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派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参加
会议筹备工作。米夫带来的翻译人员中，有一个24岁的安徽籍青年，操一口流畅的俄语，巧于辞令，讲起马克思列宁的经典，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此人便是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对于王明，瞿秋白不是初次相识。1927年春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赶上米夫率领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被邀请列席会议，王明当时作为米夫的翻译也列席了五大。那时，米夫曾向陈独秀极力推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把这个陌生的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又不便拒绝，便让王明在中宣部当了一个多月的秘书兼编辑。7月初王明又随米夫返回苏联。由于接触时间短，瞿秋白对王明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王明却很注意观察了中共的领导人，常将自己与他们相比。六大前夕，斯大林会见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王明担任翻译。谈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时，李立三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朵浪花。意思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将浪花视为高潮。在王明看来，党中央领导人连这些道理都不懂，真是可笑，由此更加自命不凡。米夫也散布对中国党的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语，吹嘘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王明对米夫的苦心心领神会，积极配合，在各种场合卖弄自己的“理论水平”。当时，王明在理论上从四个方面同瞿秋白展开争论：第一，在农民问题上，是联合全体农民反对地主，还是联合中农、贫农反对地主和富农？第二，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在中国是两个营垒还是三个营垒？是联合中间势力还是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第三，在工人运动的策略问题上，是取消还是坚持赤色工会？第四，在关于党内倾向的问题上，主要危险是“左”倾还是右倾？瞿秋白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王明的观点则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但是，米夫支持他。王明洋洋大篇地发言，不仅未获取人心，没想到适得其反，许多代表对王明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不以为然，甚至厌恶反感，王明终究未能挤入中央委员会。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专为培养中国革命青年而设立的。王明自1925年入学后，紧紧追随米夫，极受米夫赞赏。但是由于他没有实践斗争经验，在同学中的威望远不及参加革命多年的江浙籍学生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王明是个心胸狭窄、气量很小的人，他不甘心居人之下，为了整垮对方，不择手段地炮制了“江浙同乡会”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在江苏、浙江籍同学中，孙冶方因为做翻译工作，每月可收入近百卢布，手头比较宽裕。每逢周末、假期，江浙同学便到他的宿舍来“揩油”，买菜做饭热闹一番。一天，中山大学学生会主任王长熙从孙冶方宿舍窗外经过，听到屋内说话都是江浙方言，便向王明把持的支部局汇报说：“他们好像在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学习，因祖籍浙江奉化，与江浙同学也十分熟悉，常常凑份子请大家吃饭。1927年秋蒋经国从中山大学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一天中大江浙籍留学生又开玩笑地通知蒋经国掏钱会餐，蒋回信说：“我现在的会费还没有着落，等有了再寄来。”这封信落到别人手里，大家分析“会费”是什么，信既然是写给江浙留学生的，可见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
这两件事被王明汇报到米夫那里，他们马上抓住大作文章，扬言抓反革命分子，请苏联政治保卫局人员调查，尽管没有发现什么证据，王明仍坚持俞秀松等有小组织活动。不仅如此，他还把反对他的李剑如（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骨干）、余笃三（武汉工运积极分子）等工人学员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斗争。六大闭幕后，王明别有用心地向米夫建议请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企图借助这位新当选的总书记，给“中大风潮”定性，向同学施加压力。向忠发是武汉的码头工人，曾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和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是个敢说敢干但头脑简单的人。他是在共产国际再三强调加强干部工人成分的情况下当上总书记的。向忠发接受邀请后偏听偏信，不作调查，仅根据王明提供的材料，就在讲演中宣布“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并扬言要枪毙一批人，事后，便有4名学生被捕，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此事在学生中闹得沸沸扬扬，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学习已无法正常进行。
许多学生出于义愤，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自然十分关心这一严重事件，他派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去中大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王明、米夫等居然不许他们过问中大事情。中共代表团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到政治保卫局去查阅材料，也遭拒绝。无奈，瞿秋白只好亲自出马调查，他不仅找被指控为“江浙同乡会”的人谈话，而且要王明等对揭发材料提出证据，以证实指控的真实性。王明哪里拿得出有力的证据呢！瞿秋白经过深入细致的查证，于1928年8月5日以中共代表团名义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就中山大学对“江浙同乡会”及“工人反对派”的错误处理提出与王明、米夫截然不同的看法。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中共代表团联合审查委员会的审理，终于作出公正结论，并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中大的工农学生还是好同志，王明等打击陷害别人的目的未能达到。
与此同时，瞿秋白与米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瞿秋白虽然知道米夫是斯大林宠信的所谓“中国通”，但他从不趋炎附势，常常批评米夫不了解中国国情。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征求瞿秋白对米夫的意见时，瞿秋白曾直言不讳地主张撤换米夫，让熟悉中国的鲍罗廷接替。此事被圆滑的张国焘透露给了米夫，米夫十分恼怒，进一步加深了对瞿秋白的忌恨。1929年6月，东方部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坚决反对，两人再次发生激烈论战，相持不下。后来在张国焘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的提法。有关富农的争辩虽结束了，但影响很大，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瞿秋白变成了王明、米夫的“眼中钉”。王明也意识到瞿秋白有理论知识，有工作经验，有群众威信，是他夺取党内主要领导权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他们在1929年夏秋，借苏联开展清党运动之机，集中发起了对瞿秋白和中国代表团的攻击与迫害。
在清党之初，王明小宗派有计划、有准备地多方收集瞿秋白等人发表的讲话和文章，逐字逐句翻阅，从中找出可攻击之处，还四处收集他们“幕后活动材料”。准备一番后，便在大会上公开攻击瞿秋白既犯“左”倾错误又犯右倾错误，米夫特邀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联共区委等部门代表参加会议，为发言人鼓掌助威，以示支持，使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处于很不利的境地。这还不算，王明还使用造谣、谩骂等卑劣手段来中伤瞿秋白。当时中山大学墙报把持在王明小宗派手中，几乎每期都有丑化、批判秋白的文章。瞿秋白喜欢吸烟，他们在墙报上将秋白画成吸烟的猴子，而反对王明这种做法的文章从不采用。杨之华曾对这种人身攻击忍无可忍，愤然将墙报撕了下来，由此，她也受到攻击和批判，并被下放工厂去劳动。
这种宗派活动从夏天持续到秋天，逐步升级，更沉重的打击降临到瞿秋白头上。1929年10月，瞿秋白的三弟、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突然“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谁也说不清楚。景白比秋白小6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上海、汉口做过党、团工作，是个热情活跃，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的失踪，使秋白在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他对朋友说：“景白肯定被捕了，被苏联保安机关枪毙了。”然而王明却诬说瞿景白是“疯子”，跳进莫斯科河自杀了。
1930年春，中山大学清党结束时，米夫将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余飞召到办公室，他摆出一副得胜者的骄傲神态，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派别活动。由于张国焘在这场斗争中见风使舵，投向了米夫、王明一边，共产国际表示将他区别对待。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坚决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1930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但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已没有任何协商和挽回的余地了。其实所谓“商定”，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
这场与王明、米夫的初次交锋，以瞿秋白被解职而告结束。瞿秋白的莫斯科遭遇，绝不是人际关系上的恩恩怨怨，而是以共产国际粗暴干涉中国党的事务为背景的。米夫扶植王明等人的目的，旨在排斥日愈不听指挥的中国党现任领导人，以进一步控制中国党，把中国革命纳入苏联的棋盘。对于这一点，陆定一生前曾作过深刻评价，不妨照录如下：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
中国党同大国主义的“老子党”进行较量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斗争并没有因瞿秋白回国而结束，“老子党”代言人米夫、王明集团仍在寻机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