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作出后不久，毛泽东没有满足古田会议已取得的巨大成功，而是进一步考虑另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即如何从理论上回答中央二月来信反映的和红四军存在而为中央九月来信所明确指出的“红军中右倾思想如何取消”等问题。恰在1930年元旦，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要求进步，写信给毛泽东征求批评意见。林彪曾在1929年5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和一些同志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过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毛泽东当时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过批评。在这次收到林彪的来信后，毛泽东趁此机会，经过几天思考，于1930年1月5日在古田村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毛泽东在信中说：“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在信中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
这封信还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的观点，重申“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
这样，毛泽东集中大家智慧，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当然，这个理论在后来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趋于完善。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次日率队离开古田，向赣南进发。2月初到达吉安陂头时，于这月上旬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在赣西南进一步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5月，毛泽东同朱德率部攻克江西省寻乌县。这时，毛泽东深感党内和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而且进一步说明，要到群众中去作实际的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文章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实际上初步地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
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到1930年，他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以农村为中心，并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和主张，为当时中共中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领导所不赞成，并且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李立三本人的批评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