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瞿秋白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注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曾集中全力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尚无足够认识。当时虽有1921年9月浙江萧山县衙前镇农民协会及其抗租斗争；有1922年6月以后彭湃在广东海陆丰领导的总农会，但并未形成一种风潮，党内对此也未引起十分的注意。毛泽东首先提醒中央关注农民，并从此将农民问题推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这种转变始发于中共三大前后。根据张国焘的回忆，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的一段发言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也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毛泽东强调，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出身于“士宦之家”的瞿秋白对中国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状况及潜在的革命威力虽不及农民的儿子毛泽东有设身处地的了解，但由于他是最早看到列宁故乡农民变化的人，对农民的作用亦感触良深。早在1922年旅居莫斯科时，瞿秋白就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他在为中共三大起草党纲草案时，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鲜明地写道：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并且在说明党纲草案的报告时，特别指出农村自治运动，农民应当力争参政权，反对包办地方事务的乡董。这个思想，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党的第一把手陈独秀就不赞成，他片面地夸大农民的某些弱点，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在审定党纲草案时，他将瞿秋白写的那句旗帜鲜明的话“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修改成“革命也很难成功”，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性和尖锐性。
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共三大第一次涉及农民问题时，毛泽东、瞿秋白当属于共产党人中最早醒悟者，尽管他们醒悟的根基不完全一致，瞿秋白主要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毛泽东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他对农民的切身了解。但他们都已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投入是断然不能成功的。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使全党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产生了一个飞跃。在工人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封闭、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直隶等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抗税抗租，减租减税斗争风起云涌，动摇着农村封建地主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瞿秋白以兴奋的心情关注着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对农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及时提出了反映农民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他率先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并清醒认识到三大党纲草案存在的缺陷是没有切实地、勇敢地解决农地问题，他对此作自我批评说，他那时虽然赞成耕地农有，但起草党纲时，“屡经思索，始终不敢写上去”。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农民以整体的形象跨入国民革命行列。1926年7月飓风般的誓师北伐，使国民革命释放出巨大热量，唤起了工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年8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国共两党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国民党由于忙于北伐，联席会议暂不举行。瞿秋白利用这一时机，在广州与毛泽东、彭湃一起参加了广东省农协执委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演讲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及其所具备的革命性，明确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苦痛，缴卸帝国主义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瞿秋白特别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间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这一认识，在北伐初起之时，是极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以及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呢？瞿秋白提出了具体的主张：（一）实行耕地农有；（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政权归农民；（四）严厉地无情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剥夺其政权。
这篇演讲，集中反映了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乏真知的见，代表着中共早期对农民问题探索的最高水准，毛泽东思想所包容的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大多可以从瞿秋白的有关论述中寻找到它的雏形。从理论贡献来说，瞿秋白对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无疑起着开拓和奠基的作用。当然，瞿秋白同当时党内许多领导者一样，他的思想理论还处在形成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他的某些思想尚不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偏颇和错误，例如《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中有中国民主革命“直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是导致他后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有“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理论因素。然而，瞿秋白当时年仅26岁，我党尚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也刚刚开始。这诸多因素的制约，使瞿秋白的论述存在各种弱点与缺陷是不足为奇的。瞿秋白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27年2月，他在自选集《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说：“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要因此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用革命的实践的，而非想‘藏诸名山，传诸后世’的。”这是何等的襟怀坦白和光明磊落，读罢不能不令人为他追求真理，不计私利的精神所感动。
在探索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与瞿秋白有着很大的不同，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基本是从理论和宣传视角出发而进行的研究，而毛泽东本身就是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农民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的理论来源于斗争实践，他的根基是深深扎在农村，扎在农民之中的。
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理主任。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农民问题。上海执行部内复杂的斗争局势和国民党右派的非难和干扰，使毛泽东疲惫不堪，积劳成疾。1924年底，他偕妻带子离沪回湘养病。
1925年2月春节时分，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毛泽东回到农民中间，如鱼得水，他利用农闲时节，抓紧一切机会与农民们一起话家常，讲时事，进行调查研究。与他常在一起叙谈的农民中，有从安源煤矿回乡的共产党员毛福轩，穷郎中毛新枚，小学教员李耿侯与庞叔侃，还有被乡里人称作“硬汉”，敢于同当地恶霸成胥生斗争的农民钟志申。毛泽东很善于启发和教育农民，他说，大家可以扳着指头算一算，天下是穷苦人多，还是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多？穷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穷人多，依我看，推不推得倒土豪劣绅，就看穷人齐心不齐心。毛泽东动员大家组织起来。他的宣传，拨亮了穷苦农民的心，渐渐聚拢了一批农民中的骨干。二三月间，韶山第一个秘密的农民协会诞生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吸取在长沙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军阀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教识字，教珠算，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讲课通俗易懂，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讲打倒“洋财东”，讲“手”、“脚”两字，就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不停地劳作，却缺衣少吃，而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坐轿子，吃鱼肉，穿绸缎。这样一讲，农民便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经过严格考察，吸收毛新枚、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为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并创建了农村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毛泽东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在短短的时间内，他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依靠这些组织，领导韶山人民开展了声援五卅惨案、平粜阻禁、争取教育权等一系列斗争。
1925年7月，韶山大旱，粮食奇缺，土豪劣绅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成胥生等人把谷米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与中共韶山支部发动群众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在数百农民的阻止下，使成胥生被迫开仓平粜。这是韶山农民一次成功的“阻禁平粜”斗争。
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引起豪绅的恐慌和忌恨，他们串通省长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捉拿。在开明绅士郭麓宾暗中通报下，毛泽东才得以及时脱身，离开韶山前往广州。
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为毛泽东分析认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在1925年12月和1926年1月先后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等文章，是他将亲身实践及大量调查研究升华为理论的代表作。他所具备的这种优势是当时党内许多人无法企及的，因此，这一优势，使他对农民的认识站到了至高点上。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此时却看得很清楚，他明确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观点，使他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佼佼者，无论党内党外，纷纷推举他出任指导农民运动的职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1926年初，毛泽东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又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先后主办了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时，出于授课的需要，毛泽东系统、深入地研究并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强调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都是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从农民在中国所占的人口比重、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革命力量、革命胜败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详尽透彻地阐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高涨，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已逐渐为国民革命队伍中许多人所公认，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他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他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已是一篇很成熟的、全面阐述农民问题的代表作。这些理论著作，武装了大批农讲所学员，推动了农民运动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迅猛发展。正如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评价所说：“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过程中显示出卓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显示出他所具备的领袖素质。可以说，毛泽东的领袖生涯是以此为起点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非常复杂的中国农民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途径，主要在于，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他十分重视实践，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在研究农民问题过程中，吸收了当时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等人的精辟见解，吸收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内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所处的社会氛围，在探索农民问题方面，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瞿秋白等我党早期的一些杰出理论家与政治活动家所起的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