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开始时，毛泽东崇敬的人物较多，即使是在接读《新青年》以后，被他视为楷模的，也不止陈独秀一人。他在与斯诺谈话中明确点了的，还有胡适，实际上还有被他称为组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如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写《狂人日记》等反封建小说的急先锋鲁迅，“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等。但是逐渐地，陈独秀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突出出来，成为“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大社会哲学家”和“思想界的明星”。
这首先是因为《新青年》当时由陈独秀主编，所刊重要文章都是署名“陈独秀”。陈独秀几乎成了《新青年》的代名词，二者密不可分。其次，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他的主张着重在思想方面，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教育革命，等等，固然在当时影响很大，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但是，对比起来，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着力批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提出以新思想培养一代新青年所进行的伦理革命，对整个社会和毛泽东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
所以，《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一周年之际，即1918年4月，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他与几个朋友发起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青年”。为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说，当时武汉、上海、杭州、天津也出现了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激进团体，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大量活动和工作，后来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团体，会员曾发展到七八十人。毛泽东后来骄傲地对斯诺说：“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毛泽东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的改造中国、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革命思想。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日记记述当天下午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的一段谈话，表达了他们已决心把陈独秀当作当代“大哲学革命家”崇敬，投身革命运动的心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是完全相符的。第二年毛泽东到北京与陈独秀接触后，这个思想就更加坚定了。
1918年10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初步传到中国的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但是零星的，而且是不准确的）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写的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在北京因生活问题，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与李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图书馆，他阅读到介绍各种思潮的书报；他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眼界大开。同时，从过去的神交——远距离敬仰，变为直接接触，对比之下，毛泽东在这些过去崇敬的人中，终于产生出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并且，随着在1918年底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中陈独秀的表现，给了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印象。而这导致毛泽东在结束学生生活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领导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
正是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形势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斗争十分激烈。首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是战胜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次可以而且应该收回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因此而得到提高。其次，由于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此对陈独秀几年来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普遍高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儒家纲常学说的猛烈批判，使封建卫道士们极端的恐慌，对陈独秀《新青年》无比仇恨，用造谣诬蔑和利用当权的北洋军阀势力等各种手段，进行疯狂反扑，并集中攻击陈独秀和《新青年》。
对此，陈独秀绝不妥协与让步。他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封建顽固派进行反击，坚定地表示：要拥护“德赛”（即民主与科学——引者）二先生，便不得不主张“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这种为了真理坚决斗争、不惜断头流血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使他对陈独秀的崇敬更上一层。
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方针，创办了一份直接迅速干涉政治的战斗性极强的周刊《每周评论》，对在这“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政治，发表自己的明确主张，并且把报道和评论的重点，放在当时世人与国人瞩目的舆论焦点——巴黎和会和中国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上。于是，除了《新青年》之外，陈独秀又多了一面影响和引导收回国权的群众运动（后来发展成五四运动）的旗帜。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又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