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
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帐。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
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
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
由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帐。
因为叶向高曾不只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
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
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
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
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
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
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
杨涟，下一个殉道者。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
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
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
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
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