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旧中国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中国最现代的城市，西人叫它是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十五层，基辛格住在十四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十三层。
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思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了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思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思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伯；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象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思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思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一九五九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日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五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五点五十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值得提到的是，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这天是星期天，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干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
尼克松又随酒兴所至说：“上海这个城市，曾经饱受外国侵占之苦，我们再也不允许上海，及全中国以至全也界所有象上海一样的城市，再受外国侵占之苦了。我们绝不答应！”
基辛格那玳瑁眼镜架后的眼珠转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总统一定是太高兴了，他忘了周恩来批评黑格说的关心中国“生存能力”的事，又将这种意思讲了出来。基辛格瞥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严肃地坐着，面无表情。
尼克松又兴奋地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这是一句十分敏感的话，要是往常，挑剔的记者们会马上抓住话柄大作文章，说总统在鼓吹“中美”联合“主宰”世界了。常为尼克松准备发言稿的基辛格十分但心。幸好记者们特殊的神经也被茅台酒麻醉了，他们竟没有什么反应。
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当全场热烈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旁。
尼克松在跟周恩来握过手以后，在登上舷梯前，转过身来跟翻译唐闻生握手。他握着她的手，喜盈盈地说：“在这最后的场合，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国之声’唐小姐表示赞赏。我听她翻译，她把每个字都翻得很清晰很正确。”
唐闻生感到很窘，站着不开口。周恩来鼓励她翻出来。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将话翻了出来。这是她第一次翻得不流畅。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最后上了舷梯，在机舱门口回身挥手。
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专机飞离了上海。尼克松还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夫人帕特对他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也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轻松的情绪过去了，又一层忧虑涌上他心头。多年来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象担心自己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并被这个念头折磨着。临离开上海的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他睡不着，熬过了这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周之后，公报也发表了，他竟然没有一丝谁意。凌晨三点钟了，他还把基辛格和已经入睡的霍尔德曼叫去他的房间谈话，倾述檀这段时间来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伴随产生的隐忧。
在往东飞行的专机里，机舱格外安静，使得他的隐忧显得更沉重。他那经过多年磨难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如果记者们的第一批新闻报道决定了公众的情绪，不知道他回去后会碰到什么情况？实际上，在后来，他的对华行动得到了美国两党和美国公众的一致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人们认为打开中国之门是他最伟大的功绩。在他因“水门事件”辞职以后，基辛格曾对他说：“历史将比现在更公正地看待你。”
可是，在这从上海飞回华盛顿的专机上，他将头靠在椅背上，忧虑与疲乏使他脸色发青。
帕特见他脸色不佳，忙问：“你怎么啦？累了？还是不舒服？我叫大夫吧……”
尼克松挥手阻止帕特，说：“我是为飞机着陆后担忧，谁知道是凶是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