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打不如早打，美国是老虎，早晚要吃人。”彭德怀向毛泽东大胆请战。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牺牲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周恩来没有马上告诉毛泽东主席。
●美国人承认与中国作战是一次错误。毛泽东和彭德怀因此而自豪。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人民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队）在金日成首相指挥下，为实现祖国独立、自由、统一而战。金日成这一举动不像美国人所指责的那样是经苏联和中国同意的，恰恰相反，它是金日成的独立决定。在他看来，由于李承晚得到美国的支持，尽快发起进攻将有利于在军队人数和装备上尚占优势的人民军。很显然，对美国直接出兵的危险性，金日成预计不足。
自从1910年以后，朝鲜就被日本军队占领，沦为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共同参加对日作战的美苏军队以三八线——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南北朝鲜，处理受降及战后事宜。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重建朝鲜成一独立国家”，并“设立一临时朝鲜民主政府”，指定美苏两国军事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施办法。这一决定在事实上却导致了南北朝鲜的长期对立。1948年8月15日，美国支持李承晚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并派500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其训练和组建军队。在美国破坏朝鲜和平统一的情况下，金日成在9月9日组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当选为内阁首相。由于出现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金日成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遍选举，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行自主和平统一。李承晚担心选举对他不利，力主武力统一，“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因此，双方都做了相当充分的战争准备，形成对峙。这样，统一朝鲜的任务只能诉诸于武力了，当然，他们都希望吃掉对方。
朝鲜人民军进攻迅猛，势如破竹，使李承晚军队一败涂地，它的保护人美国当然不能无动于衷。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冒雨飞往朝鲜战场实地考察。此后，他向华盛顿发出了美国应直接出兵的呼吁：守住目前战线并能在日后收复失地的唯一保证就在于把美国地面部队引入朝鲜战区。要继续利用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而无有效的地面部队配合，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除非在这被破坏的地区为充分利用海陆空军联合部队作出准备，否则我们的使命将只是白白牺牲生命、耗费金钱和丧失威信，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遭到彻底的毁灭。不到24小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宣布他“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朝鲜政府部队（指南朝鲜部队——作者）以掩护和支持”，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地面部队的权利。于是，美军第24师、骑1师、第25师和第8集团军先后离开日本抵达朝鲜战场。同时，美国海军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开赴台湾，以阻止中国共产党部队对台湾的进攻，保持台湾的“中立”。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共16个国家——作者），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美国决定直接派兵参战并没能阻挡住李承晚军队的溃退。6月28日，人民军攻占汉城，7月20日又攻占大田。生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到8月中旬，金日成的军队已解放了南朝鲜80％的地区，将美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仅1000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再往前，就是浪涛滚滚的大海了。
然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毕竟是位五星上将，他根据自己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朝鲜地形南北狭长、美军海军空军力量强大又善于联合作战的优势，提出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论证，登陆计划被五角大楼批准。1950年9月15日深夜，美军第7师和海军陆战队第1师组成的第10军团在260多艘军舰，近500架飞机掩护下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并取得成功，将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拦腰截断。之后，登陆美军迅速向内陆推进，和沃克指挥的第8集团军相配合，猛烈攻击朝鲜人民军，重新占领汉城，并截断了人民军的退路和后方交通。
在美李军队的联合进攻下，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面临强大的压力。因腹背受敌，遭受严重伤亡。10月1日，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同一天，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向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发出了求援电报：
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形势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内，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定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急速调动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乓力，于9月中旬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的。我们人民军虽对上陆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和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乓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与其他设施大量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上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继续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血，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
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金日成的求援电使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紧急蹉商，这时正是新中国的国庆一周年，当晚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毛泽东就和共和国中央领导人在颐年堂里开始研究出不出兵的问题，一直讨论到天亮。于10月2日凌晨作出出兵援朝的决议。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已是刻不容缓，请林彪带兵赴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参加准备于4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诉他由于美军已越过三八线，与尼赫鲁总理原来保证的情况不一样，因而中国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周恩来要求潘尼迦通过尼赫鲁总理将中国的打算转告给英国外交大臣贝克，再转告美国。
10月4日，彭德怀被召到北京。
从历史的观点看，我国与美国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早在1946年，美国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它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蒋介石与中共作战。因此，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就强调说：“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划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为防止美国直接出兵，毛泽东于5月23日以中央军委名义电令各野战军，指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醒人们警惕美国的侵略：“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报复阴谋的警惕性。”果然，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回绝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中美建交建议，只承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孤立中国。不久，美国又在经济上封锁中国，采取了与中国人民政府为敌的政策。
既然中美之战不可避免，那么在什么地方较量呢？当时，中国估计美国可能会从三个主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攻击，即朝鲜、台湾、越南。后来（1958年），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总结会上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看是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取决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憧，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用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所以比较起来：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资支援，最便利的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还有最便利于我们取得苏联间接的帮助，不论从哪个条件上看，这三个战场来比，我看你们大家今天会同意最好的战场还是在这儿。在这个地方较量了，那是最有益、最有价值、最值得、也最有利。
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和准备，1950年4月，海南岛解放已进尾声时，中央军委组建了战略预备队，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集结中原河南作为机动兵团，起全国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应付来自朝鲜、台湾、越南方面的任何突然事变。司令员黄永胜，政治部主任杜平。下辖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驻信阳；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驻漯河；第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该军团正参加海南岛战役，尚未归建制，准备驻地为洛阳。这种安排果真派上了用场。
这样，朝鲜战争的发生并不出意料之外，但对1950年的中国来说，仍然是个突然事件。此时，除西藏、台湾以外，鲜艳的五星红旗已插遍全中国的领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正由乡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全国上下都忙于政权选举、土地改革、复员军队、恢复生产，虽然在军事上也做着解放台湾进军西藏的准备，但毕竟是和平建设代替了战争动荡。硝烟在渐渐远去，可是朝鲜战场又传来枪炮声，提醒中国不能高枕无忧。
朝鲜战争对1950年的彭德怀来说更是突然，当他10月4日下午奉中央紧急指示乘飞机匆匆赴京时，一点也没料到是出兵朝鲜问题。虽然他作为我军高级领导者知晓我军有反击美国侵略的准备，但他认为轮不着他。确实，在我国数千里的沿海地带，集结着二野、三野、四野大军，还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应付突发事件，这些部队就近调动足够，哪用得着正在大西北全力搞建设的他老彭呀！不过，彭德怀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搞建设的时候并无刀枪入库的想法，相反，他要求军队作好战争准备，有备才能无患。他曾对杨得志说：我们不少同志认为没什么大仗可打了，是的，我们也不愿意再打什么仗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已经打得七零八落了，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啊！可敌人的事情历来不是我们所决定得了的，总归要有些准备吧！头脑要清醒一些，对军队来说，我是相信“有备无患”四个字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自从得到朝鲜战争的消息后就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预测着种种可能。在他看来，无非是两种趋势，一是速决，朝鲜人民军很快取得胜利，将美李军队赶下海去；二是持久，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或者在北朝鲜登陆，扩大战争规模。从战争的进展情况看，战争转入持久的可能性和美军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为防万一，毛泽东决定屯驻河南的第13兵团迅速开赴东北，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一步棋对后来扭转朝鲜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对于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的人选，毛泽东也考虑再三，几十年革命，涌现出一批将才帅才，用谁更合适？毛泽东想让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让肖劲光和肖华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但因粟裕重病缠身，在青岛疗养，一时难以康复，而肖劲光和肖克正分别主持海军工作和总政工作，难以脱身，使指挥机构难以组织。无奈，只好先将13兵团开往东北，有勇有谋的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替换黄永胜任13兵团司令员，这是经林彪、罗荣桓建议后毛泽东批准的。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护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及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赴东北集结整训。争取8月底，最迟不得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将上海地区的第9兵团、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策应东北边防军。毛泽东还建议加快特种兵建设，迅速组织飞行团、战车旅、高炮团等。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骤变，人民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更严重的是，美国飞机的炸弹落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侵略军的进攻方向也直指鸭绿江和图们江，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对此，我国政府提出抗议。由于中美尚未建交，我国通过印度向英、美交涉。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向我国政府保证英、美、法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国得到的情报是美国要过三八线，它先稳住中国，过三八线后，还要搞中国。
9月30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并请印度政府向英美转达中国的态度。但美国却认为这是中国对他们的政治恫吓。为切实弄清中国出兵的可能性，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美国重点在欧洲，如果在亚洲和中国作战，就会冲击美国与苏联相抗衡的世界战略，也是美国力所不及和英法等国反对的。因此，杜鲁门不得不慎重——10月15日亲自飞到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谈，麦克阿瑟认为中国或苏联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他说：中共在满洲集结30万大军，是事实，然而，以我的专业知识判断，在联军掌握空军优势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不会愚蠢地往韩国前线投入大规模的正规军，因为它的主力将会在出平壤之前遭到联军空军的重大打击而被歼灭。麦克阿瑟作出了中国不会出兵或至多象征性地派出5至6万人的结论。杜鲁门放心地飞回华盛顿。
事实恰恰相反，在此之前，中国已经作出了出兵援朝、抗美卫国的决定。
1950年8月，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已把战场推进到南朝鲜领域，进展顺利，因而中国东北边防军集结东北只是防止意外，先做准备，看情况再说。8月下旬，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内容是：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毛泽东。
确实，出兵朝鲜不是件容易的事，还要再议，而且还有个出兵名义、出兵时机问题。再说，兵是集中在东北了，可指挥机构并没组织落实，万一过江，谁去指挥这数十万大军。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都要考虑。但因为要等等看，这些事情的讨论决定暂时限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范围内。
美军仁川登陆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量（任弼时是五位书记处书记之一，当时身患重病，正在医院治疗。1950年10月27日病逝），决定让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挂帅出征。但当毛泽东把他从广州召到北京中南海面谈时，林彪婉言拒绝。他说近一段时间身体很不好，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吃不好也睡不好，头晕眼花，恐怕担负不了统率大军的重任，请求毛泽东派一名比他更健康、指挥能力上更强的同志去。或者先让别人去指挥，等他治疗一个时期，身体稍有好转后，立即赴朝。同时，林彪推荐了彭德怀。
林彪的态度使毛泽东大感意外，长期革命生涯中，我党我军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总是不惜牺牲，勇挑重担，哪有畏惧退缩者！这个林总怎么搞的？然而事情不可勉强。“那么你就好好休养吧！如果中南医疗条件不好，可以到北京来治疗，也可以去苏联。”
林彪的话是实情，中央也知道他身体弱。他的肠胃不好，又患神经衰弱，怕水、怕风，甚至听到流水声都使他皮肤过敏。而朝鲜战争条件又肯定十分艰苦，恐怕难以适应。不过，要说有病，哪位将帅没病，风风雨雨几十年，条件那么艰苦，没有病才怪呢！就说身体十分硬朗，从来没受过伤的彭德怀，也患有痔疮、胃病、慢性肠炎等。林彪用身体不适回绝毛泽东，理由太不充分。实际上他是怕打败。在他看来，与美国直接作战，取胜的可能性太小，这样的差事费力不讨好，还会损害他辽沈、平津战役中打出的威信。于是，他向中央递交了赴苏联治病的申请报告，得到批准。
对此，与林彪长期共事的聂荣臻也相当奇怪，他说以前没有发现林彪怕死到这种程度，可能不仅仅是个怕死问题，而是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打败了，有损他林总的声誉和威信，打胜了，自己也折腾苦了。
这样，毛泽东又找常委们议论，物色新的人选。对林彪的做法，几位常委都感意外。看来林彪考虑太多了，身体是不好，但还不至于不能指挥，不成理由。经过讨论，大家赞同毛泽东的提议：如果需要出兵朝鲜，派彭德怀同志去指挥。
事实证明，派彭德怀赴朝鲜指挥作战非常合适。自从1928年起，彭德怀就和毛泽东一起战斗，共同指挥过红一方面军，打过许多硬仗、恶仗、胜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指挥组织过许多大战役，有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军事才华。更重要的是，彭德怀是一位把个人功名利禄置于脑后的人，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而且身体也好，他完全可以代替林彪。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由于林彪——他一直欣赏和信赖的军事指挥员的临战退缩，又对援朝问题增加了几分谨慎，但是朝鲜人民军危急重重，金日成又发来了求援电，不打也不行。于是，他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出兵朝鲜的问题，以免误了战机。这样，有了彭德怀1950年10月4日的北京之行（本来是10月3日接彭德怀来京，不巧华北地区细雨阵阵，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能航行，4日上午才有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
据杨得志回忆，彭德怀的汽车几乎和北京派去的飞机同时到达西安机场。长期的军旅生活，让彭德怀养成了说走就走的习惯。他没带洗漱用具，也没有回家向夫人浦安修说一声，就象出征打仗一样急急出发了。临行前，他让秘书张养吾带了一大堆有关西北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因为中央没有告诉他火速赴京的原因，他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还以为是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讨论制定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呢！所以带上了一大堆西北经济建设资料。
飞机在向东的航线上平稳飞行，彭德怀没心思欣赏舷窗外的风景而闭目沉思。“究竟是什么事这么急，一分钟也不准停留？”他睁开眼，要张秘书取出西北地区开发规划纲要。他要再研究研究，作好准备，说不定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要考考他这个西北地区的父母官。虽然在打仗上他一点不含糊，但在西北这个穷地方搞建设，彭德怀心里确实没底。当然，彭德怀也想到朝鲜问题。他记起了毛泽东8月下旬发给他的电报。“但不太可能，如果需要增兵援助朝鲜同志，率先出动的应该是13兵团，它们是原来隶属第四野战军的主力，有什么事，有林彪、罗荣桓他们足够了。”想来想去，彭德怀仍然猜不出此行目的。“算了，不想了，到北京以后再说吧。”
下午4时左右，飞机到达北京西郊的西苑机场。彭德怀走下飞机，坐上中央办公厅派来等候着的一辆黑色轿车，迎接的人按毛泽东的交代要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彭德怀说：不是说不能耽搁吗？直接去中南海。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出来迎接，一起进入颐年堂。这里，正在进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和毛泽东打过招呼后，随便找个椅子坐下。“原来中央在讨论出兵朝鲜之事，自己没有准备，先不要说话，好好听。”于是，彭德怀静静听着每位领导人的发言。
《彭德怀自述》第257页载：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干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援助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之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去中南海。因为4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没发言，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就问彭德怀想得怎么样，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彭德怀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一会后，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下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你摆摆你的看法。
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举行。在其他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参加：“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好嘛，我看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彭德怀话刚说完，毛泽东就接上了茬。“我给大家通报个情况，经过和少奇、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商量，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我也同德怀同志谈了，他同意，好吧，德怀同志，我谢谢你！党和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哪？？”
会议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在10月15日。
10月7日晚，彭德怀告诉他的秘书：该准备走了，收拾东西，去朝鲜。把秘书搞得很吃惊：怎么去朝鲜。等他明白情况后问彭德怀要不要回西安先安排一下，彭德怀把眼一瞪：“安排什么？那儿没我地球照转，工作交接由中央负责安排。时间很紧，我得很快到东北。”确实，和美国人打交道，不那么简单，彭德怀心里也很重。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就赶赴沈阳，在登上停在东郊机场上的飞机前，他才想起让秘书给他夫人浦安修发个电报，说明情况。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并秘密地传向东北边防军：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当天，彭德怀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所人员飞到沈阳，住在东北局三经路招待所。晚上会见了朝鲜内务相朴一禹。第二天，他不顾疲劳，立即召开军级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各军在10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随后，他与东北人民政府负责人研究作战配合、筹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关等事宜，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时，11日深夜，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长途电话到沈阳，要彭德怀火速回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有关出国作战问题。
彭德怀被紧急召回的原因是苏联方面原定由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决定，理由是他们没有准备好。彭德怀接到了这样的电报：
彭（德怀）高（岗），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彭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毛泽东
13日，彭德怀和高岗到达北京。中共中央经过再一次讨论后，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出兵朝鲜。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的电报送到周恩来手里：
恩来同志：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一九五○年十月十三日
政治局会议作出有无苏联空军参加中国都出兵朝鲜的决定后，在北京的彭德怀立即急电东北部队，要他们继续作好战争准备。10月15日，彭德怀飞回沈阳并立即到安东，并召集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很显然，这是作战前的动员会议，要动员，就要讲深讲透，于是彭德怀在会上讲得很多、很全面：
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认为对朝鲜战局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说，我们要积极支持北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策，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不过，对这个问题，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同志们都是党员，如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意见主要是两种，一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朝鲜，其理由是：第一，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第二，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第三，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第四，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第五，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总之，一切准备不够，主张暂不出兵。另一主张是积极出兵援助朝鲜，因为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是不够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准备不够。据中央军委的材料，美国的陆军共有21个师，有战斗力的17个师，海陆空军共有146万人，连最近动员的一部分合计150万强，到明年才可达200万人，其中陆军只有83万多人。英国和法国的兵力更不够。法国在越南常打败仗，英国的困难也很多。帝国主义集团既然准备不够，为什么又要打呢？主要是想以打来巩固他们的内部，扩大他们的影响，来争取一些动摇的国家继续加入他们的阵营。仁川登陆，侵占汉城，美国又抖起了威风，我们必须及时地给以打击。如果我们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也会更活跃。如果美国占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它就可以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在国际影响上也不利于我们。
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我们三年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一点工业，到那时还是要被打得稀烂，而那时日本已被美国武装起来了，可能出动较大的军队，我们再制止侵略就很不容易了。还有西德，也会很快被美国扶持起来，它的钢产量很大，不容忽视。这样看，目前打也许更有利些。当然，我们目前不希望大打，也不向美国宣战，而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要想取得和平，就必须经过艰苦严重的斗争。我国革命已经胜利了，世界革命力量也已取得了优势，但如我们袖手旁观，不积极帮助邻国反抗侵略者，就会给世界革命泄气。另一方面，我们要建设国防，建设重工业，三五年是办不好的，因此，我们的陆军、空军装备在三五年内也不可能特别改善，海军就更谈不上，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好。
在敌人方面，空军占有优势，坦克和炮兵也占有优势，机械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但战术方面我们比敌人强，敢于近战，用炸药，拚刺刀，投手榴弹，这些都是敌人害怕的。而且我军的政治质量远比敌人高。敌人的困难正在增加，优势长久不了，他们军队的补给运输来回一次需要38天，更重要的是，他们是非正义战争，兵心不稳，士气不高，而我们是正义之战，这是决定胜负的基本因素。
在作战方法上，我们要改变过去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用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又暂时占有优势，所以要采用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它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要有机会，哪怕一个营、一个团，也要坚决地予以歼灭。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大家应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具体应用。
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援助朝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也是巩固我国革命的胜利成果，保护东北的工业，巩固我国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要尊重朝鲜同志，多看他们的优点，对人家的缺点不宜随便批评，更不要专挑缺点毛病。如果找缺点，国内就有，何必跑这么远呢？我们的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给人家留个好的印象。
另外，还有个纪律问题。出国作战，纪律问题至为重要，我们军队有良好的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也是我军不断胜利的保证之一。到朝鲜后，更要发扬这个优点。一般说来，下列情况下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要胜不骄、败不馁，遇到困难不埋怨。虚心谨慎，亲密团结，一定能战胜敌人。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我相信我们能胜利地完成任务。
彭德怀讲了一个多小时，从决策讲到敌情，从作战方针讲到军队纪律，可谓相当细致，不愧是位勇谋兼备的将军。
尽管如此，彭德怀还是觉着身上的担子很重，从外表看，他脸上凝着一层忧虑和严肃。他深知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分量：此次作战非同以往，美国陆海空三军相互配合，现代化装备，而志愿军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加上异国作战，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而且朝鲜已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部队作战所需物资绝大部分不能就地解决，而要靠国内供应。但是不管困难多大，也必须打胜这一仗。毛泽东已经说过：既然中国决定了出兵，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能战胜敌人，能解决朝鲜问题。
打这一仗，责任重大哟！
当然，他也想到过指挥问题。入朝的部队多是原来四野的，按说林彪来指挥更合适。在北京的时候，彭德怀曾问过毛泽东为什么林彪不出来，第一次毛泽东没正面回答，第二次问，毛泽东作了解释：原来我们考虑的人选是林彪，但他对出兵朝鲜有不同看法，跟他谈，他递来了傅连暲写的病情诊断书，要求去苏联治病。总不能让他不生病吧！不过，我看他的病在这里——毛泽东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是害怕打不赢麦克阿瑟，失了他林总的威信。他是脑袋里有病。老彭啊，你是勇挑重担，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啊！
彭德怀就不怕打不赢？他也翻来复去地想过这个问题。打胜仗是不容易，但可能性却是很大的。国内战争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三年消灭国民党军800万，了不起啊！战争锻炼出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员，特别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战胜美国军队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也可能会打烂，这无非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原来不就打算解放战争5年才能完成吗？既然自己主张出兵，主席点将后岂能再推倭。不过彭德怀确实没想到过推托，所以当有人说他挂帅是不服老时，他没作任何解释。彭德怀有句名言：在困难面前低头、认输、后退就是自我毁灭、自我背叛，是极其可耻的。
不过，彭德怀也承认此次赴朝的艰苦性，他说：“我这个人是命中注定和苦地方打交道，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就不用说，差点活不下来。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但话说回来，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和‘穷’、‘苦’打交道，没有穷苦，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这是彭德怀刚刚组建起志愿军领导机关时说的话。
经过紧张的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做到一声令下即可出动，但就在大军准备过江之前，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18日回京，商议作战方针问题。因为敌人在进攻过程中丝毫没有停在平壤、元山一线的迹象，反而迅速推进。这样一来，我志愿军就要迅速过江并改动原定作战设想，由于敌情变化太大，电报电话说不清楚，只好让彭德怀再跑一趟了。18日晨，彭德怀、高岗等人乘飞机到达北京。经过磋商，决定军队迅速过江并隐蔽集结到预定区域设防，寻找歼敌时机，同时加强电报联系。
彭德怀行前，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为他送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作陪（江青因事外出）。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便宴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席间，毛泽东指着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个兵？
彭德怀很感意外，马上说：不行，不行，去朝鲜有危险，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嘛！
毛岸英听后有些着急：彭叔叔，你让我去吧！我在苏联时当过兵，参加过对德国鬼子的作战，一直攻到柏林呢！
彭德怀把脸转向毛泽东，目光中透着询问。毛泽东接话说：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德怀，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事已这样，彭德怀爽朗答应，行，我收下来。不过，岸英，你要听我的安排，你不是会俄语吗？就留在我的司令部里当翻译吧，怎么样，岸英，你愿意吗？毛岸英连忙答应下来。都说彭德怀心粗，这次却考虑得很细：父亲送长子出征，说明了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决心和信心，自己一定要保证岸英的安全。所以他把岸英留在指挥机关，留在自己身边。
最后，毛泽东举起酒杯说：为你们两人饯行喽，用一句老话，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950年10月19日拂晓，彭德怀驱车从北京饭店出发，乘专机到达沈阳，下午再乘专机在4架战斗机护航下抵达安东。约五点半钟，黄昏之下，志愿军拉开了过江赴朝的序幕。按原定计划，志愿军先过两个军又两个师，但彭德怀在安东巡视鸭绿江大桥后发现江桥一旦被炸，将极大限制志愿军后续部队入朝并可能因此失却战机。他因而建议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全部集结江南待命。于是，第38、39、40、42、50、66军数十万人马几夜之间悄悄地登上朝鲜国土——为了保证秘密推进，部队过江一律晚上进行。在部队开动之前，彭德怀已乘一辆吉普车先行过江，会晤金日成并商量联合作战问题，为节约时间，他未来得及换上人民军将军服，就乘车离开了祖国。随后跟进的只有一部装电台的卡车。如此时候，彭德怀不顾安危，亲临前线，真显将军本色。对他来说，这种身先士卒的行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这恰恰是他常胜的重要秘诀！
按照军委原定计划，我志愿军入朝后，先打防御战。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地区修建2至3条防御阵地。如果敌人来攻，就在阵地前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就孤立打薄弱一路；如敌人只守不攻，我们也不主动进攻，而是充实装备，加紧训练，等空中、陆地都有压倒优势后再实行攻击。实际上是计划防守6个月之后再谈进攻问题。然而情况不同预料，美军占领平壤后继续北进，而且速度很快。相反，我军因要保持秘密入朝怕敌军飞机轰炸，行军速度缓慢，均未能进入预定作战地区，更谈不上修筑防御阵地。敌情的急剧变化要求我方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也及时来电更改布置。为统一认识，彭德怀在志愿军司令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的木屋里召开出国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
我军历来强调慎于初战，初战必胜。因此，会议开始后，富有作战经验的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副司令员都没急于开口，推让彭德怀先讲。彭德怀正呷着茶叶，他也不推辞，一边嚼着一边说：“你们要我先讲我就先讲。现在，我们原定的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计划不行了，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后退的运动战法也不适用了。我们是战略反击，作战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当前敌人分兵冒进，兵力分散，我们应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具体部署是这样：我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以突然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伪军3个师，这部分敌人位于中央，若将其全歼或歼其半数，东西两线的敌人就露出了屁股，我们就可以继续歼敌。当然，我们一口吞掉3个师没有绝对把握，只图嘴巴快活，不顾肠胃遭罪难受的事我们干不得。所以，我们先吃伪6、8两师，然后再吃它一两个师。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口怎么吃法？我看要引敌人到有利于我的地形上来打！”
但是这种计划也被迫再次改变。因为敌军是以师、团为单位的分散冒进——在他们看来，北朝鲜人民军已经溃败，中国军队也未参战，推进到中朝交界的鸭绿江一线指日可待，因而极端狂妄，不怕分兵散进。这样，我方集中兵力聚歼敌人非常困难，而也要采取相应的以分散对分散、分头歼敌的办法。
10月25日，彭德怀亲自起草电报，向毛泽东报告了他最新决定的作战意图：“敌人以坦克数量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人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次日14时，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做法：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新的作战方针使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上处处主动，伪军处处被围被歼。我40军先在温井以东歼敌伪6师1个加强营，随后又消灭2个营，云山、熙川之敌也被攻击，首战获胜。但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到朝鲜充其量是象征性地出兵，不足为惧，他用美军代替吃了败仗的伪军，继续分兵冒进，声言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朝鲜战争。沃克中将指挥美第8集团军（这是美军主力）在西线，阿莱蒙德少将指挥第10军在东线，分头向前推进。但中间相隔着宽80公里的间隙。针对敌人的分散状态，彭德怀召集将领们研究决定从敌人右翼实行战役迂回，割断敌人南北联系，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断敌后路的重任落在了13兵团王牌主力38军身上。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我42军在东线顶住了美伪军的轮番进攻，完成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我40军消灭伪军数千人；特别是39军组织的云山战役，歼灭了美军工牌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及伪军一部，还击溃了增援云山的骑兵第1师第5团，共消灭敌人2046人，其中美国1840人，击毁缴获大批火炮、汽车和枪弹物资，震动白宫。就连日本的军事家也对云山之战大加赞赏。后来，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将这个战例作为模范战例，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作为军官学习的基本教材。他们认为中国军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突然，敢于实施夜间白刃战等，都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我38军却因判断敌情失误，使熙川之敌逃脱被歼厄运，随后又没能完成截断从云山、泰川撤退敌人退路的任务，使我军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各个歼灭敌人的胜利大打折扣，破坏了可能歼敌两三个整师的战役计划。本来38军断敌逃路是全局的关键，在整个作战计划中是“第一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毛泽东也亲自加以关注、安排，告诉彭德怀：“只要我38军全军及42军1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背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但结果38军太过慎于初战，未实现毛泽东彭德怀所寄厚望，对此，彭德怀勃然大怒，他厉声地说：
38军的动作太慢了！我们告诉你们那里只有敌人一个营，力量空虚，为什么慢慢腾腾？为什么进攻这样迟缓？为什么因小失大？你梁兴初有什么了不起，胆大包天；老子让你打熙川，你们说熙川有个黑人团。什么鸟黑人团，自己吓了自己。都说你梁大牙是铁将出身，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还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是个鼠将！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我身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有权惩罚违犯军令的人！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彭德怀甚至怀疑38军的战斗力和军长梁兴初的指挥水平，为此，政治部主任杜平向他作了解释：38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从松花江一直打到红河岸边，创造过辉煌的战绩。它是在红三军团一个师的老底上发展起来的，在东北一直打得很好。军长梁兴初是个好同志，在东北作战很勇敢，身上多次挂彩，是四野的常胜军长，四野首长常常表扬他。这次可能是对新的敌人不摸底，指挥起来有些犹豫。但这种解释仍然使彭德怀很不满：“我们三军团的仗，不是这样打的！拖拖拉拉，什么作风？都说梁兴初是员猛将，我看他是右倾！”
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看法。当他得知38军没打好首仗的报告后，说：这不是部队战斗力弱，而是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主观努力不够，处置不当。建议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中仍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38军。结果不出所料，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嘉奖。
1950年11月13日，志愿军党委在大榆洞召开入朝后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总结第一次战役，讨论下一步方针。会议一致认为第一次战役在我军仓促上阵情况下，能毙敌15800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清川江，稳定了朝鲜战局，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初步摸到了敌人的长处和弱点，增加了胜利的信心，意义重大。战前，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极为谨慎，10月23日，第一次战役前2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询问情况：
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电报还提醒彭德怀注意发挥我军善于夜战近战的特点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现在，第一次战役打胜了，心里有了底。当然，战果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大，主要原因是对美军估计过高，顾虑过大，不敢大胆穿插到敌侧后，断其退路。另外，在战术布置上也有不妥当之处，使我军歼敌两三个整师的战役计划未完成（客观地说，这个计划是定得过高，当时我军尚没有这个能力——作者）。彭德怀在会上严肃批评了38军，提出反对右倾情绪，震动和激励了全军。
序战取胜，但敌人主力并没受到损失。而我军却因重重困难不能乘胜追击。可这也有个好处，就是我方主力尚未暴露，敌人仍然认为我志愿军只有5至6万人，他们过分相信自己的实力，继续执行兵进鸭绿江边的计划，保持着进攻势头，这为我军诱敌深入，重兵歼敌造成可能。因而我军计划第二次战役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敌人更放胆地前进，使敌人战线拉得更长，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彭德怀自述》中说：
“我们当时采取了故意示弱，纵敌、骄敌和诱敌深入的战术。我以小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而我主力控制在北镇东西地区，利用有利地形，隐蔽构筑反击阵地，引敌进攻。待敌进至云山、龟城线我预定战场反击阵地？？”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
事实果然如此，麦克阿瑟骄横地认为我志愿军是“象征性进攻”，“装备低劣，怯阵败走”。并在11月24日下令发动了“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进攻，挥师20万人从东西两线同时扑向中朝边境。而他自己则乘专机在天上飞了40多分钟，要亲眼看看中共军队败走时的零乱场面。尽管他什么也没看见，仍是得意地命令他的军队大胆地前进。
面对敌人的进攻，彭德怀除在军事上精心准备外，还与政治部主任杜平商量，决定释放一批战俘，以宣传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政治上瓦解敌军，减少战斗阻力，并在军事布置上迷惑敌人。本来，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效果也很好，在国内释放战俘是家常便饭。但当时是在国外，释放的又是美国战俘，情况变了，亦无先例模仿。考虑到多种因素，彭德怀电请中央军委指示：
军委：我们拟下一战役前，释放100名美李伪俘虏，以扩大我军优俘政策，打破敌军怕杀心理，并准备19日夜由前方阵地送出。是否可以，请速示。彭德怀邓华杜平。1950年11月17日9时。
次日上午，毛泽东就回电指示：
你们释放一批战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志愿军释放战俘一事，很快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在11月23日的报道中承认美军战俘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友好招待。尽管这些释放者很快就被送回美国本土，我军优俘政策还是不胫而走，在美军中迅速传播，收效之快，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对此，毛泽东很赞赏，他11月24日对彭德怀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效果，请准备于此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结果，在第二次战役中，出现了两起百人以上美军集体向我投降事件。
然而释放战俘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迷惑敌人，计战俘回去泄露我军因敌机轰炸，弹药粮食补给困难，准备撤回国内；运输线已被炸断，一时难以修复等假情况，诱敌深入。这种做法使麦克阿瑟更自信于自己的判断：敌军已遭受我空军的巨大打击，战斗力微不足道，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冒进的敌人进入毁灭的巨网。我志愿军东西两大集团军——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在东线，韩先楚指挥6个军在西线，抱着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为朝鲜人民报仇的坚强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实施了反突击作战，即第二次战役。
令人震惊的是，在反击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敌机轰炸，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彭德怀的指挥所里。为此，彭德怀一辈子自责遗憾。
当时，由于我军没有制空权，因而前方和后方、安全与危险也就失去了绝对分界线，不像国内战争中，军师机关都是比较安全的，更不用说是总部机关了。但是在朝鲜，就是在总部机关和彭德怀身边的人，也一样面对生与死的考验。而且，为不暴露我军主力入朝目标，总部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飞机，又缺乏重武器，因而敌机横行无阻，猖狂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牲畜行人也要狂轰乱扫。特别是对我指挥机关，多次派飞机侦察，千方百计寻找、轰炸。由于部署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司令部收发电报甚多，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测向，发现了志愿军总部的大体位置，导致“祸从天降”。
11月24日傍晚，美军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很多人以为是敌人的轰炸机，没有在意，但解方参谋长很警惕，他当日接到了毛泽东发来的提醒他们注意空中敌人的电报，其中说：“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为防意外，他召集防空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凌晨4点钟开饭完毕，总部人员全部进入防空地区。对此，彭德怀不以为然：敌机天天来轰炸，你天天躲起来呀？但洪学智副司令员还是以研究作战计划为名把彭德怀转移到防空洞。上午11时左右，四架野马式美军轰炸机飞抵志愿军总部上空。此时天空碧蓝如洗，突然，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急速下落，因太阳的照射显得非常刺眼，那是用铝作包皮的凝固汽油弹。有人喊“美军又扔传单了”，可话音没落，炸弹就炸响了，随后升起一股股白烟，彭德怀的司令部成了火海，令人心惊又庆幸！但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有跑出，等大火被扑灭，人们在灰烬中找到二人的遗体，已经分不清谁是谁。据警卫排同志回忆，毛岸英戴有一块苏联制造的手表，这才分开二人。
据和毛岸英在一起的参谋成普讲：那天本不该岸英值班，但他呆不住，又来值班。敌机飞来时，我觉得不对劲，跑到门口张望，看到炸弹正向下落，我刚喊一声快跑，就被一股热浪掀翻到门外沟里，幸免于难，岸英和高参谋没出来？？
毛岸英就这样牺牲了。那样平凡，那样突然，那样令人遗憾，甚至难以置信。他还没来得及发挥聪明才智、勇猛威武，没来得及经历一个战争的壮烈场面，亲手去刺杀一个敌人，就倒下了？
几小时后，行政处张仲三副处长叫工兵同志钉好两口薄木棺材，用白布将两位烈士遗体裹起来放进去，安葬在大榆洞山上。大家围着遗体痛哭，彭德怀脸色苍白，双眼含泪，一脸悲愤之情。想想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来电让他注意空防，而自己忙于打仗，没有注意，他太后悔了。彭德怀在灵枢前脱帽仁立，默哀良久，沉痛地说：“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党中央毛主席刚任命我当志愿军司令员，他就找我报名了。”
毛岸英的牺牲，使彭德怀心情受到很大打击。当解方参谋长请示他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报告毛主席时，彭德怀铁青着脸，沉吟半晌后说，岸英同志为国捐躯光荣，我想迟早都是要报的，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上报。接着他起草了一份电报：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7时已进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和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25日16时
“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彭德怀的声音充满着愤怒。复仇的火焰已在他心中烈燃，他命令韩先楚副司令员亲自去指挥穿插部队：一定要插到底，狠狠地揍美国佬！不插到指定位置，别回来见我！
彭德怀本来不大抽烟，现在却向他的参谋要烟抽。参谋把烟给他，又用火柴点着。彭德怀猛地吸了一口，却被呛着了，猛烈地咳嗽，刚吸一口的烟被扔得远远的。他突然对洪学智说：“麻子，来，杀一盘。”
一向开朗乐观的洪学智副司令此时面色沉重，他略显迟疑后，取出了棋盘。此刻，他们哪里有心思下棋？棋盘摆开了，可两人都没把心放在上面。洪学智走了一步，彭德怀却连走三步，不一会，竟发起呆来。
“不下了，不下了。”彭德怀哗地一下把棋盘掀翻了，棋子滚落了一地？？
他心中烦躁啊！
据警卫员回忆说：那天夜里，充满寒意，气温接近零下30℃，尤其在大山之中更觉清冷。然而彭德怀却连帽子也不戴，还把风纪扣解开，走出了作战室，任凭山风吹着面颊、脖梗。他背着手，徘徊不定，聊天无绪，不时地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久久地沉默后，他高声长叹：哎！毛主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我怎么向他交待哟！微微的月光下，他双眼有莹莹的泪花。
彭德怀的电报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把它扣下了：战局刚开始.这不幸消息会刺激毛泽东主席。直到1951年1月2日，他才写信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第二次战役中，38军和42军一起行动，仍然担负穿插分割敌人、断其退路的重任。战前，彭德怀找到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对他说：在第一次战役中，38军动作迟缓，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逃跑了？？我听说，38军在国内战如猛虎，很能打仗，这次我要再考验他们一次，看看他们的战斗作风到底怎么样。所以仍让38军担任西线迂回阻击任务。这次阻击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你们沿途遇敌不要恋战，必须不顾一切，按规定时间插到指定位置、要不惜一切代价，象钢钉一样狠狠地钉在那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后退。战役开始第2天，即11月26日，38军就攻下了宁远、德川。随后112师、113师、114师分别攻向价川、三所里、戛日岭。特别是三所里，如攻不下或守不住，将重复第一次战役情况，让敌人跑掉而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
113师不负重托，一夜行军145里，先敌5分钟到达。之后，38军主力迅速向三所里聚集。敌人撤退要必经此地，必须控制，而我方要坚决守住。于是激战在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双龙里一带展开。我38军死死守住阵地，岿然不动，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在远离主力80公里的情况下，阻击和牵制了数万美伪军，被阻之敌除一部分西析安州侥幸逃脱外，余敌全部被歼。更重要的是，他们强力阻击敌人50多个小时，使南突北援之敌相距1公里而始终可望而不可及。为我西线部队换来歼敌22000余人重大胜利的时间。对此，我军领导人大加赞扬。彭德怀先是让政治部起草了嘉奖电，彭德怀读电后，觉得意犹未尽，就在电文稿的夹缝内加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但他读了几遍觉得不太满意，又亲自起草了嘉奖38军的命令，原文是这样的：
梁（兴初）、刘（西元）并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彭邓朴洪韩解杜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也深为38军的战果所激动。1951年春，当38军政委刘西元随邓华副司令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朝鲜战况时，毛泽东久久握着他的手说：你们38军在朝鲜打了胜仗，把美国佬给打痛了，名气可大哪！
就在38军坚守阵地阻敌南逃的同时，在西线担任正面进攻的我4个军，按照总部命令，不顾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勇猛推进。敌人为避免全军覆没危险，于12月1日下令向三八线总退却，逃跑之快，令人不敢相信。
面对敌人的总退却，彭德怀一时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继续追击？要不要占领平壤？正在为难之际，毛泽东于12月4日发来电报指示：应派一个师相机占领平壤。彭德怀当即定下决心，派3个师分3路向南推进，威胁平壤，第39军116师负责相机占领平壤任务。12月6日，我军收夏平壤。
与此同时，东线我第9兵团（辖第20、26、27军）在宋时轮司令员指挥下突然对长津湖地区的美伪军反击，出其不意，歼敌13000多人。但我损失也较大，主要是准备不足，11月27日，东线地区普降大雪，气温骤然降至零下30度左右。严寒的气候给部队作战和粮弹补充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来朝仓促，许多人的冬装没领到手就上了火车，加上队伍对此地山高路险、气候寒冷、人烟稀少调查研究不够，又缺乏严寒地带作战经验和准备，以致出现大批冻饿伤亡。
占领平壤后，我军已完成并超过原定歼敌7个团，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间的方案。但毛泽东认为还存在争取更大胜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要求部队克服困难，趁敌混乱之际“向三八线攻进”。至12月25日，停止进攻，共歼敌36000多人，其中美军24269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之外的全部领土，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半岛，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
仅仅经过两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将美李联军自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一带防御，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危为安，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十分震惊。
对我军取得的这么大的胜利，毛泽东非常高兴。原来设想志愿军入朝后坚守半年再谈进攻问题，现在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令人振奋呀！他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能不能守；三是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相反，敌人阵营舆论沸腾，麦克阿瑟被大兴问罪，他无言以对；自己不是已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吗？现在他能做的，就是给美国政府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
“在过去4天里，同20万以上的中共正规军进行了交战。他们在满洲正在集中强大的兵力，不断投入前线，因而我们面临全新的战争。由于这一事态的发生，联军迅速结束战争并早日从韩国撤走的希望受到了挫折。现在的问题已超出联军司令官的权限，只有联合国或者美国政府从政治上才能解决？？如果不给紧急增派最大限度的地面部队来对付中共军的大举入侵，联军将逐渐被迫撤退。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我军正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同大规模中共军进行苦战。如果不立即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那就几乎不能指望胜利，甚至会被消灭。因此，希望政府为了充分对付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态，作出政治决策和战略计划。”
杜鲁门总统接到电报后，为了解麦克阿瑟的真意并把握战况，特别急派陆军参谋总长柯林斯上将飞往东京。在东京，麦克阿瑟向柯总长提出三个方案：第一，在有限的制约下继续进行同以往一样的战争；第二，以轰炸中国本土、封锁中国沿海、把国民党军队投入到韩国前线和向中国沿海扩大战争；威逼中共；第三，让中共军队停留在三八线以北，在联合国监督下停战。并说他主张采取第二方案，必要时也可采取第三方案。杜鲁门回信拒绝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在韩国不能冒全面战争的风险同中共对抗。请您今后仍要关注对日本所造成的威胁，并要定下我军撤兵的妥当日期。请将军注意，可供您支配的部队，只有第8野战军（即第8集团军）。”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把麦克阿瑟的嘴都气歪了。
这就是美国放出和谈空气的背景。面对中朝军队的大规模反攻，美国一面说要准备动用核武器，进行核恐吓；另一面授意一些国家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案，玩弄先停战再谈判的阴谋。对此，我在外交上提出和谈必须具备的三项条件——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从中国台湾撤兵等；而在军事上则要继续进攻，打破敌人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主张志愿军克服困难，再打一仗，过三八线，给敌以新的打击。
然而，继续一战对志愿军来说却相当艰难。缺少冬装，吃不饱饭，单衣在身，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现象在志愿军中很普遍，以致冻饿减员大于战斗伤亡。也因粮弹不足，使我军无法完成预定任务。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既不是因物资缺乏，也不是后勤战线同志不努力。相反，鸭绿江边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后勤同志也非常辛苦。问题在于没有制空权，又缺乏交通工具，运不上去。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整个志愿军的运输汽车，只相当于美军两个步兵团的运输工具。正因为如此，在敌人全线撤退后，彭德怀命令主力停止进攻，原地休整补充，准备下一次战役。
但就在此时，志愿军司令部收到了中央军委来电，转述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他说：朝鲜战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他们已放出空气，但是美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澈出南朝鲜，而且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这对促进美帝国主义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同意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打算。
由于敌军主力仍未被歼灭，并在三八线附近预设防线，而我方却因连续作战，困难不少，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仗怎么打？什么时候打？志愿军总部经过讨论，决定到1951年春季再实施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在最后总结说：根据敌情我情，第三次战役放在明年2、3月份最为合适。因为敌人一线兵力有13个师（旅）共20万人，我第一线兵力加上人民军也不过30万人。又经过两次作战，相当疲劳，急需休整补充。我们的运输供应较前不是改善，而是更加恶劣，越推进这种情况越严重。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
与总部决定相反，中央和毛泽东要求第三次战役提前到1951年1月上半月或更早时候。毛泽东的指示说：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各国过多揣测，民主战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1月上半个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显然，第三次战役放在2、3月间，是从军事形势方面考虑的，放在1月份是从当时国际形势和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的。按道理、军事斗争应该服从政治斗争，第三次战役应提前。但政治斗争又如何照顾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呢？这使彭德怀和其他领导人很为难。但经过考虑，彭德怀还是按命令行事，要求各军于12月12日开始向三八线挺进。总部指挥所位置也及时前移至平壤东北的君子里。
彭德怀虽然同意提前发动第三次战役，但他也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我方运输困难，部队相当疲劳，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已近半数，加上气候严寒，因此不宜南进过远。第二是敌人已在三八线设防，我军从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战，来不及很好地训练。据此，彭德怀建议第三次战役以不过三八线为好。12月8日，他致电毛泽东，说明想法：
下一战役十六、七号开进完毕，十八、九号可开始攻击，估计月底可结束。如能歼灭伪一、六两师、美二十四师、骑一师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我即将越过三八线，相机取得汉城。如上述敌人不能消灭，或给以歼灭性打击时，即能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亦不宜做过远南进，因过远南进驱退敌人到大邱、大田一带，增加以后作战困难。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主力？？
对彭德怀的意见，志愿军总部认为它是既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又照顾我军当时实际困难的好主意。没想到毛泽东断然否定。因为当时敌人正施放先停战后谈判的烟幕，利用人们对三八线的旧观念，诱我不过三八线，以便喘息后重来。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想让敌人企图得逞，命令彭德怀我军第三次战役必须过三八线：
彭，并告高（岗）：
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然后再战？？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彭德怀很快领会了意图。为了更大的收获和主动，只有克服困难了！但是作为前线军事指挥员，也要力求军事上的万无一失，并且他已看出两次战役的胜利，我军上下已出现速胜思想苗头。为此，彭德怀于12月19日夜发电给毛泽东，陈述他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
毛主席：
？？两次大胜后，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各方面生涨。苏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种意见，不仅是苏联意见而是朝党中央多数同志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廿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说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现在十三兵团使用上不要太伤害元气，目前虽未到顶点，但从疲劳上（两个月不能安全休息）物资不能及时补给，气候寒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现在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战（三八线原有相当永久工事）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报告中提到暂不越三八线作战，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十三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50军、66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击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上述各项可否盼示。
12月21日，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毛泽东同意彭德怀在电文中对敌情的分析和作战部署：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说服？？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毛泽东同时强调必须过三八线：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
1950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我军集中兵力9个军（军团）分左右两大纵队抢渡临津江，在400里宽的地面上同时攻击，突破了三八线。这是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公开身份（前两次是稳秘的）作战，也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协同作战。我方不惜代价，冲过布满地雷的土地和层层火力网，勇往直前。经过激烈战斗，迫使敌人全线撤退。随后，我军向汉城挺进。1951年1月4日，我志愿军第50军、第39军116师和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汉城，美李军撤退到汉江以南。至8日止，中朝军队解放了三七线以北的全部领土，歼敌19000人，战线推到三七线。此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
对美李伪军这次如雪崩般的溃退，新上任的美第8集团军李奇微有过形象的描述：在汉城北几里路，我碰上了第一批败兵，他们想尽快地南逃到汉城去。他们的武器抛掉了，只有几个还带着枪。我把吉普车横在路中心，阻止这条人流，然后设法找出他们的长官来。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我希望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因为设法拦住一支败军，就等于要拦住一次雪崩一样。
在志愿军收复汉城，推进到三七线的情况下，彭德怀不仅不命令部队乘胜进攻，反而停下休整，有些同志不理解，特别是苏联驻朝大使和朝鲜同志有些情绪，但彭德怀坚决不同意乘胜前进的意见。于是他接到朝鲜方面的通知，说金日成首相将于近日从平壤出发前往君子里会见彭德怀，商谈尔后作战问题。实际上是来征询彭德怀为什么在我军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附近时，彭德怀司令员突然下令收兵？下面的仗怎么打？
1月10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在君子里举行会谈，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也参加了。彭德怀首先谈了志愿军的作战和伤亡情况，然后解释为什么突然收兵。虽然他摆的理由都是实情，但朝鲜同志转不过来，并搬出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史蒂科夫同志说我们不该停止南进，应利用战场有利形势向南挺进，给敌人最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撤出朝鲜。”彭德怀笑笑说：“想法是好，说起来也容易，但敌人主力未损，即使再打一仗也不能让敌人退出朝鲜，何况我第一番入朝部队已连续作战三个月，减员过大，第二番部队最快也要到三四月份才到齐，我军第一线兵力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又迫切需要休整，难呀！”“史蒂科夫同志说，困难可以克服，不应过多强调困难，要抓住战场主动权，乘胜前进，解放朝鲜。”这几句话，把彭德怀惹急了。
“史蒂科夫？他打过什么仗？二次战役后，我们停止追击，他就反对，也不想想，靠两条腿追敌人的汽车轮子能有多大收获？告诉他，我彭德怀来朝鲜不是为了打败仗的！我们也懂乘胜追击的道理，也想快点胜利，可条件不许可！再往前去，敌人就会从侧后登陆夹击，不是已有仁川失败的教训吗？？？
彭德怀说的都是实话，可这点痛了金日成，当初人民军不就因此吃了大亏嘛，现在怎么又要张那么大口呢！他同意了彭德怀的分析，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但有些勉强。他与彭德怀准备到北京与毛泽东面谈，但毛泽东建议他们不要来。苏联驻朝大使将此情况报告斯大林，认为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将此情况转告了斯大林，并说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之后，斯大林回电苏联驻朝大使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元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认为彭是天才军事家。后来，彭德怀因此被指责为搞大国沙文主义？？
确实，三战三捷是伟大的胜利，但也因此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的高涨，“把敌人赶下海去！”甚至发生了战略意见的分歧。一些同志主张改变打法，乘胜追击。更严重的是，部队中出现了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强买东西，强借粮食物资等，“吃点喝点算什么？”骄傲自大，看不起朝鲜同志。这些情况都及时地反映到彭德怀和毛泽东那里。为此，1月19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到来。
在朝鲜战场，彭德怀则于25日主持召开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以统一双方的认识和决定以后的作战方针。会上，彭德怀再次解释了我军不能乘胜对敌人实施追击的原因。他说：
“为什么没有实行追击？我们在第一个战役后不但未追击，且将主力后撤了30至50公里，这是因为敌人主力还未被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乘胜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在东线击败敌人后，曾实行相机追击。在西线亦曾以一部分兵力分三路相机追击败敌，但主力则集结休整，准备再战。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战果。第三个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追击，追了50至70公里，亦未取得大的战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备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必须承认，伴随不断传出的捷报，我军前进的困难也日益增大。如粮食供应和弹药供应难以保证，只能达到需要量的25％左右；气候严寒，我军冻伤人员剧增，战斗力大受影响；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另从军事迹象判断，第三次战役中敌人似主动后撤，有引诱我军南进之企图，不能不防。于是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追击，进行休整补充，等待第二番入朝部队，重点是保证春季作战的必胜。
然而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彭德怀判断敌人不会马上进攻，我军主力进入休整之时，美伪军却发起了强大攻势，我军陷入被动。这是彭德怀军事生涯中仅有的一次失算。
1951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指挥重兵发动全线进攻，“五天打过汉江。”由于我方准备不足，形势极为不利。一是对敌人的进攻估计不足：此前，苏联军事顾问沙哈诺夫将军和聂荣臻都发出过美军可能正面进攻的警告，让彭德怀考虑。但彭德怀判断失误，仍然重在休整，没向第一线增派部队。当时作出部队休整一二个月的决定是依据我方情况和常规分析敌人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的，认为敌人失败后不可能迅速进攻，对其拥有现代化手段可以迅速整补，拥有高机械化装备可以迅速由进攻转入退却和退却转入进攻的有利条件估计不足。
其二是我兵力不足。第二番入朝部队有第3兵团（辖12、15、60军）、第20兵团（辖67、68军）、第19兵团（辖63、64、65军）及第47军都未赶至作战地区，从国内抽调的4万老兵和8万新兵亦未及时补入第一番部队中，因而我军现有兵力不占优势。
其三是战术上对我不利。敌人吸取教训，抓住我军供应困难、只能维持“礼拜攻势”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利用其现代化装备始终与我军保持接触，消耗疲惫我军。同时，他们一改过去分兵冒进的做法，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借此破坏我军的休整，摧毁我军战斗力。
在我军坚守阵地困难，后撤又有政治影响的情况下，彭德怀难于决定，遂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在1月28日致电彭德怀，明确指示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要求部队不仅不能后撤和放弃汉城，而且要南进，压过三七线到接近三六线的地区歼灭敌人。这让彭德怀大为吃惊。经过慎重考虑，彭德怀确信毛泽东第四次战役要求挺进到大田一带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他壮着胆子，于31日晚八时再次向毛泽东说明我军的困难：
？？（二）我军情况：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共补五斤，须二月六日才能勉强完成。特别是赤脚在雪里行军是不可能的。将各军、师直属队和担架兵抽补步兵团，亦须数日。十三兵团主力由现地出动至洪川、横城集结，约二百公里，我们拟于二月七日晚出动，至十二日晚开始攻击。（三）攻击布暑：以邓华率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六十六军首先消灭美二师，然后进攻堤川之美七师或伪八师、二师，得手后，看情况。以韩先楚往汉城指挥三十八军、五十军与人民军一军团共同坚守汉城江南岸阵地，相机配合主力出击。拟以金雄（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员——作者注）往平昌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首先消灭伪七师，得手后向荣州前进。（四）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须二月十八日才能到铁源作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一个师三天只走十五里）。到四月才能大体恢复健康，影响了我步兵比敌步兵优势，这是严重问题。第四次战役，敌我步兵相等，我情绪比敌高，但我还存在着很多弱点。消灭敌两三万后，敌利用技术优势，我亦不能取得两三个月的休整。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建议十九兵团迅速开安东补充、整训，以便随时调赴前线。
应该说，彭德怀考虑得比较周全。但是，尽管有些勉强，第四次战役的序幕还是拉开了。志愿军总部制定了“西顶东放”的作战方针，韩先楚副司令率38、50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在西线防御，邓华副司令在东线指挥39、40、42、66军让敌人深入后实行反击，争取歼敌主要是伪军1、2个师，如得手就可止住敌人，否则我撤退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并坚决反击敌人。
结果，由于西线我38军和50军血战汉江南岸，以血肉之躯阻滞敌人重兵前进，使我军横城反击得手，歼敌20000余人，但因砥平里战斗失利，破坏了战役反击。加上没有战略预备队，难以制止敌人的继续进攻。在新的形势面前，彭德怀决定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分两个梯队节节阻击抵抗，迟滞、杀伤敌人，争取二个月时间，等待第二番作战部队的到来。同时也深刻认清了美军主力被消灭前战争不会结束。朝鲜战争将是长期的，对此应有准备。
但是，这种认识，需要和毛泽东同志交换看法，有必要一谈。2月16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要求回京向中央面报，毛泽东复电同意。18日，彭德怀到平壤。2月19日，彭德怀对邓华交待工作后专程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况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商讨今后的战略方针。20日晚，他带着二名参谋，两名警卫员，乘两辆吉普车连夜向北疾驰，21日晨到达安东，然后乘专机飞北京。飞机经沈阳时，落地加油。东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郭瑞乐请彭德怀到休息室休息，因为他见彭德怀很疲劳。但彭德怀不愿到休息室。他说：不累，你们别管我。他不进休息室，也不吃饭，不喝水（时为11点多钟）一直站在飞机旁，等飞机加完油，即刻起飞。
21日午后，彭德怀赶到北京，下飞机后立即驱车直奔中南海，不料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山别墅（玉泉山静明园）。彭德怀又马不停蹄，立即赶赴西北。此时，毛泽东正卧床而眠。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养成了深夜工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但因长期不规律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他又患神经衰弱，休息前又特别难以入眠，因而保证毛泽东主席的睡眠便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他自己也因此很痛苦，谁若是不小心弄醒了他，他会非常生气，为此，毛泽东批评甚至开除过他的卫士。
彭德怀急匆匆的脚步被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主席工作了一整夜，刚刚睡下，他最不愿睡着后别人扰醒他，这您也是知道的，还是等他睡醒后再说吧？？彭德怀似听非听，要卫士前去通报：我要立即见主席，主席知道我要来，快进去通报。然而卫士仍然坚持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影响主席休息。彭德怀上来了倔脾气：前线军情如火，能不算特殊情况，让我进去！他伸手拨开工作人员，大步闯入毛泽东的卧室。
“原来是彭大将军，我岂敢不见，快请进。”毛泽东从床上坐起，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时闯进来提意见。”
“对不起主席，影响了你休息。前线情况确实紧急，我又是个急性子人，你也晓得。我这次回来，就是向你汇报情况，谈谈我的意见，听不听由你，对不对可以讨论批评。”
“那好，你讲嘛。”
于是，彭德怀讲了他对第三次，第四次战役的看法，认为作战带有很大勉强性，我们指挥上有速胜思想，而实际情况证明战争将是长期的，彭德怀建议迅速补充我军力量，让第二番参战部队尽快上去，战争越持久，对我军越有利，最后一定能打破敌人的优势。
毛泽东一边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沉思着。是的，“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强求不得呀！老彭，你讲得有道理，我和恩来、少奇、朱总商量商量，拿出个指示，你还是尽快回朝鲜，那里需要你哟！”
几天后，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坚持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正确方针。1951年3月1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轮番派出军队在朝鲜坚持持久作战的方针：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问题。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志愿军应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编组三番轮战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4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根据一、二两月份作战的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成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元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而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于4月上旬到达前线之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出击，而以第一番部队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4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车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
3月9日，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在此之前，我军按计划撤离汉城，在向北转移中步步抗击敌人。战役打得相当艰苦。至4月中旬，我第二番入朝部队第3、第19、第9兵团先后到达集结地域，加入防御序列，阻止了敌人进攻，第四次战役结束。此次作战，共歼敌78000余人，使其每天只能前进
1.3公里，还要付出900人的代价。我方也因困难多而伤亡较大，战斗减员近60000人，但阻止了敌人，增加了防御战经验。
中国志愿军的胜利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陷于痛苦的境地。由于他指挥上的失败，也因他要扩大战争到中国本土的政策与美国政府有分歧，1951年4月11日，他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签署的正式解职令：
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狂妄的麦克阿瑟被打跑了，他的继任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由于我第二番志愿部队的入朝，使我军又具备了兵力优势而能进行伎击作战。1951年4月6日，志愿军党委在金化郡上甘岭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示，讨论第五次战役计划。决定4月中旬发起春季攻势，争取歼灭美军3个师和伪军2个师。
1951年4月22日，中朝两军以15个军的兵力向敌人实施反突击。为保证部队供应，除后勤部门保证军队5天的补充外，各部自带5天的干粮。这种措施保护了我军的作战能力。至5月21日，由于敌军增援和我粮弹接济不上，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一个月战斗，共歼美伪军46000余人，击毁、缴获汽车1000余辆、坦克207辆，击落击伤敌机236架，锻炼了新入朝部队，争取了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时间。第二阶段作战6月10日结束，因为敌人援兵不断增加，我方被迫收缩休整。虽然歼敌36000余人，但由于刚入朝的部队对美作战经验不足，目标过高，领导机关统一指挥无力，供应不能充分保证等原因，我方在收兵时受挫，特别是60军180师因转移不及时被敌人包围，除300余人突围外，损失7000余人。加上其他损失，我方伤亡约16000余人，付出了大的代价，教训不小。彭德怀说：这次因疏忽吃了一些亏，大家都尝到了滋味。毛泽东也认为我军第五次战役吃了亏，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作为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彭德怀极为同意。要求部队一个营、一个团的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
我军4月22日发起的春季攻势，使美国政府非常慌乱，他们已经看不见美军在朝鲜获胜的希望。5月下旬，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承认“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惊呼说：“我们卷入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
美国被打疼了，不得不寻找和谈的办法来稳住阵脚。5月31日，美国国务卿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透露了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共人物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演说。杜鲁门当天就在田纳西州发表演说相应，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日本、南朝鲜广播电台发表声明，建议举行停战谈判。“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各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项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个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对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志愿军领导人彭德怀都认识得相当清醒：谈当然可以，但谈是打出来的，因而只能以打促谈。而且敌人一定不会诚心和谈，为防止敌人耍花招，我们应准备作战。一旦敌人乱来，我们就实施八月反击，打第六次战役。
当然，五次战争的实践也使志愿军变得现实多了，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想一口吃掉敌人几个师，一下子打到釜山，把美伪军赶下海去，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们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逐渐削弱敌人，不断改善我军装备情况，从打小歼灭战到打大歼灭战，取得最后胜利。同时，针对敌人的和谈舆论，与其谈判，以争取主动。
这样，自1951年7月10日开始，双方在开城来风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厅堂里进行了谈判桌上的较量。与此同时，战场上依然硝烟弥漫，敌我双方进入了和和打打的长期对峙中。
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我军的方针和任务应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准备谈判。彭德怀马上在志愿军总部召集了高级干部会，决定①在全体指战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②作战采取运动防御和反击相结合的拉锯式形式；③指导思想上采取打小歼灭战即“零敲牛皮糖”的方针，保证在一次战役中我一个军能歼美军一个营、伪军一个团的原则，积小胜为大胜；④二三个月内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谈判开始后，坚持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以换班、轮番作战的方式作为保证。
对美国来说，谈判只是为了弥补其军事上的损失、换来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因而是美军代表提出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以北的无理要求。在我方拒绝后，美伪便狂妄地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8月18日，美军第8集团军在东线发动“秋季攻势”，9月底又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结果都是惨败，侵略军被歼灭157000余人。美军伤亡率的急剧上升，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严重的不安与混乱，被迫重新考虑恢复停战谈判。10月25日，双方在板门店恢复了停止63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但是美方代表继续军事恫吓，竟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李其微将军可谓无计可施了。
就整个谈判过程而言，前方战事虽然频繁，但规模都不大，我方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对付美军实施的“绞杀战”和“细菌战”。他们利用空中优势，把成吨成吨的炸弹扔在我运输线路上，平均7米就有一颗炸弹，其目的就是要“摧毁各条路线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这确实给我军造成了严重困难，但也由此促进了我军高炮兵、铁道兵、工兵和空军的迅速建立及作战能力的迅速提高，帮助我军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对敌人实施的“细菌战”，我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揭露其野蛮罪行，一方面加紧研究、化验和预防。结果，美国不但没达到目的，反而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十分被动。
终于可以舒口气了，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11月初，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志愿军归国观礼代表团团长杜平，对他说：“你回去见了彭总，问他好，告诉他目前志愿军采取的总方针是正确的。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领导下，你们取得了很大胜利，中央很欣慰。要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夺取最后胜利。你也转告彭总，林彪现在身体不好，让他休息了，不管事了。”言外有意，彭德怀已让他放心了，那就放心干吧，不要考虑太多。
自1951年6月11日起，敌我双方都进行了积极防御，战线基本上对峙于三八线附近地区，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艰苦作战，共歼敌640000余人，粉碎了美李军的一切攻势和各种阴谋，有力地促进了停战谈判的实现。
在这期间，志愿军领导人发生很大变动。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其职务由陈赓接任。6月份，陈赓被毛泽东点名回国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邓华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委。此后，杨得志等人先后负责志愿军的领导工作。
赴朝鲜前，彭德怀就患有慢性肠炎和严重的痔疮。1952年3月，他的头部又生了个瘤子，身体日见消瘦。同志们多次劝他回国治疗，他总是不肯，一说军事形势太紧张，二说一点小毛病死不了人。周恩来知道他的脾气是不下命令不肯休息，便电告他回国治疗，还特意强调要他休息是毛主席的命令，同时派国内医生前往志愿军总部。于是，彭德怀打算5月后起程回国。但因中央考虑彭德怀的健康，多次电促，彭德怀遂于4月7日起程回国，4月12日到京后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对外称“农业大学王校长”。
彭德怀住院后，医院安排护士王春玲专门护理。她还不满20岁，留着齐耳短发，待人天真活泼。当院领导向她介绍彭德怀是新来的“王校长”时，王春玲一点也不信，但她只眨了眨眼，没有吱声。后来她说：“当时我心里想：他哪像个校长，倒像个农村干部。”
做过手术后，彭德怀只能躺在病床上休息。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一下到寂静异常的医院，彭德怀感到非常闷得慌。他就找书来看，“校长嘛，哪能不看书？”此时王春玲已从来看望彭德怀的卫生部长傅连暲之口得知“王校长”是彭德怀，可要求依然严格，禁止彭德怀看书。但她却被彭德怀说服了，彭德怀说：我这个人是打柴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不是不想读，是生活逼得我
没办法读。我十几岁就给人家挖煤当长工呀。俗195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得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知识越多越好，你也要多读书学习哟！
看着王春玲每天热情而周到的护理，彭德怀心里很过意不去。这是他的老脾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照顾他的人，总想问问人家有什么困难，能帮助解决的，尽力帮助，都是革命同志，要互相照顾嘛。他对自己生活却很粗心，但关心别人却很细心。彭德怀发现护士小王每天两次给他试脉时总是盯着他的表来计时，她的手腕上空空的，原来她没有表！
彭德怀决定送给王春玲一块表，可他无法出去买。于是当他夫人浦安修从西安到北京来看他时，他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小王每天按时试脉、送茶，她的工作多需要一块表，可她没有，把你的表送给她用，行吗？
浦安修感到有点突然，可细一想，对彭德怀来说又属意料之中。多年的共同生活，浦安修已深知彭德怀的心里总装着别人的需要和群众的利益，这件事不解决，他不会安心的。于是，她摘下手表，放到了彭德怀手中，一向严肃的彭德怀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点点头，憨厚地笑了。他感激妻子对他的理解和牺牲——这块表浦安修得来也不容易。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手表，直到1947年冬她去晋西北参加土改，中央办公厅发给团级以上干部每人一块表时，她才平生第一次带手表，此后，它一直伴陪妻子起居，现在，她献出来给了最需要的人。
彭德怀出院时，又送给王春玲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对她说：你护理我那么长时间，很辛苦。现在我要走了，没什么感谢你，留个笔记本作个留念吧！在笔记本的扉页下，有彭德怀这样的笔迹：望王春玲同志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出院后，彭德怀住在中南海永福堂休养。7月份，经周恩来建议，中央政治局批准，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本来应任命他兼任总参谋长，但他不愿接受此任命。故总参谋长仍由徐向前担任。聂荣臻任代理总参谋长。
彭德怀回国期间，我志愿军在邓华司令员兼代政委和杨得志将军等率领下，与敌人进行了军事和谈判两个方面的坚决斗争，使其无机可乘。由于美方始终不愿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坚持其强迫扣留战俘的主张，使谈判因战俘问题拖延难决。1952年10月8日，美方片面宣布休会，随即发动“金化攻势”作战，双方在上甘岭一带展开激烈交锋。美军为夺取志愿军两个加强连防守的597·9、537·7高地，先后动用3个师60000余人，集中300门大炮、100多辆坦克和大量飞机，不断轮番进攻。平均每天向我阵地发射炮弹数万发，将两个高地削低了2公尺。我军也先后投入40000兵力，与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战，平均每天打退敌人30至40次进攻，经过43天战斗，歼敌25000余人，守住了阵地，经受住了考验。
上甘岭战役后，美军在战场上陷于困境：正面战场啃不动；扩大伪军以抽调自己的部队保持机动来减少伤亡又非一时所能办到；使用原子弹，又慑于世界舆论和各种压力，只剩下从我军侧后登击一种可能了。为此，彭德怀和志愿军领导人商议后发出防御命令，由韩先楚坐镇指挥38、50二个军担负任务，随后又调39、40等4个军加入，负责西海岸防御，另调2个军负责东海岸，使我反登陆作战力量大大加强。我军的充分准备使美军骑虎难下，无计可施。
然而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发出战争叫嚣，希望以军事方式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对此，毛泽东在1953年2月7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作了答复：不管美帝国主义要打多久，我们都奉陪到底。接下来，联合国军在战场仍是连连失利，李奇微将军、克拉克将军、范佛里特将军和泰勒将军皆无起死回生之妙药。1953年4月，双方终于平稳地坐在了谈判桌上，并准备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3周年时签订停战协议。中国方面代表彭德怀特此赴朝。
就在彭德怀赴朝途中，李承晚制造了扣留我方战俘事件，破坏停战。到达平壤的彭德怀马上向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签字，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6月21日，毛泽东回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消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有了指示，彭德怀立即赶到志愿军总部，同邓华、杨得志研究确定发动金城战役，彭德怀握着拳头说：我们决不退让半步，敌人耍流氓，我们就给他的油脸上一巴掌，狠狠地打，让他老实点。对李承晚，要捏紧拳头狠敲一家伙，把他彻底打痛。7月13日夜，杨勇司令、王平政委指挥的第20兵团和第9兵团一部，开始了金城反击战，一小时内即全线突破敌防御阵地，前线最远达15公里。整个战役毙、伤、俘敌78000人，是原计划的4倍多。这一击，有力地说明了朝鲜战争再拖下去，只能给美军和李伪军带来更为不利和更不光彩的结局。敌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1953年7月27日，双方首席代表哈里逊（美国）和南日大将（朝鲜）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然后他们分别送交己方的司令官签字。
几乎在同时，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美军基地、金日成元帅在平壤、彭德怀司令在开城，分别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彭德怀平静而又从容地戴上他紫红边的眼镜，从笔筒里拿起从中国带去的毛笔，一丝不苟地写下彭德怀三个大字。周围不停闪动的水银灯光作证：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也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为了这一刻，彭德怀付出多少努力，忍受多少痛苦，等待多长时间？？
7月31日，彭德怀视察部队后到达平壤，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彭德怀得知授勋之事后打电报给中央军委说他不愿接受。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彭德怀深知这个荣誉的沉重，它含着千千万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鲜血和生命，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发扬国际主义而流血牺牲，功劳应该归他们啊！我彭德怀有什么能耐，全靠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的脸上没有出现笑容，依旧威严、倔强。
整个抗美援朝历经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李伪军66.7万人，英、法、澳等仆从国军29000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人的各种飞机12000余架（其中击落5729架，击伤6484架，缴获11架），坦克3064辆，汽车13000余辆，各种舰艇257艘。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投入了它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1/2的海军，支出了直接军费2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万吨，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最后还是在自己发动战争的地方接受停战，这是美国的大失败。这种结果，对朝鲜、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它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使世界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没有人民中国的参加，就不能解决任何亚洲问题，也会影响世界重大问题的解决。
中国又一次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