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塘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同朱德立刻在4月19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20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25天、隐蔽待机。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下了一步险棋。
在东固时，毛泽东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交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进而在军事上支持了毛泽东，任弼时也支持。他们转而对项英代理书记军事上的见解有意见。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欧阳钦当时给中央的报告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士兵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么多弱点，我们有这么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①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根据地广大群众实行赤色戒严、封锁消息，筹集粮食、蔬菜等支援红军。3万多红军雄居于东固山区，隐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没有走漏半点风声。为了解决部队粮食、蔬菜不足困难，红军官兵们还上山挖竹笋、野菜，下水捉泥鳅、摸螺蛳等。特别在夜晚，山上、水田里有万盏灯火在游动，显示出一幅美丽的图画。过了一些天，有些指战员沉不住气，求战心切；有些人提出，在东固山区逼敌而居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又做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①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正在这个时候，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5月13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第二天，毛泽东约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我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立刻决定：全军主力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在这样安排后，毛泽东还不放心，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赢得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清晨，毛泽东带电台和警卫排登白云山，朱德率总部后上白云山，并在山下同敌军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遭遇。朱德命令总部的特务连在山坡上进行阻击，且战且退。正在上白云山的毛泽东，未见朱总司令上山来，又听到山下枪声急，非常担心总司令的安全，立刻指挥警卫排从山上冲下去，因敌军不知底细而撤退。这样，毛泽东和朱德一同登上白云山，同时进入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激战到下午5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的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告捷，给以后的战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紧接着，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接连取得白沙战斗、中村战斗、广昌战斗和建宁战斗的胜利。
从5月16日到31日，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军3万余人，自西向东横扫700华里，在五战五捷中歼灭敌军20万中的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红军乘胜追击，解放了赣东、闽西的一些地区，中央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狂妄气焰。在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声浪中，蒋介石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哭失声。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村战斗取胜后，苏区中央局不再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做地方工作，传达和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群众工作，重新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这样，毛泽东就既要对红军指挥战斗，又要领导战区的地方工作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于失败，而是依仗军事优势，从7月初开始，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军队共30万人，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他改变第二次“围剿”时“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中央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福建建宁一带做群众工作，远离老根据地，而且尚未得到休整和补充，总兵力只有3万多人，只有国民党“围剿”军的十分之一。形势已很危急，加上苏区中央局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汇报军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了军事形势和红军对策，意见完全一致，但存在第三次反“围剿”打不打和如何打的问题。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因“在此地工作开展需要”，作出暂不去中央局驻地龙冈汇报工作的决定。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同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决定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红军部队在七月酷暑中，十分艰苦地回师赣南，月底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回师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这时，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情势非常严重。毛泽东和朱德新红军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围攻问题，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①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主力被国民党各路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如何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就成为毛泽东、朱德的严重课题。他们经过调查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鼐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时，南北都有敌军，中间只有20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使“进剿军造成错觉，毛泽东和朱德派少数红军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指挥红军主力出其不意地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敌军驻扎的20公里空隙，于8月6日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敌军居然毫无察觉。
第二天拂晓，毛泽东同朱德指挥方面军主力对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的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首战告捷。马不停蹄，他们又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取得良村、黄坡战斗的胜利。从8月7日至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这时，国民党进剿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分两路对红军主力取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攻。毛泽东则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命令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大模大样地开去，而指挥主力红军越过敌军重兵驻扎的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又返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国民党进剿军被红十二军牵着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时东时西，弄得疲惫不堪。正如当时被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①
当敌军发觉红军主力再向西时，红军已在兴国境内休息半个月。此时，战场上红军主动和敌军被动的形势日益明显。蒋介石鉴于参加“围剿”部队已十分疲惫，而反对他的国民党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只能下决心退却。
毛泽东乘敌军退却之机，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上旬在老营盘、高兴圩打了两仗，毙伤俘敌4000余人；9月15日又在方石岭歼敌一个多师。
这样，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红军艰苦奋斗，共歼灭敌军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打破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30万大军的“围剿”。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蒋介石上台后，国民党里的众多军阀没有一个斗得过他，但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指挥上来说，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手下的一名败将而已。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奉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之命，到瑞金叶坪同中央局会合，并从10月11日起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他们于14日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涉及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争取广大群众，并捉的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在根据地内，发动了群众，建立和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1.2万名群众参加红军。这些，都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7、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