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观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反映，它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处的时代、阶级、生活环境和人生观不同，对苦与乐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苦乐观作为人生观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对同一生活境遇常常会得出不同的苦乐评判。在劳动人民看来是乐，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苦；反之，在劳动人民看来是苦，而在剥削阶级看来则是乐。毛泽东以历史事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明这一真理。
1948年8月28日，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1]由此可以看出，苦乐观之所以具有阶级性，因为它与一定的阶级的利害关系相联系，是一种社会意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它意味着人民获得解放，所以对两国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欢乐；反之，对中美两国反动派来说，则意味着失败，丧失了利益，是最大的痛苦。可见，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人们衡量苦与乐的标准也不同，看法也不同。
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苦乐为苦乐，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以人民的苦乐和人民的利益为衡量苦与乐的标准。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把个人的痛苦与国家、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起来。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以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群众的苦难作为自己的痛苦，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为己任，并努力为之奋斗终身。
1936年9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威胁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严重局势，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2]他忧国忧民，以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人民大众的苦难为最大忧苦。为了挽救民族的苦难，他提出建立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停止内战，互相合作，唤起民众，“驱除日寇，挽救危亡”[3]。
1937年，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在给他的信中叙述了艰难的家境，想出来谋个事做。他在同年11月27日回信中，对亲友和一切穷苦同乡表示深厚同情，并耐心教育，指明出路。他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信中说明，“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还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他请文运昌带信告慰穷苦乡亲，“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4]毛泽东这些情真意切、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以解放一切劳苦大众为己任，表明了他是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息息相通的。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苏联米高扬会谈时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期遭受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压迫、剥削、蹂躏、摧残，弄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各地区一经解放，首先出现的就是衣、食、住与工作问题，”[5]农村农民的缺吃少穿的问题，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6]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也以人民的乐为乐。当革命胜利发展、人民扬眉吐气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成就的时候，当看到有些同志有所进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例如，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叫苦不迭，贫苦农民群众则拍手称快，弹冠相庆。毛泽东对此兴奋不已，热情歌颂赞扬农民运动“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称农民运动“是四十年及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7]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这期间，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分享欢乐。1949年3月23日，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到北京，一路上大家的情绪很活跃，毛泽东也很高兴。在上汽车时，他诙谐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8]。这里说的“进京赶考”，就是指全国胜利进城后要经得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考验。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9]他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开国大典上，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大众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看作是人民群众和个人的最大欢乐，把个人的喜悦融合在人民大众的欢乐之中。
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毛泽东感到高兴。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他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90多万字)，并写了104篇按语。毛泽东对1955年我国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进步，也深感欣慰。六十年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西南考察、讲学，大有收益，毛泽东致信表示极为庆幸，还说，华罗庚“壮志凌云，可喜可贺”[10]。这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喜所乐，所幸所庆，无不与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相关。凡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进步、欢乐，也就是他的欢乐、喜悦。
毛泽东晚年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时，对马周奏折中的“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11]。毛泽东对这段引文极为赞赏，逐字加了旁圈，并在此处天头上划了三个圈。毛泽东很重视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以及“必也使百姓安乐”的观点，认为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
人民的苦乐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毛泽东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推进社会发展，使天下劳苦大众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看作是个人的最大快乐。他一生为人类求解放，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发展，乐于吃苦，艰苦奋斗，战斗不止，他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快乐。尽管他的晚年发生不少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怀着共产主义最崇高远大的理想，始终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群众的苦乐为自己的苦乐。
总之，以人民的苦为己苦，以人民的忧为己忧，以人民的乐为己乐。这是毛泽东衡量苦与乐的根本标准，也是毛泽东苦乐观的核心思想。
勿庸置疑，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苦乐观是带阶级性的。但在特殊情况和特定环境中，苦乐观不都是有阶级性的。中国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受着深重的苦难。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典礼上，站在天安门城楼，喊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这位巨人发出的巨声，震撼着世界，震撼着天下炎黄子孙的心，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荣共乐。这已经超出一个阶级的独乐，而形成除国贼以外的各阶级的同乐。这时的“乐”是带有共性的。大敌当前，当国难日亟，水深火热，苦难日深。这种苦难的现实与感受，不只是一个阶级所独有，除汉奸投降派以外，其它阶级也是有共同的感受的。此种苦难的性质，也是整个民族所有，中国人所共有的，是不带阶级性的。毛泽东提倡和缔造的爱国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基础上。承认苦乐有共同性，不带阶级性的一面，也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