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线的形成与推行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至古田会议期间，李立三虽然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党内争论中的正确主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的认识已开始出现分歧，在1930年以后，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李立三则脱离中国的实际，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反动统治的危机，坚持城市中心论，并由此发展成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
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重新滋长不是偶然的。从党的六大起，这种错误思想就开始逐渐地发展起来。
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的分析，对党的任务和政策的规定，是基本正确的。但是，这次大会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六大决议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的作用，但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而且认为全面实行武装起义的革命高潮很快会到来，那时就可以使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之内取得胜利。因此，大会虽然着重地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六大决议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依据。
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革命力量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却进一步地激化，1929年3月以蒋桂战争为起点，开始了长时间的各派新军阀的反蒋混战。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大城市的力量还相当强大，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也未临近崩溃，敌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可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起来。
当时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又对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1928年7月至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次大会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已进一步地瓦解，它必然会引起一个新的冲突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的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在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间，共产国际又接连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和决议案。这些指示信和决议案都着重反右，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不断地推向“左”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0月26日发来的指示信，它改变了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正确结论，武断地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也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准备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信和决议案对中国党来说，是带有指令性质的，而党内一些领导人存在着教条主义思想，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这样，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那时李立三是党中央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和党内不少同志一样，在党的六大以后并未能从根本上肃清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长期以来，他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没有深入过农村，不甚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又缺乏调查研究，总想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观察问题片面，往往夸大某一方面的情况而忽视另外一些情况，不能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和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这些都使李立三容易接受和发展“左”的错误主张，也是他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思想认识逐渐地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在1929年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接连发来的几次指示对李立三有很大的影响。李立三在3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的危险。经他修改的第三十三号中央通告明确地说：“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这年秋，党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说中国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李立三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1929年11月间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第二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上阐发了这个观点。他在会上的讲话中，过高估计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完全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与主观力量没有关系；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而直接革命形势就是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主张目前就应该行动，布置各地武装暴动。
一个月之后，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更迅速的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并且指出“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显然，这是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的主张和策略，同毛泽东所实行的以农村为中心的主张和策略截然相反。
到了1930年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的战幕即将拉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问题。那时，毛泽东、朱德等正在赣西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引起党中央的不满。这次会议批评了毛泽东、朱德，认为“在红军中不仅是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红军应更集中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便于全国政治有影响，如只束缚在深入土地革命上，必然限制在农村中，朱毛就是如此。”李立三在会上作报告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他还说：“在某几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目前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要注意全国的配合，采取更急进的策略。“对朱、毛亦应根据这形势有新的指示”，把各地的力量汇合起来，“便是全国总的暴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到十天，党中央于2月26日即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中央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决定红军在战略上与战术上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
1930年3月初，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李立三成了中共中央的主要决策人。在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起来。
三四月间，李立三接连在《红旗》报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文章。5月，他把所写的上述六篇文章汇编起来，题为《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在《布尔塞维克》杂志重新发表。李立三在文章中，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并且指责毛泽东等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
最形象地表述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的，是下面这样一段话：“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为此，李立三在文章中认为要“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并且明确地指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同时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
周恩来出国后，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3月10日开会，确定党的基本方针是夺取城市。李立三明确指出：“朱毛应向江西发展，与江西的红军汇合，争取江西的政权，以便配合武汉的暴动。”会上有人把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兜圈子主义”，提出要“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
4月3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给中共红四军前委一封信，传达政治局的指示。信中说：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党的总任务“是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指出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猛烈的扩大”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信中肯定地认为“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这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相继攻克了江西南部的南康县、大余县，在闽粤赣边境同敌人作战，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李立三对这一行动很不满意，在这一封指示信中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这是“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并且严厉批评毛泽东说：“‘造成闽粤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信中要求红四军同红三军联系，坚决向赣江下游发展，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
随后，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又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大纲》对全国红军的行动作了部署，其中要求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
1930年5月爆发了酝酿已久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次军阀混战，历时半年多，双方投入作战的兵力多达100万人以上，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一次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国内的政治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李立三的头脑更加发热。他错误地估计形势，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认为当时军阀混战的形势，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从而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
这年5月中，在李立三主持下，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这两个会对红军的建设、战略转变和苏区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明显地反映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思想。如红军代表会议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而且这时的李立三已经改变了自己在去年6月间给贺龙等发出指示信的观点，认为“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苏区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把过去的游击战争指责为“农民错误意识的反映”，认为目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观念和富农路线”，并且明确指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前面，迅速地准备我们的伟大的武装暴动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
接着不久，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开头就说：“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到了我们的前面”。在这种形势下，“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而最有可能首先爆发这种革命高潮的地方，便是上海或武汉。李立三在报告中点名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他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李立三批评毛泽东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而他认为游击战术是不适合当前战争的需要，现在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充实。同日，根据党中央的精神，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信红四军前委，要求红四军执行中央指示，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扩大政治影响，并帮助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
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李立三6月9日的报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为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个决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并再次批评毛泽东所坚持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决议中，还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并且“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
随后，李立三又主持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准备工作，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间，李立三得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之后，兴高采烈，冒险行动又有发展，他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至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高峰。
6月15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党中央之后，中央又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一开头就指责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这封信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把这些所谓“错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的“割据观点”；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最后，指示信严厉地说：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从这封中央指示信中所列举几个方面的问题来看，恰恰说明了毛泽东、朱德等所坚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却不顾实际情况，一再要红四军前委转变路线，也就是要毛泽东、朱德等把过去实行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转向执行他们的直接夺取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