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南行动。在率红一军团北上到宁都集中的途中，向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阐明中路军向闽西南发展的主张，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他们于21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3月27、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建议和林、聂的报告进行专题讨论。会议经过讨论，采纳毛泽东的主张，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称东路军，确定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他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果向南发展，必然会与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于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周恩来接电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4月1日召开会议讨论“直下漳州”的可行性。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还着重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①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组织好这次战役，争取早日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录写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坐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①《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准备。？？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①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请命令五军团全部立即出发，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攻占龙岩城。次日，他致电周恩来，报告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红五军团奉中革军委紧急命令，昼夜兼程，在14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部署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命令红五军团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打漳州。
漳州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进行防御。毛泽东同林彪、聂荣臻在4月19日拂晓，指挥东路军主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20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支、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还缴得飞机两架。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①22日下午，毛泽东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除讲攻克漳州的意义和红军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外，还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可以说，达到“出击求巩固”之目的。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这对于他是十分迫切需要的。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②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自述》中写道：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
①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8页。
①《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72页。
②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东路军攻克漳州后40多天，发动了群众，动员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这次筹集款项100多万元，不仅为第四次反“围剿”作了经费上的准备，而且派专人送美钞10多万给临时中央，解决了中央经费的燃眉之急。
赣州漳州同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竭力主张打漳州？原因在于这两个城市的敌军强弱、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是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①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攻克漳州、节节胜利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将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电告正在前线的中央局委员毛泽东。该信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提出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信最后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①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坚定地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在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划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
①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193—201页。
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②
可是，改组后苏区新中央局只“唯上”不“唯实”，在讨论了临时中央指示和中央局委员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后，5月11日，在长汀作出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典型决议。其中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决议最后提出，“‘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6月初，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途经长汀，看到新中央局5月11日决议，非常不满。因为，这个颠倒是非的决议，是在他缺席情况下作出的，在中央批“右倾机会主义”前面还加上“极严重的”“一贯的”两个形容词。所以，他在9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唯独不给毛泽东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毛泽东带“错”随军工作，仍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但不能起决策作用。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7月上旬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虽然将粤军十五个团赶回广东，但由于兵力不集中，没有大量地歼灭敌人，而红军自身伤亡也相当不少，只打成一个击溃战。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但中央局致电前方，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鉴于此，周恩来写信给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前线出席中共苏区中央会议，鉴于苏区中央局遥控指挥水口、南雄战役的教训，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1、272页。
军已经开始的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望所属各军一体服从领导。
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8月8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心集中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的敌军。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秘密北上，经过一周行军，到达乐安附近，但敌军还没有察觉。
毛泽东同朱德8月15日在乐安县招携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决定向守城之敌发起攻击。17日晨，指挥红军突然向乐安县发起猛攻，中午攻克乐安城；20日，又指挥红军攻克宜黄；23日，红军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的一次成功的进攻战役。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分隔包围，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战绩，迫使敌军慌忙调整“围剿”部署，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开展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南城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到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又出来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了。他们批评前方中央局委员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他们并且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9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同日，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的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