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跨入社会的第一个台阶，是应聘为上海《天铎报》撰述记者。
《天铎报》由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创办。在清末立宪活动中，汤是一个重要人物。汤为进士出身，先后任山东巡抚张曜幕僚、翰林院庶吉士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曾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数年后，汤追随清末立宪派领袖人物张謇，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宣传资产阶级立宪思想，汤于1910年3月在上海创办《天铎报》，自任董事长。
汤为浙江绍兴人，与慈溪陈屺怀有浙东“乡党”之谊。因陈屺怀此前办过《生活杂志》，故汤创办《天铎报》时，力邀陈屺怀出任社长。与陈屺怀的激进立场比起来，汤的立宪派思想已经趋于保守。然汤的长处是：除了提供财政支持外，自己不甚过问社中事务，社中笔政能够放心地委托陈屺怀主持。于此，陈屺怀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从全国各省招聘新闻编辑人员，将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沪上名笔招至麾下，并大胆起用思想激进、笔力刚劲的原《上海日报》编辑戴季陶任总编辑。由是，在陈屺怀、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持下，《天铎报》一变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阵地，极尽鼓吹反清革命之能事，一时大受欢迎，成为当时最具革命影响的13种大报之一。
陈布雷对《天铎报》的编辑业务并不陌生，这是因为在半年前，他已经从事了一段时期的编辑业务。这一年的初春，陈布雷绕道上海赴杭州入学，暂住《天铎报》社。时戴季陶正为新婚期间无人可代其业务而犯愁，见陈布雷不期而至，不觉眼睛一亮，当即要陈布雷代主笔政。陈布雷有心一试，但缺乏自信，颇有些跨根不决。戴季陶看出陈布雷的心思，当即转述了当初陈屺怀力排众议，将自己提升为总编辑的故事，热情鼓励陈布雷：“兄致杨度信在我报刊出，文笔犀利，颇受读者欢迎，且汝中、英文俱佳，可以代主笔政。”陈至此欣然应允。于是，陈布雷每日撰短论两则，间亦代撰论说。陈所撰短论，善用典故，语言文白夹杂，句式短而铿，语颇激烈昂扬，读起来琅琅上口，颇能吸引读者，亦受报社同仁好评。这一次成功的编辑“演练”，成为陈布雷进入社会的一次心理与业务准备，为其在毕业后投身新闻界，一锤定音。
1911年秋，陈屺怀已辞去《天铎报》社长一职，但是，经胡甄瓦等人引荐，陈布雷仍顺利地进入《天铎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自豪与留恋的报人生涯。陈任撰述记者，与报社约定的合作条件是：每日摆短评2则，每10天撰社论3篇；报社每月付薪水40元，是为银货两讫。总计1个月要写60篇短评，9篇社论。以今人“写文章，如磨枪”的写作速度来看，陈布雷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了。况且，以现代通行的办报准则来说，社论与短评不啻是一个报纸的灵魂，若非报社的顶尖高手，是难以胜任的。而陈布雷初出茅庐，就担纲报纸主笔，这说明陈布雷的实力，在当时已得到报社同仁的一致推崇。
至于40元的月薪，虽不能说多丰厚，但在当时，也就不薄了。据陈布雷说，当时他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每月住宿费加伙食费，总共12元，开销是绰绰有余了。况且，比起戴季陶初入报社时的30元，对陈布雷算是另眼相待了。如果我们想到陈家党头子陈果夫，六七年后进上海晋安钱庄时，每月薪水只有8元，那陈布雷确是算得上“高薪阶层”了。
《天铎报》时期，陈布雷每天的工作方式是：上午休息，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提炼主题，打好腹稿。晚9时再到报馆撰文。一般情况下，大都工作到夜12时左右，等稿子拼版后归寓休息。其时，《天铎报》内部派系纷争，情形相当复杂。但是，陈布雷崇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与同仁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其时，陈布雷与“南社”诸子柳亚子、高剑父等人往来日密，渐成知己；与性格粗疏、情绪热烈的戴季陶关系尤密。陈布雷后来常以充满眷恋的心情，回忆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少年初涉社会，对一切感到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常备白玫瑰酒1瓶，每日购酱牛肉小银币两角，以待宾客。”读者据此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图景：在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前楼临街的互间客舍中，1瓶酒，1碟酱牛肉，二三知己好友，高谈阔论，评点古今，纵论天下，一吐为快，以至通宵达旦而浑然不觉，这是何等惬意的人生快事。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辛亥时期的上海，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反清舆论宣传的前哨阵地，同盟会的重要领袖、曾任《民报》撰述的宋教仁先生，此时在上海《民立报》任主笔。陈布雷久慕宋教仁大名，专程到《民立报》拜访。从年龄上说，宋只比陈布雷长8岁，相距并不悬殊；然而，从资历上说，宋早已是名动海内外的大革命家了，自非初次出道的陈布雷可以企及。故宋教仁以革命前辈的口吻，在询问了陈布雷的学历之后，接着问他何以不进大学继续读书而到报馆做事？在内心深处，陈布雷一直以未能上过正规大学为憾事。然在口头上，心高气傲的陈布雷又不便如此坦言。于是，便以守为攻地回答：“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自信较大学为有益。”
宋教仁是以革命家为终身职业的，办报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手段，从未听说过，自然也是从未想过以办报作大学的说法，初听陈布雷此语，颇有些不解地对《民立报》的同事说：“你们听到了吗？这位青年朋友要以报馆为学校，岂非海上奇闻？”于此，宋先生的“职业病”上来了，对陈布雷说：“报纸为启迪民智，宣传革命之工具，办报的人向社会传播见闻，刊播新知识，反映舆论。报馆是社会的学校，记者以学问服务于报社，怎能把报馆当学校？”这种话让陈布雷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了，他是很敬慕这位职业革命家的，但对他如此武断的指摘，大不以为然，亦有点不快了。陈布雷当即反驳：“蒙先生教诲，得益匪浅，但窃以为教学相长，在报社做学相长，并无不同之处。如记者入报社后，不努力吸取新知识，自己落伍，报纸也不会进步。窃以为在报馆确比上大学进益。”陈布雷说话的态度也还真诚，但言语之间的火药味出来了。那意思就是：一个人不能吸取新的知识，就要落伍；办报的人落伍了，报纸自然也办不好；报纸办不好，谈何“宣传革命之工具？”
不但针锋相对，语语见血；而且说理严密，无懈可击。所谓高手过招，点到即止。陈布雷虽仅三言两语，但宋教仁听出味道来了，也听出水平来了，不但对这个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而且颇有些肃然起敬了。真正有大学问的人，无不虚怀若谷，宋教仁也不例外。现在陈布雷抢白了他两句，不但不以为什，不以为不敬，反而一下子拉近了他与陈布雷之间的距离，感叹陈布雷这样的年轻人值得敬重，亦值得交往。从此以后，宋教仁与陈布雷遂成谈友，过从甚密。宋教仁精于史地，长于国际政治，善论世界大势，且颇多著作。《民立报》得宋教仁主持笔政，很快成为上海新闻舆论界评论国际政局的权威日报，影响日隆，声誉日高。陈布雷得宋教仁提挈后，视野亦日益开阔，每值国际大局有变，也争先在《天铎报》上著文评论。次日，《民立报》亦必有一篇唱和。如此，陈、宋文章相互印证，互相辉映，一时享誉沪上。陈布雷与宋教仁，《天铎报》与《民立报》，很快成为上海报界发表国际时评的“双笔”与“双星”。
陈布雷进入报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笔名”问题。当时的社论，均须署名。此前戴季陶撰写社论时，用的是“天仇”这个笔名。“名者，实之宾也。”事实上，一看这个笔名，就知道戴季陶的为人与个性了。果然，《天铎报》一篇篇以“天仇”署名的评论发表以后，好评如潮，被称为“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一时名满海内”。以至“穷达利眼识天仇”，竟是沪上无人不知戴了。
陈布雷既主笔政，也不得不想一个颇能体现自己个性的笔名。他没有戴季陶那么狂放不羁，“天恨”一类的笔名，他是不喜欢的；但也不是那种庸碌无为的人物，有理想，有大志，风花雪月、桃红柳绿一类的笔名，亦不感兴趣。想来想去，陈布雷决定启用“布雷”这个笔名。提到这个笔名，也算是颇有些来历。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因其面颊圆满，胖乎乎的，同学邵元冲等人当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呼之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音译则为布雷。在同学汪德光等人看来，陈布雷好撰文字，以投报馆，不若以“布鼓”作笔名，颇有寓意。陈布雷亦感有趣，故欣然接受。我们今天看到的陈布雷的一些照片，大都是他从政以后所拍。从这些照片上看到的形象，无一不是形容枯杭，面目黄瘦，俨然一个老太婆。我们没有看过陈布雷在浙高时期的照片，但面包的形状大抵是知道的，的确是丰丰满满，胖胖乎乎，珠圆玉润，惹人喜爱。想来那个时候的陈布雷，学业优异，生活优裕，诸事顺利，前程远大，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一副好心情。
“布雷”二字，固然是一个“舶来品”。不过，自译成中文后，已经与“面包”一词大异其趣，听起来倒也别具一格。陈布雷自己解释：布雷即布鼓。以布作鼓，其声类雷，究非雷声，亦即“布雷非雷也”，作用终究有限。从陈布雷一生所走的道路及悲剧性的结局来看，这大概也寄托了某种寓意。大学问家与大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此其然也！
说到“陈布雷”这3个字，我们知道本是源于《天铎报》时期。而在这之前，一直是使用“陈训恩”这个名字。笔者从本书开篇就用“陈布雷”这个名字，本是为了叙述方便，若勉强的作一个比喻，好比司马迁作《高祖本纪》，开篇第一句就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其实，刘邦生前，何曾用过“高祖”之名。“高祖”二字，本是源于刘邦死后，群臣公推：“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故上尊号曰高皇帝。此后，始有“高祖”之称呼耶。笔者用心，亦本乎此。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海内外论坛为之瞩目，陈布雷亦为之“欢欣鼓舞，而不能自己”，决定写专文响应。鄂事初起，许多保皇党舆论均称武昌民军为“逆军”。《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屈于清政府的压力，力持慎重，主张在宣传方针上固然不必呼民军为“逆军”，但也不必称之为“义军”，打一次“擦边球”，毋触清廷之怒。然陈布雷大义凛然，认为以《天铎报》的革命声誉，绝不可附和各报，人云亦云，义道不分，而应该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据此，陈布雷在专文中，大凡提到武昌义军，无不以“革军”、“义军”、“党军”。“民军”呼之，并连日撰写评论，以《谈鄂》为专题，按日刊布，总计10篇，一时轰传京沪，名动海内，从此奠定了陈布雷在新闻界作为第一流政论家的地位。
陈布雷《谈鄂》10篇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在义逆之间，绝不持模棱两可的骑墙态度，而是以笔为枪，以《天铎报》作战场，憎爱分明、无所畏惧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肩作战，并通过介绍辛亥革命局势，分析国内政局演变趋向，为武昌义军大唱赞歌，为推翻封建制度大造舆论。在《谈鄂》（壬）篇中，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军起事，在于清廷政治的腐败。申明：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不良政治者，革命种子之所由胎息也”。武昌义军“不惜犯空前之大难，志在出同胞于水火而已”。从而表明了武昌义军乃正义之师的鲜明立场。当看到武昌义军之火，以燎原之势席卷十二行省，全国“三分天下，既有其二”时，陈布雷情不自禁地大声汇歌：“鄂风泱泱，扇遍天下”。预言：武汉将与美国波士顿、法国巴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谈鄂》10篇中所表达的那种无所顾忌、纵横肆张、一泻无余的革命激情，第一次将陈布雷憎恶腐朽、追求进步、向往变革的热烈情怀，痛快淋漓地进行了宣泄。
《谈鄂》10篇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新文言的语言。陈布雷写文章，一方面善用警句、典故、成语，喜用排比句和对仍句，句式短促而精练，文字深透劲锐、精微奥博，语言激越、铿锵，气势磅礴、有力，感染力极强；另一方面，陈布雷虽然以文言行文，而笔下颇有白话气息，“我手写我心”，文字明白易懂，通达流畅，许多段落语句，可诵可吟，如诗如赋，给人以强烈的美感。特别是有些篇章，如《谈鄂》（辛）等，语句中常间以反笔行文，语言幽默，讽刺辛辣，可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这些方面，初步展示了陈布雷的旧学造诣与新学功底，以及在语言文字方面，善以旧瓶装新酒，新旧勾兑的雄劲笔力。陈布雷在其文字生涯的初始阶段，其文往往亦庄亦谐，亦劝亦刺，亦温亦厉，亦雅亦俗，有着多重风格。反观陈布雷成为国民党的文胆和代言人之后，其文往往是：庄重有余而轻灵不足，雅善有余而放逸不足，正辩有余而反讽不足。成年陈布雷的文章，很有些君临天下、老气横秋的味道，这与青年陈布雷那种鲜活而犀利的文风，相去甚远了。陈布雷的《谈鄂》10篇，也许在今天的青年人读起来，仍是文乎文乎的，有不少语句亦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然而，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发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尚是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呢。
《谈鄂》10篇，不但写得情文并茂，明白晓畅，而且旗帜鲜明，爱憎强烈，这样的文章，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即使是对爱新觉罗氏家族忠心耿耿一时之间，《天铎报》以日发行4000份的骄人业绩，不仅越过了老资格的《新闻报》和《时报》，以至直追声誉卓著的《神州日报》和《民立报》，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受读者欢迎的报纸之一。
《天铎报》身价不凡，销路大涨，“陈布雷”3个字更是如雷贯耳，名震沪上了。友人曾为之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刻画了陈布雷其时以笔为捶，以报为鼓，执着而忘形地为武昌义军鼓与呼的壮士形象。从此，陈布雷“歪打正着”，原名“训恩”逐渐被人遗忘，字“彦及”亦不复人知，剩下的就是一个“舶来品”的笔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轰传京沪各报。
陈布雷从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间，先后写下了大量时评，诸如：《钱囗弩，鸱夷血，呜呼寂寂》、《欢迎章太炎》、《共和而外非所愿闻》、《喜捷》、《社会主义大总统》、《战机动矣》、《砭顽》等等，均为其中名篇。特别是《钱囗弯，鸱夷血，呜呼寂寂》一文，全篇仅320字，却写得激情澎湃，难以自已；辞锋犀利，锐不可当，反复诵读之余，大有令人动容失色之慨。以至20多年后，当有记者询问陈布雷在《天铎报》时期，以哪一篇文章最具代表性时，陈布雷未作深思，便以此文作复。可见，陈布雷是颇以此文为得色的。据统计，陈布雷其间发表时评近百篇。这些时评，长则三四百字，短则一二百字，无不是清通简要，雅善讥弹，文心美境，练达高华，风格独树一帜，大受时人欢迎。
陈布雷在《天铎报》期间的另一个杰作，是为孙中山先生翻译了《告友邦人士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为民国伊始。改朝换代，万象更新，按国际惯例，孙中山要发表一篇煌煌文告，向各国打个招呼。于是，孙大总统事前拟就一份《对外宣言书》（亦称《告友邦人士书》），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亲自将其带到上海发表。当时，在上海各报中，以《民立报》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最深，《民立报》亦差不多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临时政府的许多大事，尤其是事关国际事务，大都由《民立报》首先发表。既然是《孙大总统对外宣言书》，不用说，这个独家新闻的“专利”，自是非《民立报》莫属。
但是，问题来了。孙大总统的这篇《宣言书》，本是用英文拟稿，王大总长到了上海后，一时竟找不到译稿的高手。有的人英文虽好，但中文不佳，翻译起来往往言不由衷；有的人中文是没得话说的，但英文不敢恭维，翻译起来又辞不达意。王大总长有点犯难了。此事恰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闻悉，陈即对王说：“我们报馆有位陈君，可任译事。”
其实，就王宠惠本人来说，不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高才生，而且是名动海内的法学专家，他之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其英文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况且，以他的耳闻目睹，沪上报馆的英文高手，岂有不略知一二的。因此，陈芷兰吹下“牛皮”，王宠惠便有些将信将疑，只是时间已经相当紧迫，王总长的处境，便有些狼狈，只得病急乱投医，好歹跟着陈芷兰走上一趟了。
到了《天铎报》馆，王宠惠先指定了一段文字，当面叫陈布雷试译，以期亲自鉴别。王宠惠的这一手很厉害，决不轻信，亦决不轻疑，而是采取当场考试的办法，是驴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
陈布雷的中文，称得上是国手，这是不用说的，至于英文，自然不敢说这个大话了。但是，先后经过家庭书院的陈屺怀、董氏馆的姚鲁彦、慈溪县中的胡先生等高手传授，陈布雷的英文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后，又经过5年浙高生活的严格训练，其英文也就有相当水准了。现在陈布雷临“难”受命，将英文译成中文，英文已有定稿，需要“二度创作”的，只是中文而已，这就多少可以弥补陈布雷英文不及中文的弱项。况且，所谓的《对外宣言书》之类，无非是内政外交上的一般传统文件。这一类的文牍，大都有固定的样式，而且也颇多习惯用语，陈布雷虽没有写过，但见得多，读得亦多，经年累月，耳熏目染，其擅长的也就是这一类的政论文体，因而也就比别人多了一层悟性，正所谓“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了。
因此，陈布雷接下这份让王大总长头疼的《宣言书》后，脸上全无一丝难色，而且是提笔就译，奋笔挥洒之下，很快从笔底流淌出充满韵味的中国文字：自“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不错，是这样的。王宠惠点点头。“至于今日，实已忍无可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很好！王宠惠赞叹了。“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胜会也。”就是此人了，王宠惠自忖。
于是，等到王宠惠看完了陈布雷的试译稿，愁容尽消，笑容灿烂，连连赞许说：“不失原意，陈君可将全文译出。”作为一种奖赏，也作为一种交换条件，王大总长同意由《天铎报》首先刊布这份译稿。至此，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篇对外宣言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于民国元年元月5日发布的《告友邦人士书》，只因陈布雷一笔建功，竟由一家创刊才一年多的民营报纸——上海《天铎报》抢得首发权，率先于元月6日在国内刊出。不要说那些老资格的《申报》、《时报》、《新闻报》了，一个个被凉在一边，就是素来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关系极为密切的《民立报》、《神州日报》，也未能争得此等殊荣。据说，等到《民立报》的同人看到当天的《天铎报》后，一个个不禁顿足惊呼：“可惜，可惜”！
陈布雷在沪上新闻界声誉鹊起，对《天铎报》亦建功颇伟。但这时，他在报馆的地位，却岌岌可危了。事情缘起于报社内部复杂的派性关系。
当初，陈布雷把《天铎报》作为自己进入社会的第一块跳板，不外是源于陈屺怀与《天铎报》的关系。并且，陈布雷的第一篇新闻作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实践，也都是源于《天铎报》。此外，陈布雷在浙高就读时，就已经与《天铎报》建立了很深的人事关系，诸如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人，都可以说是陈布雷的好朋友。这样，从一开始，陈布雷就与《天铎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问题是，等到陈布雷进入《天铎报》馆时，《天铎报》已经易主了。《天铎报》本是靠汤寿潜总理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的雄厚财力创办起来的。到了1910年8月，汤的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职务被清政府一纸革除，《天铎报》的财源被堵，经济逐渐枯竭，亏欠甚多。汤眼看自己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把《天铎报》总经理的宝座转让给汉冶萍公司被上海经理陈芷兰。陈屺怀是汤寿潜请来的人，按官场和商界的老例，老帅一走，幕僚也得卷铺盖开路。于是，陈芷兰另聘广东人李怀霜为总编辑，陈布雷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报馆的。这是因为，陈屺怀虽然走了，但报馆的一套人事关系还在。新主人刚进来，要想全部革除旧主的班底，势不可能，陈布雷要进来，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就人论人，不但陈布雷是个人才，陈屺怀网罗提拔的其他人，也都是名重一时的杰出之才，《天铎报》的江山，就是靠他们打下来的。而且，陈芷兰是个商人，并不懂办报。李怀霜懂一点办报之道，但在上任之始，还拿不出像样的办好该报的办法来，对于像陈布雷这样的办报俊才，陈总经理与李总编辑是不得不用，也不能不用。有此几个原因，这才有了辛亥时期陈布雷以一支笔轰传京沪的传奇佳话。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到了民国元年2月，情况渐次发生变化。其一，在武昌举义的宣传方针上，“革命党”出身的陈布雷，与惯于在政治上骑两头马的李总编辑不能保持一致。终被李怀霜所忌；其二，陈布雷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不懂得自全之道，也被气量狭小的李总编辑所恨；其三，李怀霜经过几个月苦心经营，开始拉起了自己的一套班底，羽翼渐丰。这样，对陈布雷等人的去留问题，也就不怎么在乎了。
但是，以陈布雷其时在沪上新闻界的声誉来说，毕竟不是一个可以呼来喝去的小人物，以李怀霜的那点老本，也还没有胆量直接叫陈布雷卷铺盖走路；况且，《天铎报》原本是汤寿潜。陈屺怀等一批浙江人创办。即便在这时，浙江人在《天铎报》馆里，仍保持着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李怀霜深知：一个陈布雷的问题处理不好，一枝动，百枝摇，削弱了《天铎报》的根基，岂不是因小失大，弄得不好把自己的饭碗也砸了。快刀不削自己的柄，这点权变之道，李怀霜还是懂得的。
不过，老于江湖的李总编辑亦非庸人，笔杆子固然摇不过陈布雷，嘴皮子也不一定要得过陈布雷，但权变之术终比陈布雷略胜一筹。针对陈布雷的年轻好胜，心高气做，李怀霜设下了一套连环妙计，无非是“猴子不钻圈，多筛几遍锣”罢了。
于是，李怀霜把陈布雷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装得很为难地说：“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计毒无过断粮”，李怀霜企图通过釜底抽薪，迫陈布雷自动走人。哪里知道陈布雷竟说：“我入报社，酬薄事多，非为金钱，乃兴趣关系耳。”陈布雷竟欣然同意了。
李怀霜的第一遍锣筛得不响，只得抖擞精神，再筛第二遍。过了几天，李怀霜派人通知陈布雷：论说一栏，总编辑已派庄先生为主撰，今后你只要写些短评即可。话说得这样露骨，陈布雷至愚至憨，也能懂得李总编辑的用心所在了。其时的陈布雷，20来岁年纪，正所谓青年多勇，宁折不弯，为人处世，只懂得“伸”，不懂得“屈”，岂肯为李怀霜这样一个庸才所羁。陈布雷二话不说，当即收拾行装，准备辞职归里了。
1912年初，民国开元，正是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大办报纸，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大造舆论、鸣锣开道的时候。如戴季陶等创办了《民权报》，叶楚伧等创办了《太平洋报》，邵元冲、宁调元等创办了《民国新闻》等。这些革命党的“喉舌”们，听说陈布雷被《天铎报》所逐，也就纷纷来人来函，约请陈布雷入伙，以壮其势。尤其是陈布雷的好友戴季陶、叶楚枪、邵元冲等人，更是力劝陈布雷留在上海，共同致力于民国的新闻事业。当时，陈陶遗正在接盘《申报》，以《申报》的影响及地位，可以说位居上海报界“老大”，素来人才济济。即便如此，陈陶遗听说陈布雷竟不为李怀霜所容，也不惜纤尊降贵，声称要以优厚的报酬，请陈布雷入馆任撰译。
只是，这个时候的陈布雷，一方面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新闻理论，认为：“民国成立一报纸宜鼓吹建设，不可如革命时期以摧陷廓清之论调，炫众而导乱。诚如孙中山先生当年告诫报界之言：‘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宜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另一方面，陈布雷的父亲陈依仁及岳父杨逊斋都不同意他继续留在上海，而且杨逊斋也不同意他以记者为终身职业。加之这个时候，陈屺怀正在参与创办宁波私立效实中学，该校亦有意聘陈布雷任教。反复权衡的结果，陈布雷决定只接受《申报》馆义务翻译一职，以便与新闻界保持一种藕断而丝连的关系，对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人的邀约，一一婉言谢绝，并详告其辞职归里的原因：“家乡父辈，认为十里洋场，不宜青年独居，力劝我勿再留沪作记者。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绅士，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有意聘弟任课。”实在说起来，当时的上海洋场，尽管也颇有些王维诗中所描绘的那种“香车宝马共喧阗，个里多情快少年”的意境，然远不可与三四年代的十里香风，万户逐靡可比，况且陈布雷在生活上的谨慎自持、循规蹈矩，从小就受到严格训练，原是不用多虑的。但陈依仁等人还是不能放心，依然将其召回宁波，以便就近耳提面命。陈氏家风，以此可见一斑。
从1911年秋到1912年1月，陈布雷在《天铎报》工作了5个多月，差不多算是半年吧。对于陈布雷的一生来说，半年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是陈布雷59年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它基本上奠定了陈布雷其后近40年的人生历程，尤其是奠定了陈布雷作为民国第一流新闻记者及政论家的地位。这一点，不仅得到了沪上新闻界的确认，也可以说是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确认。如宋教仁、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王宠惠等，都是持这种认同态度的。到了后来的商报时期，陈布雷的这一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且先后得到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充分肯定，这为他以后能在北伐期间，以一介布衣，一跃而成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奠定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铎报》的半年，不但是陈布雷开始打天下的半年，而且也是他立志用自己的一支笔，通过记者及报人这个特殊职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
1912年3月8日，宁波私立效实中学开学，陈布雷正式到校任教，担任英文及外国史课程，每周授课18小时，年薪400元。
效实中学的创立，始于赵林士、陈屺怀等甬籍通人的“教育救国论”。当时，宁波府6县的新式小学堂创办有年，从小学毕业的学生日渐增多，而宁波府中学堂因管理不善，教学质量及招生人数均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中等教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学压力。宁波城内还有其他一些私立学校，但均由外国教会创办和控制。对于这些洋教士所推行的教育宗旨，是很令人不安的。于是，赵林士、陈屺怀等人商量，决定另创一所完美的私立中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恰在此时，北京大学陷于停顿状态，陈季屏、何旋卿等北大教授回乡与钱吟苇、李云书、叶叔眉、何吟囗等人发起组织效实学会，利用原育德小学的场所上课。不久，学校初具规模，即以陈季屏为校长，招收了3个班的学生，正式开校，是为效实中学。
由这么一班著名的大学教授及新闻界高手“下嫁”，办这么一所初级中学，确有点小题大做了，效实中学的水准之高，可以想见。即以陈布雷来说，因其所授课程本就不难，英语与外国史又都是他的拿手好戏，让他来对付这么一班刚从小学升上来的娃娃，也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陈布雷授课之余，便以读书译稿自娱自乐，一方面广泛阅读英法文书报，以不断补充新知识；一方面为上海《申报》义务译述稿件，以践其诺。为《申报》的译述稿件，大抵3天1篇，以‘彦”署名，然后寄出。由于当初言明是义务译述，稿酬一事，自然也就免谈。但《申报》“剥削”了这么一个大手笔的“剩余劳动力”，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就以五六种外文报刊相赠，以表示“银货两讫”。陈布雷本是耻于言利的人，译述原是他的爱好之一，现在又有这么多外文报刊阅读，故虽无分文进账，依然干得一头的老劲，不但日子过得充实，而且英文水准大进。从开学到暑假，陈布雷任《申报》的义务译述记者，约有半年时间。
1912年3月，宁波成立同盟会支部，陈布雷被正式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在成立大会上，因选举一事，陈布雷与会员徐家光、林斗南展开了激烈辩论。徐、林均为法政学校毕业，故陈布雷讥讽说：“学法政者志趣卑下，好尚空谈，不务实事，法政学校不关门，民国必无治日。”因双方各执一端，激辩甚久，以至影响会议进程，主席张申之出面为之排解，亦未能奏效。陈布雷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思想情绪时说。当时“年少气盛，自视不可一世，尤喜演说，每逢集会，辄自登台，好评鸳人。”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尽管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但是自经受了县试“扛榜”、府中退学、《天铎报》被逐等挫折后，每每表示要“痛改前非”，这也算是积累了相当的人生经验了。可是，等到有了一定的机会，陈布雷依然是一副“初生牛犊”的劲头，火药味十足，敢打敢冲，不计后果，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事后，赵林士先生为之感叹说：“训恩君辩论术可造，然年少气盛，倔强太过，甚招物议。”陈布雷的恩师冯君木先生听到这件事后，亦甚为关注，当即把陈布雷找到家里，为之训诫：“少年时炫露才华，只自形其浅薄。且汝自视身体精神比范壶公何如？范公一餐能食一大蹄膀，数斤绍酒，汝能否？汝想学范公，步范公后尘，搞政治活动，以汝之身体，必不能胜，不数载必劳瘁以夭其年。还是努力学问，跳出政治圈子。”
范壶公即范贤方，宁波法政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此公性格豪爽，交际广泛，精力充沛，尤其是吃蹄膀与喝绍酒两大“功力”深厚，很有那么一点江湖壮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遗风。这在豪侠的北人中，自是不值一晒；但在性格阴柔的南人中，也就算不容易了，在宁波法政界，更是鲜有人能敌，因而被传炒一时，更被一批热心从政的青年激进党人所效法，故冯君木有此一比。
以食蹄膀和喝绍酒的功力，作为能否进入政治圈的“唯一标准”，这当然是冯君木的一家之言。不过，冯先生关注陈布雷的一颗爱心，也算是溢于言表了。冯先生是陈布雷深为爱戴的恩师，半年后冯又登堂入室，成了他的四姐夫。恩师与学生，姐夫与舅子，当然可以把话说得如此坦诚。以至冯先生进而直言：“我想，你不如致力于学问，政治让别人去搞。”
但是，这个时候的陈布雷，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元这两大历史事件的熏陶，正处于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最为关注的时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小就接受了这种使命感的教育，现在一下子要他远离政治圈子，卸脱这种神圣的历史责任，他如何能做得到？况且，此时的陈布雷，打天下伊始，偏又非常顺利，闹得名声很大，“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很有点汉高祖刘邦在《鸿鹄歌》中咏唱的气象。这么一来，陈布雷也就更加踌躇满志，坚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老实说，这个斯人，就是自己了。
所以说，冯先生的这一番告诫，虽是肺腑之言，不过有点逆耳，陈布雷听是听了，只是听不到心里去。据此，陈布雷虽然表示：今后于大庭广众之下，要竭力约束自己，不可轻率发言。但对于冯先生要他远离政治的忠告，是不以为然的。若干年后，陈布雷不但跨进了政治圈，而且被卷进了漩涡的中心，越陷越深了。又过了若干年，陈布雷重新想起了冯先生当年的告诫，想要脱离政治圈，回归学问，惟因陷入太深，已是难以自拔了。
对于陈布雷来说，这一段时期的粉笔生涯，实在是过得无忧无虑，悠然自得。
一方面是每天与一批天真烂漫，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打交道，无须机心，亦无须权谋，有什么就说什么，学多少就教多少，省却多少世俗社会的烦恼和桎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陈布雷自己也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初秋，效实中学有一批学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其中就有经陈布雷亲手指导的汪焕章、冯中铂等同学，陈屺怀之子陈孟扶也在被录取之列。春种秋收，春华秋实，陈布雷此时的心情，有如老农望着即将开镰收割的庄稼一样，其喜悦兴奋的心情，实在是无可言喻。
另一方面，浙高时期的同学范秉林、董贞柯、冯威博等人，这时均在宁波任教，课余假日，“有朋自‘校外’来，不亦悦乎！”加之此时，从宁波回官桥，已有火车可通，仅有四站路，可谓咫尺之遥。陈布雷大抵每月归省一次，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白头父子灯前语，忘却江湖久别离”。其中三昧，实在不是局外人所能领略的。一年后，长子陈迟出生，陈布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兄，现在又添上了一重“为人父”的责任，归家之念更切，亦更勤了。
1913年春，陈布雷受友人之托，到宁波师范学校代理国文课3个月。1914年，宁波府中学堂与宁波师范学校合并为省立第四中学，陈布雷被聘兼职教授第四中学的法制、经济课，每周计4节。17岁时，陈布雷被赶出宁波府中的门墙，很有一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感觉。25岁时，堂而皇之地出任授课老师。陈布雷想起8年来的历历往事，不胜感慨。
数年教职，陈布雷既体验到生活的充实与满足，又感受到知识的贫乏与不足，于是再次萌生了上学深造的愿望。考虑到父亲的态度，出国是无望了，退而求其次，投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或许父亲会网开一面。陈布雷先是就商于陈屺怀，得到大哥的明确支持后，再就商于陈依仁。只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一个硬梆梆的“不”字。理由很简单：“父亲多病，汝为长子，不能远离。”这一次的迎头痛击，等于是一次“终审判决”，将陈布雷多年来蠢蠢欲动的求学愿望，彻底打入冷宫。陈布雷从此死心塌地地与大学绝缘了。
然而，不能说陈依仁没有远见，就在他以其铁腕，最后一次封杀陈布雷的求学之门不久，便突然病故了。陈依仁之死，不但在精神上给陈布雷带来了沉重打击，更给陈布雷的生命轨迹带来了一次急转弯。
事实上，此前数年，陈依仁就已经感受到了一种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恐惧。早在10数年前，陈依仁曾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批断的“八字”是：发妻柳氏（陈布雷的母亲）在40岁时，便要去世；48岁这一年，将是他的凶年。如果这一关闯过，便能活到60多岁。
事实上，也只有江湖上的巫师术士，才有这个胆量来批断陈依仁的生死劫，因为他在吹下这个天大的牛皮后，很快就云游四方，无影无踪了。老实说，10年之后，这位算命先生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哪里还管得到你陈依仁的事情。到了哪个时候，设若陈依仁死了，自然不会来找他算账；设若自己死了，你陈依仁找他也找不到。如果大家都能活着，大家庆幸都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想到秋后算保的事情。退一万步说，即使你陈依仁能够找到他，说是他的这卦打得不灵吧，他也可以用“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玄语进行抵挡，更何况，他当时并没有把话讲死。“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江湖巫术是永远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一次算命的结果，从心理到生理，都给陈依仁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发妻柳氏果在39岁时去世，陈依仁对这次算命的灵验程度，几乎是确信不疑了。随着平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陈依仁对死亡的恐惧与日俱增。又由于家族事业的理想接班人陈训懋不幸夭折，陈依仁在承受了失子之痛的巨大打击后，又多承受了一份家族事业后继乏人的忧虑和痛苦，这就更加重了陈依仁心理上的紧张和恐惧。这也正是陈依仁不同意陈布雷投考北京大学的重要心理动因。由心理而生理，原先十分壮硕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下来，用陈依仁自己的话来说：“感到大不如前了”。
事实上，当一个人10余年来，始终处于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之中，其心理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个人的心理，终日处于这种不正常状态，即使没病，也会弄出病来。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证实，许多生理上的疾病，都是源于。乙理失衡。事情的经过是，到了1913年除夕夜，陈依仁已经能够确信自己48岁这一关，可以安然无恙地闯过了。他的第一念头，就是庆幸自己能活到60多岁，原先焦虑不已的心态，一下子放松下来；第二个念头，就是想到要将10年前那次算命的秘密，向孩子们发布。
于是，陈依仁将陈布雷及一班弟妹召到身边，讲述了那次算命的经过，然后告诫说：“你们的母亲去世时39岁。可见，算命先生的话相当灵验。”接着又说：“因此近几年我常常担心，不知哪天将弃你等而去。今天是除夕，看来48岁是不会死了。”不但说的人十分高兴，听的人也是异常兴奋，一屋子的人，都感到十分庆幸，自然也不会想到巫师术士之言，有何虚妄之处。
哪里知道江湖术士的骑墙术，到底还是没有能滑过去。陈依仁闯过了48岁大关，却在49岁上翻船。陈依仁的这一次劫难，来得毫无前兆。1914年6月初，因天气酷热，陈依仁初时略有不适，染病在床。数日后，病势加剧，经医生诊断为伤寒。又数日，病势日危。
6月17日夜，陈布雷忽得一梦：被人用草绳捆绑起来，浑身动弹不得。陈布雷惊醒后，仍有忐忑不安之感。这个时候，陈布雷已经感到父亲的情况有些不妙了。果然，6月19日晚9时余，陈依仁因气促痰塞，开始瞠目直视，发音不清了。陈布雷见状，赶到病床前，握着父亲的双手。此时，陈依仁泪迹浑浊，挣扎着捏住陈布雷的拇指与食指，如此反复数遍。陈布雷初不解其意，继而恍然大悟，当即大声对父亲说：“你不放心的是弟妹教养和宗族事吗？儿一定舍弃一切，一心一意把这两件事办好，让你老放心。”陈依仁听到这里，微露笑意，气绝而亡。
从医学的角度说，陈依仁自然是死于伤寒。然换一个角度，未尝不可以说是死于胡言乱语的巫师之手，也就是说，陈依仁死于49岁，正是他10余年来迷信巫言的结果。古书上曾有“心力交瘁，患疾遂卒”的说法，可见，心理的过分紧张，也是会致人于死地的。陈依仁“该死”的时候没有死，“不该死”的时候突然死了。他的死，到底是纯生理疾病的因素，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心理疾病的暗示与影响？这是生命科学的大问题，笔者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的生死问题，绝不可轻易交给一个江湖巫师去批断。以孔圣人的英明，尚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圣训，况江湖巫师耳！遗憾的是，不但陈依仁相信看相算命，即便是陈布雷，对看相算命、求筮问卜之类，亦很热中，宿命论的意识颇浓。特别是自母亲死于39岁，父亲死于49岁后，陈布雷对“9”这个数字，十分忌讳，甚而批断59岁，亦将是自己的大劫。陈布雷后来于59岁时主动了断，与这一怪异的念头，或许不无关系，这是后话了。
陈布雷存亡继绝，于陈依仁弥留之际，责无旁贷地继承了父亲的两大遗愿。从处理宗族公益事务来说，陈布雷长期在外，不亲庶务，且生性疏阔，不谙于人情世故等等，是为处理宗族公益事务之大忌。从教养弟妹来说，这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家族使命。自陈布雷以下，计有5弟5妹，除22岁的三妹初嫁外，最大的仅20岁，恰是“窈窕淑女”的花季；最小的才满月，正是嗷嗷待哺的时候；都是稚弱无知的一群。最要命的是，陈布雷虽以长子承家，但是对如何带好这一个班的小弟弟与小妹妹，全无经验。接下这样一副千钧重担，陈布雷确是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了。反复权衡的结果，陈布雷决定辞去效实中学及师范学校的教职，摆脱一切外务，家居数年，专心教养弟妹，管理家政及族中义田、义学和公益事务等，以竟父亲遗愿。于是，陈布雷从学习珠算、整理账册、对簿册籍、采购米盐、管理僮仆等启蒙课程开始，一项项地进行学习。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真是至理名言。这些事情，在祖父、父亲手中，都做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一旦到了陈布雷手中，顿有老虎啃天，无从下口之感。即以清理家庭田产和族中义回来说，便是一项让陈布雷大为头痛的难题。
自从祖父陈克介以经商盈余置买田产，又经父亲陈依仁不断增益之后，这一份家业传到陈布雷手上，已经相当可观了。陈布雷居家开始，第一件大事，就是手持陈依仁绘就的庄园图册，每天巡行于田舍之间，按垄检视，以便对号入座，加深记忆，熟悉田产。然陈布雷的毛病总是随记随忘，一段时间下来，最终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仅十分之一二罢了，这是一件很使他气馁的事情。
更有一件让陈布雷难堪的事情。一次，陈布雷继承祖辈遗风，替陈氏义庄购置日产，因为接受了馈赠，而吃亏数百金。陈布雷原想对簿公堂，后经人出来斡旋，才以调停了事。
陈布雷自主持家政、族事之后，固然是“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是自感未能完成父亲的遗训，给祖辈及家族丢脸，故忧伤抑郁，不能复释，终日长吁短叹，忧思无计，夫妻相对，全无欢颜，这真是一段忧伤无奈的日于。陈布雷在给朋友写信时，曾经哀叹：何堪人事盘错，日相摧残，形质上之布雷，犹在人世，精神上之布雷，早随先君于地下矣。这个时候的陈布雷，正像一只搏击长空的大鸟，倏然间跌落罗网，其情其状，至为狼狈。
从父亲去世到这一年底，大约有半年时间，陈布雷的全部身心，都被淹没在家族公益事务及教养弟妹的种种琐事之中，既没有摸过书，亦没有动过笔，标准的一个田舍翁。以一个曾经在京沪新闻界“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著名报人，竟过上没有书报纸笔的日子，其生活的黯然失色与落寞寡欢，可想而知。陈布雷弟弟陈训慈在《先兄陈布雷杂忆》中，曾说到陈布雷原是一个奋发前进、早露头角的青年：“不意在他25岁时，突遭父丧，起了一个突变。这对他的精神的折磨、身心的挫伤，是十分严重的。”
翌年，陈布雷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适当改变生活方式，以期调整心态，逐步走出父丧的阴影。春间，陈布雷接受朋友的邀请，到效实中学小住一段日子。1916年，陈布雷决定重返效实中学任教，约定每周5小时，星期五去宁波，星期六返回官桥。1917年初，陈布雷考虑到父丧3年，决定为父亲修建永久性墓地。这一年4月，父墓落成。随后，陈布雷率众弟妹迎父亲并母亲柳氏灵柩，合葬于王家桥北之山麓。
先考与先妣的灵柩入土，使陈布雷如卸千斤重负。接下来，陈布雷开始为六妹、七妹筹办婚姻大事。为不负父亲临终之托，并使妹妹们满意，陈布雷从慎选“红娘”开始，到送新娘上轿结束，无不事必躬亲，思虑周详。如此，不但弟妹感激，长者称许，就是乡间“长嘴婆”，也都无话可说。觉得一个读书人，也能把婚嫁之事办得如此精细风光，殊属不易。独陈屺怀颇不以为然，认为以陈布雷的可造之才与可立之志，如此躬亲琐细，甚属无谓。但陈布雷认为父母双亲都不在了，长兄如父亦如母，对诸弟妹除了要负教养的责任，婚娶之事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此后，陈布雷为了转移精神上的痛苦，也为了在学问修养方面进一步充实自己，曾有意于学做骄文，并将一些骄文名家的文集找来研读。然远在北大任教的岳父杨逊斋得知后，大加反对，来信予以劝戒：骄文不易学，弊在窒息性灵，变得矫揉造作。愿尔以远大为期，勿沾沾于文词也。“老泰山”的训诫，真是人生的大智慧，不可不听；但骄文确有其文辞整饬、声韵和谐与琅琅上口的特点。陈布雷“执两用中”，学做骄文的念头是放下了，但在空闲时，仍找来一些骄文名篇翻阅、朗读。在陈布雷的政论佳作中，许多文字不但富有哲理，发人深省，而且对仗工整，声韵和谐，颇受时人欢迎，可见他的文章，是深受骄文影响的。
骄文不做了，尝试做诗念头又上来了。学诗的念头，陈布雷是很早就有的，孔夫子有言：‘小子，何莫夫学诗？”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大白话就是：你们年轻人，何不学诗？诗可以排遣情感，可以知人论世，可以交朋会友，可以发泄牢骚，近则可以孝敬父母，远则可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等等。在孔圣人的心目中，诗有这么大的作用，陈布雷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当年的一首七绝《苦雨》诗，固然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但也可以看出，他对诗歌也不是全无天赋。
陈布雷尝试做诗的念头，也来自于恩师冯君木的劝导。冯看到陈布雷枯守家园，将成心疾，每每劝他：“汝心情极宜作诗，诗可言志、寄情、恰性情，望勿自馁”。这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道理了。经此一激，陈布雷诗兴大作，于是搜集了许多诗集，每天诵读、试作。但令人气馁的是，做出来的诗，每每粗率笨拙，生硬凝滞，连陈布雷自己都看不上。好友钱吟苇见状，当即劝诫：“此事宜未冠时为之，则放手大胆，久亦有成。今尔眼高手低，都是年龄智力关系，即强学亦难有成，不如辍之。”钱先生曾对教育心理学下过一番功夫，故能一语道出其中缘由。陈布雷闻此语，如醍醐灌顶，一语惊醒，当即感到钱吟苇道出了自己的心病，从此不复有“诗翁”之念。
少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此三事，是为人生大不幸。陈布雷16岁丧母，25岁丧父，都算得上是人生至哀至痛之事。岂料在陈布雷30岁时，爱妻杨宏农亦不幸病逝。以陈布雷的追求来说，最为看重的，就是人伦之间的亲情。10数年间，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亲人，一个个地亡故。人生三大不幸，以陈布雷一人，就独占其二。陈布雷的哀痛之深，实在是无可名状。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入土为安。偏偏自先考与先批入土开始，家中就没有安过，新的丧事可谓接瞳而来。先是性格宽厚、气质酷似父亲的三姐，于1917年过世，接着是继母罗氏因肺病于1918年11月乘鹤西去。这时，罗氏所生的三子一女，最大的才12岁，最小的才4岁多，陈布雷感到压在肩上的这副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大有不胜负荷之状。
以陈布雷这个时候的心境，真可以说是“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晦气到家了。到了这一步，陈布雷只剩下最后一个精神支柱，这就是秀丽贤淑、冷暖知心的爱妻杨宏农。陈布雷于1909年完婚，与杨氏事志相得，心意相通，出入10载，爱深情长，确是一对恩爱夫妻。许多时候，陈布雷哀痛莫名，不能自拔，因有杨氏的软语温存，百般化解，从而得以解脱，这是陈布雷深为感激的。特别是自父母和继母去世后，杨宏农简直是成了陈布雷的最后一处“精神避难所”。
老百姓有句丧气话，叫做“恩爱夫妻不到头”。这种民间俚语，说不上有多少道理，但生活中的这类实例，的确不少，偏偏陈布雷与杨宏农也算是其中一对。自1914年杨氏生长子迟之后，先后于1915年生次子过，于1916年生三于适，于1918年生长女琇。5年之中，连得四子（女），陈布雷喜则喜矣，然杨氏因生育太频，气血亏竭，面色已呈浮肿之相。加之这几年陈家又是多事之秋，杨氏既要相夫，又要教子，用力太过，身心两亏，以至常有心悸力竭之感，这已是不祥之兆了。
1919年，杨氏再怀次女陈琏，病势日甚。随着临产期日益临近，杨氏心中已有不祥预感。夏初之夜，杨氏做一恶梦，梦见三姐入棺之时，自己与众人哭送，忽见三姐棺旁又有一新棺，上写一“杨”字。梦醒，杨氏满怀忧威之色，对陈布雷述以梦中经过，继而含泪说：“我恐怕不能再作君之永久伴侣矣！”陈布雷心中一惊，当即正色劝慰说：“梦境无稽，不足信也。你好好将养，是不妨事的。”陈布雷说是这样说了，只是杨氏心中有数，心境终不能坦然，也就于暗中替自己准备了寿衣寿鞋。
9月初，杨氏生女陈琏，初因失血过多而晕厥，数十分钟后始苏醒。陈布雷情不自堪地说：“宏农，你好好将养，如有不测，我也活不下去了。”六七日后，杨氏体温渐高，右手右脚，均感麻木，舌头亦逐渐僵硬，吐语艰难，发音艰涩，往往音义错乱，所言非所意，视“镜”而谓之“刀”，以其光泽相似；称“尺”而谓之“秤”，以其用途相似。陈布雷见此情景，痛心泣血，忧心如焚，连换3个医生诊治，然病情均无起色。
9月22日，杨氏气喘吁吁，声若游丝，情势更危，陈布雷见状，急欲再请医延治。杨氏身心两竭，自知不起，招陈布雷到身边，勉力摇头，示其已不可救。接着，杨氏拉过陈布雷的手，一声喃喃自语：“难过”，随即气绝。此时，杨氏所生3子2女，最大的6岁，最小的尚未满月。
丧亲之痛，一之为甚，不可再，不可三。在连续经历了丧母、丧父、再丧继母之痛，又加失弟、失姐之苦的陈布雷，早已像一只饱受惊恐的糜鹿，被一根“痛苦”的鞭子赶到一处悬崖之上，踯躅徘徊，进退失据，真是其恨也多，其鸣也哀，心理与精神的重压，都处于不胜负荷之中。然而，倏忽之间，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陈布雷又要再一次面临丧偶之痛，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残酷了。所谓晴天霹雳，所谓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陈布雷此时的痛苦。事实上，这个打击，使陈布雷的心理顿时陷入一片空白，神经顿处一片迷乱之中。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先前读到这个民间俗语，好像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陈布雷本是个心慈面软、性格温和的文弱书生，因无力承受及无法排解的丧妻之痛，他心中溢满了悲忿，神情变得凶猛而可怖，精神恍惚之间，看到襁褓中的女儿，一下子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歇斯底里地提起嗷嗷待哺的婴儿，就要往痰盂里塞，决意将这个心目中的“孽障”溺死。
在“残暴”的父亲面前，婴儿固然是处在不堪一击的境地，但为了求生，亦自有绝招，这就是将自己的哭声通过变异的方式，向其他亲人发出寻求救助的信号。陈布雷的岳母听到婴儿哭声异常，“SOS”！情况不妙，老人急忙冲进内室。陈布雷见状，惊慌失措之下，当即冲向窗前，怒不可遏地将孩子从窗口抛了出去。所幸孩子命大，楼下恰有一层蔑棚，将孩子凌空托住，小生命终于安然无恙。老人见陈布雷精神已经失常，决难照顾孩子，于是将孩子带到自己身边，并取名“怜儿”，以志其身世可怜之意。直至上学时，陈布雷始依据偕音，改名“陈琏”。
杨宏农死后，陈布雷将其葬在先妣柳氏原先的墓地，并写了一篇长文祭奠。
失去了善良的母亲，失去了慈祥的父亲，失去了贤淑的妻子，亦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三弟和深爱自己的三姐，在人伦亲情中，几乎失去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陈布雷反而有了一种一切希望都归于破灭之后的平静，唐人孟云卿在《古乐府挽歌》中曾有“至哀反无泪”的诗句，大意是说：人到了哀伤过度的境地，往往因无哀可伤，而无泪可流了，哀极则不伤，恨极则不怒，此之谓也。
在心理上与精神上的伤口稍稍得到平复后，陈布雷开始冷静地考虑自己今后的人生历程了。陈布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希望能重新将自己融入社会，置身于同学师友之中，从而摆脱因父亡妻故之后，而给自己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于是，陈布雷将家庭及宗族事务作了一番简要安排：幼女陈琏，年纪最小，已由岳母照料，可以放心；长女陈琇，托小舅母照顾，一并将家事托付，亦可以放心了；长子迟，次子过，三子适，送宁波儿童公育社寄养。该社本是陈布雷于数月前与友人共同创办，内设识字、游戏等科目，并负责膳食，实际上也就是一所全托幼儿园。至于宗族公益事务，陈布雷决定托付给父执辈的族人陈锡卿代管。
诸事安排妥当，陈布雷于1920年初，匹马单枪，重新来到宁波效实中学任教，课余则兼任《四明日报》撰述。当教书先生，做新闻记者，这两项职业都是陈布雷所深深眷恋和热爱的，现在有了重新温习的机会，自有一种来之不易的感慨和激动。从此，陈布雷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则到报社撰述短评一二则，好在两项都是熟门熟路，并不感到吃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日子重新变得平静而充实，昔日的忧伤和痛苦，也开始在这种平淡的日子里渐渐逝去。只是，与6年前相比，陈布雷变得更为老成、多愁、善感了。
从《天铎报》时期的“谈鄂10篇”，到父故之后的“‘六’年无改于父之道”，陈布雷以“忠孝节悌”4个字完成了人生的框架结构，从而向“当代完人”迈出了第一步。
据说，台湾武侠小说高手古龙先生有句名言，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予识也浅，不敢肯定这句名言是否古龙先生首创。但是，不管怎样，以陈布雷来说，如果不是他第二次重返“江湖”，如何会出现晚年“身不由己”的局面。然而，这只是讲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极具忧患意识的儒家知识分子，陈布雷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人，你要他息隐江湖，其实也难。因此，陈布雷的重返“江湖”，本是其个性使然，也是其文化人格使然，决非一时的环境或家庭变故所能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重返“江湖”，身不由己吧。
陈布雷息隐6年之后重返“江湖”，很快引起外界的注意。新闻界素来敏感，第一个捷足先登的是《四明日报》。《四明日报》是个地区性的小报，在陈布雷来说，只是当初，借一块版面，恢复一下笔力和感觉而已。即便如此，陈布雷在《四明日报》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也是轰传杭市，备受浙人喜爱。他的恩师冯君木就是忠实的读者之一，并称许说：“随笔之笔墨与思想，均不多见。看来汝之性情文字在于政论，不擅作诗文也。”先前冯君木是极力鼓动他学习做诗的，现在也开始改变观念了。优秀的诗人需要有激情勃发、洒脱豪放的气质，这与陈布雷的个性特点是不相宜的。而陈布雷的擅长之处是：强烈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深刻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与雄浑遒劲的笔力，这正是一个政论家所必须具备的特点。到此时为止，陈布雷之成为一个优秀的政论家，所缺者已经不是实力，唯时机耳！
陈布雷很快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猎物。在中国，商务印书馆是一家老资格的文化出版机构，实力和名声都是一流的。1920年6月，陈布雷受商务印书馆之聘，赴上海出任《韦氏大学字典》编译之职。参与编译英、汉双解字典的工作。这种工作，枯涩繁重，要求苛刻，编译者不但需要有高深的英、汉语言文字功力，而且需要有耐得寂寞的板凳功夫，这在陈布雷来说，都不算是难事。陈布雷每天入所工作7小时，恳恳为之，甚至还能在每天的编译之余，阅读一些哲学及时事书籍以自娱，也常与杭甬之间的同学好友通信论学，评点政事。对于编译，陈布雷自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心理上不能平衡的，是编译待遇的悬殊问题。
当时，商务印书馆为保证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的编译质量，广邀国内高手加盟，实力颇为雄厚。但在任职待遇方面，不问实际水平，也不问编译能力，完全以学历划线，“一票否决制”。比如，凡是留学欧美的，均可享受一等“公民待遇”，月薪可达200元以上；留学日本的等而次之，月薪降到150元以下；国内大学毕业的，只能是“第三等级”，月薪跌到90元以内。在同一等级内部，又有不同档次。比如，如果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又当过国内大学教授，月薪高达250元，是为商务之冠；虽为留学欧美的博士，但没有国内大学教授的任职资历，月薪就要打一个折扣；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出身帝国大学的比明治大学的月薪要高出20元；都是出身日本帝大，当过国内大学教授的比没有当过的，月薪又要高出30元。都是国内大学的毕业生，出身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的，月薪可以拿到90元，而北大毕业的，则只有60元，这些人可以说是处于商务印书馆的底层了。
如此三等九级，苦就苦了个陈布雷。陈既未出洋一步，亦未当过大学教授，甚至连国内大学的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有能混到手，到了“万般皆下品，唯有‘学历’高”的商务馆，简直就是一个“等外品”，一下子被打入“零册”。商务不唯在月薪上按学历划线，壁垒森严，其他方面亦复如此。就是一张写字台，因学历高低，也要分一分大小，哈佛大学出身的“骄子”，就可以弄一张“老板桌”坐坐；北大出来的“阿乡”，只能搬一张简陋的三抽桌对付一下。至于陈布雷，可以说还没有入流，也就诸事讲究不得了。可以想见，如此鲜明的级别落差，给陈布雷的心理带来的那种失衡感，一定是十分强烈的。陈布雷在商务馆，前后只干了一年时间，就匆匆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也是陈布雷离开商务馆的另一个原因。当时，陈布雷经济上面临着沉重的负担，既要教养6个弟妹，还要抚养5个子女，一家十几口人，要吃，要穿，要上学，要开销，这使陈布雷第一次意识到“孔方兄”是那么可爱，也是那么重要，而商务馆给他的待遇又是如此之低，没有办法，只得另谋生财之道。他一方面，先找了一份兼差，在通商银行兼文书主任职，另得月薪70元，聊补商务之不足；一方面，则考虑重新谋一份薪水较优的职业，以解决面临的“财政”困难。
1921年7月，陈布雷辞去商务馆的编译之职，“跳槽”到中易信托公司，任筹备处文书主任。中易信托公司分信托、银行两部，而以证券买卖为主业。以陈布雷的性情，本不愿进入商界，之所以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完全是出于经济考虑。当是时，上海证券业方兴未艾，因投机证券业或炒股，而于一夜之间狂富者不乏其人。这个阶段，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恒泰帮”兄弟，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翻云覆雨，大捞钞票。陈布雷很可能是受了这个“炒股风”的影响，在进入中易伊始，一出手，毫不犹豫地认购了“神州”及“中商”公司股票，计二百数十股。其如意算盘是：于获利之后，作为兄弟及子女的教养婚嫁之资。
可是，陈布雷的运气实在是坏透了，入市未及一年，恰遇上海证券业发生“信交”风潮，股价一路狂泻，中易信托公司因亏损甚巨，亦只得停业清算。陈布雷所购神州公司及中国商业公司股票，一下于被“套牢”，几成一堆废纸，个人经济濒于破产，总计欠款达8000金之巨，这对于陈布雷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清偿债权，陈布雷先将记在自己名下的田产拨出10亩出售，得2600金；次是约集诸好友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性质的钱会，大家凑份子，共得5000金，由陈布雷分10年偿还。经多方筹措，陈布雷才将欠款还清。
加盟中易，入市炒作，在陈布雷的想法，本想乘着上海证券业方兴未艾的潮头，捞它一票，发一笔“意中”之财。岂知因循坐误，损失惨重，弄得连老本也搭了进去。甬人素有经商传统，自晚清以来，可谓富商大贾辈出。陈布雷本人亦出身于商人之家，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虽未做过买卖，但生意人的门槛多少也懂得一点，无非是“千做万做，蚀本不做”。陈布雷自然也知道，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殊属不易，但也未想到凶险有如此之大。陈布雷这一次出师失利，不但造成巨大损失，认为：“先君遗产，耗损至此，对诸弟妹无以交代”；而且彻底摧毁了他的从商信念，从此视商界为畏途，终身不再轻言“下海”。
中易结束后，陈布雷再入商务，出任交通科第二股股长，主要负责广告编撰及出版图书提要审查等，月薪120元，这也就算是相当的照顾了。1923年6月，因受修能学社社长冯君木之邀，陈布雷再辞商务职，入修能学社教授国文，每日下午授课4小时，月薪90元。其后，陈布雷经不住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多次敦请，遂再辞修能教职，入中国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70两白银。
在加盟中易期间，经好友介绍，陈布雷续娶镇海王允默女士为妻。婚礼在宁波举行，次日归官桥祭祖，第三日便乘轮赴沪，移住上海卡德路广安里新居。年底，宁波儿童公育社结束，迟、过、适3子均来沪依继母生活。一度破碎的家庭，得以重组，陈布雷创痛巨深的身心得以稍慰。
事实上，自重返江湖之后，陈布雷无论是任商务印书馆编译，还是任中易信托公司文书主任，抑或是出任修能学社国文教员，都只能算是他的“第一职业”，也就是陈布雷白天所做的工作。此外，陈布雷始终兼着一个“第二职业”，这就是上海〈商报》编辑主任职。因这份职业只需在夜间工作，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八小时以外”，与第一职业不发生冲突，故陈布雷一只脚下“海”，一脚在“岸”，“八小时”内外，得以两全。
《商报》由赵林士资助，汤节之创办。陈屺怀与陈布雷兄弟，都是当年创办《天铎报》的主将，在广大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广告效应”，也可以说是一笔“无形资产”。汤节之办的是新闻事业，运用的却是商人手腕，故办报伊始，就约请陈屺怀任总稽核，陈布雷任编辑主任。在外人看来，这是汤节之对陈氏兄弟的信任。汤节之自己清楚，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商报》于1921年1月24日正式刊出，其创刊宗旨是：“《商报》者商工业者所公有之报纸，由商工业者所经营之报纸，为商工业者利益而发刊之报纸。”并公布该报信条为：对于世界，代表本国之利益而发言；对于本国，代表人民之利益而发言；对于社会，代表商工业者而发言。以此可知，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闻工具。
《商报》时期，陈布雷仍以撰写评论为主，每周5篇，星期日另撰短评1则。思想尖锐，观点独到，文笔犀利，议论透彻，这是陈布雷的政论风格。其时，更有潘公展、潘更生等一班《商报》同仁鼎力相助，通力合作，不断革新版面，充实内容，使得《商报》很快在工商界站住了脚跟，并在青年学生及知识界也争取到了大量读者。
与10年前的《天铎报》时期相比，《商报》时期的陈布雷，在为人处世及政论风格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10年前，陈布雷20岁出头，初生牛犊，血气方刚，锋芒毕露，嫉恶如仇，很有点“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英雄气概。加之那个时候，陈布雷上有老父主持家政，下无子女拖累，真可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离开《天铎报》到进入《商报》，生活给陈布雷上了一堂人生的大课，使他懂得了人生的艰难和不幸，也使他懂得了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要瞻前顾后，锋芒内敛。从此，陈布雷老成持重，谨言慎行，简直就是如履薄冰。
即以社交活动来说，《天铎报》时期的陈布雷，可以说是性格开朗，待人热情，交际活跃，来者不拒。其时，半瓶老白酒，一碟酱牛肉，四五只水果，二三知己好友，便纵论天下大事，评点世界大势，古往今来，海阔天空，神侃胡聊，无不涉及，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馆前楼临街的那一间客房的灯光，常常由此而通宵达旦，彻夜光明。可是，到了《商报》时期，陈布雷不仅社交宴会很少出席；就是报社同仁之间，亦鲜有过从，以至10年前以《谈鄂》10章轰传京沪的陈布雷，在重返新闻界以后，有很长一段时期，上海报业同行竟很少有人能说出《商报》编辑部系何人主笔。当时，上海《中华新报》由名笔张季鸾任总编辑，沈钧儒任主笔，故若论言论，《中华新报》与《商报》堪称对手。张季鸾对《商报》言论固然佩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却是不甚了然。后经辗转打听，始知是陈布雷主笔。陈布雷后来特意到《中华新报》拜访这位名报人，张、陈从此订交。10数年后，两人同时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与国策顾问，可谓殊途而同归了。
陈布雷的这个变化，既是人世苍桑的慷慨馈赠，也是自己在几度创痛之后的大彻大悟，并直接影响到他的政论风格。多少年后，他之能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并出任国民党的首席“军机大臣”，这与蒋介石欣赏他的这种锋芒内敛。藏而不露的政治个性及蕴含凝重、欲露还藏的政论风格是分不开的。
1923年，汤节之因经营证券交易破产，不得已将《商报》盘出，由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支持的李徵五接办。其后，李徵五也办不下去了，再次让渡为方椒伯接办，仍以傅筱庵为后台大老板。李与方都是浙江镇海人，与陈布雷同为宁波籍，与王允默为小同乡。有此一层关系，《商报》虽然数次易主，但陈布雷主笔之职，始终稳如泰山。陈布雷在《商报》供职，前后长达6年之久，在他一生中，这是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的一次。
1923年，《商报》的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取“畏垒”作笔名。如果说当年的“布雷”是“舶来品”，那么“畏垒”大概就是“国货’了。从此，“畏垒”与当年的“布雷”一样，很快在报业同行及广大读者中声誉鹊起。
《商报》时期，可以视为是陈布雷的第二度记者生涯，与《天铎报》时期一样，成为陈布雷一生新闻事业的两个“黄金时代”之一。在这一阶段，陈布雷最为鲜明的特色，是他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诸如：在《解决国是与个人面子》一文中，陈布雷大声疾呼：“内政不修，外侮不御，家盗不除，悍仆不惩”，则国家前途何得有望！在《秘密接洽与宣布始末》一文中，陈布雷既深恶北洋当局“甘心置国民于不顾，而惟仰承日本之意旨以为快”的奴才嘴脸。在《统一国是之先决问题》一文中，陈布雷痛斥有“水晶狐狸”之誉的北洋军阀涂世昌“首在必驱，戎首祸魁，毒浮庆父，时势至今，岂尚可一日之容忍乎”。1923年10月，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以每张选票5000银元的大价钱，大肆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大总统，陈布雷更是高张义旗，骂曹为“捐班总统”，指斥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以揭露贿选丑闻。1924年，“贿选总统”曹锟举直系数省之兵，围剿浙江督军卢永祥，福建督军孙传芳乘机引兵入浙。《商报》一贯持反直立场，对孙传芳大加讨伐，这与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从而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中山先生甚至称许：我们有些报纸，“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撑持，可称为忠实的党报。”中山先生的这个评价，肯定了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革命所做的贡献，被他引为骄傲。
陈布雷表现出的那种不妥协的反帝反军阀的新闻立场，不但得到国民党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共产党人的充分肯定。1924年7月，陈布雷因抨击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竟被租界工部局控告，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几被投狱，经延请英人律师克威先生辩护，始以罚代狱。虽有此惊，陈布雷却豪气干云地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为此，陈布雷在《商报》著论，积极支持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提议：“一，中国法庭，声明今后不认公廨之判案有效；二，租界以外之中国官厅，声明今后不给予公廨以各种之协助；三，中国人民间，各依其乡籍或职业别而成立各种之公断机关，——遇有争议时，宁提交本国人之公断机关，勿向公廨诉讼。”这一着釜底抽薪的妙棋，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好评、其时，中共老资格的宣传理论家萧楚女就曾在《向导》周刊上著文唱和，认为：“我们若无切实的事实上的抵抗方法，空空的东跑西跑，和他们讲那‘外交’有什么用处？惟一的对症药方，只有《商报》在最近所提议三条。”在《对德参战之功罪》一文中，萧楚女以“善哉《商报》畏垒君之言”，明确肯定陈布雷的著论立场。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陈布雷与共产党人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路人。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陈布雷过得充实而有序。上午11时，陈布雷到中国通商银行办公，处理文书事务；下午5时，陈布雷从通商银行下班，即到报馆搜集材料；入夜，陈布雷留在报馆，备一听香烟，泡一杯浓茶，购几只馒头。如此三样东西入口，慢慢地便开始化为文字，然后凝神运笔，掷地作金石声。等到一篇评论草就，已是深夜一两点钟。陈布雷回到家中，大都在深夜3时左右。此时，儿女们均已人睡。第二天，孩子们早起上学，陈布雷尚在梦乡。因此，这一阶段，虽然是一家人团聚，但全家人一起吃饭聚谈的机会反而很少。
进入1925年，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兴起，南北两营垒的斗争（以国共合作为主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与以直系军阀为代表的北京政权）更加尖锐激烈。陈布雷在南北两政权的对峙中，以坚定的立场拥护南方革命政府，拥护国民革命。这一年的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平，“噩音既播，哀动八荒；无良云亡，恸之百世”。消息传到上海，《商报》著论哀悼，叹斯人斯绩不可复续，策后死诸君仍须努力。然在当时，《时事新报》竟载文，谓：中山先生之精神与陈炯明决裂时即已死去，今不过是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阅后大怒，漏夜即作《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一文，对《时事新报》的谬论予以当头棒喝，一棒就将其打问下去。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在陈布雷的记者生涯中，是最为闪光的一段时期。其时，陈布雷以《商报》记者的身份，深入到罢工、罢课、罢市的风潮中心。他一方面奔走呼号，主张惩凶，监督政府交涉；一方面采访工人、学生、店员，每天撰写揭露英日暴行的评论，高张爱国旗帜。五卅以后，陈布雷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通过《商报》这个舆论阵地，揭露各处发生的惨案，竭力主张“惩凶”，呼吁撤销领事裁判权，支持省港大罢工，欢呼九江、汉口收回租界等等。此间，中共《向导》周刊也曾转载《商报》评论，并加以评注。萧楚女甚至直接致函陈布雷，对畏垒在五卅爱国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给予嘉许。总起来看，陈布雷在这一段时期所写的言论，不但才思横溢，笔力千钧，脍炙人口，饮誉沪上，而且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也与中共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相一致，故而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欢迎。陈布雷自己亦回忆：“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亦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
五卅运动之后，陈布雷曾经致书四弟训慈，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其时，陈训慈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同时奉陈布雷之命，兼理官桥家族事务。因此，陈布雷在信中照例先交代了几件家务琐事，然后话锋一转，写道：“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噪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连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无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子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陈布雷的这封信，可谓是字字血泪。尤其是3个“痛”字，简直有撕心裂肺之感了。陈布雷在信中所说的“总商会诸老成”，是暗指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资本家，这说明陈布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动摇性是极为不满的。陈布雷在信中所提的“琅卿”，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永泽解释，“琅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琅卿。陈布雷把教育民众的希望寄托于“国家主义派”，这说明他的思想，还未能从国家主义派的窠臼中完全解脱出来。这也就是陈布雷在五卅之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下旬，上海总商会单独宣布停止罢市，反帝统一战线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陈布雷在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面前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以至主张‘缩小对象”，退缩持平等。在《民族堕落之忧》一文中，陈布雷更是明白断言：中国者，“最不适于试行共产党之国家”。在《国民党之内阁》一文中，公开宣布：中国国民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以陈布雷的政治面目来说，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是一个“党外人士”。然而，他的党派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或许可以说，陈布雷在组织上虽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在思想上已经加入了。
此间，陈布雷对他的浙高校友、《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邵振青）被害书件，深感痛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因持同情国民军及反奉立场，被张大帅的奉军枪杀。陈布雷闻讯邵飘萍被害，悲愤莫名，漏夜写出专评《共和国家与生命保障》一文，开篇便是：“《京报》邵飘萍君竟于昨晨为军团司令部判决死刑，执行枪毙。人民国以来，除袁世凯军政执法处时代外，未有不顾法律，不重人权，下如此骇人之手段者也。”对于奉军此举，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而言之，监谤缄口，偶语者诛。”“大而言之，法律无灵，人权失障，以死惧民，将令民不畏死。”
总起来说，陈布雷在《商报》时期的政治立场，是为：反帝、反军阀、反专制。为此，他写下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据有心人统计，仅在1926年3月至11月的9个月里，陈布雷就发表了80余篇政论文章，平均每月著文近八九篇。若以此类推，陈布雷在《商报》所发表的文章，大抵有600多篇。虽然，陈布雷在不少文章中，明确表明对工农运动及“赤化”的忧虑，与中共党人有意识地拉开距离，而对国民党人则主动表示亲近。但是，客观地说，陈布雷仍不失为一位反帝反军阀的勇士。
从1920年10月至1927年初，陈布雷为《商报》笔耕6载有余，这也正是国民革命从发端到高潮的一段时期。古贤有诗：“夜来剑气冲牛斗，犹是男儿未遇年”。从陈布雷来说，他的重返江湖，恰遇蓬勃兴起的国民大革命“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这就使得他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理想得以张扬抒发，亦使得他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政沦文章得以一展所长。
《商报》时期，成为陈布雷新闻生涯中的一段黄金岁月，著名报人邹韬奋曾经赞叹说：“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著名诗人刘大白就说得更坦率了：“今天上海报纸的言论，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的“三朝老臣”叶恭绰先生说得婉转一点，但是对陈布雷的推崇也是毫不掩饰的。叶说：“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
陈布雷听了叶先生的赞许，颇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表示：“我的见解与文字，在南不及张季鸾，在北不及颜旨微与陈博生。”其时，张季鸾是上海《中华新报》的总编辑，陈博生是北京《晨报》的总编辑，颜旨微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张、陈、颜与陈布雷一样，都是擅长写政论文章的高手，在当时，号称是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但是，谦虚尽管谦虚，若以文章的思想性、革命性及战斗性而论，陈布雷当为“四大主笔”之首，这在时人中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经过陈布雷及报社同仁的苦心经营，《商报》在鼎盛时期，发行已达12000份，一度成为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立的新闻媒介，也是上海商界最为重要的新闻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