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里仁小学说得一句很著名的话。他站在学校后门的讲台上，继续说道：
“难道大家还不知道这个道理么？叫花子怎么能与龙王爷比宝呢？！”
“目前，我们现在还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我们应该改变行军路线，到罗霄山脉去发展我们的革命，保存我们的力量。
“我们不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执行上级的命令，也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上级的命令也是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的。”
毛泽东站在里仁小学后门的台阶上，那样慷慨激昂的入情入理的讲述了这个普通的而又深刻的道理。
战士聆听着、默然着、点头着。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当时的领导层内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黄仲芳编著的《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在里仁小学后栋那个教室里，气氛非常沉重。沉重的几乎大家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
参加会议的有：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
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退却萍乡的主张。对此，余洒度极为不满。以余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
两军对垒，各不相让。
毛泽东列举种种事实，耐心说服众人。余洒度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会议发展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因此，不得不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最后的意见。最后，总指挥卢德铭在关键的时刻，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带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意见。余洒度碍于卢德铭是他的顶头上司，红着脸，忿忿不平的离开了会场。
叶永烈著的《毛泽东之初》中这样写到：毛泽东参加革命后，因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被瞿秋白称为中国两个“农民运动之王”之一，另一个就是彭湃。
那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慷慨陈词，既讲了“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在湖南文家市的里仁小学里，又说了“要引导和做好‘土匪’工作”的名句。当时，余洒度等人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说把部队拉上山是想当“山大王”，是对抗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命令！
对此，毛泽东反驳道：“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来没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我们现在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的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借了里仁小学的一张地图，图上的罗霄山脉就像一弯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当‘山大王’！”
上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成功地收编了当时已在山上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向王佐学到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的宝贵经验。所谓“打圈”，就是在官军上山时，往密林一钻，绕几个圈就把官军甩掉了。这给毛泽东后来的游击战战术以很大的启示！
何长工老人还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读起来至今依然耐人寻味。
“当部队到文家市前后，不少同志还在醉心于如何攻取大城市的时候，我就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看出了他有找一个地方落脚的打算。还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民运动，举办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他说过，中国革命在大城市里没有希望，希望在农村。据说，他从广州回家乡‘养病’的时候，还特地经过井冈山呐。这一次在部队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我亲自听到了毛泽东给我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国际资本处在战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交通要道，去打大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我记得他这个思想，在准备‘引兵井冈’之前，有一次他在里仁小学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更具体了。会前他让人画了一张标有罗霄山脉的地形图，开会时用几个木棍支在会场的前面。毛泽东站在地图前，边讲边看图。他首先讲了秋收起义的形势后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我们，我们没有打好，这不要紧，我们还留有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新的胜利一定会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的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子，认真地指着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接着他分析了在罗霄山脉发展的可能性。他说：这个地方处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在湘赣两省的边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
毛泽东又分析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因此，省与省、部队与部队之间极不统一。两省敌人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往往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现在我们目标大，可以依靠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力量。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与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详细地谈了井冈山的地形，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五条有利条件。
他说，这里有：
他的这个入情入理的分析，讲得大家全部点头称是。大家都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分析，折服了毛泽东的胆略、才华和洞察力，都愿意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并决心跟着他“上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甚至有的人说：“跟着这样的领导闹革命，就是死了也值得！”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先生看了1928年秋天写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上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鲁迅先生看毛泽东的这首词，赞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真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这个话后，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天真，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豪迈！
还有一回，也不知道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本，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笑着说，“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从轻松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是多么豪迈，多么的悠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幽默，那样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毛泽东对于他“占山为王”的策略，后来也有一个客观的解释。1964年他与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对于这些造反者，“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够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
毛泽东这些客观的分析，说得真切，说得实在，说得完全是心里话。当时当地的情况不允许他有别的任何选择。因为，如果死拼硬打的选择，那么，他所带的到了文家市的1500余名红军战士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全部被敌人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