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内容丰富多彩，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的吃、穿、住等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文化、理想、道德、友谊、爱情等方面，所以，幸福的真正实现，应当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内容。
对幸福的内容，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首先，肯定物质生活是幸福生活的基础。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2]他在1942年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提出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还提出全边区的同志必须“用尽全力替农民谋福利，使农民很快富足起来”。他还说：在农村工作的一切共产党员第一位的工作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4]1956年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5]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6]1957年3月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这些论述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幸福的物质内容，阐明我们从事阶级斗争，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改变国家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幸福”。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是供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幸福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人民的物质福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和创造、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保证，同时，还直接制约和影响精神生活。为人民谋福利，首先是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离开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只是空谈幸福。毛泽东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纳入幸福范畴，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体现了人民是幸福主体的思想。
幸福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不能把幸福和物质享受划等号，更不能把幸福归结为个人物质享受的享乐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一种享乐观。一个人如沉溺于物质享受，缺乏高尚的精神情操，势必感到精神苦闷、空虚、绝望；一个人失掉了健康的精神生活，金钱就可能成为培植贪欲，产生伪善的欺骗的土壤，甚至使人堕落，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值得警惕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早已摒弃了的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近年来在我国重又有所滋长，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一味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的现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偷盗、诈骗、受贿、赌博、流氓、吸毒等等违法犯罪，归根结底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作怪。所以说，享乐主义是导致人们堕落的腐蚀剂，是同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根本对立的。
其次，强调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只来自物质生活的享受，同样也来自精神生活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18]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简单不过是一头畜生。”[19]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只把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仅仅是动物水平的幸福。
毛泽东的幸福观，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等方面的追求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托。精神生活的内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文化知识素质，健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等，这些比之物质生活是更高级、更深层的幸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是无真正幸福可言的。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献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乐，仍感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祖国；又如，革命战争年代，物质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却丰富、饱满。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虚，情趣低级，灵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感到整个生活枯燥乏味，内心空虚，前途渺茫，消极悲观，暮气沉沉。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强调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认为精神生活的满足高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苦。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不图个人享受，不怕艰苦困难，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最有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但重视幸福的物质内容，更强调要用健康的科学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才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他一直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要扫除文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是应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他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高尚的节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革命，一切眼前个人利益可以抛弃。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幸福观的灵魂。
总之，幸福的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升华，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既要重视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既要反对单讲物质生活不讲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看作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把幸福理解为离开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