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书籍引导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他同斯诺谈起过。他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也说：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
不同时间向不同对象的这两次讲话，都说到了这三本书对自己的影响，可见这影响是很深的。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是这一著作第一个中文译本。初版只印1000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笔者在山东广饶县见到过“海内孤本”，封面“共产党”印成“共党产”）当时中国翻译界的经验还不多，这个译本的译文并不理想，后来它被新的译本取代了。可是它最早把这一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这一功绩是不可没的。这本书开宗明义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
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定下的书名，原来的书名是《〈 爱尔福特纲领 〉解说》，武汉利群书社1921年1月出版的。现在的读者一听到说考茨基这人，很容易想到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本著作，就想到这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的著作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其实，考茨基早年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深受列宁本人的推重。例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把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并列，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①，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列宁在反驳司徒卢威的时候，强调了他自己同考茨基并无意见分歧②。”就说考茨基在1891年起草的这《爱尔福特纲领》吧，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部著作中，阐述《火星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就向读者推荐考茨基的这部著作作为参考书{3}。这本经恽代英翻译的书，对青年毛泽东起了启蒙的作用。
《社会主义史》，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著，初版于1892年。作者说成书有两个目的：一是叙述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概括解释和批评。1913年，英国人辟司加以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辟司承认自己是从费边社和工党的观点立论的。李季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蔡元培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蔡序中说：“克（柯）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④ 蔡元培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很确切的。例如书中说：“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① 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② 简单地说，他们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大体上就是今日英国工党的主张。
这本书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等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映“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国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关于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固定的教义，而是从一种极大的又没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发生的一种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是活泼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这个见解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社会主义史》是在我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虽然其中含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露骨的攻击，但在当年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眼界，仍不失为一本启蒙性的读物。毛泽东也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1920年，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年5月1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才标志着这个刊物明显地转向社会主义，7月出版的八卷一号起，该刊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这期始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著作，还只有很少几种。
毛泽东关于读这三本书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差误的，三本书的出版都在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之间。因此，1920年上半年他在北京和上海逗留的时候，这三本书不可能都读过，这点时间差异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正是他思想上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之时，他努力寻找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阅读。根据罗章龙的回忆①，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活动，会员曾达一百几十人），在校内有一个聚会的房间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以此名义搜集各种外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初翻译的有《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马克思和试译《资本论》第一卷，以及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等。罗章龙是德语系的学生，任德文翻译组长。此事很受蔡元培的重视。“前后规划有20种，陆续译成付印”。罗章龙说：“《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时，同罗章龙、邓中夏等有密切往来。想必他所“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回忆中说到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是在北京时就读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另据史学界最近考证，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载有李泽彰译《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①，也有可能是这一本。不论是哪一本，按照毛泽东历来的读书习惯，对如此求之若渴的经典著作，必定是反复阅读，深加思考的。至于其他两本书，当是随后读到的，因为“亢慕义斋”的翻译计划中没有这两本书。由于同斯诺的这段谈话中还正式说到，读了这三本书之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因此，关于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具体时间，即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有些党史研究者就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1920年夏，而是大体这样三种时间：1920年秋，1920年冬，1921年春。他们的主要根据是毛于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到这年12月为止，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同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还是很庞杂的，依然“浸润”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对必须铲除封建制度的基础也缺乏明确的认识等。
虽然毛泽东上述回忆确小有时间上的差异，但他这样确定地认为自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自我感觉是有其道理的。这只要对比191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思想状况，以及1919年4月回到湖南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如《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的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尤其《民众大联合》这篇辉煌的大文章，表明他已摆脱了学生时代社会历史方面的唯心主义影响，已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胜利，已认识到唯有人民力量的大联合才能扭转乾坤，不过至少不大清楚如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先后挑起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在这三次论战中，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方理论水平还不高，还不成熟，但所争论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即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前途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要不要建立俄式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在革命过程中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当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三次论战，他对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的态度是明确的，完全赞同的。我们知道，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有良好的读书习惯，不仅好学，尤善独立思考钻研问题，具有超凡的思辨能力；同时又执著于实践，决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而是一闻道即起而行的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因此，相信这三本入门书，他决非泛泛一读，必定是带着问题深加研究的。即如前引他自己的话，“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斗争。”否则，也不会多年之后，还牢牢记住其影响。上述这种论断，可以从当年他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中看得出来。
易礼容于1920年6月30日从武昌给毛泽东写信，谈到自治运动的进行要有准备。此信刊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毛泽东在按语中说：“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在1920年11月25日他给向警予的信中，更是感慨地写道：“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一天给罗章龙的信中，就写得更加明确：“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有两封长信给毛泽东，再三强调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认为这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同时着重分清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批判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信中尤详谈仿照俄国组织共产党的必要。同年8月间，萧子升也有信给毛泽东，详述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会务、世界大势及“改造中国与世界”应采取何种方法时，他的意见同蔡和森等多数意见不同，“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赞成俄式革命。由于信收到过迟，同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才复信法国的会友，对萧子升的意见，“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复蔡的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陈独秀已开始建党活动，办了“旗帜鲜明”的党刊《共产党》。所有这些从书本尤其从实践得来的看法，所形成的明确的意见，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毛泽东要说，1920年他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6月回到湖南后，毛泽东除积极参加、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①。最关重要的大事，是8月间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样不仅解决了进步书籍的及时阅读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为湖南新文化运动补课，而且在湖南许多县设立了分社，为后来湖南党组织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由上述这些事实可以断定，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已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