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执掌白宫以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都是在白宫地下室办公。那里离开地面有三十多级台阶，到总统办公室要走五十多米远，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引起总统的重视。尼克松不同于他的前任，一上台就要基辛格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机构，使它发挥重大作用，成为制订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脑组织。办公室也从地下搬到了地上，在白宫一楼紧挨着尼克松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而华丽的房间。办公室有法国式的落地长窗，雪白锃亮的地板，油漆一新的办公桌椅。基辛格的办公桌上，有直通尼克松的电话，还摆有一架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尼克松对基辛格的题词：“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屋里边还设有一个遥控中心，从磁带数据箱到联结世界各地的直线电话，—应俱全。守卫办公室的安全人员，几乎要比美国肯尼迪角警卫阿波罗登月火箭发射台的人还多。基辛格就在这关系到美国安全的神经中枢，指挥部署，调度一切，主持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尼克松每天要和基辛格通两、三次电话，会见九十分钟。通常是在上午九、十点之间，两人就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情况碰头二十到四十分钟，若有要事，可能在这一天还要再见几次面。尼克松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
美国《生活》杂志曾经发表文章描述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有时还要根据会议的性质，还吸收有关军政部门的高级助手列席会议，以便随时提供咨询。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基辛格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一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坐，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点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在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清楚沉着的声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象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月间的一次会议。基辛格首先回顾了美国现有的被称为“两个半战争”的战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美国军队要准备打“两个半战争”：“一个”是保卫欧洲，抵抗苏联的进攻；“另一个”是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朝鲜的进攻；还有“半个”战争是对付别处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冲突。“两个半战争”计划是基于五十年代针对铁板一块的共产党阵营的政治现实而制定的，而与今天的政治现实不相符合了。中国苏联两个共产党巨人已经出现了分裂，中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发动战争的现实前景并不存在。美国必须抛弃那种固执地认为共产党是一块铁板的思想，而且美国的军事政策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基辛格认为，即使美国战略理论的转变从没有得到北京的承认，美国仍然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整。
为此，基辛格的班子提出了“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新理论。根据这个新战略，美国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或者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讨论开始了。当然，免不了也会有分歧与争执；但是，与会者对基辛格所讲的不会有任何严重的话难。除非得到总统事前暗示或以言词、表情作出的表示，否则，谁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在重大问题上站到“错误”的一边去。
尼克松在会上也会问一些问题，不过他提问的方式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别人他需什么样的回答。尼克松显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基辛格切合他的意图对战略理论的调整，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转变：美国将根据敌手对美国采取的行动，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对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