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毛泽东这样评价自己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客观地考察当时二人的关系，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1919、1920年，继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也紧接着实现了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继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行动是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张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与他一样荒淫无耻，专横残暴，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中，这个怒潮的酝酿最为迅速。1919年7月7日，湖南学联曾发动过一次大举焚烧日货运动。之后，张敬尧对各校的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训话，竟粗鲁地说：不准开会，？？
“你们不准游街，不准检查商店，
否则，本帅就要办人。”引起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正确地估量了当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月6日，长沙主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的宣传，争取外省力量的支持。毛泽东负责赴北京代表团的工作，不料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了向总统府、国务院递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外，他与正在向社会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有油印稿。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甚至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如上所述，原来的思想如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他没有意识到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等，也并未肃清。正如他在当时即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自述的：“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①《西行漫记》第132—133页。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而且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并不完全正确，夹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是陈独秀。他甚至说是陈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①。
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以支持毛泽东等的驱张运动。文章一开头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里，在湖南造孽的“安徽人”就是指张敬尧。接着，文章在歌颂了湖南历史上著名人物王船山、黄克强、蔡松坡等的奋斗精神后，写道：“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这段话显然是指他在出狱前后对于湖南斗争情况的认识。文章最后，以蝗虫自杀堆尸成桥让后者过河的寓言，盛赞这些湖南青年为了后人和未来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
在上述多种思想“大杂烩”的状况下，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5月5日来到上海。一方面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的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直、皖两系的矛盾打击张敬尧取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深入发展到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办的讨论。毛泽东在各种驱张文件和书信中，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并且广泛进行宣传，实际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
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在此期间，毛泽东再次拜访陈独秀，两人进行了一次对毛泽东的一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交谈。他在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又说：“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原来，从巴黎和会召开开始，陈独秀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思考，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激烈、复杂、痛苦的思想斗争，大约在1920年初，终于抛弃了他曾热烈信仰、鼓吹过的“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在政治上，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陈独秀接受了俄国革命后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同时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发表的这些言论来看，他对毛泽东“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就是这些内容。这些思想，对于陈独秀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几十年奋斗后思想重大转折的产物。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起了“茅塞顿开”，“画龙点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评价。
接着，毛泽东就读了三本书，在这年夏天，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冬天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三本书也是与陈独秀有关系的。
毛泽东自己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据查，第一本书是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并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第二本书是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的，第三本书也是陈独秀请李季翻译的。而且这三本书都是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在这年夏天出版的。毛泽东说看了这三本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是这年7月初离开上海的，而这三本书是8月开始陆续出版的。可以想象毛泽东读这三本书与陈独秀的关系了。因为在当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中，除了陈独秀，没有任何人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更深切了。如果给毛泽东寄这三本书，只可能是陈独秀或是陈独秀所吩咐的人。据当时毛泽东最亲近的朋友张文亮的日记记载，9月10日晚上，即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两个月，也是这三本书出版的时候，毛泽东与张在第一师范谈话，次日，张就给陈独秀发信，要求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实际上，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关系，不限于寄书报和思想影响，还在于组织上的联系。因为这时陈独秀已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毛泽东即使不开口，陈独秀和他为首的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也会主动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寄给他。关于这一点，下节将具体叙述。
毛泽东与陈独秀交谈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思想行动发生重大转折，首先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湖南改造运动中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谈湖南改造问题内容是什么？从当时他的书信和文章来看，是这样的：6月，即在他与陈独秀交谈的这月23日，他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时，提出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20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信中向继张敬尧倒台后打着“湘事湘人自治”的谭延闿、赵恒惕省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显然这是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纲领。但是，从上海回长沙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明显升华，从改良走向革命，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当时，他发现湖南舆论界对湖南的自治运动的认识十分混乱，有的被谭、赵的“湘人治湘”的旗号所迷惑，盲目乐观，并且认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事，要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有资格谈；草拟“自治法”更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腐败，自治任务艰巨，没有信心，等等。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从9月3日至10月3日，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十篇文章，评论湖南的自治运动，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自治运动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湖南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自治运动？他认为这种自治运动，必须是由人民——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以及殷勤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的；否则，自治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不能持久的。
第二，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以前，他对自己的湖南自治计划也不满意，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作改良派，“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到底如何“根本解决”？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偶然的。现在，他从陈独秀那儿得到启发，从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罗斯得到了方向。他说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主要由于：一是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的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二是有真正可靠的广大群众的拥护，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工人、农民都一呼而起。
第三，革命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成功。毛泽东认为像俄国革命成功那样的条件，中国还没有具备。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命力量应努力推动当地一般的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争取到群众多数，壮大革命力量。这就需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于是，他把现实的湖南改造运动与将来中国“根本解决”的远大目标结合了起来，使当前的运动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
话虽如此说，在当时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湖南的自治运动毕竟是搞不下去了。而毛泽东等人既然已经找到了根本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的道路——十月革命之路，再加上陈独秀委托他在湖南建党，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把奋斗
的重点移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中国革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