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第04章进入侍从室

“敌乎？友乎？”

古人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绝叹，多少年后，陈布雷亦将从政看成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可见这也是一种“千古”绝恨了。

综观陈布雷的从政之路，有三步可谓举足轻重。第一步，是在1927年初到南昌谒蒋。没有这一步，20年的蒋、陈合作，恐怕免谈了。但是，当时迈出这一步，毕竟背景不一样，那个时候，国共还没有分手，蒋介石的身上还笼罩着“中山先生信徒”。“国民党青年领袖”、“北伐统帅”等道道光环。况且，中共地下党还在幕后穿针引线，意在将他推向蒋的身边。陈布雷不是神仙，连共产党人都没有把蒋看透，他怎么就知道蒋的肚子里藏着那么多鬼点子呢！第二步，是1929年8月接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职。这一步迈出，陈布雷从此踏进了政界之门。但在当时，陈布雷也还保留着一种“客卿”身分，去留之际，分合之间，尚有一分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三步，是1934年5月到南昌正式投蒋。这一步迈出，陈布雷算是把自己彻底给卖了。

据说，陈布雷进入南昌行营之初，如按蒋的本意，是想让他出任行营秘书长一职。但陈布雷听说政学系官僚杨永泰极力角逐此职，当即谦辞不受。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风度，表示对权力之争的不屑与淡泊，或许也可以看作是文人的一种自信与高傲吧。不过，客观地说，陈布雷即使要争，也没有力量。政治是需要实力的，聪明的政治家，要学会等待，有时要耐得住寂寞，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机会。

陈布雷不争，蒋亦不勉强，好在蒋的口袋中，官票多的是，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临时创立一个，应一下急。果然，蒋环顾南昌行营，乃军事重地，适合陈布雷这种文人干的差事不多，当即别出心裁地想出一着高招。此前，南昌行营延揽、搜罗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专家学者，诸如吴寿彭、蒋志澄、高传珠、张彝鼎、李焕之、邵华、刘伯川、范争波、徐道邻等。蒋给每人送上一份优厚的薪水，再奉上一顶“设计委员”的头衔，终日在戒备森严之下，或写写文章，发发议论；或研究外交，追踪热点等。其实，所谓“设计”，无非是坐而论道，放放空炮，营造一点文治武功的气象罢了。文人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玩得好，是朕的爱卿，玩得不好，也能坏朕大事。现在何不将这些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给陈布雷戴上一顶“主任委员”的高帽，主持其事，既对陈有所安置，又能对这批文人有所约束，不使他们惹事生非，岂非一石二鸟之计！但陈布雷不呆，他对蒋的机心，可谓看得一清二楚。陈到设计委员会视事后，发现设计委员虽有20多位，但职责不清，权限不明，规定极其含混，极易招致是非。据此，陈力请蒋收回“主任委员”的加委，希望不以任何名义，留赣服务。蒋老猾成精，哪里肯让陈轻易滑脱，只在表面上做出让步，同意再加委一名副主任委员，佐陈处理会中日常事务，陈则专心协助笔札，并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备蒋垂询等。从此，陈结束了三分清客，三分幕僚，三分权臣，一分报人的生涯，从南昌行营开始，专任蒋的心腹侍从之臣了。

说到“行营”这两个字，在古代，它的意思很简单，即指大将出征时的军营。古诗中就有“吴山依重镇，江月带行营”的咏唱。但是，说到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行营，应另当别论，盖这个时期的行营，已经成了“最高当局”作为军事驻留地的专用名词，其他军事将领，无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不可以港称的。尤其是“南昌行营”这个机构，虽然“享年”不过数载，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名气之大，让人刮目相看。追根溯源，就在于：它不仅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在南昌的军事驻留地，而且也是30年代前期国民党的重要军事中心，以及“围剿”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神经中枢。同时，在蒋介石的“国师”杨永泰的精心运作下，这里一度还成为国民党党务与行政的重要权力中心；另外，这里既是国民党的重要政治派别新政学系的发源地，也是国民党“军机处”，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诞生地。一个小小的军营，竟有着如此之多的“光荣传统”，在“党国”历史上，真可谓空前绝后了。

陈布雷最终与权倾天下的侍从室发生渊源，便是始于南昌行营时期。但是，陈布雷初入南昌行营的大门，侍从室还只是一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军事侍从班子，它既不具备党政方面权力，甚至也不具备多少军事方面的权力，因而还没有引起世人瞩目。从职务上说，初入行营的陈布雷为设计委员会挂名主任，与侍从室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就设计委员会所涉猎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研究，以及陈布雷在协助笔札、留心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等工作内容来说，已经具备了某些党政方面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之出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便是对未来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一种“见习”。

“见习”期间，陈布雷的主要任务，就是跟在蒋先生的屁股后面进进出出，一则摇摇笔杆子，临时炮制一些不痛不痒的应景文章；一则出出鬼主意，密呈治国平天下的大计。此间的重要活动计有：6月返京，为蒋制作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典礼讲话：《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7月上庐山牯岭，为蒋炮制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词：《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2月先是返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是随蒋返溪口休养，对中日关系作总结性的估衡等等。

作为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陈布雷的最大“杰作”，就是写了一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这篇捉刀之作，又因为受到鲁迅先生的痛击，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名噪一时，亦成为陈布雷文字生涯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之

据说，这篇文章是蒋、陈在溪口休息期间，由蒋在病榻上分章口述，再经陈布雷记录、整理、润色而成。文章近3万字，共分8部分：一、引言；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举措上的错误；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仅从文章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立意了，中日交恶，日本人自然是欠妥的，但中国人也有不对之处，中日各打五十板子，且先从中国人的屁股上打起，以示中华泱泱大国的气度之恢弘，立论之公正，检讨之诚恳，处置之公平。自九一八以来，日帝侵占我东北，蚕食我华北，摇动我上海，灭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无数慷慨赴难的优秀中华儿女已经将《义勇军进行曲》从长城内外唱到了大江南北，“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已经危在旦夕了，文章的作者居然还能保持着一种平静冲和的心情，以中日无欺的“公道”，将中日之间的一碗水端得平平的。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样的文章竟会是出自当年《商报》那个反帝爱国的勇士“畏垒君”之手。

大概写这样的文章，陈布雷自己也有点心虚了。于是，在“引言”部分，先来了一个掩耳盗铃，声明：世人论述中日问题的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这意思就是：别人都不敢讲的，就让我来讲吧（颇有点“跳火坑”的骑士精神）。接下来一句“知我罪我，听诸读者”，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翻版了。

所谓“敌乎？友乎？”其立论的重点，当然不在于“敌”，而在于“友”，也就是文章中所说的：“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就是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打算的结论”。文章向日本表白，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能想象其结果如何。

狐狸的尾巴终于从长袍之下露出来了。敌乎？中国共产党！友乎？日本帝国主义！文章宣称中国对日外交的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一句话：不即不离，不战不和，不死不活。

文章的高明之处，是既没有署上蒋中正的“大名”，也没有署上陈布雷的“中名”，而是署了一个徐道邻的“小名”。徐道邻，何许人也？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委员，留德归国的法学博士，小人物一个。不过，读者也不要小看了这位徐博士。大凡了解一点北洋军阀史的，没有人不知道段祺瑞执政的。而这位段执政有个非常能干的幕僚长，叫徐树铮。打一个比方，徐树铮对于段执政的重要性，比之数年之后陈布雷对于“蒋执政”的重要性，恐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位徐博士，便是这位徐大幕僚长的公子。这真是“将门虎子”，至于说民国政坛上，父子两代都浪得一点“才子”虚名的，其他人固然说不得，徐氏父子肯定算一对。

据说，蒋当初出了《敌乎？友乎？》这个题目，要陈布雷做出一篇大文章。陈受命后颇有些为难，陈是办报起家的，对于新闻舆论自有特殊的敏锐性。文章做了一二十年，做到最后连日本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岂不是大笑话一个？不过，蒋的意思，陈布雷也是清楚的：一方面，“剿共”军事已进入最后阶段，若稍有懈怠，就将陷入水劫不覆之地；一方面，中日局势也进入最后关头，若不能打开僵局，亦将难免同归于尽之浩劫。然中共是腹心之患，日帝只是皮肤之患，两者相较，自然是安内在先，攘外在后；“剿共”在先，抗日在后。从策略上来说，在“剿共”期间，日帝就只能是友，而不能为敌。只是，中国人的老毛病是“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一旦内争与外侮发生矛盾，先摆平外敌，内部的账可以留着以后慢慢算。今天，在全民族抗日爱国情绪日趋高涨的今天，抛出《敌乎？友乎？》这种极敏感，也极易产生歧议的文章，肯定要招致物议。

于是，陈布雷转弯抹角地进言了，恭维蒋先生的立意是好的，文章的题目也是好的，只是不能以蒋先生的名义发表，否则让人讥为是认敌为友，岂不是“污”了蒋先生的“圣誉”。蒋是一点就透的聪明人，不但自己不能争这个著作权，而且也恩准陈布雷放弃这个著作权，指示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徐道邻小人物一个，无足轻重，这一只黑锅，就委屈他背一下吧。陈布雷一听，正中下怀，忙不迭地恭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者，徐徐的与邻邦道来也，名字也挺不错，这一类的文章非道邻兄莫属。据此，文章署名徐道邻，最初揭载于《外交评论》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果然，文章发表后，归国未及三年的徐博士，简直就是横空出世，暴得大名。各报一时竞相转载，闹得沸沸扬扬了。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就是他“有幸”受到了文学巨人鲁迅先生的一顿痛骂。1935年2月9日，鲁迅先生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到：“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里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留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挣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后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蒋、陈都是有眼光的，想想看，如果在这篇文章上署名的不是“徐树铮的儿子”，而是蒋中正或陈布雷，那鲁迅先生的这一番冷嘲热讽，岂不是让“最高当局”或“国策顾问”颜面尽失。鲁迅先生说，阿Q之有名，是在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因未庄通例，挨打必须与一位名人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在中国现代史上，《敌乎？友乎？》之有名，原因之一，亦在于鲁迅先生的“一记耳光”。

《敌乎？友乎？》可以说是陈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也可以说是其文学侍从生涯中最臭的一篇捉刀之作。然而，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并非出自陈布雷之手，文章原本就是蒋介石授意徐道邻代拟，只是经陈布雷一番修饰面已。自陈、蒋、徐先后作古后，这已是一件死无对证的事情，说是说不清了。不过，若就文章的风格与文笔的功底而言，恐怕都不是一个归国不久的留学生所能炮制出来的。说这个话的人，如果不是来自翔实的史料，恐怕就是出于为贤者讳吧！

蒋介石的“影子”

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铁壁合围，开始了惊绝人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此，蒋一方面对红军迅速进行追堵部署，一方面向大西南推进统一政略。此间，蒋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陈布雷亦主张蒋应借此机会，巡视西南各省，掌握各派政治势力，了解政情民情，部署追剿军事，推进统一政略，迫西南土著军阀作城下之盟，一统川、黔、滇诸省。

蒋然其计，即于1935年春夏间，先后飞抵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地巡视，陈布雷亦不辞辛劳地跟在后面，在川、滇、黔各省间飞来飞去。此行，陈布雷处处表现出一个“宫廷侍从”所应有的“素质修养”，给蒋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一年后出任侍二处主任奠定了基础。同时，陈通过近距离地观察蒋身边的亲信圈子及“内廷”办事传统，对蒋的独特个性与心理气质也有了进一步的把握，这对他以后主管整个“内廷”文字与政务侍从工作，可谓得益匪浅。

其时，在入川伊始，蒋就关照侍从人员，不准随便接受川军招待，以免被川军腐蚀。可是，等到蒋飞抵重庆，闻讯先遣人员在川军那里已经饱餐了两天的美味佳肴。蒋为之大怒，训斥这些家伙说：“你们有什么头脑，吃喝也安排不好，照这样随便吃喝，要被人家骂成军阀！你们赶快把钱送去，收回条子给我看。”为此，蒋规定接受］11军招待，每餐顶多四菜一汤，不允许随便添菜。

陈布雷到达重庆后，被安排在上清寺陶园住宿。川军打听到陈是蒋的亲信幕僚，颇想慕名结交。但陈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既婉拒川军头子的请客送礼，亦很少与三教九流的人物往还，深居帷幕，绝少出头露面，以免过分招摇，有失体统。陈自己回忆说：“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重寄事权干刘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习，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可见，川中政客说士的善于钻营，是非常厉害的。然陈布雷的这扇“后门”，始终关得铁紧，令川中说客望门兴叹。

在安定川省之后，蒋、陈一行即于3月24日飞抵贵阳。一下飞机，蒋即对贵阳军政大员发表讲话，宣称：“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共军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天下太平，已是指日可待了。据此，蒋在贵阳期间，即已着手规划战后经济建设的蓝图了，并交代陈布雷起草《国民经济建设纲要》。然不数日，消息传来，红军已强渡乌江，有乘虚袭击贵阳模样。蒋大惊，一面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一面调大军星夜驰赴贵阳救驾。其时，贵阳只有4个城防团，且大部守备外围；城内包括宪兵在内尚不足两团。陈布雷听到消息，也有点紧张了，自忖：这不是在唱一出“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真的打到贵阳城下，从蒋先生开始，这一批军政大员何以自全？最严重险情，出现在4月5日。这一天，红军逼近贵阳，仅余数十里。战报传来，贵阳城里一夕数惊，彻夜不宁。尤其令中央大佬们不放心的，是清镇飞机场的安全问题。其时，就连素有领袖风度的蒋委员长也沉不住气了，当即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把几个玩忽职守的城防将领骂了个狗血喷头。后因滇军孙渡纵队星夜兼程赶到，蒋才喜上眉梢，连连夸奖孙将军公忠体国，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并许诺对旅长以上将官均有犒赏。陈布雷等一干军政大臣及幕僚人员，亦喜笑颜开，纷纷把提到嗓门口的心放回到肚子里。

比较于一夕数惊的贵阳“历险记”，陈布雷的“春城”昆明之行，简直就是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不但是吃好喝好玩好，而且是大开眼界了。陈布雷感叹：“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300人，礼数极盛。”陈布雷被安排在昆明翠湖边的一处别墅里住宿，翠湖坐落在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唐公堤，俨如杭州西湖之苏、白二堤。陈布雷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颇有自得其乐之感。至于侍蒋游幸昆明风景胜地西山及滇池，到安宁温泉洗澡等等，更有“此间乐，不思蜀”的感慨了。

在这次巡幸过程中，蒋接受陈布雷的建议，采取因省而异的办法，推进统一西南诸省的政略。对川局而言，本着又拉又压的原则：对四川王刘湘是以拉为主，对其他川军头子则是以压为主，从而达到安定州局的目的；对黔局而言，本着彻底改组的原则，解除黔省军阀头子、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职务，以蒋的亲信元老吴忠信继任，真正把黔局拿到中央手中，以除后患；对滇局而言，本着拚命笼络的原则，以“册封”龙云为“云南王”的手段，达到换取中央在滇的一种表面上治权。所以，蒋。陈巡视川、黔、滇3省，在云南受到礼遇最为隆重。“王中王”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为此争相吹捧，互相贴金。陈布雷回忆说：“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策，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坐了一次飞机，蒋介石与龙云也拿出来吹了一通，可见是没话找话了。

5月26日，蒋、陈一行由昆明飞重庆，再飞成都。此间，蒋嘱陈布雷：凡杨永泰转呈的文件，在蒋批复后，陈仍须详看一遍，始可送出办理。这个举动可以看作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蒋对政学系主脑、武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已有戒心。杨仍一代权变宗师，擅长专权自恣，上下其手，蒋疑有非常，为了防止杨从中下其事，以售其奸，由此嘱陈对杨的呈件进行把关，也是一个补救措施；二，杨永泰确是办理政务及公牍事务的长才，让陈多看看杨办理的呈件，也是一种官场的历练。

应当说，到了这个时候，陈布雷差不多成了蒋介石的影子，须臾不能离开了。蒋创办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陈不但要助蒋处理文件公务及代撰各种演讲稿，还须兼任训练团训育干事；蒋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陈不但一并列席会议，并且奉命召集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等人一起对立法院宪法草案加以研究修改，并代蒋专程赴浙江莫干山访问黄郛，然后再携宪法草案送呈蒋阅。

此后，陈布雷即参与国民党五全大会文件的准备工作，先后起草了开幕词、外交报告及大会宣言等文件，重点是为蒋起草外交报告，阐释国民党现阶段的对日政策。大会宣言本由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草拟要点，再交陈布雷连缀成文，陈前后修改3次，费了20个钟头，才算交差。11月19日，蒋介石拿着由陈布雷绞尽脑汁的对外关系讲演稿，登上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讲台，开始作中外瞩目的对外政策报告，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报告的著名之处，就是提出了所谓对日政策的“限度论”，即：“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等等。蒋并表示，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所谓的“限度论”，实质上还是一个“妥协论”，就像一条狗一样，处处以忍辱负重、退让求和为原则，不打急了，是不肯跳墙的。故所谓的“限度论”，虽然轰传一时，但于舆论不佳，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100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布雷亦由四届中央候补监委一跃而成为中央执委之一。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胡汉民被推为中常会主席，汪精卫被推为中政会主席，蒋介石表面上仅为两会副主席，当了胡与汪的下手，两人之下，有屈了。而事实上，蒋是五全大会上最大的赢家。一是当时中常会主席胡汉民远在欧洲，即使同意回国与蒋合作，还要谈谈条件，中常会的实际工作，仍有劳“蒋副主席”主持；二是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因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被爱国志士孙凤鸣打了一枪，已住进医院，不久即赴欧洲治疗，中政会的工作，亦只好有劳“蒋副主席”主持了；三是江被蒋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一职只好让出，推蒋先生遥兼。于此，蒋一身兼领中常会、中政会、行政院、军委会等4大要职，用陈布雷的话说，就是：“自兹，蒋氏遂躬负党政军重职于一身”了。

蒋在五全大会后，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独裁地位进一步巩固，正所谓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尊居九重，坐运四海。这一局面的形成，为不断膨胀侍从室的权力，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也为陈布雷在入主侍从室以后，能够居于权力的中枢，预留了通道。

汪精卫就任中政会主席伊始，即推出改组派的第二把手顾孟余出任秘书长，蒋亦毫不放松地将陈布雷推为副秘书长。汪、蒋高高在上，会中日常事务，自是不屑一顾，均交由顾、陈具体负责。顾、陈各为其主，意见相左，也就免不了有一番暗斗。这在顾孟余这样的派系高手来说，本是家常便饭，驾轻就熟，但落到书生意气的陈布雷身上，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深感自“党政机关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坛，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为先，而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授剂服药亦无效力”。

在民国政坛上，顾孟余与陈布雷都称得上是一流人才，但顾是一流的政客，陈是一流的文学侍从。写文章，顾不敌陈；玩政治，陈不敌顾。在中政会里，顾、陈交手，未及一个回合，陈就被气出病来，这便是例证。从政的苦酒，开始由陈布雷慢慢地品尝。

陈布雷不是老政客顾孟余的对手，只得以“体力心力交瘁”为由，上书请假。蒋准假一月，陈于12月中旬经沪转杭，回到原先的西湖小莲庄，与妹夫翁祖望一家住在一起，养病休息。是年冬，陈布雷在南京觅得一寓所，将全家迁居南京，过去在京、沪之间所谓跑来跑去的客卿生涯，到此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已经彻底地与之告别了。

侍从室：“皇帝”的秘书处

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分设第一处与第二处，蒋命陈布雷为第二处主任。从此，陈布雷这个名字与侍从室联系在一起。

侍从室的创立及运用，有一个渐进过程。历史地看，它是国民党政治演进的结果；现实地说，它是蒋介石封建帝王意识的产物。说到“侍从”这两个字，一望而知，具有某种浓厚的封建色彩。在汉代，所谓的侍从本是指帝后身边的随侍人员，《汉书霍皇后传》中就有“皇后舆驾，侍从甚盛”的描写。到了宋代，因大学士等官僚可以常在君王左右行走，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给领袖人物充当智囊或顾问的意思、于是，人们将这些供皇上垂询大计的随侍人员称之为侍从官。宋代以后，从六部尚书、侍郎到学士、两制等在京职事官，都可以称为侍从，所指的范围更加广泛了，但中心意旨，仍不出为皇家服务这一个范畴。

正因为“侍从”这两个字具有浓烈的封建帝王意识，从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都严禁把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之为侍从，卫士便卫士，秘书便秘书，参谋便参谋，他们虽有职责之别，然无主奴、尊卑、高下之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一套到了民国“大帝”蒋介石那里行不通了。早在黄埔军校时期，蒋就把身边的参谋人员称之为随从参谋，卫士队称之为侍卫队，卫士长亦称之为侍卫长。1928年初，蒋下野复职伊始，权力更加集中，帝王意识更加浓烈，除了恢复随从参谋与侍卫长外，又新设了随从副官、随从书记及侍卫官，另将机要秘书改称为侍从秘书。随着蒋的专制独裁地位的不断巩固，身边的侍从班子亦随之扩大，总起来分为警卫与生活管理及机要与政情处理两大部分，蒋规定前者由侍卫长负责，后者由侍从秘书负责。这是设立侍从室以前的大致情况。

侍从室创立于南昌行营时期，首创人便是杨永泰。据老侍从秋宗鼎回忆，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蒋“先后在汉口、南昌成立了由他委派的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他时常出发鄂、赣，亲自指挥部队。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以外，还需临时抽调几个参谋人员，不断随他到各地去工作。后来，蒋介石听从了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他随行的参谋人员和他自己的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等，组织了侍从室，列入蒋家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并派晏道刚为侍从室主任。这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的初期阶段。”另一个老侍从汪日章也回忆：在没有成立侍从室之前，“侍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1934年2月，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起小朝廷内参作用，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成立了侍从室，这才正式定名。”可见，侍从室的创立，固然是得之于杨永泰的一言建功；但主要是为了适应侍蒋出发各地指挥“剿共”军事的需要。

设立侍从室之后，侍从人员由各自为政，开始进入组织有序的轨道，这就起到了人员精干，业务集中，运用灵活，便于掌握，行动迅速，效率更高的作用。但在创立初期，侍从室在党政方面并没有多大权力，作用也不算显赫，地位亦不特殊。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所起的作用，也还是一个侍卫与秘书性质的事务机构，也就是“侍卫队”、“传达室”、“副官处”、“机要室”、“秘书处”之类随侍机构的综合反映，还不成为对国民党政治进行运筹的中枢机构。原因不外出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侍从室在成立初期，级别定得不高。以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来说，此前仅为南昌行营第一厅（军事厅）副厅长，少将军阶，这与后来的侍一处主任，一上来就是上将级的钱大钧、张治中、贺耀祖等军界大腕比起来，显然不是一个档次；其次，当时的南昌行营，军政大事均决于政学系主脑杨永泰、熊式辉之手，侍从室的这一批小字辈，即便想要揽权，也绝无可能；另外，从国民党高层来说，自四全大会以来，实行的便是蒋江合作体制，蒋主军，江主政，蒋汪权力分流，蒋自然是想把政府权力都能集中到侍从室，但一时尚无可能。

从1934年初，到1935年底，在这两年时间里，江西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侍从室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需要加以解决。按照行政专家杨永泰的设计，侍从室初期挂靠在南昌行营编制内。但是，随着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国民党军事重心开始转移，南昌行营已于1935年1月撤销，一部分人员分流到驻川参谋团，由南昌行营参谋长、作战厅厅长贺国光率领，去重庆设署办公，统一指挥川黔军事；一部分人员分流到武昌行营，由张学良为主任，杨永泰任秘书长，钱大钧任参谋长。1935年10月间，中共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地区会师，军事重心继续北移，武昌行营撤销，成立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的（代行总司令职权）西北“剿总”；驻川参谋团亦撤销，成立由顾祝同任主任的重庆行营。侍从室的创议人杨永泰初任重庆行营秘书长，12月间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从此正式退出蒋介石的幕僚班子。此间，侍从室的第一任主任晏道刚亦调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当张学良的“监军”去了。

南昌行营撤销了，武昌行营也撤销了，杨永泰走了，晏道刚也走了，原先在南昌及武昌行营时期形成的一套幕僚班子，头面人物都不复存在。但是，蒋感到在南昌行营时期成立的侍从室越用越顺手，也就须臾不可或缺了。于是，蒋一方面将侍从室改为军事委员会编制，继续保留下来；一方面则考虑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进行架构，这就是所谓侍从室的改组。

侍从室的这次改组，对于国民党权力架构的演变，是一件大事。然而，演变的过程，完全是在不事先声张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编，二是扩权。

所谓扩编，就是将原有组织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第一处与第二处，简称侍一处与侍二处。处以下又增加了组这一级工作单位，按自然数排列，计5个组。侍一处设1、2、3组，侍二处设4、5组。所谓扩权，就是将侍从室这样一个单纯的侍卫与秘书性质的随侍机构，变成了一个负责管理军事、政治、党务等重要内容的中枢权力机构。其中，侍一处负责管理军事要务。该处3个组的分工为：侍一组主管总务，有陆海空三军侍从副官多人，负责接待、传令和随从行动，另有总务副官多人，负责管理伙食、杂务以及侍从室的财务；侍二组主管参谋业务，有侍从参谋多人，经办作战、情报、人事、交通后勤参谋业务和军事文件；侍三组主管警卫和安全，有侍卫官多人，均为蒋的奉化溪口的同乡或亲戚。侍三组下辖武装卫士队，后扩充为警卫总队。侍一处另设侍卫长一人，指挥侍一组与侍三组，总揽蒋的警卫工作。侍二处负责管理政治、党务。该处两个组的分工为：侍四组主管政治、党务、秘书业务，有侍从秘书多人，负责党政要务的上传下达，机要文件及重要函电的往来，诸如国民政府所属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党部、中统局、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向蒋的请示汇报的文电，以及重大人事的任命、调动，重要机构的设立、裁撤，巨额经费的开支、调度等，包括最高当局的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的起草、代撰等等，都在这个组的工作范围之内；侍五组主管幕僚秘书，原是脱胎于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一是行政人才的储备，二是智囊谋略的储备，相当于现在的所谓“人才公司”与“点子公司”。

侍一处与侍二处分别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视情况，或设或不设。有意思的是，两个处的主任都归属于侍从室，但是上面并没有一个总主任。因此，两个处不存在隶属关系，地位及权力都是平等的。处主任直接听命于蒋，这也可以看出蒋的高明之处：把亲信分成两块，使他们相生相克，相互牵制，蒋则高居其上，进行遥制。改组后，蒋任命原武昌行营参谋长钱大钧为侍一处主任，并兼侍卫长；任命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并兼侍五组组长。这就是侍从室改组的大致情况，时间完成于1936年互月左右。

将改组前后的侍从室作一番比较，不难看出，核心部分就在于增设了侍二处。改组前的侍从室并未惹人注目，名气也不算大，就在于它基本上还只是一个纯军事机构，在政治、党务方面并无特殊权力。改组后，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军政中心，甚至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会之上，以至发展到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决定或办理党政军一应大事的极权机关，主要体现在侍二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侍从室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一切都是政治演变的结果。所谓侍从室，它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若按委员长的权力，在1932年3月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中，是这样规定的：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统率国防、绥靖事宜。设委员长一人，负责执行军令。委员七至九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交国民政府特任，行政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委员中互选三至五人为常委等等。如果按本本办事，那么军事委员会实行常委负责制，委员长只是在常委会作出决定后，负责具体执行军令，本身并无多大权力。

而且，就这个委员长的级别来说，亦不可与国民政府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院长相提并论。盖因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一府五院制，这是总理遗愿，任何人都无权推翻。但是，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一切权力都归到军事委员会，所谓的一府五院，早成了一只只空水壶。所有的府、院主脑，都要毕恭毕敬地向委员长“早请示、晚汇报”，是为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奇观。从创立侍从室前后政治现实来说，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汪精卫，立法院长是孙科，司法院长是居正，考试院长是戴季陶，监察院长是于右任，都是国民党内的老资格。在一府五院的政治架构中，蒋什么都不沾边，只是一个不搭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所谓的“蒋委员长”及“委座”等俗称，也就是始于这一阶段。但是，蒋什么都没有，却有枪杆子。说来说去，还是这东西管用。几年前，胡汉民贵为立法院长，只因说了几句让“委座”不中听的话，结果，蒋派出两个“丘八”，往胡院长的门口一站。从此，胡院长从立法院进了“禁闭院”，起作用的，就是那几杆破枪。

国民党的事情，到了蒋委员长手里，就是这样被弄得非驴非马，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制从未兑现，中华民国的一府五院制也完全是一个摆设，委员长不但独裁军事，而且独裁党务，独裁政务，虽不免让人啼笑皆非，但政治就是这个样子，谁有实力，谁就做老大。其他的一切，都只好免谈。这就是民国政体变态中的常态。

对于侍从室这样一个机构，实在难以下一个定论，在二十五史中，并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仅此一点，也就可以为蒋介石申请一项“发明专利”。按照蒋君章的说法：“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的做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蒋君章曾任陈布雷的私人秘书多年，他对侍从室在国民党政治现实中所起的作用，可谓有深切的领悟。

清代的军机处，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处，今人称之为总统办公厅。《清史稿》上说：“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以此可见这个军机处确是清代承命出旨的中枢机构。

清袭明制，明代不设宰相，皇帝既是总统，也是政府总理，大权小权一把抓，免得政柄旁落，被别人架空。事情做不过来，就找了一些助手，叫做内阁大学士，职为阅招票拟，起草诏令，批答奏章等，也就是所谓秘书吧。

这些人，看起来也只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但由于在铁幕政治下，他们可以得风气之先，抓住机会向皇上说点“个人看法”，在皇上与各部、院失去应有联系的情况下，这些秘书的“一家之言”，往往也就成了皇上的“独家之言”，其潜在的影响力，实在是不可低估。加之，掌握章奏的过程，从来就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多少政治阴谋，由此应运而生，其权力也就可以无限扩大。

演变的结果，这些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开始据中枢之重，握宰相之权，列群臣之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大臣。在史书中，史家习惯称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为“宰辅”、“辅相”或“阁老”，首席便是“首辅”或“元辅”，次席便是“次辅”，便是这个道理。若以此观之，老蒋家的侍从室与老朱家的内阁及爱新觉罗家的军机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布雷出长侍从室第二处，从此成为国民党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崛起。不过，陈布雷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军机大臣”的广州之行

侍从室虽然是独裁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但是，它的一大特点，确是人员不多而效率很高。到了陈布雷手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侍二处成立后，所有政务、党务方面的文件，都归口侍四组处理。侍四组直接主办的秘书，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据汪日章回忆，在南昌行营时期，侍从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主办文书的收发签呈工作，称之为侍从秘书。规定凡来往电文均由司书抄录，字体端正，文句通顺、简明。这些文件奏章由汪日章直接转呈蒋介石，蒋交给下属的密件也是如此，无须再假手他人。因此，无论蒋出发何地，汪必须亲随侍从，另外则派定几个最优秀的电务员跟着他。有时因为飞机容量小，而江又不能须臾离开蒋的身边，于是，电务员就得先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汪日章说：“蒋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军大权，每日公文不可胜计，几乎全属急件，不敢稍有疏忽，所有文件均由传令官送至我处，由我交传令官发出，忙得我日夜不得闲。这个情况直到1936年夏，俞国华参加第四组做了我的助手，很像当年毛庆祥和我那样，我才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是侍从秘书生活的一个大致情况。

陈布雷入主侍二处以后，仍然奉行人员精干的原则，不肯扩大编制，避免人浮于事。侍四组计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不到10人，组长即为汪日章。侍五组原为储备行政人才而设，没有一定的编制。其中颇负盛名的是所谓“八大研究秘书”，他们大都是留学各国的专家学者，诸如留日的罗贡华、傅锐、李毓九，留英的徐庆誉，留苏的高传珠，留法的何方理，留德的徐道邻，留美的张彝鼎等。这些人专供蒋垂询国际问题，类似外交智囊团。蒋每次召见，提出问题后，只是洗耳恭听，不插话，不表态，听他们讲述后，从中分析利弊。这批“外交智囊”于抗战初期大都陆续分配出去。侍五组组长由陈布雷兼任。

陈布雷自律甚严，为人本份，小心谨慎，虽据中枢要津，却有如履薄冰之感，这一作风给侍二处以深刻影响。侍四组掌管机要之承启传达，对党国军机大事，莫不预闻于先。陈为此叮嘱四组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规定各人的业务，只能自己处理，决不可以告诉他人，即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准交头接耳，随意扩散。侍五组除了随时备蒋垂询外，每周另举行会议与谈话会各一次。但初期秘书多不明职责，常越位言事，或请示调查各机关状况，或喜摭拾风闻之词攻讦他人，或未详事实便上书陈事等等，这使陈布雷十分恼火，严词告诫，予以制止。

在与侍一处的关系上，陈布雷也本着不插手，不过问的原则，以免招蒋疑忌。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一、二处之间凡有重大事项，均需在主任或组长之间相互通气，以期协调、配合，工作人员也可以自由进出。尤其是陈布雷，因负有替蒋起草重要文电的任务，需要掌握全局与重大事件，故对第一处的军情通报及重大事项有特许调阅权与预知权。但陈布雷仅到此为止，绝不多走一步路。只有当一处主任不在时，陈布雷才按例对一处事务照拂一下。

陈布雷出任侍二处主任以后，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两广事变。1936年夏，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手，打出抗日这杯大旗作号召，发动反蒋事变，并很快组成粤桂联军，作出进击湖南的态势。早在5月份，陈布雷就从雪片般呈蒋的密电中得知：“西南消息愈传愈恶”。其时，陈布雷正在病中，得此消息，少不得抱病强起，或代蒋会见方方面面的要人，或忙于核办或起草文电。6月间，陈布雷为参与处理两广事变，终日紧张忙碌，绝无休息，以至“竟日昏昏，觉胸腹胀问，口普合干，且有微热，殊以为苦”。6月22日这一天，陈头痛加剧，一夜没有睡好，服药亦无效，即请假一天，在离休息。但因蒋对文电起草催逼甚急，陈仍于病中强起拟稿。并在日记中写道：“病中念时局，弥增忧愤。自（民国）十五年至今，北伐统一，国内百事均改旧观，而独有一种现象丝毫未改，怒时局波动之总原因，多由于若干政客思脱颖而出，不得志者想混水摸鱼，已得志者想攀缘而上，蝇营狗苟，脱不了富贵功名之低级欲望。自共产党、改组派、社民党、国社党以及形形色色之政客，乃至许多冒死不顾之青年，其实皆脱不了这么一套，此真民族不可湔涤之耻辱也。”把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事业，攻击为政客的混水摸鱼，可见陈布雷在政治上已日趋麻木。

迫于华北危机日益加剧，以及各派政治势力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压力，蒋不敢轻加战端，决定对两广阵营加以分化瓦解，力争和平方式平变。6月25日，蒋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处理西南事变的方针：第一，贯彻对内和平统一之政策；第二，在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实际，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意思；第三，对国事发表意见，必须用和平方式“开诚洽议”，两广军队入湘，不合此项原则等等。蒋的这篇谈话稿并非陈布雷所写，但陈看了这篇谈话稿后，深为欣赏，认为：“措词严正而和婉，且富有含蓄。”他对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说：“此稿决其为行政院人员手笔，决非新闻记者如我辈者所能拟，因新闻记者每于不知不觉间逞其词锋，终觉太显露，予未能免此也。”这亦表明了陈布雷支持和平解决两广事变的立场。

两广事变看起来是粤系与桂系合伙闹事，实际上真正的扛鼎人物是当时素有“南粤王”之称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算是敲敲边鼓的人物。其时，两广陆军计30多万，空军计9个中队，粤军均占2／3以上。为此，蒋一方面摆出硬的一手，派大将陈诚亲赴长沙市防，阻止粤桂联军北上；一方面玩起软的一手，派特工王戴笠港赴虎门策反，行收买分化瓦解之计。经不住蒋的“钞票”加“官票”的一阵猛击，陈济棠的海军、空军、陆军相继瓦解，表示归顺中央。7月18日，陈济棠落荒而逃，到香港做寓公去了。7月23日，侍一处主任钱大钧赴广东与新任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共同整理粤军，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随之取消。粤桂联军，粤军已经“王化”，剩下桂军苟延残喘，已是不足为虑了。

8月11日，陈布雷随蒋赴广州，就近解决广西问题。这是陈布雷第一次以“军机大臣”的身份随蒋出巡“行省”。11日上午9时40分，陈布雷及侍从副官、秘书等10人乘萨福亚机先行起飞，下午1时40分到达广州。2时15分，蒋与宋美龄所乘蓉克机亦到达广州机场。这次行动，蒋于事先没有告诉广州方面，结果，蒋、宋夫妇及少数近侍人员临时被安排住到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清之的住宅，另外一批亲随人员则被安排到空军同学会居住。剩下陈布雷等人，既无住所，亦无招呼之人，先期到达的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则不闻不问，所幸有广州市长曾养前盛情相邀至梅花新村曾宅暂住。陈感叹：若非曾养甫，“几成丧家之犬”。8月14日，陈迁至东昌大街9号李洁之的别墅；20日，再迁至黄埔长洲要塞司令部，算是陈布雷这次广州之行的正式居所及办公地址。一句三迁，说明这个时候的陈布雷，虽贵为“军机大臣”，然尚不为外界所重。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圣地”，也是蒋介石的发迹之所，故而成为陈布雷久已向往的地方。到达广州的第一天，陈布雷就由曾养甫亲陪，环游市区一周。第二天，又由CC系主脑陈立夫陪同，经东山、鱼珠码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黄埔岛等地参观，得到的感受是：蒋昔年所住之屋，“已黝然现苍老之态矣”。

广州美食，闻名遐迩，给陈布雷留下深刻印象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8月14日，由钱大钧夫妇做东，在太平通津太平馆请他吃烧鸽子。广州的烧肉鸽名声不凡，据陈洁如在《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回忆，1926年5月，她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夫人，曾经陪同蒋介石出席过一次宋蔼龄举行的鸽子宴。晚宴是欧洲式的，上的第三道菜就是一只大肉鸽。每只鸽子置于一片钻石形状的烤面包上，这片面包放在一只盘子中，每人一盘，盘中另配有一根水芹菜和一些蕃薯片。金褐色鸽子的胸肉爆裂出来，令人望而垂涎。就在这次鸽子宴上，开始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恋爱。回忆到这里，陈清如痛心疾首地说：“想不到鸽子餐竟是夺夫宴”。陈布雷不一定知道鸽子宴中竟深藏着这样一个辛酸的爱情故事，不过，鸽子宴的美味的确令他赞不绝口。

另一次是8月20日，由蒋委员长亲自做东，在官邸宴请陈布雷与宋子安，品尝“有名之黄埔蛋”。黄埔蛋近似于川菜中的跑马蛋，北方的芙蓉蛋，煮出来不焦，不起泡，好像嫩豆腐，吃起来不油不腻，味美可口。大概黄埔蛋的口味比较近似于宁波菜，故蒋先生对黄埔蛋情有独钟。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当年在军校烹制黄埔蛋的是位姓严的大娘，广东人。她原是珠江游艇上的船娘，有一手好烹调技术。”蒋这一次再赴广州，向钱大约问起10年前善制黄埔蛋的那位严妈。钱大钧察颜观色，善体上意，立派人四出寻找，居然将严妈找到。据说，蒋再一次品尝严妈烧煮的黄埔蛋，连连称赞：“很好！很好！”陈布雷没有提到他这次品尝的黄埔蛋是否出自黄埔蛋“烧煮高手”严妈。

广州期间，也有两样东西让陈布雷恩之不寒而栗。一为“粤蚊”，二为暑热。“粤蚊”与“浙蚊”不同，陈布雷说，“广州之蚊身小而不鸣，啮人不痒而痛”。陈立夫称这种手法是“不告而诛”。陈布雷对“粤蚊”的作风颇有不适之感，至半夜，常常“为蚊所扰而醒”。8月间，广州地区闷热、潮湿，气压低，常令人无法工作，更无法入睡，陈布雷“殊感不适”。

“粤蚊”加暑热，双重夹击，再加数不清的文山会海，再加络绎不绝的来往应酬，使得陈布雷原本很差的身体状况，越发地每况愈下。加上自这一年年初开始，陈布雷就一直处于多病之中。入夏以后，病情日见加重。先是6月上旬，连续数日生病，头痛发热，“绕室彷徨，苦闷之至。”自感为服安眠药过量，形成累积作用；继之6月下旬，又是连续数日生病，“竟日昏昏，觉胸腹胀问，口苦舌干，且有微热，坐卧不宁，殊以为苦。”8月初上庐山，又是一场病，头晕目眩，行路亦觉茫然。到了广州以后，虽有烧肉鸽与黄埔蛋的鼓励，各种病症依然纷至沓来。8月3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来广州已20天，身体又觉不支，大约平均两星期必小病一次，半年来均如此。”最为痛苦的是，陈布雷勉强请假一两日休息，总因蒋的文电要得很急，不得不带病拟稿，然病中“神思疲索，久不能就，不得已置之”，如此反复再三，苦不堪言。“皇帝”的秘书固然风光，然个中辛酸，非常人可以领略。

经奔走调停，广西问题终在9月初形成和议方案，要点是蒋同意确立抗日政策，广西维持现状，桂系表示归顺中央。所谓蒋答应抗日，无非是给了桂系一个面子，蒋何曾有实质性的抗日举措？所谓桂系拥护中央领导，无非是给了蒋一个面子，桂系何曾真正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过，广西维持现状倒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蒋同意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广西军队保留3个军，军费由中央补助，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9月18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举行了自192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至此蒋佳对峙局面结束。

9月28日，蒋介石率陈布雷等一批亲信，乘飞机经南昌回到庐山。两广摆平以后，蒋不得不对日益紧张的中日局势及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表一个态。到达庐山的第二天，蒋即嘱陈布雷起草一份关于中日局势的声明，以京沪新闻界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陈因思绪纷乱，从下午3时开始拟稿，至夜9时半始脱稿。因用心过久，陈一夜仅合眼两次，睡1小时。该文呈蒋后，蒋批评写得太散漫，批交程沧波改拟。10月1日，陈在程稿的基础上，再次加以删改，深感“构思甚苦，为从来作文所未有”。该文接受熊式辉的意见，以《中日关系紧张中吾人之共同意思与信念》作标题，在京沪各报上同时发表。据说，日本舆论界反映相当热烈，《朝日新闻》称之为是近代以来最巧妙的宣传等等。10月4日，陈布雷下山，从九江乘招商局江安轮顺流而下，于5日经过安徽芜湖时，从当天的皖报上看到共同宣言发表后的有关情况，颇感开心。

对蒋介石的一次“包装”

一年前，西南云贵川康诸省尽入囊底，现在华南粤桂两省亦人掌中。至此，南方诸省大体平定，不肯臣服的只剩下东北与西北地区了。东三省已成了日本人的“飞地”，现在还没有力量与日军开战，且先忍下这口气再说；西北陕甘宁诸省是红军在那里闹事，马家军、晋军、陕军也不那么听话，正可以借这次“剿共”的最后一战，调动中央大军北上，彻底把西北数省摆平，一统六合，岂不是指日可待了。蒋的这个方案，10月初尚在庐山时就已确定，并向陈布雷交底，回京以后，即准备西北之行。

陈布雷奉谕，回京即迅速处理手头急务。随后与王允默一起，乘车赶赴杭州，为先母祭奠七十寿诞。10月14、15日，陈布雷连续两天在杭州招贤寺做佛事，追荐先母亡灵。浙省及杭州市政府的大员，省教育厅的昔日同僚，各携鲜花，络绎不绝地来到招贤禅寺，表示祝贺。下午，陈克介以下一支，已集中到四五十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到陈布雷下榻的新新旅馆用餐。陈布雷深感“以如此团聚力难得之盛会”，遂相约弟妹等10余人，一起作杭州近郊之游，先后游览了黄龙洞、西湖等处。

20日，陈布雷离杭回京。车中，陈布雷感叹此次杭州之行，本在广州时即已计划，在粤桂局势一度相持不下，中日关系紧张阶段，陈布雷本已打消此念。不想广西问题竟得圆满解决，中日关系亦未全面破裂，如此“仍得实现此愿，向先考妣灵前行礼，且得与杭州诸友会晤，诚私衷所深喜者。唯到杭旬日适值委员长亦在杭州，公私不能兼顾，身心尤感疲乏。”本是一次畅游，竟被蒋搅了，陈布雷殊以为憾事。

所谓“公私不能兼顾”，是指陈布雷在杭期间，接到蒋谕，令其为蒋草拟《五十生日感想》一事。

蒋深感自九一八以来，自己因怯于抗日，勇于“剿共”，其声名之不佳，几有“卖国”之嫌。自开府南京以来，军阀闹割据，共产党闹革命，学生闹学潮，工人闹工潮，毛病都出在不孝不忠上。10月31日，是为蒋的五十生日，蒋觉得很有必要利用这次五十大寿的机会，劳驾布雷先生写一篇大作，剖明一下50年来蒋某人“思亲”以孝，“报国”以忠的一番苦心，借以作为“剿共”的张本。

蒋素闻明末清初故事，爱新觉罗氏孤儿寡妇率300万大军入关，征服关内4万万人，老百姓不肯臣服，反清思想十分浓烈。于是，鬼点子很多的康熙大帝灵机一动，决定利用儒家的《孝经》虚晃一招，亲自编了一本语录体的《圣谕》，命各级干部拿到民间广为宣传，大力提倡孝道。中国数千年来的地方政治组织，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也就是过去的所谓乡党，都是一些年高德助，有声望的人在那里说了算。康熙认为：如果把每一个青年都训练得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个父母肯让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果然，康熙大帝君临天下61年之久，奠定清王朝的基础达200余年。有人说，清代治国的法宝之一，就是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教育路线和干部政策。康熙皇帝的治国平天下的秘招，蒋久已心仪，久欲效仿。

于此，蒋交代陈布雷，这一篇《五十生日感想》，一定要写得像《陈情表》、《出师表》那样，突出孝、忠二字，既要写出自己是如何做孝子的，也要写出自己是如何做“忠臣”的，借以抒发自己“报国与思亲”的浓郁感情，以此警醒、教育普天下的百姓。

陈布雷听了这番“圣训”，自感非同小可，只得再次绞尽脑汁了。本来，以陈布雷才力，写这样的“御用”文章，不算太难。以千古文章而论，一笔写尽天下之孝的，要算是晋人李密的《陈情表》；一笔写尽天下之忠的，要算是蜀相诸葛亮的《出师表》。古人有所谓：“读《陈情表》不流泪者非孝子，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这样两篇名文，在陈布雷都是十分了然。加之，陈自己就是一个大孝子、大忠臣，现在要他做忠、孝之类的官样文章，只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行了。只是，陈布雷在杭州期间，因“连日心思散乱，屡作屡辍”，久久不能交稿，就连王允默在一旁看了，也哀叹“向来未见君文思如此之拙滞也”。

“拙滞”尽管“拙滞”，但陈布雷毕竟是一个大手笔，文章写得也还有点“味道”，也算是倾注了自己的一番感情吧。据陈布雷说，文章均为蒋口授，蒋“五十而知天命”，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历程，往事历历在目，故而有“中正既受国恩，弥怀母教，辄自检讨”的生日感想。只是陈布雷写着写着，亦有了惺惺相惜之感，特别是当陈写到蒋母抚孤保家之德，以及“能自强不终弱，能自助者必有成”时，想到自己在父亡之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困苦历程，竟抑制不住地暗自流泪了。而当陈写到“勿慑于强暴以馁其气，勿扭于急效而乱其心”，以及“祈望于吾全国同胞以孤蘖自居，以精诚自励，共同一致，奋勉自强”时，似乎自己也为之奋发不已。

文章写成后，颇得蒋的好评，就连南社的领袖人物、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亦大加赞赏，恭维“此文命意措词及结构均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之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作为必读的国文教材，学生且须背诵。报纸更是闭着眼睛瞎说成：这是蒋委员长在自己诞辰之前，念国难，念母恩，含着眼泪写出来的至诚至情之文。可见，许多政治上的东西，全是死不要脸的谎言。

10月22日，蒋赴洛阳，以避寿为名，行部署“剿共”军事之实。陈布雷因连日头痛不止，咳嗽剧作，经蒋同意，在京待命10天。于31日乘萨伏亚飞机抵达洛阳，住进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这里为蒋驻留洛阳的“行宫”，亦称西宫行辕。

10月31日，南京举行献机仪式，也就是叫老百姓掏钱凑份子，买上几架飞机，为蒋先生祝寿，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一种“乱摊派”。真正的祝寿典礼，则在洛阳举行。洛阳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行辕内外，要员云集。最为新潮与蔚为壮观的庆典活动，是空军升起战斗机，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编队表演，排成“五十”两字。然后从空中抛下彩球，五颜六色的花絮，有如天女散花，漫天飞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看了如此歌舞升平的辉煌场面，联想到九一八以来山河破碎的惨痛场景，真有“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感。

陈布雷赶到洛阳，已是下午4时，祝寿的高潮虽过，然气氛仍在。当晚，“寿翁”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军校四维堂举行“御宴”，招待对象为亲到洛阳祝寿的6位封疆大吏与驻外公使，他们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河南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中国驻土耳其公使贺耀祖等，以及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陈诚、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等人奉命出席作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陈布雷刚刚放下行装，亦被安排为陪客之一。按中国旧例，这也算是一席“万寿宴”了，必得有一群宫廷娇娃出来献上一曲“霓裳羽衣舞”，方可构成一幅“君臣行乐全景图”。但此时正是国难时期，能简朴处则简朴，万事讲究不得。于是，按第一夫人“懿旨”：将和平小学的一批天真活泼的小学生找来，在席间表演歌舞，为“君臣”饮酒助兴。餐毕则大放鞭炮，计10万余响。据陈布雷记载：“宾主极欢乐”。

“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在蒋的一生中，50岁这一年，既是他的又一个巅峰时期，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国内大局而言，多年来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南方统一了，红军也被“压缩”在西北一隅，只等“最后一战”，就可以“以竟全功”了。然而，福为祸始，祸作福阶，谁想到1个月后，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蒋介石，竟糊里糊涂地被张学良扣留起来，最终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共同御侮的和谈条件，从此改写了中国现代史。事实上，西安事变虽然发生在古都西安，但火种应该说在古都洛阳就种下了。

本来，蒋到洛阳避寿，就是一个障眼法，目的就是要严督张学良率部作“剿共”的最后一战。然张学良激于国破家亡之恨，此时已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相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要“剿共”，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都不肯从命。其时，蒋要陈布雷赶赴洛阳，目的就是要陈帮他写文章，阐述其“剿共”国策，以改变不利处境。

就陈布雷的身体而言，1936年是最糟的一年。从年初开始，这一架“破机器”就开开停停，修修补补，灾病不断。蒋作洛阳之行，陈在南京勉强休息了几天，亦未见好转。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10月29日，“头痛心跳仍未愈”；30日，“精神愈感疲惫，即起坐亦觉乏力，鼻腔发炎，头痛仍剧”。可见，按陈布雷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本不宜西行。但迫于蒋命，不好再拖了，只得抱病前往。

陈布雷到了洛阳，除了每日忙于核办堆如山积的各种文电之外，再就是帮蒋炮制反共文章。在洛阳期间，陈先后代撰、改定的重要文章计有《论国事今后之希望在集中力量自立自强》、《为扫除汉奸剿灭残“匪”告民众书》、《“剿匪”总部政训处告国人书》、《救国之中心工作》等，内容主要是针对以张、杨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及国内各界爱国力量主张联俄联共观点，说明“不肃清汉奸且消灭‘残匪’将无逃于内外双重夹攻之危险”。而解决这一危险的唯一“良方”就是：先统一，消灭红军；后御侮，对日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