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是中国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然而它所蕴含的丰富历史经验，令无数史家及炎黄子孙流连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推动国民革命迅猛发展，促成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局面，彻底扫荡了封建军阀割据势力。在这场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与瞿秋白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为捍卫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共同促进国共合作
毛泽东与瞿秋白结识于1923年5月。
1923年4月底，29岁的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毛泽东接到调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命令。他离开湖南之前，中央通知他即去广州参加筹备中共三大。那时粤汉路不通车，毛泽东只好绕道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同行赴粤。
在参加筹备中共三大的一行共产党人中，有一位毛泽东以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这便是瞿秋白。
这位出生于江苏常州的青年，虽然年仅24岁，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才学。他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底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他曾以酣畅、激情的文笔在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50余篇约20万字的通讯报道和专访，还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4本报告文学专集，是向中国读者详尽描述苏俄大地上发生的深刻变革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更重要的是，这位文思敏捷的青年，在苏俄系统地阅读、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毅然选择了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志向，于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两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像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共群体中，无疑是对马列主义及苏维埃革命最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最有发言权的人。因此，当1922年11月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给他担任翻译的瞿秋白颇为赞赏与器重，商请他立即回国工作。就这样，会议结束后，瞿秋白随陈独秀等人登程回国。1923年4月，瞿秋白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这次随中央到广州筹备三大，他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党纲草案，并兼任马林的翻译。
广东区委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小楼——春园（今广州新河浦路24号），安置马林、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等中共三大筹备者。春园北面一百多米处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名恤孤院后街，这条街上的31号住宅（今恤孤院路3号），是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街面，楼下南间是会议室，室内正中摆着一张已褪色的红漆长桌，两边各摆放一列长条凳，长桌两端是小方凳。屋子由于多年失修，显得十分陈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就是在这狭小而简陋的屋子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人，都是中共党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项英、林育南、刘仁静？？这些从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浙江、山东、满洲等地日夜兼程赶至广州的人，代表着当时全国仅有的432名共产党员，来商讨一件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实行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出席中共三大的唯一的外国人，而国共合作的重大议题正是他最先提出的。1921年冬至1922年春，马林曾奔走于中国的华南、上海和北京之间，他考察了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寻找合作对象。这位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荷兰人，曾于1913年被派往荷兰殖民地爪哇工作，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成功地帮助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同当地的一个松散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合作，使爪哇的社会主义宣传和工运日益发展。在中国，他经过考查认定只有孙中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开展民族民主运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是陈炯明，更不是吴佩孚，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他主张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但是马林的建议，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拒绝。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正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策略原则。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心目中，国民党是一个“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只不过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客集团，对这样一个大而无当的国民党，并不是什么可靠的联合对象，更不要说党内合作了。马林一时难以说服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便于1922年4月乘日轮鹿岛丸离开上海，绕道新加坡、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等地回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看法也开始有了变化，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时局的第一个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在这以后，党的策略有了显著的变化，初步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这期间，马林的赴苏请命，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党内合作的指示又返回中国。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根据马林的提议，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上举行了两天特别会议，即历史上著名的西湖会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马林7人扮作西湖游客，于湖光山色之中酝酿着一场风雷激荡的大革命运动。经过马林的说服和热烈的讨论，除张国焘、蔡和森外，多数人基本接受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到中共三大召开时，“二七”惨案中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工人的阴影仍笼罩在代表心头，许多人领悟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单凭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这以皿换来的认识，并不是所有参加三大的代表的共识。尽管国共合作问题已酝酿了一年，但会议期间讨论这一问题时，仍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而陈独秀则提出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他同马林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在中共三大代表中，只有陈独秀和张国焘是连任两届的中央委员，然而他们两人的主张竟大相径庭，由此引起更热烈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与瞿秋白坚持了共同的意见，一致赞成国共合作。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瞿秋白则从理论角度思考的更多。他既反对和批评了张国焘的意见，亦不同意陈独秀的主张。他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认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这一点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需要上，都是绝无疑义的。瞿秋白在批评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反对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不赞成将民族民主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削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起草党纲草案时曾明确写道：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应竭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但这段文字后来遭到陈独秀的删改。
中共三大的气氛是民主的，虽然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论，最终还是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三大结束后，在春园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被推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担当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开始步入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开始参与党的核心决策工作。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但他独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及政治优势，使他一回国便崭露头角，迅速被推上党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党中央的一支笔。甚至他那娴熟的俄文功底，也促使他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交往的首席联络员，他的才能得以很快被双方发现并倚重，这是瞿秋白迅速接触并步入中央领导层的主要原因。
中共三大是毛泽东与瞿秋白交往的起点。这两位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很快担负起党交给他们的一系列革命重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