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罢工胜利后，废除了封建的包工制，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工人说，他们在安源做了20多年牛马的工作，过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出头的一日。10月，俱乐部重新改组，选出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罢工开始时，参加俱乐部的工人仅700余人，罢工胜利后，1.7万多工人踊跃加入俱乐部。此后，俱乐部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对推动当时江西、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促进和帮助了湘赣的农民运动，并为后来建立安源工人革命武装，参加北伐，参加秋收起义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罢工胜利的当年冬天，毛泽东再次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一方面，他考察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指示安源党的组织发展一批党员，巩固和发展罢工胜利成果。另一方面，那时中共中央计划组织铁路、矿山、海员三个全国产业工会，以便成立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毛泽东这次去安源也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这个计划。随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做了大量的工作。
安源罢工胜利后不到半年，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残酷镇压，腥风血雨席卷全国，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政府的交通部、工商部向安源路矿当局发出密电：“俱乐部乃赤祸之源，应即相机封闭，勿使遗患？？”但路矿当局考虑到“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因此不敢贸然下手。
毛泽东当即召集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安源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要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最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安源的同志找路矿当局谈判，指出他们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因而使路矿当局不敢有所动作。当时安源工人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路矿当局很快就答应了。
正因为安源党组织执行了毛泽东的灵活策略，所以，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安源工人俱乐部仍然红旗不倒，而且取得了新的胜利和进展，当时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邓中夏曾经赞扬地说：“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