一伙的意思顺利通过。
尽管如此，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仍未改变主意。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西面时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先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急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有着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会议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地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9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历史有时就像风雨一样变幻莫测，当彭德怀因铮铮真言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机会。
1959年的夏天特别炎热，党中央决定在著名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系统地研究怎样有效地克服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为完成本年度的大跃进计划扫除障碍。
在6月底7月初的几天，中央的决策者们和各地领导人陆续抵达庐山，虽然会面、交谈、笑声、问好声不断，但人们的话语、眉间总是透露出隐隐的不安。
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被毛泽东请上了山。
庐山，真是人间仙境，前来赴会的领导者们暂时远离尘嚣，放松精神，从容议事。会议最初几天，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
毛泽东谈笑风生，鼓励大家踊跃发言。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很欣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三句话，就借用来概括，即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专门谈到了“大家要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
毛泽东用强调的口气说：“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毛泽东的定调讲话，和庐山的云雾一样，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暑气，会议的空气轻松起来。
刘少奇的话更使“神仙”们飘逸起来。他话语不多，但切中要点：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
他对会议的总的调子是这样解释的：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接下来的讨论发言，坦率与热烈，可以说是过去党的会议上少见的，或许是现实现状逼使与会者不得不谈。
会上的“神仙”在会后的言谈中，变得更加直率，更能反映庐山会议前期领导者们对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党的领导的失误的沉痛反省。
田家英、吴冷西、胡乔木、陈伯达、李锐等为毛泽东所倚重的“才子”们在7月6日，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聚合在一起。他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在交谈以后，显出沉重的忧虑。
应毛泽东亲自之邀而来的彭德怀元帅，在这种气氛影响下，也作了不同凡响的发言。他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说得意忘形可能重了点，总之是脑子热了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实验。总之，大胜利以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裤子要自己脱，不要让人家拉。江西还在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有人在暗示彭德怀，不能再“放大炮”了，但他全然不理，又提出去年毛泽东曾经给他安上的“算账派”、“观潮派”帽子之事：“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的和有利的因素。在大的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到反面的东西！”
人们都紧盯彭德怀，有人恨不得堵上耳朵，也有人已经在手心里攥出汗来了。
彭德怀积郁久矣，一吐为快，但他哪里知道，他的讲话记录被柯庆施悄悄地呈送给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庐山显得格外宁静，点缀在群峰之间的灯火，似乎也在沉默。此刻，彭德怀十分焦虑。毛泽东既然把大家请上山来，就是要好好总结一下近年来的经验教训，我为什么不能找毛泽东谈一谈，坦陈自己对目前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看法？
但是，他未能见到毛泽东，因为他刚刚睡下，警卫礼貌地挡了驾。
彭德怀决定用写信的方式向主席坦陈自己的看法。
信终于送出去了。
但让彭德怀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给他带来了人生悲剧，庐山的平静也终于被打破了。
第二天，会议重新编组，会议代表人手一份《意见书》，结合原定的《会议纪要》进行讨论。
最初的“神仙会”的那种飘逸的气氛全然消失了，整个会议已经开始转向，为目前形势和中央决策大唱赞歌的人越来越多，对彭德怀的公开的和间接的指责也越来越多。彭德怀郑重声明：这是私人信件，不是什么意见书，要求中央收回，但已经迟了。
也就是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理论权威”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他“提醒”毛泽东，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多年来，这位“老粗”就与党同床异梦，如此等等。
没有多久林彪来到了庐山，他的到来无疑是给批判彭德怀的大火再添一把柴。
历史往往也就这么复杂，彭德怀铮铮真言把自己推入地狱门口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渴望已久的机会。
性格内向的林彪，虽然在休养，但他对政治风云的这种变幻却十分敏感。他对鼓吹神话般的乌托邦主义给神州大地带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并没有亲身感受。他住在四周山清水秀、豪华舒适的别墅里，像相门中的公子，顿顿吃的是美味佳肴，怎么能体会到流浪街头的叫花子的苦衷？但敏感的神经已经告诉他，一场风暴迟早要来临。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日子，是庐山会议发生转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做了长篇激烈的讲话。
彭德怀意识到，自己的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委屈之情涌上心头。他要向主席表白：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在会议室门口，彭德怀迎住毛泽东：
“主席，我的信是给您个人的，没有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径直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没有等他把话说完。
刚强的元帅难以承受这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不明白，事情怎么到这种地步？
在强大的压力下，彭德怀作了检讨。
7月31日，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政治局委员彭真、彭德怀、贺龙等，以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彭真让李锐作记录。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主题是批判彭德怀。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
“隔靴搔痒。”毛泽东抬起腿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他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表现一直不满意。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忽然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大声怒斥：“你彭德怀一贯对毛主席不忠，心怀二心!”
接着，他历数彭德怀的“罪行”：“在抗日战争时，你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百团大战!在你的眼睛里还有毛主席的地位吗?”他自问自答地一挥手，“没有。你根本看不起毛主席。你自以为身经百战，打下了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不听了。你不是真心实意地来干革命，而是‘入股’来了，你一脑子旧军阀主义思想。你这种老大自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内，让你带兵出国作战，你又表现大国主义思想，不尊重朝鲜同志。你是《三国演义》里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平时，你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模样，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些是假的，到关键的时候，你的反骨就露了出来。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伟大创举。人民公社，是跨入共产主义的金桥，好得很。你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钢铁产量能在一年之内翻番，粮食产量能在一年中成倍增长?”
他环顾了一下会场，又说：“没有，这种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奇迹，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可是，你对这些鼓舞人心的奇迹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攻击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难道毛主席和党中央都错了，惟独你彭德怀正确？你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他越说越激动，“你彭德怀懂得个屁！你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吗？”他用一种刀子似的眼光狠狠扫了一下彭德怀，冷嘲热讽地说：“你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你就像《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成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的眼里，一切都是颠倒的。中国人民，不，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我们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领导我们打了天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思想领域里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这是有口皆碑的。可你却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你究竟想干什么?”他提高了嗓门，又说：“你是不是想把毛主席赶走，你上台？你太不自量力了。让你这样满脑子旧思想的人上台，中国只能退到旧社会中去，中国人民还要受二茬罪……”
在整个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林彪的发言调门尤其高。当时有不少人处于观望态度：或思想不通，或撕不开面子。惟独林彪一改以前和彭德怀的关系，大肆给彭德怀滥加罪名。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即刻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定在8月2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斗争有了新的部署，这并不因为他的检讨多么诚恳而变动。
那天，实到中央委员147人（缺席44人），列席15人，与会者共162人。
第二天，大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由于在会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情和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也一同把他们打入反党集团的成员。
这次庐山会议受益最大的就是林彪，他踏着彭德怀倒下的身躯当上了国防部长，挤进了党和国家要人的行列里。
在南巡视察中，毛泽东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少数人不要跟林彪干坏事。十二年后，林彪走完了他的“O”形路。
历史往往是那么有趣，当年林彪打倒彭德怀后，仍不甘心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也许是报应，林彪在同一地点、同一类型的会议上，完成了他的“O”形路途，跌入了庐山的深渊。
为了动摇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反党根基，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巡视一番。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但在当时也确实存在着危险。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使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极力寻找机会，乘毛泽东外出下毒手。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住了10天，与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5次，除了解各地的问题外，主要是谈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后来作了整理，形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其中谈到林彪集团问题的有：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做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就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这些谈话对林彪集团是致命的打击，林彪一伙必然千方百计地要打探到这个谈话的内容。林彪手中虽然有一定的军权，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他在谈话中曾说道：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察觉到林彪一伙要搞武装政变，他发出警告，同时也告诫军队，不要跟林彪干坏事。
毛泽东在武汉做的谈话，一时没有传到林彪的耳中。毛泽东也做了交代，大家都先不要传达，他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7日至9月2日，毛泽东到了湖南长沙及江西南昌，这两地稍住了几天，先后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并做了不少谈话。在南昌时，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在南昌地区做了参观。他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工程。
这个工程不在地上而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它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引起毛泽东高度的警觉：这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一看这个工程，就了解个大概了。这是林彪搞政变后，企图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用的一个指挥机关。江西这个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毛泽东一点不知。毛泽东参观完这个使他“大吃一惊”的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9月3日至10日，毛泽东在杭州逗留。这是林彪一伙组织的所谓“联合舰队”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要实施“武装政变”阴谋计划基本力量的所在地。毛泽东到杭州是很危险的，也许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估计到或察觉了什么。9月8日午夜，毛泽东刚吃完夜餐，突然下令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9月10日下午3时，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告诉别人，不要让林彪死党陈励耘等人送行。毛泽东采取的措施使他得以安全地离开杭州。
9月10日近晚，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此时，林立果“联合舰队”收到了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下毒手的时候到了，林立果等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的，然而出乎意料，毛泽东乘专列到上海后，并没有下火车，毛泽东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夜。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赶到上海，直奔专列，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他。但是，没有准许安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林彪死党王维国上火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有了高度警惕。11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使王维国不知所措。11日下午，毛泽东又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直奔北京方向。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之外。
9月1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正以全速向北京驶去。晚上20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南京、蚌埠、济南、天津都过去了，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风驰电掣，昼夜兼程。9月12日下午4时列车到达丰台车站时，毛泽东下令停车，并把吴德、吴忠等人叫到了车上，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列车停了两个小时，到黄昏时分，毛泽东才下令列车进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这个消息，使林彪一伙震惊。这个消息，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又宣告了林彪集团所谓“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