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为谁服务，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人生目的观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人民群众是主人，干部是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
第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2]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也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远远超越于封建君主和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根本之处。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谁主宰历史的命运，谁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或者说，谁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谁是社会历史的主人?这是几千年无数思想家、政治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是承认个人创造历史，还是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分歧。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人民群众不过是“群氓”、“愚民”、“愚昧落后”，是被统治者。历史是由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等少数人物创造的。决定历史发展的，不过是少数几个历史人物。而历史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正确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说：“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43]这里讲的“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人类就无法获得衣、食、住等方面的物质生活资料，就不能生活，就谈不上进行任何其他诸如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活动，就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离开生产活动，人类本身的生存也都不可能。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是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劳动，任何精神财富，什么文化，都不能形成，不可能存在。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运动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并且只有通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解决。列宁说过：“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44]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就不能摧毁旧的社会制度，改变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国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动力作用。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5]
毛泽东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他说：“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群众中间，什么是根本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46]他还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7]毛泽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尤其是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阐明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这一真理。我们党正是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才能赢得战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列宁说得好：“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48]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的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积极地投身于国家的管理、监督和社会建设，才有社会主义可言。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它不是按上级的命令创立的，它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毛泽东在长期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把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坚信群众的无限创造力，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他说：“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49]比如，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他在闭幕词中提出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决心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50]再如，建国后，毛泽东在1951年底领导“三反”、“五反”斗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消除腐败现象，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60年代初的暂时困难时期，他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克服了严重的困难。每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他就高兴了，就深信一定会胜利，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度群众观点、巨大魄力和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把群众当作主人，自己当作仆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当勤务员。建国以后，人民群众翻身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干部是社会和人民的公仆。他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51]他十分强调社会公仆和勤务员，必须诚心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要处于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之下，防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领导者变为“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剥削压迫老百姓。
第二，做人民的公仆。
毛泽东关于做人民的公仆的思想和实践，包含的内容很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热爱人民，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哺育他的是人民。他对人民群众充满着深厚的感情，一切为了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为群众打算，把人民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心全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多次引用鲁迅的一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敌人无比憎恨、蔑视，对人民无限热爱、尊重，把人民当主人，把自己当仆人。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且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2]教育每个共产党员、干部要做人民的真公仆，而非假“公仆”，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而是做人民大众的“牛”，为人民办事。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人物，但又是一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很朴素、很和蔼、很诚恳的。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解放区的极端困难，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当时，中央机关的勤务人员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因工作忙，便让勤务人员在住处附近给自己分一块荒地。他们说：“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毛泽东却说：“不行!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勤务人员只好给他分了一块地。下午，毛泽东便在休息时拿锄头挖起来。几个警卫员忙跑去和他一起挖，毛泽东阻止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这是毛泽东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参加集体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摆什么架子，不耍什么威风，不搞特殊化的一个实例。
毛泽东反对那种当官做老爷，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摆架子耍威风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气。”[53]这就是说，要真正做人民的公仆，就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出现，必须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其次，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先生，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学生。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了中国的国情，研究了广大群众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政策、办法，去给广大人民群众引路，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叫做领袖或先生的作用。但是，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先生，同时又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学生。他把群众当作自己的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要求，汲取群众的经验。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情况，必须向群众学习。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4]毛泽东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毛泽东经常说：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当好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陕甘宁边区所属关东分区的农民代表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深切的谈话。后来，他回想起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先做先生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55]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做群众学生与当群众先生的辩证关系，是一件事情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要当好群众的先生，首先必须做好群众的学生。只有当好群众的学生，才能成为群众的先生。这种学生——先生，或者说，群众——领导，如此无限循环。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正是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路线，既是群众的好学生，又是群众的好先生的出色代表。
再次，又红又专，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具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一生为国为民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甚至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仍手不释卷，坚持刻苦学习。这说明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认为要当好人民的公仆，必须掌握好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本领。他倡导要“又红又专”。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做到“红”，即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勤政，有较高的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要做到“专”，主要是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些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56]他倡导对专业技术要精益求精，并批评那种所谓只红不专的“空头政治家”。毛泽东还提出每个人民公仆，对工作要极端负责任，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勇于挑重担子，尽心竭力为人民干实事。他批评“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57]这说明，做人民的公仆，就要一切为群众着想，克服一切为个人打算，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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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生活中的毛泽东》第103页。
[21] 李湘文：《毛泽东家世》第266页。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3页。
[23] 《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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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金钟及主编：《周恩来传》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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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页。
[28] 引自《望》1991年23期。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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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36] 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191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43]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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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48]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4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5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51] 转引自196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5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53] 转引自196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55] 转引自197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
[5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5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