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君主立宪派的康、梁流亡到东京后，他们的声势始终不比革命党弱，但是清廷不懂得运用这批保皇党来和革命党对抗，抵消革命党的力量，而把康、梁这群保皇党的人也视为大逆不道。
孙中山先生当时极希望能拉拢康、梁联合反对清廷。他曾和梁启超接触，梁依违不决，而康有为则仍以要拥戴他的“圣主”为目的，最后双方谈不拢。退而求其次，想拉杨度，杨却介绍同乡黄兴给孙中山先生，当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名叫“兴中会”，黄兴则与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孙、黄一见如故，政治立场也完全相同，于是合并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同盟会”，同时吸收章炳麟（号太炎）的“光复会”。这个光复会是上海教育界的反满秘密组织，光绪卅年（1904年）成立，参加的人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吴敬恒、徐锡麟、马宗汉、陈伯平、秋瑾等。
光绪卅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召开筹备会，参加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但焘、马君武、邓家彦、黄复生、朱执信、古应芬、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70余人，通过同盟会会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七月廿日（8月20日）下午，同盟会正式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总部组织，设总理一人，公举孙中山先生，下设三部，（一）执事部。（二）评议部，（三）司法部。执事部负责人黄兴，地位如协理。评议部评议长汪精卫。司法部判事长邓家彦。各省党务负责人是：直隶张继，山东徐镜心和丁惟汾，山西王荫藩、荣福桐，陕西谷思慎、康宝忠，安徽吴春阳、高荫藻、孙毓筠，江苏高剑公、陈剑虹、章梓，浙江秋瑾，湖北时功玖、张昉、陈镇藩，湖南黄兴、仇式匡、宋教仁，四川黄复生、董修武，云南吕天民、贵州于德坤、平刚，河南杜潜、朱炳麒，福建林时爽，江西张世膺、钟震川，广西刘崛、卢汝翼，广东胡毅生、何公博，南洋胡汉民，上海蔡元培，天津廖仲恺，香港冯自由、李自重、谢英伯。同盟会成立后，编订革命方略，策划全国各地起义，拟定了军政府宣言，军队缩制，招降清军条件，攻城略地，囤粮安民各项办法和对外宣言等等。
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同志们又在东京赤坂坂本金弥爵邸决议创立《民报》以宣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借以对抗立宪党党魁梁启超在横滨所办《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文章有迷人的魔力，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新民业报》鼓吹立宪，立场正和革命党思想相反。《民报》出版后使革命理论才有系统为世人所明了。它于光绪卅一年十月三十日（1905年11月26日）出版于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由张继担任编辑，第六期起改由章炳麟主编。章在《民报》发刊时还在上海因苏报案入狱，光绪卅二年（1906年）出狱东渡，接办《民报》。
《民报》第一期出版后，恰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当时留学生极为愤懑，罢课者八千余人，而留学生中分为两派：一派是留日学生联合会的秋瑾等，主张全体归国，是激烈派；一派是维持会的汪精卫，主张继续留学，是平和派。同时又传说日本外务省以6000元付孙中山先生，迫其离去横滨。这种种压迫，驱使一位卓越的革命党人陈天华亲书绝命书一篇，告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一篇，然后投海殉职。陈天华的自杀，使《民报》第二期延期出版，可是因为这一风潮，遂使日本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胎死。
《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先生亲撰，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这么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取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此外胡汉民在《民报》上宣布六大主义：（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大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此六大主义，前三项是对内，后三项是对外。
《民报》出版后，和《新民丛报》对立得非常激烈，《民报》第三期还发行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共为12条。因《新民丛报》认为保皇的立宪党是政治革命，而同盟会是种族革命，《民报》就此对《新民丛报》大打笔墨官司。
在这前后期间，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很多刊物，如：江苏学生的《江苏》，浙江学生的《浙江潮》，湖北学生的《汉声》，湖南学生的《游学汇编》等。杨度也办了一个《新中国报》，鼓吹“金铁主义”，他的言论既不亲同盟会，也不亲君主立宪派，完全以“第三势力”面目出现。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行宪后，东京的君主立宪派认为是一大胜利，声势大振，于是又组织了一个“政闻社”作为外围组织，由蒋智由为社长，拥护梁启超。九月四日，政闻社社员在锦辉馆开大会鼓吹“立宪”，请梁启超主讲，政闻社社员200余人均参加，还邀请了日本政界名流如犬养毅等八九人参加，其他闻风而至的约有七八百人，合共与会人士不下1000人。同盟会的革命同志认为保皇党如此大肆活动，非加以打击不可，于是张继、平刚、陶成章等邀约了几十人前往参加开会。这天会场因人数过多，秩序很乱，政闻社社员都佩挂红布条做招待员。摇铃开会后，主席先报告开会宗旨，然后大声宣布：“请梁任公先生演讲。”梁启超应声而起，在掌声中上了讲坛，先讲君主立宪的大道理，又讲立宪的性质以及国会。他说立宪国家须有监督政府的机构，就是国会，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事，我们人民通过国会去监督他们的行为，使政府不可乱来云云。他演讲时，时有掌声。最后梁说：现在朝廷下诏定期立宪，我们大家应该欢喜踊跃才是。他的话才讲到这儿，突然在台下有一人站了起来，大叫一声：“马屁”，然后就叫打，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革命党人张继。只见他卷了袖子，推开人丛往台前奔。梁启超一听见有人喊打，也顾不了演讲，就回头往后台跑。这时又有一只草鞋从讲坛左边飞了过来，正打中梁的左颊，扔草鞋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儿。梁挨了一下赶快从楼梯跳下讲坛。会场乱作一团，有喊打的，有喊革命党的，而张这时已抢上了讲坛，台下鼓掌欢呼，一霎时由立宪党的会变成了革命党的会。张继先讲了一番，随后宋教仁上台讲同盟会的宗旨，他说：“立宪党是保皇党的变象，他们是要皇帝，我们不要皇帝，人民就是国家主人。我们不容许文妖（指梁启超）讲君主立宪，我们理想是中华民国”。下面大家热烈鼓掌。张继接着又讲：“我今天不是和政闻社捣乱，今天因为有点不痛快，想质问犬养毅先生，你在早稻田大学曾告诉中国学生说：中国应当尽速革命，但你今天为什么要附和保皇党。”犬养毅被诘，只好上台讲了一篇立宪的道理，但最后结论则赞成中国革命。犬养毅讲完后，大会就告结束。
有一件趣事，这天立宪党的人用日本音叫革命党为苛埋党，苛埋是日语“米”字，会场上的日本警察搞不清中国怎会有个“米党”。后来革命党人也把米字代表革命。
光绪卅一年（1905年），有一个湖南会党领袖马福益因革命活动被清吏端方所捕杀。马福益是湖南湘潭碧水湾人，是哥老会轮回山佛祖堂山长，有会党万余人，雄视长沙、衡州、永州三府，声势浩大，刘揆一曾奉黄兴命与马联系，争取马参加革命。黄兴且曾亲访马于湘潭茶园铺矿山岩洞中，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席地而座，杀鸡埋土坑中，盖以柴火，煨熟而食，纵谈痛饮至天晓。黄兴并仿日本军制，以同仇会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马福益任少将，并决定在光绪卅年（1904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六十岁寿辰，在长沙起事；同时岳州、衡州、宝庆、浏阳、常德五路响应。起义军事，长沙方面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会党为辅；其他方面则以会党为主，黄兴归途中曾慷慨赋诗，有句：“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由于马福益参加革命队伍，哥老会相继加入的不下10万人。不幸九月间革命的消息泄漏，起义失败，黄兴得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之助，侥幸脱险，经鄂赴沪。光绪卅一年二月十一日马福益在长沙被害。马被杀后革命党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而两湖人士乃继续马福益的计划为正式起义行动，以湖南之浏阳醴陵和江西的萍乡为起义地方，纠结起义人士号三万人。当时中国中部饥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和扬子江上游沿岸，皆陷于饥馑，工人因米贵减工而失业，萍乡矿工遂首先发难，四虎徒党起而响应。这次起义事件，并非奉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命令，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听到萍浏醴起事，才先后遣胡瑛、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段书云等同志分赴苏、皖、赣、湘、鄂各省运动军界以图响应。但因配合不好，又因事机不密，故均失败。
萍浏醴的起义，在萍乡起义者多为煤矿工人，在醴陵起义者多为防营兵勇，在浏阳起义者多为洪江会党。每股约万人，浏阳一股为主力，光绪卅二年（1906年）十月廿二日发难于文家市、牛石岭、南街市、西乡、大光洞、和萍乡上栗市、案山关起义军相呼应，蔓延至醴陵、衡山、宜春诸地。苏、赣、湘、皖疆吏大为震动，出动新军和各省援兵共五万人分头进剿。
革命起义军的战略，本分为三路：一支据浏阳、醴陵，待机进攻湘垣；一支据萍乡的安源矿路为根据；一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以进取江南。可惜起义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领袖，多数是会党魁首，毫无军事常识，所以发难时虽能击败清军，却不能占据县城，枪法虽工却没有军事学识。三路发动的日期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有自称是“中华帝国”，宣称“留出皇帝位子，以待大有为之人”，有的则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
最可惜的是，清军徐绍桢所统的江南新军，其中颇多具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志愿暗中为革命军效力，可是革命军未经训练，散漫无组织，虽欲和革命军通声气，亦无门径可寻。革命起义之初，不数日就纠合了3万多人，蔓延若干县，声势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人，起义之后只能株守萍、浏、醴三县不能进攻，而清廷则飞檄调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新兵、两江总督端方的精兵，由江西按察使秦炳直率领赣军节制各方兵马全力进剿，革命之火遂被清军扑灭。这次起义事件声势之大，是前所未有，而革命党人牺牲之惨重，也是从前所未有的。
萍浏醴起义的革命军失败于没有经验和没有组织，不懂得大战略，可是他们都有一套新战术，使他们在战场上很成功。他们不大打正规战，白天隐藏起来，然后在夜间活动，在树林中东插一支旗，西树一道幡，以引诱清军，等到清军来攻打的时候，革命军却从两翼包抄过来。杀得清军顾头顾不得尾。同时因为浏阳和醴陵两地都是出产大量爆竹，于是革命军发明一个新战术，就是把爆竹装在洋油箱内，月黑风高之夜把它燃着，小爆竹劈劈拍拍像步枪枪声，大爆竹轰轰隆隆像大炮声，这一来搞得满天神佛，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很得意地自诩这种战术是“迷阵”和“疑兵”。他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这套新战术，却在后来护国讨袁时期为蔡锷所使用而获大胜。
革命军曾分布了两个“起义檄文”，一个是《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一个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是由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龚发布，文中痛责曾国藩、胡林翼是逆贼，这是湖南人骂湖南人。文中说：“……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贼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效先驱。……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所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至于称新中华大帝国的革命军却并未拥立出一个皇帝，在他们的檄文中说：“……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仪，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亚。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这个檄文如果用于向清廷汉吏进行统战则可，如用为号召则仅抱了民族主义而无经国大计，似乎是不够的。
萍浏醴起义后，南京的同盟会乃赶忙派同志到长江一带运动新军，派赴南京的是孙毓筠。他当时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孙、黄，孙中山先生还特地在牛込区寓所设宴送别。孙毓筠是安徽寿州大柳树人，他的叔祖是清末寿州相国孙家鼐。他中了秀才后，有一时期曾想做和尚，后来受了吴樾谋刺五大臣事件的激扬，乃决心参加革命，把他寿州办的学校付托给人，全家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为人挥金如土，当时同盟会经费困难，孙毓筠的家财大半都奉献了革命。这位后来变成洪宪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在革命初期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时南京新军将校多数同情革命，孙毓筠到了南京就想策动新军起义，不料事泄被捕，送进了死牢。两江总督端方一看这个革命党人的背景，知道他是孙相国的晚辈，马上拍电给孙家鼐，第二天得到孙相国复电是：“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这种语气分明是要端方“刀下留人”，同时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也来信请端方“爱惜名士”，于是端方乃派部下何运台去死牢中授予孙毓筠以“回生”之术，就是要孙毓筠只谈政治革命，勿谈种族革命。孙毓筠是个聪明人，根据这个原则，他的供词是：
“革命有两个源流，一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一是种族革命，由孙文和黄兴等领导。黄兴是条不怕死的角色，他们仇视午帅（端方子午楼）最力，一心要杀午帅。黄兴的党羽多数是湖南人，所以请午帅对湖南人要特别注意。……午帅如要杀我，我死得其所，不过为午帅计，党人诛不胜诛，株连太广不是消弭祸变之法。……我早就想做和尚，午帅如要保全我，我绝对做和尚到底，妻儿财产一无留恋，任何党派概不闻问。”
由于他这篇“只谈政治革命，不唱种族革命”的口供，端方遂替孙毓筠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判处五年的监禁，反而是从犯权道涵、段书方却都判终身监禁。端方给杨度的复电是：“孙生文理通顺，门第高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
孙毓筠表面上虽被判了五年监禁，其实端方却把他从监牢中叫到花园读书，以优待这个故人子弟。同时端方知道他手下的新军多不可恃，乃实行整肃新军运动，撤换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新军军官。
孙毓筠因为南京事件，愧对革命党，以后便投奔袁世凯，后半生由革命党人变成了拥护洪宪的六君子。
最令清吏震骇的是徐锡麟刺恩铭事件。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山阴县人。12岁时曾至钱塘出家做和尚，后为家人劝归，幼年读书聪慧过人，有数学天才，于天文和舆地都无师自通。成年后赴日本留学，因陶成章的介绍，获识钮永建。钮向徐讲述国内大势和革命理论，锡麟极受感动，返国后参加蔡元培的光复会，往来各地纠结同志，为人任侠使气，行事极端。先在绍兴城创立大通师范学堂和体育会，朝夕讲武，欲以之为基础推翻清廷，后再赴日本，拟入振武学校，因近视眼被拒，返国后为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以道员衔负责安徽陆军小学堂和巡警学堂。恩铭对徐锡麟的能力才干很激赏，奏保徐为三品衔。萍醴起义后，波及浙东大通学堂。这时大通学堂已由秋瑾主持，秋瑾见事急，乃派陈伯平至安庆向徐锡麟告变，徐知革命行动已泄漏，乃仓促计划起事，拟定于光绪卅三年（1907年）五月廿八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日，邀请全城官吏莅校观礼，然后一纲打尽。不料恩铭改廿八日为廿六日，使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感到措手不及，但又无法延期，乃于廿六日巡警学堂毕业礼举义。上午九时恩铭至大礼堂点名，徐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暗号，恩铭愕然问：“徐会办从何处得此信？”言未毕，陈伯平即向恩铭扔手榴弹，不发，徐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向恩铭施放。恩身中七弹，被左右强救出，其他文武官吏在乱枪中逃遁。徐锡麟先命门房关门，门房不听命，因此各官吏都得逃生。徐乃率陈、马两同志和巡警学生百余人进占军械局，令学生开库取枪弹，均未配合，无法使用，乃运出巨炮五门，亦无法使用。清兵大集，围之数重，安徽藩司冯昫出示，如拿获徐锡麟者，赏万金。最后清兵攻入军械局，在第三重室捉获徐和马宗汉，陈伯平则战死。两江总督端方电冯昫令杀徐、马。其时恩铭已死，恩家请剖徐心以祭恩铭。这一次事变，清吏死的有恩铭、顾松、陆永颐，清兵死者百余，革命党死的就只是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清吏在徐寓邸搜出炸弹数枚，革命军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一张。徐锡麟的口供略称：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迫他们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谨供。”
鉴湖女侠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浙江会稽人，家居绍兴府城南门，幼年随父游宦四方，年十八嫁湘南人王廷钧，随夫至北京，生有子女。秋瑾豪迈有丈夫气，故与王廷钧不合而分居，东渡日本，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会，献身革命。当时海外各种秘密会社数十种，秋瑾几乎全部参加。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颁布，秋瑾反对最激烈，欲组敢死队回国革命。迨秋瑾回国后，在上海曾出大力倡设中国公学，又创办一张《女报》。萍乡革命军兴，秋瑾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寄居大通学堂。其后大通学堂因办事乏人，乃公举秋瑾为督办。接事之日当地满汉官吏全来道贺，绍兴知府贵福并赠秋瑾一联，用她的别号竞雄二字，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地球”。自此，秋瑾遂更积极策划革命，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鼓动会党，而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同时分光复会职员为16级，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编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的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五县为中心。拟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等杭州城清兵出援金华，即以绍兴革命军渡江以袭杭城，杭州军学界在内呼应，若攻杭州不下，则返军绍兴入金华出江西以通安庆。计划既定，定期五月廿六日举义，后又改为六月初十日。不料到了五月下旬，武义党案、金华党案相继发作，同时徐锡麟又在安庆起义，浙江全省乃大索革命党，绍兴大通学堂遂陷四面楚歌中。秋瑾见上海报纸始知徐锡麟事败就义，坐泣于室，无以为计。同志们劝她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兴，秋瑾则坚持要待到六月十日，学生同志见事危急，纷纷散去。六月初四日清兵来援绍兴，然后前往大通学堂，在内舍捕到秋瑾，由山阴县令李宗岳审讯，第二天殉义于绍兴轩亭口，死时才卅有一岁。临刑时绝笔书是：“秋风秋雨愁杀人”。
浙江巡抚衙门为秋瑾案印发告示：“为晓谕事：照得此次绍兴女匪秋瑾，勾结会党，图谋起事，并欲先抢郡城绅富，扰乱治安。经本部院查知，派兵将秋瑾拿获，并起出悖逆证据及枪马匹多件，业将秋瑾正法云云。”
光绪卅三年六月六日两江总督端方致浙江巡抚张曾敭电：“急：杭州张抚台鉴：辰密。歌电悉。匪首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此事经公烛照几先，于该匪等未起事前派兵拿办，已将匪首秋瑾擒获伏法。办理神速，佩甚。案情过重，似须摘要电奏。祈裁酌。此后拿办情形，及所讯犯供，并望随时电告，为祷。”
光绪卅三年（1907年）十月廿六日，革命军攻占了镇南关。
镇南关在广西西南部，是由广西到北越的重要关隘，孙中山先生曾亲自指挥这个战役。在部署这次战役前，先派黄明堂到北越太原府的左州去连络一位割据自雄的中国亡命好汉，这位好汉名叫疤梁。黄明堂得疤梁的掩护在太原府设立革命机关，吸收数百名同志，同时向疤梁借用武器械弹。初步准备妥当，孙中山先生乃派王和顺为都督，主持进攻镇南关事宜，一面电令黄明堂由左州拔队前往。俾与王和顺会师。怎知黄明堂如期而至，王和顺却不见下落，于是孙中山先生乃改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为副司令，何伍为支队长，纠集义勇乡团百余人，于十月廿六日夜绕镇南关之背而潜袭之。镇南关有三个炮台，革命军由断涧危崖以绳缒上第三炮台，呼啸而入，守兵以为从天而降，遂狼狈奔逃，革命兵衔尾追击，陆续攻克第二、第一炮台，据获十六生大炮四门、七生大炮十门，步枪400余支，于是革命军旗帜遂飘扬镇南关上了。
孙中山先生偕黄兴、胡汉民、日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某于第二天夜晚入驻镇南关要塞，大行犒赏。本拟集合防城之役退驻十万大山的部队会攻龙州，不料十万大山的部队因路远赶不及，结果只有黄明堂的百余志士，据守镇南关的三炮台，而广西清军由陆荣廷率领，不下七八百人向革命军作战。革命军有巨炮在手中，又有炮手法国炮兵上尉负责发炮，血战七昼夜，清军死伤数百人，革命军只死二人。际荣廷见革命军声势甚壮，断定孙中山先生已由越南前来镇南关，乃以诈降方法刺探革命军虚实，亲函求降，函云：“仆等虽为清朝官兵，然非出于得已。屈志事仇，私心怏怏。今次君等起事，可疑者，实力不足。惟君等背后有大豪杰孙逸仙策划一切，比日来受猛烈炮击，知孙统领亲临战地，务望将仆陆荣廷之名投于君等肯收容之否耶？愿得确讯，俾决去就。明日冯祥方面有援兵五百，后日龙州方面有大兵二千，事急矣，愿君等自重。”孙中山先生接受陆之纳降，行踪遂为清廷察悉，清廷乃与法国交涉，逼令离越，而孙中山先生这时发觉镇南关方面之革命军兵饷械弹俱告缺乏，广西清兵愿意起义反清的，亦无犒赏，因此乃遄赴越北河内筹款。就在孙中山先生离去镇南关后，龙济光率清兵3000来援陆荣廷，革命军众寡不敌，遂于十一月九日退入越北，孙中山先生亦被法方逼令出境，转赴新加坡。镇南关起义亦告失败了。
徐锡麟和秋瑾之后，还有熊成基的殉难。
熊成基字味根、扬州甘泉县人，少有大志，性侠烈，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与柏文蔚等同学，其后加入皖省新军，任炮营队官。徐锡麟刺恩铭殉难后，熊不胜悲愤，欲为徐复仇。光绪卅四年（1908年）秋，清廷拟调南洋各军于太湖举行秋操，派荫昌、端方为阅兵大臣。苏皖革命党人预谋狙击。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防范革命行动，令所有知识较新之将弁不许前赴操场，暗杀计划遂落空，于是熊乃计划向安徽省城突袭。因太湖秋操，皖垣空虚，拟以马炮两营先占省城，然后以一军塞集贤之隘，杜绝宁军归路；以一军渡江袭取石头城，因宁军均参加秋操，南京等于空城，而秋操之兵又无实弹，可以胁从。计划已定，恰逢西太后和光绪去世，乃定期十月廿六晚在炮营起事，并约队官薛哲等在安庆城内接应，熊成基制定作战密令13条。起事后熊会炮营、步营和马营人马千余人往攻安庆，皖抚朱家宝已闻讯赶返，以重利笼络城内外守军，革命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乃向集贤关退却，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清提督姜桂题率马炮兵来追，熊率革命军且战且走，至合肥东乡时仅余三四十人，不得已只好解散。熊逃往同志常恒芳家，匿居月余，然后驰往日本。
熊在日本仍倾力从事革命，宣统元年（1909年）冒险赴东北住哈尔滨旅馆中。这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海军大臣载洵由西伯利亚抵哈尔滨，在车站停一小时即乘车南下。传说载洵未下火车系闻熊成基已到哈埠，谋刺载洵，于是当时官吏乃悬重赏严密搜查。熊在哈埠只与吉林臧冠三之子往来，臧子利图重赏，遂出卖熊。十二月廿日晚，清巡捕在哈尔滨秦家岗下坎俄国饭店拿获剪短发穿洋装青年一人，果然就是熊成基，廿一日移送长春。熊在狱中朗朗而谈安庆起义失败经过，并叙及事败后潜往日本东京，易名张建勋，此次来满，只系和俄国商人谈生意，绝无谋刺载洵贝勒之意。在警局摄影，并自题：“熊成基被捕后之肖像”。廿三日午后押赴吉林，拿获臧冠三，臧卖友求利，结果自己亦不能免罪。熊就义前曾慨然叹惜说：“事成亦死，不成亦死，安庆之役完全是我一人所为，并无他人预闻其事，后来听说皖抚滥杀，心殊不安。”由长春启程出巡警局时，很多路人围观，熊从容笑语路人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我愿以一腔热血灌溉自由之花，我乃为民倡义不遂而死的革命首领，今生休矣，愿后继有人。”长春各界闻熊遗语，均为之叹息。殉难之日，先于晨六点在监狱优待室内进餐，且有洋酒，熊谈笑自若，然后引颈受戮，从容就义。
同一时间有丁怀瑾、周云祥在河口起义。
云南河口之役是在光绪卅四年（1908年），在此前六年云南已经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临安起义，那是由丁怀瑾（字石生晚号石僧）借法人兴筑滇越铁路在个旧运动矿工周云祥和会党起事，攻占云南临安府个旧、建水、石屏、阿迷（今蒙自）等县。历时数月，以待各地志士响应，俾达成云南全省独立，不幸功败垂成。云南总督丁振铎大为震怒，严令缉捕丁怀瑾。丁被捕后为同志劫狱，祸及家族，其原籍宾川县财产悉被充公，丁怀瑾则隐姓改名，经滇缅边境人迹罕到之区转赴日本，参加同盟会。
镇南关退兵后，孙中山先生乃电召在日本的云南同志吕志伊、丁怀瑾赴越南河内，策划云南起义。孙中山先生以云南地处边陲，清廷鞭长莫及，倘能先攻下接壤越南的河口，然后进取蒙自，则全滇必为震动，如此便可以云南为革命根据地，进而推及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于是命胡汉民在越南河内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则委黄玉堂、关仁甫、张德卿负责。先派丁怀瑾潜入滇南各地联络临安八属前起义失败之同志，伪装为苦力预伏滇越铁路两侧，同时运动河口督办公署的巡防营为内应；黄玉堂则率领镇南关之役失败后退入越南之志士为进攻主力。其时清河口督办王玉藩尚有巡防四营，但王所辖的守备熊通及管带黄元贞经丁怀瑾策反，宣誓投效革命。光绪卅四年（1908年），三月廿九日午夜2时举事，熊通杀王玉藩起义，河口遂被革命军占领，悬青天白日旗于炮台上，得步枪千余子弹7万多发。于是派关仁甫、张德卿率兵北上，会攻蒙自、克南溪、霸西、新街、蛮耗，长驱直入，势若破竹，军威之盛，震动中外。这时丁怀瑾奔走于云南南部中部，各县闻风响应，有遍地烽烟之势。清廷闻变急调川、桂、黔各省清兵驰援，由道员方宏纶、提督白金柱等率兵10余营迎剿。革命军这时尚无主帅，孙中山先生急调黄兴前往指挥。黄抵河口督师，见革命军粮食子弹两俱缺乏，拟筹10万元，半为粮食，半为弹药，可是孙中山先生在南洋筹款失败，黄兴乃由河口遄赴越南河内，欲访胡汉民商榷一切。迨黄由河内折返时，法警疑黄为日本人，当时法人在越南最忌日人，既对黄怀疑，乃将黄扣留，递解出境，并在滇越边境戒严，致胡汉民购到弹药亦无法输送。云南总督锡良遣兵三路进攻革命军，同志英勇对抗，死伤遍野，弹尽援绝，河口苦守一月余终告退出，慷慨死难的志士达700余人。黄明堂率600余志士退入越南，后由法方遣送出境，运至新加坡，英人又不准登陆，几经交涉才获上岸。丁怀瑾、吕志伊则奉孙中山先生电令，假道越南仍返日本。
正当革命事业风起云涌，革命志士奔走四方的时候，一部分革命党人认为暗杀工作可以沮丧清廷大吏的锐气，也可以选择重要的几个头目做目标，所谓擒贼擒王，比较各地起义所牺牲的生命为少。
于是在北京有一次轰动的谋刺案，时间是宣统二年（1910年）。汪兆铭、黄树中、罗世勋在顺治门外大街江西会馆附近开设守真照相馆，计划暗杀工作，暗杀的对象是宣统父亲摄政王载沣。黄树中和罗世勋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器号定制铁罐，装置炸药。二月廿一日晚，黄、罗二人在载沣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外银锭桥下埋置炸弹。怎知事机败露，二人同时被捕，同谋的汪兆铭也在东北园住宅被捕。这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后，清廷大为震动，而摄政王也吓得魂飞天外。当时的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用重典治罪，立即判处三人死列以做效尤，但是民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反对，主张对革命党人应该采取怀柔政策，因此仅判汪兆铭和黄树中终身监禁，罗世勋有期徒刑10年。善耆且亲自探监，和汪兆铭有过恳谈。汪兆铭号精卫，一字季新，他的祖先是安徽婺源人，后来迁居浙江山阴县，父亲汪琡到广东做官，才改入广东番禺县籍。光绪廿九年（1903年）考取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即官费生），就读一年半毕业，以自费生升入专科。光绪卅一年（1905年）汪23岁，这年秋天他曾跑到横滨想投奔梁启超，加入保皇党，不料没有碰头，乃回到东京和朱执信一同加入同盟会，成为《民报》的执笔人之一，又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汪倜傥有才气，自高自大，在《民报》经常和章炳麟闹蹩扭，这位国学大师经不住汪的斗气，一怒之下跑到南洋仍抬着光复会招牌乱闯。
汪这次在北京坐监，使他声名大震海内外，革命志士莫不知道汪兆铭三字，由于他年轻，笔下又快又好，能谈善讲，使得清廷大吏为之侧目。他在监中有一位丑女日日探监送饭，这位丑女便是后来南京伪政府时代权倾一时的汪夫人陈璧君。汪在狱中曾有诗，题名《被逮口占》，传诵一时，诗曰：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等在北京监狱中只住了一年多，武昌革命爆发，法部尚书绍昌建议释放汪，奏稿有：“其供词无狂悖之语，而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之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自效。”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6日）清廷下令释放汪、黄、罗三人，每人发给川资300两。黄树中后改名黄复生。
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事败被捕后，是得肃亲王善耆在朝反对判处汪等死刑，这位肃亲王善耆应该说起来是当时清皇室中比较有头脑，能够迎合时代的一个人。宣统元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时，曾有一信给他：一，劝他敦促清廷让国，举族返东北，自立帝国；二，请他参加革命党。这封信是由云南老同志丁怀瑾起草的，全函过长，摘要抄录于后：
“肃亲王左右：仆向与都人士语，知营州贵胄首推贤王，中更多难，陷于凶人，天诱其衷，俾无陨越……故仆敢以二策为贤王陈之：一为清室计者，当旋轸东归，自立帝国，而以中国归我汉人。此非仆一介之私言也，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万，其人才亦至乏矣，既欲羁制汉人，使就轨范，而又当分布于东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万军，其势固不能偏给，与其他人蚕食而有之，孰与满汉分而有之，若能去燕京复辽东之故国，外兼蒙古，得千四百万方里，其幅员等于中国本部，然后方置郡县，务农开矿，使朔漠不毛之地化为上腴。地小则人材不忧其乏，势分则民族不忧其讧，其贤于兼治中国万万也，文政既成，申其军实，南与中国东与日本为唇齿之同盟，谁复能睥睨东亚耶。……二为贤王计者，贤王于宗室中称为巨人长德，故与方域之见殊矣。革命之业，贤王亦何不可预。昔露西皇族有克鲁泡特金者，爵为上公，而作无政府党之首领，声势赫然，光于日月，以民而抗政府犹云为已，以皇族而抗政府，则明其为博爱大同之志也。吾党所持，革命以后惟建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号，虑不足以辱贤王，要使千戴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然后贵耳。迩者吾党声气骎骎日骤，湘粤之域小有折伤，要不足以损毫发，贤王于此其能入我同盟也。以上二策，唯所取携，要之，必以一身主动而后国家之事从之，王家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既怯懦而无果断，陆军兵柄之争又令北洋阴怀异志，失今不图，而令发难在彼，贤王虽智力绝人，亦安所发舒耶？投会抵隙，今其时矣，书此达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结向德之好也，孙文启。”
这封信投送给肃亲王后，善耆遣其幕客致意说：“不愿入盟，但愿相助”。其后数月，日本人加藤仡夫亦为革命党致书于肃亲王要求西藏，肃亲王即与清廷亲贵王公会商，不得结果，事虽不成，但革命党人对善耆始终保持高度的好感。善耆虽同情革命，可是民国成立后他却避居旅顺，不以有革命党人好感而留居，他曾赋诗明志，诗曰：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革命党人又把注意力集中于广东，这时广东的清廷官吏是：张鸣岐为两广总督，孚琦为驻防将军，李准为水师提督。革命党人死在李手中最多，因此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认为，倘欲在广东大举，必先杀李准，李死则张、孚两人无能作为，所以议定先谋杀李准然后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冯忆汉自庇能归，愿任刺客。黄兴见其热诚，教以布置之方和制弹之法，可是冯色厉内荏，一再推宕。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黄兴再度催促，冯口头答允，却潜返乡下过了一个月，才回来自称坠水染病。黄兴副手赵声怒责冯游疑，限冯二月廿四日以前行动，冯仍不敢实行，可是另一位由南洋归来的同志却独自沉默进行暗杀计划。这人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州丙村人，年42岁，在南洋学习工艺，参加革命，有血性甘愿牺牲，闻革命党人决心除却李准，于是每日暗藏自南洋所携回的手枪，计划在街路上伺候李准。三月初十日，广州燕塘举行一次飞机表演，在当时这是一次新鲜玩意，由一位留学德国学习飞行的冯如表演驾驶飞机，广州百姓空城前往参观，广东省的清廷大吏也悉数前往。温生才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乃在广州东门外咨议局前茶馆中等候，这条跨是燕塘进城必经之路。温坐候茶馆中，傍晚见有呵道而来，前后夹以军队卫护，势颇轩盛，温认为一定是李准，乃待官轿抬近时，突然拔出手枪，推开夹轿的军队，直向轿内轰击。军队发现刺客竟作鸟兽散，轿夫也弃轿而逃。温生才从从容容再向轿内连发三枪，怎知轿中人不是李准，却是驻防将军孚琦当场被击毙。温乃向东校场口积厚街遁去，守卫巡警郑家森尾随之，沿途邀集侦探队黄熙材、巡警陈金、周定祁等追捕，遂将温逮捕。初刑讯于番禺县署，继刑讯于营务处，最后由两广总督张鸣岐集大吏亲审，张问：“何故暗杀？”温答：“不是暗杀，是明杀。”张问：“何故明杀？”温答：“清廷无道，日召外侮，都是你们这些官吏无用，杀一孚琦虽然无济于事，但可为天下先。我和孚琦无私仇，完全为了救民族而为。”张问：“有无同谋？有无主事人？”温答：“完全是我一人”。三月十六日军机大臣电张鸣岐，奉旨将温生才正法，于是在三月十七日温生才遂被处斩于东门外咨议局前孚琦被刺的地方。
革命党人初意是要把李准杀死，因为大家都认为李准对革命党人压制最力，亦最狡诈，除去李准后，在广州起义比较容易，怎知暗杀计划一误于冯忆汉，迨温生才挺身独任其事，却又误杀孚琦。孚琦是驻防将军又是满人，杀了他也足以使清廷丧胆了。
温生才后来被葬在红花岗，是红花岗四烈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