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在旧社会略识之无的人都知道的。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以之构成自己理学体系的。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起，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入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的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言行及若干弟子言行的书。《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大体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言：“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关于朱熹编注四书，朱自清还有这样一段概括的话：“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定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谷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
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以为是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他说：“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并且具体分析了《左传》的这段文字：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毛泽东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曾以晋楚城濮之战，来说明主观指导于战争的影响，又曾用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败于楚军的事例，嘲笑了“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阐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道理。
《春秋左氏传》，毛是把它作为历史来读，从中汲取养分的。《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功夫。
关于旧时这些蒙学读本，上面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些经典古籍属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学术史料，乃专家学者所治专业。现在的青年人不必去读。40岁以上的中年人，消化能力强了，世事人情懂得比较多了，这些古书（包括《幼学》、《三字经》等）倒不妨浏览浏览，可以明白古人如何处事做人，如何对待人生宇宙，也许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心得体会。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学堂已经开设了。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还十分微弱，他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书。他是在结束私塾生活，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才进一步通过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呼吸到新思潮清新的气息的。因此，毛在私塾阶段的读书生活，具有转变期的矛盾的特征。虽然科举已废，但所学的内容仍为“四书五经”；虽然学堂已开，但当地的私塾教学方法依旧；虽然毛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仍旧要按塾师的规矩死记硬背。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6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他此后对国情的认识大有裨益，但也可能因此，使他过分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误解了许多东西。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储存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随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联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① 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不无道理的。巴金说：“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②
毛泽东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同他关系最深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理学家，著有《论语类钞》等，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将儒家学说讲得很活，不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这于毛泽东探究古籍，活学活用，有极大帮助。总之，幼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都是有很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