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苏联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继办起黄埔军校后又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是年冬天，王明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却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对中国的工人、农民接触很少，对中国国情了解甚微。在学习中，仍用国内私塾和校园中养成的“唯书”、“唯圣”的学习方法，死记硬背，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加上，国际共运正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又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教员授课只讲书本知识，不联系中国实际。所以，王明学马克思主义不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成如同“四书五经”一样的一条条“圣训”，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成是一副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不研究中国国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如何，生搬硬套，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这就深深地打下王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基础。和王明一同陷入教条主义泥坑的博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
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在这个时期种上根。一方面由于自己小资产阶级出身，受过旧教育，以后也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在实际运动中锻炼过，到苏联后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态度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感到马列主义的精深博大、眼花缭乱；另方面受到德波林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二者一结合则成为教条主义。
半部《论语》治天下，读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统治中国？自以为了不起。①
王明进入中山大学后，被编在第一班学习。因当时学生绝大部分不懂俄文，教员也不懂中文，教学进度甚慢。学校决定先培养一批翻译工作者，在学生中选拔一些俄语学得快的学生，组成一个速成班，王明是被选中之一。这个速成班10多人，只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和列宁主义等4门课程。担任这班教授列宁主义课的教员是该校副校长米夫，他比王明只大3岁。
追求牡丹性格的王明，会耍点小聪明，在中山大学这个新的“花园”中，
①博古《在“七大”的发言》。
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园丁”，才能“交生怒发”。他要找的园丁不是别人，恰是副校长米夫，于是乎就巴结起米夫来。他在学习的四门课程中，只在俄语和列宁主义课上下功夫。对米夫教授的列宁主义课，认真揣摩，死记硬背，在讨论时总是抢先发言，有关一些名词术语，现成结论讲起来也头头是道，很得米夫的欢心和赏识。在列宁主义课讨论时，每当发生意见分歧，米夫也总是指定王明发表意见。
更使米夫欢心的是王明对待中共旅莫支部一事的态度和表现。1925年12月，中山大学成立中共旅莫支部分部。中共旅莫支部有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其中规定：“我们必须完全摒除那种认为应该在学习理论之前先学俄语的错误观念”；“我们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样的规定，使得留学生不敢学理论和俄语，使得一些人谨小慎微。米夫对此规定不以为然，对旅莫支部很不高兴，指责“中国人开会太多”，指责旅莫支部不听话。于是，1926年夏，他在学生中挑起一场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归谁领导的大争论，一连开了四天会。有的同学主张应归旅莫支部领导，而王明报其米夫所重视，提出要归联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不分国籍，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到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经过争论，中山大学领导作结论，最后宣布解散旅莫支部，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原中共党员都变为联共的候补党员。
米夫也需要物色一个对自己今后发展有用之人，王明正是他所物色的对象。王明在中山大学种种巴结活动，不仅得到米夫的赏识，而且受到他的器重。米夫真正成了王明“交生怒发”、“争妍斗艳”的可靠“园丁”。1926年秋，在米夫的吹捧和举荐下，王明就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就把还没有毕业的王明选作翻译，带在身边，先到广州，后转到上海，随后又到武汉。米夫在武汉，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二是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王明既当翻译又帮助米夫工作。米夫又带王明参加中共五大，这是王明第一次以翻译工作者身分参加党的代表大会。6月，王明又参加米夫和陈独秀的谈话。米夫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陈独秀既不愿接受，又不便推辞，就让他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大革命失败前夕，王明惧怕环境恶劣，又对当宣传干事不满，想离开中国。7月初，王明又跟着米夫返回苏联，8月初到达莫斯科。
这时，中山大学第一班已经毕业，王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了支部局宣传干事、翻译和联共党史课教员。
当王明返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原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已被解职，校长一职由教务长代理。校内正在发生“教务派”与“党务派”的争论，中国学生也被卷入这场斗争。王明先到同学中侦察活动，然后向米夫献上一箭双雕的妙计：争取未卷入两派斗争的大多数同学作为自己力量，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以便全面控制中山大学权力。米夫采纳王明计谋，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不久，米夫荣升为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水涨船高，米夫所支持的王明，也逐步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
米夫凭着自己的权力，精心安排王明参加1928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翻译工作，并且作为重要的译员。在中共六大筹备工作期间，米夫指使王明等人编译了提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的小册子，王明并以“韶玉”的笔名为小册子写了长序。这个小册子受教条主义思想所支配，受城市中心论思想所驱使，编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等“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其中有中国四次，即上海三次暴动和广州暴动，就是不编入秋收暴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王明不懂中国革命实际，在序言中武断地说：“在武装群众的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这篇序言，大多抄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却被米夫看成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暴动的理论之作。王明主编的这个小册子，不论对中共六大，还是六大以后的实际斗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米夫抓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机会，不仅安排王明编小册子、写序言，还多次向代表推荐这本书，吹嘘王明；而且安排王明担任一切重要活动，包括担任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时的翻译；还亲自出马，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公开推荐王明等。米夫、王明在中共六大一唱一和，没起好的作用，却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周恩来回忆说过：
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拔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①
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不但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宗派主义者，他利用“园丁”米夫对他的宠爱，搞派别活动，逐渐成了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实际上形成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博古是支部局成员，也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的活动。
王明等教条宗派为巩固自己势力，在米夫校长支持下，捏造“江浙同乡会”事件，以压制中大学生反对米夫和他们的风潮。王明教条宗派诬他们为“反动组织”，对他们进行斗争和打击。激忿的学生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等，经过调查，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是属于经济互助性质的，其中虽有个别人与其他党派有些牵连，但不能说它是反动组织。于是，中共代表团在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同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的审理，作出的结论指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
然而，此事并没有完结。王明又转而把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之等人，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继续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活动。1929年夏，尽管王明已经回国，但他那个宗派集团的人和米夫，乘中山大学“清党”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页。
运动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之等打击、迫害，诬蔑他们搞“派别活动”，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送去做苦工。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还收集、整理“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等是“机会主义”，要对李剑如、余笃之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仍然坚持原则，可是同在莫斯科的张国焘却倒向米夫一边。
1930年春，应联共的要求，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其中说：“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份”。随后，中共中央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等陆续回国。这场斗争，是王明宗派主义挑起的，以共产国际支持的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获胜而告终。这为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打击瞿秋白、为自己上台打下了基础。
总之，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四年，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亲眼看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这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胜起了决定性影响。但是，他没有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只停留在书本知识上，靠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学习俄国中心城市暴动的十月革命经验，把它当作完全适合中国的固定模式。同时，他在中山大学依靠其“园丁”米夫，搞了一系列宗派活动，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为他上台大搞教条宗派活动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