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人生的价值？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人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毛泽东人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伟大作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不同的价值作为不同的观念形态，主要根源于不同的经济，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同一个阶级
的不同成员，由于所受教育不同，生活目的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所处的具体生活环境不同等，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也是有所不同的。用什么样的标准作为衡量和评价人生价值的尺度，反映了各种不同人生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和对立。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以金钱、地位和权势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总是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价值，而革命阶级则总是大力赞扬劳动人民的价值。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时，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对立。他指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把农民当成自己的奴隶，农民是谈不上什么人的价值的。而实际上，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7]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见解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把奴隶的价值视同物的价值，马克思则称赞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家阿庇安笔下的斯巴达克斯是“整个古代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38]，列宁也曾认为斯巴达克斯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赞扬他领导的起义使罗马帝国受到巨大的“震撼和打击”[39]。奴隶的价值，在奴隶主眼中和在马克思主义眼中，是如此的天壤之别。这些都生动地说明了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人生价值观上的根本不同和对立。这种不同和对立，正是由于人生价值评价标准的不同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价值观，也存在着评价人生价值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标准。在资产阶级看来，人的价值是以金钱和财富衡量的，谁占的金钱和财富越多，谁的人生价值也就越大；反之，其人生价值也就越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40]这种评价标准，是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是资产阶级专门追逐个人利益的阶级意识的表现。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评价标准相反，无产阶级的评价标准，则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强调人生价值的基础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在于他为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尽了什么责任，做了多大的贡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其人生的价值首先在于为人民谋利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劳动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做出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经验，提出了正确评价人生价值的客观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人生观的精髓和核心，也是毛泽东关于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主要有如下三条：
第一，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毛泽东常用“功利”来表达价值的含义。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2]在阶级社会里，功利观是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个阶级的功利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毛泽东看来，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就在于他的行动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程度。他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43]毛泽东从是否合乎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阐述了评价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与此相一致，他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文化等精神财富和贡献等等，都看作是评价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他多次指出：作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一定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44]
毛泽东还指出，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应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动机是主观的东西，效果是客观的东西，动机必须转化为效果才能使人生有价值。他说过：“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45]，“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如此。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其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表现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46]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这是人生价值标准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时，应坚持这一指导原则。
第二， 把对人民的贡献作为评价的尺度，坚持责任和贡献的统一。毛泽东认为，在革命队伍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分工，人们所从事的劳动在形式上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是社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人们的工作分工虽然不同，能力虽有大小，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在自己的岗位上对人民、对社会做出贡献，就是高尚的、有价值的；相反，有些人尽管口头上很革命，如果不干实事，不做对革命、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他说过：“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当反对这种革命家。”[47]这就是说，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时，应把一个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与他应尽的责任统一起来，而绝不能以职务的高低或职业的差别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由于能力大小等原因，人们在社会上所承担的责任的大小总是有区别的。由于职业不同、工作不同，也常常会使人们对于社会贡献存在着大小不一的程度上差异。但是，不论其能力大小，也不论其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对人民对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的一生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就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肯定，就要承认他的人生价值。毛泽东充分肯定，并号召大家作为榜样学习的先进人物中，有许多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的普通群众，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等。毛泽东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主要是学习雷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雷锋就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创造出有价值的人生的光辉榜样。
第三， 人生价值在于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而不在于索取和占有。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对共产主义者来说，还是对于其他什么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而不是向社会索取。这种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毛泽东本身就是无私奉献的典范。他多次引用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现代革命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立下了最大的功绩。但是，他从不向人民索取什么。1947年指挥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曾合眼，战役结束打了大胜仗，俘敌6000余人，他只是提出吃点肥肉补脑子。建国以后，他从没有吃过任何滋补品，而仍只是喜欢吃点红烧猪肉。
有一种极端错误的观点，就是只讲索取，不讲贡献，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索取，索取得越多，人生价值就越大。这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生价值观。毛泽东曾引用刘少奇的话说：“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48]这是对以向人民索取为目的个人利己主义人的价值观的尖锐批评。
总之，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对人民、对社会贡献是什么，而不应看他取得什么。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摆正贡献与索取在人生价值中的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