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完全摆脱了它的影响，这为党中央、毛泽东独立自主地清算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作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于9月上旬到10月上旬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认为错误的实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概括了错误的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检讨错误必须采取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而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
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报告了时局与学习问题，第一次在比较大的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指出：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这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还揭露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严厉地批评了王明宗派，指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1937年12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9月会议，提到抗战初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讲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发言后，由博古、洛甫等又作检查和总结提高，进一步揭发批评了王明的错误。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11月29日由李富春代表中央与他谈话，告诉他中共七大即将召开，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会也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你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你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由孟庆树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他表示：“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信最后表示：“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指示写道：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他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示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受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①
从1944年5月21日起，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期历时11个月。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在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正在家里养病。党中央、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对王明的继续挽救，在组织最好医生给王明精心治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第142—144页。
疗的同时，也经常派人做王明的工作，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历史决议》草案三次都送给王明看了。王明自己也说：“在4月初，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就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我看了，他两次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来和我谈话，他自己来过一次，他们都建议我写一个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承认要‘交代自己的错误’。”
王明在1945年4月20日，也就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一天，给任弼时写了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王明在信中表示：“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认识并不全面，检查并不深刻，但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基本符合的。而且，王明当时能够向党中央表示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和服从“历史决议”，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的胜利召开，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问题上，一些代表提出意见：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如王明、博古等我们就不选。毛泽东出面做工作，阐述了选举方针。他说：这是一种好的愿望和理想，也是有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他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正反两面经验，认为中共六大不选陈独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都是不成功的。他提出：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大会根据毛泽东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细致工作和耐心说服下，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认识错误较好的博古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是，王明在后来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攻击说：“臭名昭著的中共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那么，王明当时又为什么声明服从中央的决定呢？说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为了“保留党的真相和反毛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铁铮铮的历史事实证明，“伪造”历史的并非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非是毛泽东，而恰恰是臭名昭著的《中共五十年》，恰恰是王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