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是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决定犯颜直谏，盛夏的庐山滚过阵阵惊雷。
●1959年8月16日，突然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时带着荣耀，带着自豪。1952年7月，经周恩来建议，从医院休养后的彭德怀被安排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不久又被任命力国防部长，作为征战几十年的元帅，这是最恰当不过的职务，倔强朴实的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得心应手，勤勤恳恳，信心十足。虽然他当时不想接任这个职务，并专门找毛泽东谈过，甚至想离开军队转到地方工作，但当工作需要他继续肩负军事使命时，他仍勤勤恳恳，一如继往。对此，黄克诚作过详细的回忆：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彭老总把全部精力投入国防建设工作，他对卓著勋劳的各位老帅历来十分尊敬。这时，他受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更加注意倾听老帅们对于国防建设的意见，除了特殊情况外，他每个星期都要邀请在京的老帅开会（实为例会制度——作者），一起研究战略方针、国防工程、部队建设、国防科研、军工生产和民兵工作等重大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彭老总废寝忘食、不辞劳苦，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当时的工作非常紧张，彭德怀是推开饭碗就进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晚上还要批阅那些积案盈尺的文电。有时要在夜间去列席中央书记处的碰头会，往往一开一个通宵。
彭老总遵照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分夺秒地狠抓战备工作。彭老总一贯崇尚实干，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不深入了解情况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到军委后，立即提出各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要建立检查工作的制度，每年至少要深入基层两次，及时了解情况，发现并解决问题；发现积极分子，推广好的经验；纠正缺点，提高部队战斗力；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彭老总自己以身作责，他曾经在二、三年内每年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详细地视察了我国的沿海地带，北起鸭绿江口，南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长达1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几乎布满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都要徒步察看地形，逢山爬山，遇岛上岛，详细研究何处设防，何处不应设防，何处应当重点设防，何处应当纵深设防。有一年春天，他的身体情况不很好，毛主席让他到青岛休养，可是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保卫祖国安全的高度革命责任感驱使他工作成癖，寝不安眠。去青岛不到一星期，他就找上当地的军队干部，一同上山察看地形，检查战备，考察了解防务情况。在名为“休养”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对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进行了详细勘察，提出了具体的设防方案。彭老总常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一百多年来都是有边无防的。在我们这一代，必须结束这种状态。
彭老总对于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极为重视，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工作。建国以前，我军只是单一兵种组成，要把它建设成诸兵种合成和拥有核武器的高度现代化军队，需要从多方面重新学习。彭老总不仅经常到海、空军调查研究，学习技术军兵种知识，而且非常关心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建设，十分注意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的特点。为此，他专门邀请深入研究现代战争作战特点和作战指挥问题的同志给他上课，并请核物理专家到他的办公室，挂上一块黑板，给他讲解原子弹武器的原理、构造和性能。他还买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数、理、化课本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他爱学习，尽管他在革命历程中学到许多，可他只上了两年私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相比，他是个大老粗。他那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地钻研现代化的态度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我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彭老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以保证我军永远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1953年下半年，有人提出一长制的问题，彭老总也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但遭到多数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的反对和抵制。经过认真考虑和调查研究，彭德怀转变了看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一长制只能助长命令主义，军阀主义，只会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疏远，不能采纳。军队还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此后，他不仅到军事院校中作过专题报告，而且在党的八大发言中进行过详细阐述，彭老总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沉浸在自己的氛围中，他不愿关注经济，也不必要去关注，搞经济有那么多的人才，周恩来、李富春、陈云等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何必操那份心。
但是，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的这些功绩统统被抹煞。英国人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的分析可供我们参考，他说：
“在那个时候，国防部长彭德怀蒙受的打击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林彪元帅提升得比他高得多，这证实了1954年9月在政府任命副总理的名单中，林彪的地位比彭德怀高的印象；也就是说，有人（可能是毛）认为公开建立这个印象是重要的，尽管林彪看起来并不活跃，但是他的地位比彭德怀高。
“彭德怀担任政治局委员可能有11年，也许是21年，他遭受的曲折更多，三名政治局新成员都高居在他之上，其中两名是元帅——罗荣桓和陈毅，他们象林彪一样都曾经是他的部下。这些变动的直接结果是破坏了彭德怀作为国家军队中第二号人物（仅在朱德之后）的地位，并且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比国防更重要。
“彭德怀遭受挫折不仅是因为他与毛、周和李富春关于国防费用的意见不一致，而且由于是他建议从党章上删掉‘毛泽东思想’——虽然毛对此很难有明确的表示。公开的、更正当的理由也许是彭在指挥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彭德怀似乎确信他和毛的关系是他从朝鲜返回后变坏的，据说，他在1953年之后的某个时候曾说过：
‘我老了，失去了主席的喜爱，我对主席再不重要了。年轻的人已经上来，我不能挡住他们的路，我已经推翻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已经实现了我毕生的愿望，我可以解甲归田了，如果我不受喜欢，那就随便吧。’‘年轻的’，彭也许指的是林彪。1954年底到1955年初，林彪在政府和党组织内提升很快。同样，林的提升部分地也许是由于毛不满意彭的结果。特别是正象后来所指控的那样，彭曾在1953年与高岗有所接触。彭与毛另一个意见分歧之点是，彭强调在现代化武器方面更需要依靠苏联的援助。不管这种种原因怎样，很清楚的是，彭德怀这颗星是从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始殒落的？？”
确实，在毛泽东为新中国建设准备条件的时候，军队与党、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按理说，国防部队必须和国家主席绝对一致、这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何况中国军队的最高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军队建设上的认识并不合谐，分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二是如何安排国防建设的费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应该拥有核武器，有了它，中国就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加瞩目的角色，同时也可以削减常规武器现代化所需的费用。关于军事费用，毛泽东认为它和国家行政费用一起占财政预算的30％太高，应该降为20％。但彭德怀却认为军费占30％的比例太低，有些抱怨，而且他更注重常规力量的现代化，不主张大搞核武器，因为这些新武器的研制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和非常多的费用。
这的确只是个开始，随之到来的“大跃进”导致他们更为激烈的争吵，彭德怀有耳朵、有眼睛，是国防部长，又是副总理，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他的性格又使他不能哑口不言。当然，在毛泽东1958年提出大跃进计划时，彭德怀也很受鼓舞，举行赞同，他说过：“我有个认识过程。批反冒进，我没异议。大跃进我也是赞成的。但在完成生产产量上，我是有怀疑的，可我没有作声。”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全国到处跑，先后跑了东北、西北和华中八、九个省，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
1958年去各地视察时的彭德怀是非常振奋的，他和其他中国人同样沉浸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宏伟目标的憧憬中：为革命奋斗几十年，不就是为了建设繁荣强盛的新中国吗？他曾为东北大炼钢铁动人场面所鼓舞，相信军事学院附属工厂在1959年能生产4500台28马力的拖拉机。在从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再到沈阳的路上，他眼见到处是熊熊的炼钢炉和令人热血沸腾的标语口号，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因而他到了东北后，又去西北，内蒙古、宁夏、青海，接着是陕西、甘肃、河南、湖南等省（中间回北京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
在甘肃省兰州郊区，他看到已经成熟的庄稼没有收割，停车到村子里问，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头，他告诉彭德怀，青壮男子炼铁去了，大家都吃食堂，锅砸了炼铁，鸡、牛、猪等归集体，树也砍得差不多了？？彭德怀发现不对劲，他问老头庄稼收不回去明年吃什么？总不能吃钢铁嘛！老人点点头同意，叹口气说：谁不这样说这样想？可谁能顶住这个风，除非中央来个大头头，有权提意见。
彭德怀接着视察一所步兵学校，教员们正在土高炉前卖力地干活，学校的军事课程和训练因此中断，作为国防部长的他震惊了：我为你们的热情所感动，但对你们的领导这样不珍惜你们的热情和干劲，我要打他们的屁股？？假若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校，都来搞这个，敌人就会高兴得跳！因为我们不等他们来打自己就垮了！
在招待所里，两位女服务员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说她们家房子拆了、锅砸了？？
离开甘肃进入河南，他又看到火焰处处的高炉群，他问警卫员：你说这个办法能叫我们国家从此不受穷？警卫员没回答。他自言自语：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完全不是我们脑子想的那个东西！他开始怀疑了，不情愿地问自己：难道是主席的做法不对头吗？
“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变化开始于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一些问题，并着手纠正这些错误。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开会（第一次郑州会议），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批评了某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点名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彭德怀因为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由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批评“共产风”，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没有提出其他看法。
彭德怀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当讨论到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棉花产量公布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0000亿斤或12000亿斤，至少9000亿斤粮食，棉花有6000多万担，有的人甚至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彭德怀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粮食没有那么多。当即就受到谭震林等人客气的批评：“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通过讨论，会议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公布当年粮食产量为7500亿斤。
彭德怀同意公布这个数字，但心里对这个数是有怀疑的。
武昌会后，彭德怀实然改变回北京的打算，决定回湖南老家看看，决心把有些情况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情况如何。彭德怀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踏上故土，他穿一身多年不变的青呢子便服，青呢帽，青呢布鞋，如普通人一般。在路上，他很少和周小舟谈话，两眼凝视着后退的原野，贪婪地吮吸故乡的气息，毕竟32年了？？
小轿车在凸凹不平的沙石路上颠颤着。
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老王，今年亩产多少？”
他一到平江县委，就单刀直入地问书记王效良。
“少数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来斤。”
“最高的才只有八百？”
“只有八百。”
“很好，说了老实话，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哟！我就不相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厚，长得出来吗？上面层层加码，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他确实发现了问题，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里，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较低的1958年的产量公布成1957年的产量。
彭德怀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公社也放了卫星，干部们说，粮食亩产达到三千斤，青壮年上阵正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猪场、大搞军事化、大搞集体化？？可群众不这么说，他们告诉彭德怀：“我们心里早就有数，这是吹牛皮的卫星，牛皮吹了，来年免不了饿肚子，田里谷了还没搬回来就喊这个卫星，那个大办，不搞还挨打挨骂，硬要我们打破小灶吃大食堂，敞开肚皮吃，只怕明年又要闹春荒，这未必就是共产主义，干部们说假说，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老百姓，你给毛主席捎个话，让他老人家拿出个章法来！”当天晚上，彭德怀就和干部们步行数里到吴公塘生产队的田边，打着手电筒检查稻田能长多少株稻杆，每个穗上大约多少粒稻谷，借此计算水稻产量。彭德怀告诉干部们说：最近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
彭德怀在不停地看着。
大田里的稻子已收割了，但相当粗糙，谷撒满地，好多已发了芽，红薯也没挖出来，叶子枯烂在地面，大队炼铁厂，锅炉是用土砖砌成的，黑烟阵阵，原始的木制风箱粗粗地喘气，融化着从各家强征来的炉锅、瓮坛，为了搞木炭弄燃料，树林也砍得差不多了，但结果炼出一堆堆没有用的锈铁疙瘩，在院子里晒太阳。
一连串让人心烦的现实。
1961年，彭德怀再次来此调查时，曾写过一个报告，描绘了他的家乡在大跃进中的情况：1958年以来，五风严重。曾先后拆毁房屋400多间，约占当时房屋总数的30％，由于炼铁和供应食堂烧柴，山林几乎被砍尽。1958年秋后，干部就开始打人。有一个时期，打人成风，弄得干群关系相当紧张。由于好刮共产风，农民群众生产情绪低落，造成农业减产。一部分妇女，由于大跃进中劳动过度，发生子宫下垂、闭经等妇女病。他还说，公共食堂成立的初期，即1958年10—11月，一般吃得稍微好一点，12月后逐渐下降，到1959年2、3月底时，一般没有油吃，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口粮也不够吃，更谈不上什么肉蛋，副食品被农民多吃了一些，由于农民的生产热情下降，家禽家畜开始大量减产。
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重：砍森林、拆房子、挖祖坟、砸锅炼铁，真称得上天下奇迹。这样做法是得不偿失，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大跃进要搞，可不能搞假跃进，强迫命令，群众会造反的。大搞军事化、集体化、水利化、电气化、到底怎么个‘化’法？未满七岁的伢妹子送幼儿园集体生活，满了七岁的伢妹子，在学校过军事化生活，都瘦成那个样子，还搞什么军事化，在学校总不比在家父母照料得好吧！他忧虑地问周小舟：“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得到的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和叹息声。彭德怀继续说：“浮夸风遍地，人们头脑发热到了发狂的地步，想一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而且，看来现在浮夸风并没刹住，还在滋长蔓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这情况要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省委也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他似乎还不放心，又专程到了韶山，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那是毛泽东的家乡。
在浮夸成风的年代，毛泽东的家乡当然是不能落后的，他们也大大地夸大了粮食增产数，彭德怀不相信，他要实地验证一下。
结果如同预料，他们的粮食增产了16％，可虚报得厉害，周小舟告诉他实际增产数恐怕16％都不到，只有14％，而且还是国家给了许多帮助和贷款后才勉强达到的。
彭德怀明白了一切，他发怒了，这算什么事，“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这不是朝主席脸上贴金，而是抹黑，要是主席晓得这里面掺假，他是笑呢，还是哭呢？我看他是哭笑不得！”
在这次调查中，彭德怀接到过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递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广泛流传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把字条夹在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月底，彭德怀在株州碰到薄一波，对他说今年的粮食实产数没有估计的那样多。在薄一波的建议下彭德怀在株州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再次说明粮食没有估计的那样多，征购粮食不能达到1200亿，估计900亿斤为宜，否则，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最后的话是“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当由我个人负责。”
1959年3月25日—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先后在上海举行，议题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通过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彭德怀是带着平定西藏叛乱的敌情通报、作战方案和许多电报参加会议的。他白天开会，晚上处理平叛事务，一身二任，过得相当紧张。
但是，使彭德怀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在会上重提历史旧事，说哪些人曾反对过他，其中说到同彭德怀的关系时，说，“彭德怀恨死了我的。”这是一句很重的话。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对不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魏征和海瑞精神，说海瑞虽然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4月29日，毛泽东向全国各级干部发出《党内通信》，再一次谈到讲真话的问题，说：“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总之，彭德怀的言行给毛泽东一个感觉，他认为彭德怀最消极，“尽批消极的材料给我看”。而他所以这样认为，因为在彭德怀走南串北的同时，他也在中国广阔的疆土上巡视，并得出了与彭德怀完全不同的结论。
毛泽东先后去了东北、四川、湖北、广东等省，视察了农村、煤矿、汽车厂、电影厂、医院等多种单位。均感形势大好，令人振奋。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笑眯眯地问前来报喜的人们：你们全县才31万人口，怎么吃得完11亿斤粮食呢？粮食多了怎么办啊？社员们嘿嘿发笑，无言以对。毛泽东就自己接着说：粮食多了可以换机器，造酒精，用不了那么多，自己可以多吃嘛，一天吃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点，一天做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两天后，河南七里营的棉田里又出现了毛泽东魁梧的身影，他告诉向他汇报工作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办人民公社好！”
从河南到山东，毛泽东又在山东省委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专程参观了人民公社，此后，《人民日报》记者捅出了要大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对此，毛泽东默首同意，实际上他一直在寻找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和桥梁，并且越来越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在1958年，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这种想法：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夭。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化”，现在有“化”，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九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
“还是人民公社好！”它把工农兵学商全包括在一起，过军事式的集体生活，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它给毛泽东提供了反映自己思想的模式。
这样，就似乎能放心放手地搞工业了。农业能创造奇迹，工业为什么不能？
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钢铁大跃进的任务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提出来：“钢达到107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霎那间，钢铁变成元帅，正式升帐。
为了放心，毛泽东还要四处看看，这次，他路经武汉、安徽、上海、浙江等地，到处高炉熊熊，一片热火朝天，而他的出现，也使当地民众万分激动。在合肥，毛泽东第一次破例接受了30万人的夹道欢呼，“他在哪里，哪里就轰动，就沸腾，就狂欢”，全程陪同毛泽东的皖籍名人张治中后来回忆时这样说。
毛泽东和彭德怀几乎同时进行的实际考察，却有完全相迥的感觉，完全相迥的结论。毛泽东更加坚定信心，要求1070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不能打折扣，一吨也不能少。”彭德怀却认为是该刹车的时候了。
其实，早在大跃进之前，拒绝毛泽东的权威已经被看成是反对毛主席了。
可彭德怀偏偏不识相，偏偏要说出他想说的话。称他为彭大炮一点也不过分。他不反毛泽东，从来不反。只是他太梗直、太认真、太负责任，他自己从来不对别人设防，也不晓得别人会对自己设防。
彭德怀决心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您三个月前不还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学海瑞讲真话吗？你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众打死，还有臣下敢言。现在不敢说话无非是几怕：怕扣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坐牢、怕杀头、怕老婆离婚。
对这些，我从来没怕过。
实际上，全国城乡紧张的经济情况此时已经有所缓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自1958年冬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间召开了多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压缩空气”，降低指标，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由于这些纠正错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纠错纠偏是很不彻底的，表现为被压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存在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超越现实的“左”的做法，危害人民的正常生活，对此，仍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迅速采取措施。
很显然，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取得了伟大成就，对此要充分肯定，虽然有缺点和不足，但与成就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已经通过一系列会议采取了纠正措施，问题已基本解决。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比较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别人讲“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中央召开会议采取纠偏措施，但效果不是特别大，有的地方问题还在发展。希望中央领导人能重视这些问题，好好地分析经验教训，既把成绩充分肯定，也要把缺点问题说透，这样不仅不会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而且会更有利于运动的发展，做好今后的工作。
毛泽东支持第一种意见。
彭德怀则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
本来，彭德怀在接到会议通知后不准备参加，而是让总参谋长黄克诚来开会，因为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比较疲劳，想休息一下，而黄克诚是书记处书记，对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但黄克诚怕彭德怀不参加会会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劝说彭德怀到庐山开会，夏天去庐山也是一种休息。
彭德怀与会后，受毛泽东号召大家讲真话、学海瑞号召的鼓励，加上他自己一贯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的作风特点，进行了多次措辞激烈的发言。
关于彭德怀的性格，有多种多样的描述，但共同的地方很多，都说他自然、直率、坦诚、有时很呛人、不留情面？？1982年，为庆祝中共十二大召开进京演出的七场话剧《彭大将军》的编者把彭德怀的形象塑造成刚直不阿、威严可亲、敢讲真话、勇挑重担、关心战士、赏罚分明、严于律己、知已知彼又善于捕捉战机的卓越军事指挥家。而爱国将军续范亭则诗赋彭总，更突出了他的平凡与普通：
爽直将军贵姓彭，心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第一个去红军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专门谈到了彭德怀：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
彭德怀当然也知道自己的这种特点，他说过：我是张飞，有其粗没有其细，脾气凶，是高山倒马桶，臭气远扬。他爱骂娘，能把人骂得抬不起头来，连老战友、老助手黄克诚也常受他骂，甚至被撤职。彭德怀有一个警卫员叫刘继忠，山东黄县人，他在自己牺牲时尚未完成的一封给彭德怀的信中，警告彭德怀说：“批评同志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一说话就瞪眼，让人家怕你，难以接受？？”
确实，彭德怀很粗鲁。他是个农民，确切地说，他是个穿着元帅服的农民，所谓“山野之人”。从彭德怀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农民的特点：朴素、坚毅、温厚、忠诚、执着、吃苦耐劳。建国后，他身居高位，仍习惯于用抵多少斤小米作为收支的计算单位——他住在中南海的几间房子要维修扩建，当他得知所需费用相当于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时，便断然拒绝。彭德怀生活俭朴，两袖清风，即使在中南海时也不单独起伙，朱德说过：提艰苦朴素，没有一个敢比彭德怀的。
尽管如此，人们印象中最深的还是彭德怀的倔强和认真，换句话说，是彭德怀的诚实和实事求是：“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最提倡敢讲真话，这一点是我们的长处。假如让我去讲假话。昧着良心，不顾事实地瞎说一气，我不干，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我没长那样的骨头。”这既是他的性格，也是他对共产党信仰的表现。毛泽东曾多次容忍过谅解过彭德怀的直率，但在庐山他却无法忍受彭德怀的不留情面。
其实，大凡将军们，都有一种粗暴的特点。美国的巴顿将军、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他更以冷酷无情著称）都是如此。实际证明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训练和指挥自己的队伍战胜敌手。
当然，粗暴直率不等于无情，在彭德怀严肃的外表下是热诚的内心。1929年1月，彭德怀率部从井冈山根据地突围时丢了干粮袋，他不言语，结果三天三夜没得饭吃；长征中，.TXT/PGN>红军极度缺粮，解饥之物便是救命之物，时任红三军团司令的彭德怀命令含泪的警卫员枪杀自己喜爱的黑马坐骑，不知救活了多少战士；在转战陕北时，彭德怀和战士一同在沙漠里行军，干渴得嘴唇肿裂出血，异常消瘦，却拒绝多喝一口水，管理员买来三根黄瓜，被他骂了一顿，黄瓜也送给了重病号；他决不搞一点特殊，而是和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大跃进时，彭德怀看到了谷撒地、薯叶枯的景象和父老乡亲因饥饿而蜡黄浮肿的脸，他痛心、震惊、热泪直流，“如果不是中国的农民太好，早就造反了！？？”
结论是明显的，“彭德怀不善交际，不善空谈，懒于应酬，恶于献媚，胸中装满对民族对国家对同志的深厚友谊，他不愿将自己的忧愁、悲伤，愤憋轻易地告诉别人，他从不为自己的荣誉、地位去分神，但为了群众的利益，他天王老子都敢撞，他是一个摆脱了个人主义的光明磊落的共产主义战士。”
彭德怀说话了，在庐山吼虎岭北面的西式平房里，他面对着一堵高墙却毫不掩饰，除了毛泽东之外，彭德怀在会议中的话最多，也最不客气：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见反面的东西。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月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不只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
彭德怀的话说得令人佩服，也令人担心。也有的人冷眼旁观。但他还是每次在小组会上发言：
“毛泽东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什么‘算帐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彭德怀的这些话，确实很尖锐，而且直接涉及到毛泽东。加上他在发言中还时有夹杂粗俗的语言，引起一些人的极大不快，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彭德怀即使当着毛泽东的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常委会上，当有人说到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亿元时，彭德怀插话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接下去：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实际上彭德怀这时心情是很愉快的，他除了参加所有的会议外，还到庐山镇转悠，到仙人洞游玩，到山顶看日出。晚上别人去跳舞，他则在住处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或和工作人员下棋。整个与会人员都较放松，被称为是“神仙会”。
但是，他厌恶虚假，容不得虚假，说话的措词也严厉：“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七多，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一次脱光，省得被动。”
这话是彭德怀讽刺一些要员们借埋怨报纸宣传乱放卫星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为自己辩护时所说的，虽不文雅却很生动。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企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每个协作区、省要搞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发言经过会议秘书们的整理，陆续在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印发给到会同志。
在这期间，彭德怀和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当时他的住处和彭德怀仅隔一条甬道）、周小舟（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惠（湖南省委副书记）、李锐（水电部副部长）等人常见面，并有过交谈，他们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和彭德怀相近，特别是周小舟，他曾陪同彭德怀在湖南调查，有些话谈得深一些。在庐山开会时，他又找彭德怀进行过两次长谈。
一次是7月5日上午，周小舟到彭德怀住处，谈了关于湖南方面情况的十个方面的问题，诸如湖南的重工业，轻工业有了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农业虽有点灾但也能保收等。彭德怀除说了他在小组会上发言的一些内容，还诚恳地说了他的担心。他说：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也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我倒是敢于说话的，还常给毛主席送上些反面材料。毛主席喜欢追根问底，所以我有些意见想找他谈，但又怕讲错，引起对我的不满。我因自己的性格，言语生硬，容易顶撞，戳他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戳了他，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谈完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
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周小舟又到了彭德怀住处。谈到粮食问题时，周小舟说：“去年粮食产量造了假，是压出来的。第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
彭德怀很生气：“乱来！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怎么会这样？”
周小舟说：“上面压力太大。现在农民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里用点热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彭德怀听后沉默了一会，对周小舟说：“这些问题，你应该如实地向主席反映。”
“我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谈话），彭总，主席对我们的意见是能听得进去的，你也找机会同主席当面谈谈吧。”
彭德怀犹豫了一下，说：“我想给主席谈，但怕谈不拢，我的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意见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我想写一封信给主席，你看怎样？”
周小舟对写信很赞成，但还是建议彭德怀先找主席谈谈。
确实，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发言，没有如实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会议印发的“简报”中把彭德怀发言中言词尖锐的部分，特别是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一些话都删去了。对此，彭德怀挺不满，但负责整理“简报”的工作人员也是为彭德怀好。
7月10日，毛泽东在各组组长参加的联席会议的小范围内讲话，他神情乐观，态度轻松：
总的形势来看，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所得，有所失。不能说得不偿失嘛。有些事可能是主观主义的，但我们取得了那么多经验，会议小组可起草《会议纪要》了，下发到各小组讨论修改，然后定稿下发。再开它几天，到十五、六日，就可以结束了。
据此，会务工作人员开始统计与会者返回的人数及乘坐的交通工具。
彭德怀接到会议将要结束的通知后，感到很突然。他认为会议还没有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还没能较好地解决问题，应该再延长几天，把话说明说透。他决定找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想法。本来上午他同周小舟说要写信给毛主席，但写信不容易，还是当面谈谈算了。
7月12日中午，彭德怀走向毛泽东的住处，遗憾的是他没能见到毛泽东，正在门外值勤的警卫人员告诉他现在正是午休时间，此时进去会打扰毛主席。彭德怀本想像以前一样，不加顾忌地闯进去。但还是忍住了。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其实，彭德怀与毛泽东相处是相当随便自然的。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习惯了叫‘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彭德怀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像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再见到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显得拘谨了。”
当天下午，彭德怀希望能在开会时碰上毛泽东，但因毛泽东没有到会而未能如愿。晚饭后，彭德怀借散步之机再找毛泽东，但又因毛泽东另有安排被警卫人员挡驾。这天晚上，彭德怀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彭德怀踩着晨露再次走向毛泽东住的“美庐”，但警卫员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彭德怀怏怏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是处于大好形势下？？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毛主席亲收。”
正是这封信，引来轩然大波，庐山风云激荡，令所有的高级领导凝神注目。下面是信的内容，我们引来细读：“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经济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些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点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实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地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彭德怀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信是递上去了，但彭德怀决没想到惹恼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虽然首先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但实际上是与他提出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相对抗，是向他下战书。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16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到自己住所，神情轻松地给他们谈话：“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同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一周。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将彭德怀的信迅速赶印出来，毛泽东在信的首页上加一行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与会者人手一份并被告知从即日起，在继续讨论《会议纪要》的同时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对此安排，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后来曾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
7月17日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到与会人员。它如一块巨石投入已有波澜的湖水，可称是一石击起千层浪，即将沉寂下去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
18日上午，彭德怀在小组会上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能完全写明意思。但他的要求未被接受。
经过6天的讨论，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这封信（意见书）的，就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赞同《意见书》的看法，而对其中问题的提法，分寸把握和文字表述上有不同意见。
在为数较多的基本赞同的发言中，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可以说最为明确、系统。特别是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小组会上分13个问题讲了近3个小时，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直言极谏，实际上是对“大跃进”运动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及其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有些话，涉及到毛泽东。
在分组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却很关心各组的讨论情况。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并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经过九个日日夜夜反复思考的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对彭德怀上书言事的性质作了最终判断。7月23日，他突然决定召开全体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其严厉之程度很少见过，令所有在坐的人震惊。下面是参加会议的李锐所作记录的一部分：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说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坏话。”
毛泽东的话开始正色起来：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反右时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三、二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嵖伢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到那里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怎么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6级会议，影响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放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
民党说我们是做秧歌王朝）。”
言词用意太明显了：你彭德怀在几次路线中表现如何？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表大会讲过。1956、1957年的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一次批恩来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仔细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
很显然，毛泽东给彭德怀定下了性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对他提出的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失误，毛泽东也针对性地谈到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是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必垮台，那时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例。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和国家了，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若不正确的部分不要）。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被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只差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呢？顶了20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如果在全国保持1/3，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50％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的，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1/3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取得经验。有些散了的，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1956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过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太准了，后来食堂所以垮台，就是吃光了粮食用完了物资，无法持久）。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吃水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动力，还可节省物资。这样看现在的公社散掉一半有好处。”
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脸转向朱德：“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要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毛泽东语气尚平和，实际上还是流露不满，因为朱德在小组发言时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的话。
“对食堂，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莫如楚国，楚国佳人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很显然，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等人的发言是不及其余，只攻一点，因为“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办一些，再试试看。
“许多事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哪来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说周、陈）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也觉得可行。我六日讲107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从此闯下大祸，几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就该绝子灭孙？？。”
毛泽东说这段话时感情变得激动起来，眼睛湿润，声音哽咽，夹着烟卷的手也不自抑地簌簌抖动。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他很少动感情，艰苦复杂的革命历程更需要他的镇静、理智和自我牺牲。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不幸病逝，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哀侧动人的《祭母文》，并从长沙回家守葬。文中写道：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天遁形。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汝辈，各劳为良。”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军阀何键枪杀于长沙，他在中央苏区接到消息，当即手书“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他再次忆起杨开慧，写诗《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句便是“我失骄杨君失柳”，足见其感情之浓。据说此诗惹得江青很不高兴。
后来，毛泽东和贺子珍发生纠纷，他后悔自己言行的粗断，曾劝阻、挽留过贺子珍，最终还是尊重她的意见，让她去了莫斯科，一别23年，贺子珍只能住在沈阳、上海？？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抗美牺牲，这是一个令毛泽东十分震惊的消息，但面对无法更改的事实，面对自己的老部下彭德怀的巨大内疚，毛泽东控制住了自己，表现得非常镇静。
但人们不该由此忘记：毛泽东也是有感情的人，所以他谈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时声音变调，双眼流泪。
接着，毛泽东批评有人对搞建设“根本不着急，人不着急，没有一眼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但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好些顾虑，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记录为证，口说为凭，以此为证，你们有话请讲出来，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对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这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结果是几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发现嵖伢山这个典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
“大炼钢铁，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我也放了三炮，公社、钢铁、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了集体所有制，我说了从集体所有制到共产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点，也许要20个五年计划。
“如讲责任，富春、鹤寿有点责任，谭老板有点责任，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主要的责任在我身上。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你要搞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第一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讲了大约两个小时，讲完就宣布散会，还没有从巨声震荡中清醒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向自己的住所，不过他们心中却都清晰，毛泽东的这番讲话是冲着彭德怀和与彭德怀有共同看法的人来的，很多人心里因此感到很沉重。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没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席上，而是坐在后排。显然他在闹情绪，因为按规定常委们该坐在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同志坐在政治局委员的后面。毛泽东不高兴，但没说什么。散会后，在震惊之下几乎失去自制的彭德怀急急地第一个离开，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很远了。但过了一会，当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首长朝山下走时，彭德怀又返了回来，周恩来派人告诉他开会，与毛泽东走了个正面。毛泽东停住脚，很和气地打招呼说：“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本来就心含怨气，脸一下涨得通红，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
音很大：“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你不是谈过了吗！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略有迟疑，但态度依然很客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嘛？？”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倔强地拒绝了，在场的人们都看到这个场面，确实是不欢而散。这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但却成了必然结果的原因之一。
确实，比任何人都难受的是彭德怀，他午饭、晚饭都没吃。晚上他躺在自己的住所里，彻夜难眠，躺下，辗转，只好再起来，把灯打开，把门打开，眼睛空空地睁着，拚命地抽烟。
《彭德怀自述》中记录了这种心态：
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
你想不通也好，你扭曲自己，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作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也好，获得谅解已不太可能。批判还要升温，还要挖及你的历史问题。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彭德怀本来坚持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后来改变了，因为他考虑到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
又是一个紧急决定。毛泽东宣布八月二日在庐山举行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全党讨论彭德怀问题。
据毛泽东秘书李银桥回忆，在彭德怀赌气拒绝和毛泽东谈话后，“毛泽东回到住所，脸色不大好。本来是让我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彭德怀的秘书被紧急召到庐山，任务是帮助彭德怀写检查。彭德怀自己也请了两天假，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他甚至不再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饭，静心思考自己的行为如何才能对党有利。
7月26日，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会议继续延长的当天，彭德怀就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接着又被各组轮流叫去，接受提问和批判。因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的一部分人如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相继做了检讨，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等也倍受压力。
7月31日一早，毛泽东秘书打电话给彭德怀让他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彭德怀到会时，已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在座，还有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是列席旁听的。
会议上午10点50分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会议气氛一开始还是很平和的，毛泽东还问彭德怀抽不抽他茶几上的熊猫牌香烟。他的讲话也是漫谈式的，从立三路线讲到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慢慢地，毛泽东的话严厉起来，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我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几次路线斗争中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和毛泽东辩解，而是讲了一些往事，说明他很早时候就很尊敬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成“三七开”，认为应该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二人关系是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以彭德怀的沉默结束。
彭德怀的检查是做定了，他的办公室秘书替他起草检讨稿，彭德怀告诉他们要痛痛快快地写，写得越深刻越彻底越好！稿子出来了，其中不乏违心语言：
“我在庐山会议的西北小组会上，特别在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7月14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过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快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9000万人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现的，是人民群众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取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威望，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了党的团结。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
公平地说，彭德怀的检查中对自我挖掘得太深了，深得超出了实事求是的程度，因为人们都清楚，彭德怀并没有发表右倾机会主义谬论，没有反对党中央和攻击反对毛主席，没有组织“军事俱乐部”。
8月1日上午，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除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贺龙、彭真等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革命几十年的历史，提到他和彭德怀长期相处的关系，再次认为是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甚至说出彭德怀“有野心，只是机会未到”、“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等令人惊讶的话。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要进行的斗争远远超过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表示，不论最后会议作出什么结论，他都保证做到三条：第一，不会自杀；第二，不会当反革命；第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地，自食其力。这次会开了一天。
1959年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至16日，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也举手赞成。周小舟因是中央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决议中的语言是非常严厉的。
“（一）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了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由于彭德怀过去曾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直爽、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刚烈的彭德怀竟然能够忍受，为了顾全大局，他接受他难以接受的“罪名”。自此，一条惊涛骇浪中负重的小船，划向沉没前最后的生命里程。
毛泽东胜利了。不过他确实没有料到他在庐山的辉煌成就将要受到历史的无情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