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市中心的乔治五世大街上。这儿地处闹市，引人注目。大使官邱在市郊纳伊区城堡街，这是一处诺曼第庄园式宽敞而富丽的建筑；住宅四周是花园，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的一面还钉有金属板栅栏以防路人窥视。纳伊区有好些国家的外交公寓。美国使节的公寓也在这儿，离中国人的住所不远。
按照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双方商定，在巴黎由美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渠道。为了避免招人眼目，双方决定不在闹市区的大使馆来往，而在郊区的寓所进行接触。好在俩人住处相隔不远，可以以步代车。步行可以不致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外国使馆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CD45代表英国，CD6代表美国。要是沃尔特斯将乘坐带有cD6牌号的汽车在中国使节住宅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使接触复杂化了。沃尔特斯去找中国人时，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住宅较远的地方，先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者干脆回过头去看看，反复确证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尼克松和基辛格明确地叮嘱过沃尔特斯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这是十月上旬的一天，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期已经公布了。沃尔特斯正在看黄昏播出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人打来电话，请他晚上十点到黄镇大使住宅去见面。他心里想，中国人喜欢晚上接触，当然是便于保密。所以，沃尔特斯走到城堡区中国使节住宅时，还是特意回头看了几次，确认没人跟踪以后，才朝那道已经十分熟悉的大门走去，迅速地推开大门。那个姓魏的年轻翻译已经等候在门后。用英语低声打过招呼，就朝客厅走去。
沃尔特斯对这个宽敞的大厅也已经十分熟悉；墙上是中国画，家具是中国式的。每次都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还有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等。他特别喜欢滋味鲜美的杏子罐头。为了礼尚往来，他也回送些美国钢笔、自动铅笔之类的小礼物。他这个晚上带了几盒美国糖果来。经过多次接触来往，黄镇大使和他之间相处已经十分随便。他刚刚坐下，黄镇乐呵呵说起来：
“将军，你看，我们两国之间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真是有趣。中国的信息尽管通过我这个军人来传递，但是，中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
沃尔特斯也说：“大使先生，一旦你进一步了解美国，你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
寒喧过后，沃尔特斯提供了基辛格飞往中国的座机从关岛起飞后的无线电呼号，还和黄镇讨论了座机到达上海后一系列细节问题，诸如机场详细情况，地面供电情况，冲洗飞机设备，登机舷梯，以及中国负责的保卫工作等等。
谈话之间，中国人象往常一样，热情地礼貌周全地上菜摆酒，边吃边聊。黄镇豪爽坦率，给沃尔特斯很深的印象。俩人象朋友似地一边饮着茅台酒，一边聊天。沃尔特斯一边半推半就地饮着这甘酵的美酒，一边说着自己要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的。这一晚，他兴致很高，讲了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
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你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你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在纽约街头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八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就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然后，在麦迪逊路和八十二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八十四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消息称：“三个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
黄镇听了哈哈大笑，忍不住伸手拍了拍沃尔特斯的背部，称赞美国人的幽默感。黄镇说：“我作为军人，爱跟军人打交道。军人讲话不喜欢转弯抹角。”
沃尔特斯也说：“我一九五O年到过朝鲜战场，六十年代也去过越南战场；我们过去是对手，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今晚同坐在巴黎喝酒讲笑话。”
他俩在一起聊的话题很广泛，但是经常会回到军队生活中来，沃尔特斯知道黄镇经历过三十年代有名的长征，身经百战，因而十分敬重黄镇。他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黄镇会成为第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当时，他俩扯起各自的军人生涯，谈起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个人收入，甚至谈到将军退休的年限和待遇。这天，黄镇谈起基辛格来，说：“我也很喜欢跟基辛格打交道，他谈话坦率，直接了当，也相当幽默。据说，他也在部队呆过？”
沃尔特斯说：“是的，他参军后被派去欧洲，是二次大战尾声时候。”
“他是什么军衔？”黄镇问。
“大战期间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他爱跟别人说自己是预备役上尉。”沃尔特斯说。
黄镇说：“呵！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将军，他应该向我们敬礼。”
沃尔特斯说：“他可能向你敬礼，但遗憾的是他不会向我敬礼。”
“为什么？”黄镇挺认真地问。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十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听了觉得迷惑不解，问：“你是否能陪同基辛格访华？”
沃尔持斯摇了格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闻。”
黄镇说：“我曾向我国政府的领导人谈起过你，你是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的人。”
沃尔特斯走出中国人住处的大门，已是半夜。城堡街已经十分寂静，只是偶尔有几个行人。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一直担心，他多次与中国大使接触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会怀疑一个美国将军到共产党中国的使馆去干什么。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每次见面之前都先用电话联系，而且约定了在电话里不谈论具体内容，都只用代号称呼对方。在使馆里只有他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知道这件事。就是美国驻法国大使迪克·沃森也不知道沃尔特斯的秘密使命。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很神圣的责任感，使命的神秘色彩也使他乐于去干。他不但自己去会晤黄镇大使，还安排了几次基辛格与黄镇的会谈。
当时，基辛格常来巴黎与黄镇或黎德寿进行秘密谈判。这种谈判连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基辛格常乘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巴黎。基辛格一般只带两个助手，他这一行人出国的名单是不通过正常渠道的。开始进行这种秘密旅行时，基辛格向沃尔特斯提出，他进入法国是否不让法国人知道。沃尔特斯认为这不大可能。法国有高度熟练的情报机构，他们只要觉察到沃尔特斯的活动或中国人、越南人的活动，就会发现基辛格在巴黎。沃尔特斯认为，只有直接去找蓬皮杜总统，将秘密会谈之事告诉他，并要求他把这件事高度保密在法国情报机构的上层范围之内，这样才可以避免走漏风声。蓬皮杜总统果然给予了全面的协助。
特别有戏剧性的是基辛格的座机出了故障的那次飞行。沃尔持斯接到通知，基辛格将于黄昏时分秘密飞抵法国中部的布尔日机场，让他到那里去迎接；可是，当天下午五点，沃尔特斯又接到电报，说飞机发生故障，有可能改变着陆地点，不能确定在哪里着陆。如果基辛格在别的机场着陆，他在机场露脸必然引人注目，将导致秘密会谈泄露于世。华盛顿很焦急，沃尔特斯也恼火，他只有一个人，照顾不到西欧所有的机场。晚上八点接到消息，说飞机将在西德境内的法兰克福机场着陆，该机场有为飞机发生制动和减速装置故障而准备的拦网设备。可是，法兰克福机场很热闹，基辛格可能会被人认出来。沃尔特斯心急如焚，只好去求助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慷慨地同意动用自己的神秘式20飞机去接基辛格。
神秘式20飞机的驾驶员是法国空军上校考尔德伦。神秘式20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后，停在为美国空军准备的停机场内。沃尔特斯刚下飞机，基辛格的座机就着陆了。座机刚停稳，沃尔特斯就马上命令熄灭探照灯。灯灭后，座机舱门打开，放下梯子，沃尔特斯上去将没精打彩的基辛格接到神秘式20飞机上去。飞机马上起飞了。在飞向巴黎途中，考尔德伦上校将沃尔特斯叫到驾驶舱，问：“将军，我怎么向德国人交代呢？他们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专机，也知道这架飞机深更半夜飞入德国领空，在法兰克福着陆，而且既无飞行许可证；又没有飞行计划。我们滑进为美国军用飞机准备的地段，并且只在地面停留了九分钟，又立刻飞回巴黎。明天德国人必然会问我，我这是在干什么。那时我该怎么说好呢？”
沃尔特斯经他这一提，也给难住了。沃尔特斯想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主意：“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是爱干这种事的，因而不会张扬出去。”
考尔德伦上校还是发愁：“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又该怎么办？”
沃尔特斯说：“考尔德伦上校，要是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你就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她不会泄密的。”
当晚，基辛格被沃尔特斯带回纳伊区的寓所，并让他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的助手睡在客房，沃尔特斯自己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据说，第二天德国驻法使馆的空军武官果然到办公室去拜会考尔德伦上校，一进门就要求说明昨晚飞行的目的。
事后，沃尔特斯很感兴趣地问：“上校，你怎么说的呢？”
“我把咱们商量的告诉他了。”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
“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它问题？”沃尔特斯说。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上校笑得更厉害了，“德国武官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基辛格在巴黎的秘密访问对沃尔特斯来说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他感到很快慰。他以后成了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黄镇的朋友。他曾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曾经象来自不同的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待尼克松访华后，他觉得毛泽东有一段话比他说的话更深刻、更漂亮。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