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他注重实践，善于调查研究，在坚持实事求是上无所畏惧，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因此，他的洞察力和独立见解总是先人一步。对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是非常看重的，他也十分注意吸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彻底摈弃了国民党的旗帜，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这一决定的做出，不能不视作是对毛泽东意见的认同。对毛泽东执掌全局工作的能力，瞿秋白一直予以十分的肯定。1927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代行中央职权，管辖湖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西、安徽、陕西七省工作。9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长江局人选问题时，瞿秋白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有人提出毛泽东已率起义部队上山，实际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对他领导长江局持异议。瞿秋白仍坚持道：“泽东不能来，任旭（任弼时）加入也可以”，“或者，任旭加入，泽东还是加入”。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瞿秋白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旭、王一飞、毛泽东五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
1927年10月初，瞿秋白乘江轮离开武汉，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当时，瞿秋白年仅28岁，而他所面临的，是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纷扰复杂的政治斗争。作为理论家、宣传家，瞿秋白才智横溢，胜任有余，但作为政治领袖，他则十分缺乏实践经验，在决策一系列从未处理过的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主张不能不左右他的行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约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卓越的革命家都先后慷慨就义。中共党员从5万多人减至1万人左右。党内蕴藏着的一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在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后迅速爆发出来，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由复仇心理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满而逐渐滋长生成的革命急性病，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瞿秋白终于无法驾驭这种局势，犯了“左”倾盲动错误。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挺、贺龙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继续斗争的策略。会议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在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仍坚持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方针是进行全国总暴动。这就大大助长了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使“左”倾盲动的指导思想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11月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实施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先后部署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计划；部署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等，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如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在这种“左”倾情绪下，湖南省委一些人甚至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加之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给党内带来的兴奋也是那么短暂。12月11日，当缀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在广州市公安局楼顶高高飘扬，成千上万市民走上街头欢庆工农民主政府宣告成立之时，起义军领导人叶挺、叶剑英等人就已看到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力主将六千余人的队伍撤出广州，转移到农村去，但却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纽曼的反对。结果两天后，起义军在同张发奎部的激烈巷战中失败，仅一千多人撤出了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壮烈牺牲。张太雷之死，使瞿秋白受到很大刺激。张太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他们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由于志同道合而交往颇深。张太雷是在汽车里被敌人子弹射中胸膛而死的，如果早一天撤离广州，那将是另外一种革命的局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醒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应该看到，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一直没有停止对挽救革命、再创革命高潮的探索和努力，他渴望挽回大革命的那种情景，他的努力尝试虽因矫枉过正的蛮干而未能成功，可又怎能全盘否定探索出路的全部意义呢！毛泽东在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方面的开拓性伟大功绩已永载史册，不会有人再持异议；而同样为之努力，在走了弯路之后，回到这个理论起点上的瞿秋白也不应一笔抹煞。瞿秋白是失败者，但他在失败中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按照既定方针在全国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工农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不断给党中央以新的启迪。1927年10月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革命政权。同年11月，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工作策略时，也提到“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赣西南准备于最近造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赣东北与赣东联络一块亦形成一个割据局面”。12月，湖北省委和鄂东特委也提出“使革命势力很快的发展，造成割据局面”。地方党组织开辟农村割据局面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很快引起瞿秋白的注意，并对这些经验和认识予以理论的总结和提高。1927年12月，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雏形。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使豪绅买办地主阶级没有组成全国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中国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首先，在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实际生活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其次，要使工农游击武装长期生存下去和发展起来，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第三，游击战争必须进入革命地域之建立，全党都要明显地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这就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结合了起来。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革命根据地为主要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瞿秋白称之为“农民割据”。他在引导党将工作重点转到实行武装割据方面来作了许多努力。1927年12月，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指示朱德部与驻扎在茶陵、酃县的毛泽东部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并强调“暴动的局面，须看当地的环境，如便利在乡村发动，便应在乡村中力求深入和扩大，而不亟于攻城；如确有把握而影响又大，群众或更因此而扩大，则攻城也所必需。”这种立足于创造农村割据局面，攻城应看是否有把握而为之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这毕竟是大革命失败后寻求中国革命最佳方式的有益探索。毛泽东、瞿秋白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最初都是受城市中心论思想支配的。他们的区别在于，毛泽东较早地意识到盲动的危害，自觉地抵制了它，而瞿秋白是看到它的严重后果后才予以自觉纠正的。
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左”倾盲动错误，是以瞿秋白的名字认定的，但是，对于中共党史上出现的这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错误指导，是形成这次盲动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1927年7月，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全权代表来到中国。这位29岁的俄国人，尽管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却拥有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在决策中共中央的工作上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观点主要来自他的报告，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也是出自罗明纳兹的手笔，他在起草决议案中提出许多“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革命性质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不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从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后，还需经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到历次挫折，但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地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关于中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说来处于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现时总策略”上，罗明纳兹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总方针：“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由此可见，这个总策略的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城市加农村暴动的汇合。罗明纳兹并不认识在中国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而是强行按照俄国模式搞城市中心论。
罗明纳兹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仅提出“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而且还提出了为政治上“左”倾盲动主义服务的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他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特意提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参加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李维汉回忆这件事时说：“我在党内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什么‘政治纪律’，当罗明纳兹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周恩来也说：“11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罗明纳兹给以惩办的，首当其冲是毛泽东，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没有盲目攻打长沙，而是带部队奔向了井冈山。罗明纳兹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却指责秋收起义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特别指责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因此，11月扩大会议不但给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而且开除了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会上也给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对于毛泽东的处分决定曾被湖南特委代表周鲁上井冈山误传为“开除党籍”，使得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革命意志坚如磐石，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一直到次年3月，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才传到井冈山地区，毛泽东虽然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然是中央委员，而此时，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已基本被纠正了。
对于瞿秋白在“左”倾盲动错误中的责任，李维汉有过公允的评价，他说：“像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28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中央临时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著书立说，文思泉涌，在中共群体中没有几人能超过他。但作为政治家，则大嫌不足，他缺乏临危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尤其缺乏深入民众，植根于民众的实际锻炼，他的书卷气，在他那充满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未能克服掉，这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大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