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陈布雷如何妙笔生花，也无论将反共文章炮制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归是未能说服张、杨等将领接受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此间，张学良为了能当面向蒋陈述停止“剿共”、一致御侮的主张，总是过上那么几天，就要从西安赶到洛阳谒蒋一次。张每来一次，蒋就训一次。张不断地来，蒋就不断地训。张说服不了蒋，蒋亦压眼不了张。有时张说得声泪俱下，痛不欲生；而蒋则是声色俱厉，态度坚定。蒋、张都是易于激动的人，有时相互争执不休，以至蒋责骂、张抗辩的声音，隔着几幢房子都能听到。有一次，蒋当着阎锡山的面斥张：“拥护我，就不应该失去信心，就要按照既定国策办，就不能停止‘剿共’。你指挥不了东北军，我另派人指挥；你不打共产党，我另派人去打！”说到这里，蒋情绪极为冲动地拍桌大骂：“你要抗日，等我死后再去吧！”据说，阎事后规劝张：“你以后不要再多讲抗日的话了，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这个意见的，你要收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还是我们各自准备吧！”
在洛阳军校期间，陈布雷的办公室与蒋的接待室靠得很近，仅隔几个门洞。蒋责骂张的声音，陈每次都听得很清楚。蒋有时急不择言，说话走火，连陈布雷听了，也感到有欠思考。作为一位领袖，怎么能说这种近似“卖国”的话呢！可笑的是，蒋每次骂走了张学良，几乎总要得意地跑到陈的办公室，开玩笑地说上一句：“今天我又训斥了他一顿。”可见，蒋每次训张，固然是疾言厉色，而在内心深处，则当作一次发泄领袖威权的快事。其时，蒋是姑妄言之，陈是姑妄听之，蒋与陈都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哪里知道竟会酿出那么大的祸事呢！西安事变后，陈布雷这才想起：11月间在洛阳西宫行辕所发生这一切，是多么可怕。所有的火种都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的。正所谓：积薪厝火，寝于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据陈布雷日记所载，张学良最后一次到洛阳听训，是在1936年12月2日。数日前，张学良向蒋递交了一份请缨抗日书，被蒋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一天，张学良再次向蒋请求率部赴绥远前线抗击日军，蒋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大骂：“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并警告说：“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蒋重申：“‘剿共’是基本国策，谁要是再想与共产党联合，那就是比殷汝耕还不如。”这等于是将张的抗日主张判了“死刑”，张绝望了。这一次，张从蒋的接待室出来，特地拐到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陈虽然看到张面如死灰，一副绝望之色，但因对蒋张冲突看得多了，也就没有多加在意。当时，张曾告诉陈，他已邀蒋赴陕一行，请委员长对在陕将领亲自发表训示，以缓和在陕将领与中央的对立情绪。陈布雷听了，亦认为这样也好。张邀蒋赴陕，对陈布雷也不能不说两句场面话，诸如欢迎“布公”入陕指导云云。不过，陈布雷没有上当，这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此时陈正准备返京。因中政会秘书长朱家骅奉调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需向中政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办理一次交接。陈已决定在蒋西行期间，请假一周，回南京接收中政会的“关防”。这是发生在12月3日的事情。结果，陈布雷成了西安事变的“漏网之鱼”。
其实，陈布雷返京，有着公私两方面的因素。在公是办理中政会交接工作；在私则是因身体不佳，需回京将养。自到洛阳，陈布雷的身体就没有好过。时而失眠，时而头痛，时而胃疼，闹得不得安宁。陈布雷感叹：“近年来稍迟睡即不支，回想从前之报馆时代生活，就睡总在晨3时以后，不知当时如何支持”。11月15日，陈布雷因一边等待《自力奋斗之民族图存》一文的小样，一边与刚从南京赶来的陈立夫闲谈。送走陈立夫后，已是晚10时许，仍无睡意，再读《洛阳伽蓝记》，直捱至第二日凌晨2时以后，始勉强入睡。因睡眠不足，清晨起床后，即感“头重而亦微疼”。陈布雷感到：此次洛阳之行，“事务并不甚繁，但心思迄无一日宁溢，偶闻人声嘈杂即生憎厌之心，而居室与客室为邻，来者必过余室小坐，因此工作时作时辍，至以为苦。”因休息不好，脑筋刺痛，形成思绪拙滞，文章竟越做越难。在奉谕改撰《“剿匪”总部政训处告国人书》时，自上午9时至下午9时，仅写成1000余字，稿经数易，改来改去，益见冗芜不可整理。哀叹：“近来交拟文字往往不能如期交卷，自信力丧失尽矣”。从政的苦酒，一杯一杯地默默咽下。 11月24日，陈布雷总患腹泻，昏睡一天。到第二天清晨，腹泻虽渐止，但内脏各部或隐痛，或奇痛，弄得陈睡亦不是，坐亦不支，痛苦异常。虽如此，陈面对纷至沓来的文电，不得不勉为处理。晚间，蒋到室外散步，顺便入室探视，“谓或系着凉当慎饮食加衣服”。蒋的随侍人员都有这样的体会：蒋的身体较好，平时绝少生病，也就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如果是亲信下属生病，蒋能够跑来看一下，不痛不痒地问上几句，也就算是皇恩浩荡，给了一个天大的面子了，而该干的差事还得去干。“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蒋自己与胃病腹泻无缘，更少有伤风感冒的经历，自然绝想不到有“病假”一说。
这样一来，苦就苦了个陈布雷，因为其他侍从人员，年纪都很轻，身体好，精力旺盛，生病的机会，有也是有的，然大都是偶一为之，尝个“新鲜”罢了，哪里像陈布雷，大病小病不断，似乎与生病结下了不解之缘。病假一说，除了自己主动提出来，蒋是很少想到这一点的。偏偏陈布雷又是玩笔杆子的，这玩艺虽然只有几两重，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拿得动。于是，别人生病，诸事还可以请同僚帮个忙。可是，一旦陈布雷生病，一篇文章没有做好，摆上几天，还得他动手，别人既不便帮忙，也帮不上忙。陈布雷的苦恼，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以陈布雷这次生病来说，病情之重，可谓空前。24日起床后即连泻3次，腹痛殊甚。上午是每隔半小时必泻1次。经侍从室“御医”诊治，到下午4时，腹泻略缓，但人仍处于昏睡状态。第二天，腹泻虽止，然全身无不酸痛，周身疲惫无力，加之腹中早已泻得空空如也，又不能进食，哪里还有一点力气。陈布雷病到这种样子，上午9时，四组秘书王学素仍然送来重要文电数件，需要陈布雷立即核办。陈只得强起，草草核问。接着又将五组秘书张彝鼎邀来，将一件需要立即起草的文件，口授内容纲要，嘱其搜集材料，先行起草。忙到上午11时，始就床安睡，然内脏各部隐痛时作，屡睡屡醒。至下午5时，王学素再次携来电稿4则。陈强起改定后发出。至晚8时，陈再改拟《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一期学员毕业训词》，于当晚发出，晚11时始就寝。陈布雷这一次生病，前后达4天之久，除第一天因昏睡而无法起床外，后面无不是天天抱病工作。
11月28日后，陈布雷身体勉强恢复，然元气已大伤。陈自忖以洛阳的气候，尚且不适，如何能敌陕北高原的朔风。于是，陈每每想到要随蒋西入潼关，便已不寒而栗。这大抵是陈布雷不想随蒋作西安之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除上述亦公亦私的原因之外，陈布雷不愿入陕，还有一个不便为外人道的因素，这就是侍从室里的派系纠纷问题。蒋最早决定入陕，是在11月26日。蒋之行止，虽为天字号机密，但陈布雷是蒋近侍头子之一，按例自然是知道的。然当时侍一处主任钱大约为了独揽近侍大权，在侍从室内拉帮结派，专权自恣，挤压陈布雷，弄得相互关系极不正常。陈布雷是个迂夫子，终日只知待人以诚，埋头做官样文章，对于发生在身边的政治阴谋，显得若明若暗，似知非知，以至手下人被钱大钧挖墙脚挖了过去，自己还被蒙在鼓里。蒋的西安之行的消息，就是在钱大钧的操纵下，实行封锁政策，不准陈布雷预知。陈布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个消息，一时神经大受刺激，猜测：这件事“秘不令余知之，此种情形用意何在，殊令予百思不解”。
陈本就属于多愁善感的人，反复揣测的结果，认为钱大钧等人的动机，无非是不想让自己靠蒋太近，以免侵削了他们与蒋之间业已形成的亲密近侍关系。陈本无随蒋西行入陕的念头，又经这件事刺激，也就更不肯去轧这个闹猛了。借着要回京办理交接手续的由头，索性一走了之。痴人自有痴福，结果，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躲过了被张学良“绑架”的噩运，而钱大钧不但吃了张学良一枪，差点送命；还因警卫工作不密，一度遭蒋申斥，差一点被蒋扣押问罪，这是后话了。
12月4日，陈布雷回到南京。6日，陈到赤壁路朱公馆与朱家骅见面，发现朱家门庭若市，“访客踵接”，谋官之人，络绎不绝于途，根本不是办交接的时候。陈布雷知趣，自此再未上门，每日只是读读报纸，看看朋友，收集一些背景资料，处理处理手头杂务，乐得轻松悠闲一回。想不到心境一好，身体竟也康复，这一段时间，除了团访客时谈话过多，使得睡眠偶有不足外，倒也没有发生头痛脑热的事。陈布雷倒霉倒了一年，总算在年残岁底捞到这么一个机会，全身心地放松一下。正在暗自庆幸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发生，蒋先生及一干入陕大员都成了张、杨的“俘虏”。陈布雷这一惊，简直是心胆俱裂了。
本来，回京的这几天，陈布雷一直把目光放在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上。这几年，从出巡西南，到两广平变，再到西北剿共，陈布雷关注的焦点都是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也就生疏了。现在，他要集中精力，进行一次补课，全面关注一下国际局势。自然，西北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中共只剩下陕甘一隅，一切都用不着担心，用蒋的话说，这次“剿共”，将是“最后一战”。而且，一切都有蒋先生在那里主持，也用不着陈布雷操心。他很清楚，下一阶段，蒋从西北腾出手来，将要着手解决“攘外”问题，国家的重心，将由“内政”转向“外交”，作为幕僚，不能不预作准备。
7日上午，陈布雷约集侍五组秘书谈话，讨论国际形势；午后无事，剪贴关于中日交涉、日德结盟等参考资料。8日下午往访陈立夫，再谈国际大势。9日午前搜集关于国际形势变迁之材料，备作文时采用。10日上午，继续搜集、整理、研究国际问题，“乃知近时之研究国际问题者十有其九皆怀挟成见，以附和社会主义为取悦读者计，其真能就事论事剖析真相者不多见也”。这一天，陈布雷与德国问题专家徐道邻谈日德联盟事，评价徐的见解“甚有创见”。
11日，西安兵变的策划已进入最后的阶段，火山即将爆发，地下的岩浆已经及于地表。然而，陈布雷仍在那里不紧不慢地研究国际问题，阅读有关论述欧洲两大阵线方面的文章，并对巴尔干诸国形势加以剖析。陈布雷感到近年来自己对国际政治不甚注意，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始获得大体之了解”。字里行间，颇有些自得之意。傍晚，CC系主脑、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来访，因CC系大将、广州市长曾养甫不愿放弃铁道部政务次长的兼职，拜托陈布雷伺机向蒋进言。送走陈果夫后，陈布雷即偕王允默及两个孩子赴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家晚餐。归寓就寝，已是午夜12时。当夜无事。
12日上午，陈布雷准备着手草拟一篇关于国际问题的论文，但是心情总平静不下来，这很有点奇怪，似乎有什么心事，细想想又没有，折腾了一上午，只草定了一个大纲。11时，曾养甫来访，闲谈粤港方面的情况。12时30分，曾离去。午后，陈布雷坐下来继续草拟论文。刚拿起笔，电话铃骤响，是陈果夫打来的，说是据曾养甫刚刚得到的消息，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被扣，陈果夫询问陈布雷有无消息。
陈布雷愣住了，曾养甫刚刚离开这儿，并未谈及此事，怎么这一眨眼的功夫，西安就出了这么大的祸事？不过，陈布雷素知陈果夫为人稳健持重，这种消息不是可以乱说的。况曾养甫仍兼有铁道部政务次长一职，主管交通通讯，从他那里传出的消息，不但迅捷，而且准确。
就陈布雷的气质来说他不属于那种举重若轻、处变不惊的大将之才，故每临大事，忧虑重重，甚至是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当他接完了陈果夫的电话以后，几乎像发了呆一样，脑海中有如一片空白。等到清醒过来后，已是坐立不安，所谓国际问题的大文章是做不得了，想到同僚中走走，打听一下西安方面的消息，又怕引起别人猜测，更加剧同僚的惊惧。想来想去，竟是一筹莫展。
所幸消息很快证实。这一天晚上，陈布雷赴考选会吃饭，发现西安兵变的消息已经在南京城里不胫而走，于是急赴军政部长何应钦公馆打听情况。何证实：西安确是发生兵变，蒋委员长及中央各军政长官均被张学良以武力加以扣押。西安方面并已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等。消息一旦证实，陈布雷反而冷静下来。侍从室的同僚大都入陕，剩下自己硕果仅存，当有所表现。现在南京城里谣诼纷传，人心浮动，局势危殆，如何应对？陈布雷不得不作一番周密的计划。
陈布雷自忖：若按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应该在西安，与蒋先生及钱大钧等人一起，一并成为张学良的“阶下”，这才是一个合理的逻辑，也才是一个人臣和幕僚应有的职分。可是，一周前，自己一念之“差”，竟溜回南京，成为西安兵变的“漏网之鱼”，幸则幸矣，然不免有弃主独存之嫌；且侍从室一干幕僚均与领袖同“炼狱”，生死与共，独自己成了局外之人，岂非是不忠不勇之举。想到这里，陈布雷真有些悔恨了。这也就是陈布雷感叹：“子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相共，此心何以自安”的道理。
不过，陈布雷明白：事已至此，一切的悔恨，都已无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救主的问题，也就是陈布雷所谓：“目前应以使蒋先生出险为唯一要着，徒愤恨无益”的一贯主张。颇使陈布雷尴尬的是：就整个侍从机构来说，都已随蒋到了西安，自己虽置身于党国的首都南京，却不便以侍从室主任的身份参与党国大计，许多事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劲也使不上了。好在自己还挂着一个中政会副秘书长的头衔，可以就此参与党国的一些高层活动，借此了解把握局势。
据此，陈布雷风尘仆仆地投入了救主行动。现仅以事变初起的3天为例，作一概述，以一斑而窥全貌。12日晚至13日凌晨，陈布雷在何公馆先后参加了中央谈话会、中常会等重要会议，作出了武力讨伐西安的一系列重要决策。13日清晨5时归寓就寝，直至7时后始蒙眬入睡，9时30分醒后即起，虽头痛如裂，亦不复能顾。此时，侍五组一干秘书来探询真相，陈布雷约略告之；10时30分即赶赴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公馆，与中央党部一批要人商定并草拟对各省军政当局通电一事；午后即赶到孔祥熙公馆，写一短函，托端纳携陕交蒋，问候蒋的起居情况，并晋见蒋夫人及孔祥熙，略谈话别；因闻钱大钧在西安受伤，下午2时30分赶赴南京清凉山钱宅，慰问钱夫人；下午3时参加中政会，决议表示同意何公馆中央谈话会所定方针，授权行政院、军委会处置。会后，陈布雷奉命拟消息两则。14日上午9时，陈布雷赴中央党部，出席纪念周，司法院长居正、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演讲，措词极为严厉；10时，在中央党部第一会议厅召开中央谈话会，与会中委50余人，相互吹风，交换意见；下午往访叶楚伧等人，闻南京消息异常混乱。随后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修改文稿，至6时完毕，即送出；当晚并代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兼中央新闻检查处处长贺衷寒等人起草文稿一件，至夜11时始送出。这一天，陈布雷一直忙到夜12时30分始就寝，然又是一个彻夜未眠。
西安兵变，有如一副牌局重新洗过，各派政治势力重新排列组合，很快形成“主和”与“主战”两大阵营。就陈布雷的思想感情来说，自然与主和派有较多的共识，希望能通过和谈，停止内战，促成蒋先生全身而归。但是，在做法上。陈布雷又有着自己的特色，这就是：陈布雷内心‘主和”，但不是把这一主张时时挂在口头上，甚至也不拒绝与“主战派”的合作。而是在和、战两派之间，小心翼翼地架起一座“桥梁”，使双方能加强沟通，减少分歧，缩小差距，形成一致意见。可以说，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是受到两大派系共同推重，能在和、战之间跑来跑去的一位“两栖型”人物。
陈布雷能够应付裕如地横当天下之变，既有其策略考虑，也与其个性有关。凡是与陈布雷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陈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头角峥嵘的人物。自进了侍从室以后，陈一改杨永泰的作风，依然是夙夜兢兢，终日乾乾，很有点像林黛玉进了荣国府的味道，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行一步路，察颜观色，还威主上。另外，陈虽为权势煊赫的侍二处主任，然本人从未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与两大派系的野心家、阴谋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也使他能成为两大派系都可接受的人物。
此外，陈布雷的身份，也让人不敢掉以轻心。虽然，蒋既已被俘，陈作为侍二处主任的身份，已被虚悬高阁，能不能被重新确认，须待局势发展而定。若蒋一死，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不附！但是，只要蒋一天不死，蒋的实力与影响也就还在，也就没有人敢无视陈布雷的潜在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布雷恰如蒋的私人代表与“监军”，对南京中枢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一种切实的监督与考核。所以，陈布雷凭着这个特殊身份，可以直接向实力派人物何应钦“质询”西安事变的消息，可以走访或会见任何一个国民党政坛权要，可以出席或列席任何一个国民党高层会议，可以了解到南京与西安方面进行和谈或采取军事行动的最新核心机密，亦可以对事变的发展施加微妙而必要的影响。
正是具有这种特殊身份，陈布雷对自己的影响力，进行了精心估衡与设计，这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不对敏感的和。战大计公开发表主张；而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则采取积极参与和充分合作的立场，以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亲和力。于是，事变期间，陈布雷对于一些重要会议或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无会不与，无人不访。有两个数字可以佐证：从12月12日事变发生，至25日事变结束，前后计14天，国民党南京政府共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央常务会议、中央党部纪念周、中央党部座谈会等各种高层会议计12次。其中，除22日的中央党部座谈会，陈布雷因事未能出席外，其他会议均出席或列席。毫无疑问，陈布雷是出席或列席高层会议次数最多、最勤的国民党要人。此外，仅据陈布雷日记统计，在这14天中，陈布雷先后接待或走访的各界人物就有200人之多。可以说上至政坛权要，下至侍从人员家属，陈无不接待或访谈。其接触人员之多，接触面之广，掌握情况之全，了解政治内幕之深，可谓首屈一指。陈布雷所具有的这一信息优势，既无人能及，也无人可代，这对国民党高层了解各阶层动态，传达或协调各方面的意见，起到了一个临时“信息中心”的重要作用。
由于要不断地出席或列席各种各样的重要会议，又要不断地接待或走访各种各样的微妙人物，陈布雷在这14天中，几乎天天都要忙到午夜12时以后才能就寝，其中有3天是通宵未睡，直忙到第二天清晨，才勉强用一两个小时打个瞌睡。陈布雷平时就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及失眠症。到了西安事变期间，一因忧患时局，无法入睡；二因事务繁重，也没有时间入睡，失眠现象越发严重。
工作忙碌，吃不好，睡不好，在陈布雷来说，还算不上是一个严重问题。想想蒋先生及一干军政同僚被困西安，生命垂危，朝不虑夕，而自己在南京，无论多苦多累，但生命安全总归是有保障的，处境毕竟好得多了。让陈布雷感到头疼的，是平衡“主战派”与“主和派”这两大派系的关系问题。陈布雷是做具体事务的，双方交代的事都得办；而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总容易让人想到他的一言一行在代表某个方面的意见或看法，若一言不慎，都很有可能被双方猜忌。为此，陈布雷在与各方接触时，总是小心翼翼，努力保持“平衡”。
若以对待西安事变的应变政略而言，在南京可以说存在着两大中心：一处是“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公馆，这里不但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主战派的大本营，从这里每天都可以了解到“讨逆”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另一处是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公馆（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的临时行宫），这里既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行政中心，也是主和派大本营。从这里每天都可以了解到宁陕和谈情况的最新进展。自蒋在西安“被俘”以后，这两大公馆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自然，这两大公馆也是陈布雷在西安事变期间经常光顾的地方。
除了何公馆与孔公馆以外，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公馆还有两处，一处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公馆，一处为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公馆。叶公馆为党方要人的活动中心，而陈公馆则是党内主流派系CC系的活动中心。于是，这两处地方，也成为陈布雷的重要活动地点。其实，叶公馆也是CC系的一个活动中心，盖因当时CC系主脑陈氏兄弟在中央党部都没有正式职务（陈果夫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陈立夫虽为中央常委，但不在党部担任实职），CC系有许多场面上的活动，不能不借助于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加之南社领袖叶楚伧虽身居高位，然只好诗酒，不善弄权，况与陈果夫等人私交不错，CC系要借他的一方宝地，做一些官样文章，叶亦乐于助成。比如，事变初起，CC系的第一篇政治表态文章：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致各省主席电，就是13日上午在叶公馆讨论决定的。这一天，出席会议的计有：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方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等。从这些人的身份可以看出，除叶楚伧与陈布雷外，其他几位无不是CC系头面人物。在这个会议上，叶楚伧提供活动场所和中央党部名义，陈布雷则亲自为陈果夫代拟电报稿，可见叶、陈两人与CC系的关系都不坏。
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及一些场面上的活动之外，何、孔、叶、陈这“四大公馆”，差不多每天都要跑一处地方，有时在一天之间，要挨次拜访一遍。最紧张的时候，有的公馆一天要跑两次以上。比如，12日晚8时至13日凌晨4时，陈布雷几乎通宵在何公馆度过，先后出席在这里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和中央常务会议。15日，陈布雷上午先到叶公馆了解有关情况；下午3时偕张季鸾一起到陈公馆会谈，至6时结束；晚7时再到孔公馆会见蒋夫人，修改消息一则；晚8时又赶到何公馆参加聚会。一日之间，陈布雷对“四大公馆”都走了一遍。18日，蒋鼎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到达南京，陈布雷闻讯，下午1时即赶到孔公馆与蒋见面。互时半，陈布雷陪同蒋鼎文到何公馆向何应钦报告情况。晚12时，陈布雷列席中央政治会议谈话会（由蒋鼎文报告西安事变经过），起草新闻及电稿各一则。随后，陈布雷再次赶往何公馆，与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人商量派遣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越飞太原，联络阎锡山事宜。一日之间，陈布雷到何公馆两次。19日中午，陈布雷听说蒋夫人将飞赴洛阳，就近指挥救蒋事宜，当即赶至孔公馆看望，随后陪同蒋夫人到达机场。因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遂一起送宋子文登机飞陕。下午5时30分，陈布雷闻讯蒋夫人召见，即冒雪再次前往孔公馆，先后与蒋夫人及孔祥熙商谈有关西安事宜。一日之间，亦往孔公馆两次矣。
笔者有一个数字统计，即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总计前往何公馆、孔公馆、叶公馆、陈公馆计27次，其中往何公馆7次，往孔公馆7次，往叶公馆亦7次，往陈公馆略少，为6次。前往“四大公馆”的次数如此均衡，固然是一种偶然巧合，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陈布雷对四大公馆，主观上并没有厚此薄彼的念头，而是尽量做到等距离“外交”。
陈布雷在“四大公馆”之间，尽管运用的是一个平衡式的“外交”策略，给外界的印象，大抵是不亲不疏，不偏不倚，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是也。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老实说，陈布雷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政治倾向，这就是与“主和派”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即以“四大公馆”举行的各种活动来分析，除何公馆“主战”外，其他三大公馆无不是高唱“主和”论调。若以此观之，陈布雷前往“主和派”孔、叶、陈三大公馆计20次，而前往“主战派”何公馆仅7次。若以前往何公馆的活动日程来分析，其中两次为询问蒋在西安的消息，两次为陪客前往，两次为开会，一次则是访客。若以前往孔、叶、陈等三大公馆的活动日程来分析，其中有不少次是为个人之间的叙谈，从而交换对局势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措施等等。据此可知，在陈布雷的日程安排中，对“战”、“和”大计，是有着不同分量的。
在西安事变期间，有3个人对陈布雷影响较大，这就是陈立夫、张季鸾、戴季陶。3个人中，联络最多的要算陈立夫，相知最深的要算张季鸾，感触最大的则要算戴季陶。
陈立夫与陈布雷是事变期间交往最频，联系最多的一对政治密友。当时，陈立夫正处于政治上的一段落寞时期，党政方面不再负有重大责任，但在幕后，则负有打通与中共关系的特殊使命，且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多次进行秘密会谈。至西安事变发生时，这个会谈虽没有形成正式协议，但也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只是蒋之私心要等到将西北红军消灭以后，再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所以陈、潘谈来谈去，总达不成协议，弄得陈立夫对蒋也颇有些埋怨情绪。因此，西安事变发生，陈立夫是“主和派”的中坚人物之一，并充分利用他与中共及国际共运之间建立的联系渠道，要求共产国际与中共在宁、陕和谈中发挥积极作用。陈立夫的这一政治态度，陈布雷积极表示赞同。就陈布雷与陈立夫的私交来说，原本不坏，外间甚至一度有人讹传陈布雷也是一位大CC。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说，几年前，陈立夫曾企图采取“诱迫”手段，逼陈布雷办理加入CC团的手续。此举令陈布雷大为反感，后经蒋出面干预，陈立夫始作罢论。陈布雷虽未加入CC，但于此可以证明，陈立夫是把陈布雷当作“同志加兄弟”来看待的，否则，他也不敢采用这种手段来为难陈布雷。
陈布雷与陈立夫在“主和”问题上的高度认同，使得他们除了在公开场合及时协调立场之外，并于私下密商对策。从陈布雷的日记中，亦可以看出这一点。16日下午，陈布雷在中政会办完公事回寓，“念时局忧愤悲痛，焦思无策”，痛苦万状之下，需要找个朋友说说了。于是，陈布雷“往访立见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亦不能食”。一句“相对太息”，亦可以看出两人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17日下午，陈布雷周身发冷，但为了及时与陈立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仍赶往陈公馆。闻陈已往励志社，陈布雷亦赶赴励志社与陈立夫见面，然后始归寓小睡。这一天晚上，陈布雷再访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曾养甫等人，畅谈到10时始归。这一天，西安与南京方面均无重大事件发生，半日之间，陈布雷依然两见陈立夫。
张季鸾是陈布雷在西安事变期间相知最深的同道好友。张季鸾为《大公报》总编辑，是个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能文善谈，旧学功底很深；平时轻财好名，有浓厚的名士意识；亦关心国事，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张终身为报人，亦有强烈的入世意识，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但从未正式做官，也算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吧。因此，张季鸾与陈布雷不但同属报人，而且在气质个性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不同之处，自然也是有的。这就是张始终坚持以“在野”之身“从政”，这个角色，也就相当于陈布雷早期所扮演的“客卿”身份。因此，张虽然也成了蒋的入幕之宾，但身子还是自由的，与陈布雷比较，也就更多了一些文人气节，从而受到蒋的“国士”礼遇。故国民党中曾有人说，蒋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部下，而没有平起平坐的净友。有之，唯张季鸾一人。张季鸾办报，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即“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张、蒋关系如此之深，蒋在西安“被俘”，张也就没有坐视不理的道理。故兵变发生，举国震动，《大公报》连日著论，为蒋呼号，先后发表的社评，有《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望张杨觉悟》等10数篇之多，真可谓连篇累牍了。
为了能够与党国中枢保持一致，张季鸾还专程赶到南京了解情况。15日到京后，他首先找到陈布雷，密商救蒋之策。接着，张、陈一起赶往陈公馆，再与陈立夫密商大计。经陈、陈授意，张回去即赶写了一篇社评，名为《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发表在18日的《大公报》上，这可以看作是《大公报》对待西安事变的一篇代表作。文章把蒋捧为唯一的领袖，鼓吹“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文章责备张杨错了，并以中央下了讨伐令进行虚声恫吓，要张杨从心坎里“悲惨认错”。再写下去，张季鸾竟然指斥张杨：“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得多。”张并说：“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
张季鸾的这篇文章，发泄了一通狂热的拥蒋观点。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文章中的观点虽然出自张季鸾的手笔，同时也代表了陈布雷的主张，表明了陈布雷的心迹。故这一天的《大公报》，由陈布雷等人指示加印数万张，然后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大量散发，算是陈、张两位“国士”，共同为救蒋立下的赫赫“战功”。
以陈布雷的好朋友而言，在西安事变期间大都持“主和”的立场，也可以说都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只有戴季陶的表现，颇让陈布雷失望。其实，戴与蒋是兄弟哥的关系，戴、蒋关系之深，绝不在蒋、陈之下。戴入京伊始，坚主以武力讨伐张杨，结果被何应钦等人加以利用，成为与“主和派”进行抗衡的一面大旗。戴的乖常表现，殊令陈布雷大惑不解。15日上午，陈布雷前往戴公馆，请戴核定次日中政会议案，并商谈时局问题。回离后，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彼受刺激后语言激越异常，闻之极悲慨。”以陈一贯对戴的尊崇态度，而以“激越异常”4字来评点戴的态度，可知陈对戴的立场是有所保留的。当晚，陈再次前往戴公馆，与戴坐谈一小时，意在对戴有所规劝。但陈的感触是：戴的神经受刺激太深，“百方慰劝无效。”字里行间，对戴颇感灰心。此后，陈与戴虽有过几次见面，但都在一些公开场合，双方已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
综观陈布雷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态度，固然是“主和派”的中坚分子，但他对是否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其实并无信心。真正说起来，陈布雷其实是个悲观论者。陈布雷听说宋美龄即将亲赴西安，大惊失色，亲赴孔宅，“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夏止，奈何，奈何！”惶惑之心，溢于言表了。22日上午10时，陈赶到南京机场送行，看到载着宋美龄一行的飞机升空后，陈“感痛泪下，至中央党部第一会议厅与生兄、佛兄谈，均为之顿足太息”。可见，以陈布雷的判断，宋美龄此行，必是凶多吉少，少有生还了。难怪宋氏有言：有些男子还不如她沉着，决断。所谓“有些男子”，当然不一定是专指陈布雷，但陈是“有些男子”之一，大概是没有疑义的。
25日，特务头子戴笠已经于先一天回到南京，并称“张学良已大有悔意，宋子文先生正在向杨虎城方面劝诫，如无其他波折，一两天内当可送委座回京”。即便如此，陈布雷还不肯相信事变果能很快解决，在与陈立夫的电话交谈中，仍表示“忧急无已”。这真是有点“杞人无事忧天倾”的味道了。直到当晚，闻蒋已到达洛阳，陈“即往何公馆询问，知完全属实，不禁悲喜交集”。随后，陈用长途电话向洛阳方面询问，“得复不必赴洛，明日委员长必返京”。到了这时，陈提在嗓子口的一颗心，才放了回去。
陈布雷的悲观心理，本是建立对张杨爱国情结的疑义上。值得注意的是，陈布雷尽管猜忌张杨，但在私下谈到张杨时，口气大都比较和缓，绝无官方惯用的“叛国”、“叛逆”、“匪寇”等格式化语言。说得较为严厉的一次，也就是在12日的日记中所载：“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于西安”，用的是“劫持”一词。这固然也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足见陈对西安方面的原则立场。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口气，不但与“主战派”咄咄逼人的叫嚣及谩骂相去甚远，就是比较于“主和派”对张杨的口诛笔伐，也大为温和。这说明，陈布雷认为张杨发动兵变，“劫持”统帅，固属犯上之举；然观其处境，确有值得让人同情的苦楚，这与一般军人的所谓兵变，自不可同日而语。故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历史事件时，下笔斟酌，用语谨慎，以至笔下留情，未将张杨一棍子“打死”，以此可见陈用心之良苦。
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受到的一大刺激，是痛感好朋友邵元冲之死。邵是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时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辑。邵从政较早，30年代初期，一度做到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至国民党五全大会后，邵已不为蒋所重，职务虽然不少，但都是一些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之类的虚衔。然而，陈、邵从浙东同乡到浙高同学，从上海报界同行到甫京政府同僚，可谓相知既久且深。12月初，邵随蒋到达西安，与一批军政大员同住在西京招待所。事变发生，枪声大作，邵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跑，被流弹打中，于14日不治而亡。冯玉祥曾在日记中说：“邵元冲先生之死，为跃窗所至，可知‘闻变不动’四字，诚为极要之事也。”语颇讥讽。
陈布雷得到中央人员在西安伤亡的确实消息，是在17日。这一天，蒋鼎文从西安回到南京，带回了蒋的一封亲笔信，也带回了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况，不但邵元冲的噩耗成了不争的事实；而且蒋孝先、萧乃华之死，亦被证实。蒋孝先是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萧乃华是侍从室速记员，都是陈布雷平时的僚属，岂知洛阳一别，竟成永诀，陈布雷只觉得“悲悼何极！”20日，邵元冲被打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陈布雷即赶赴中政会，吩咐手下人置办花圈致送。随后又赶到南京童家巷玄圃吊唁，在灵前行礼，并向邵夫人张默君致以慰问。感叹：“元冲奔走革命近30年，此次赴陕全为策应绥远战事而往，竟罹非命及此横祸，宜为全党所悼痛，不仅同学关系有气类凋零之感也。”邵飘萍、邵元冲、陈布雷，是为著名的浙高“三笔”。10年前，邵飘萍在北京被“老帅”张作霖部属下令枪杀；10年后，邵元冲亦在西安又被“少帅”张学良手下误伤致死。两位同学好友一先一后凋谢，而且都是死于张氏父子之手，这就是陈布雷所谓同学“气类凋零”的感叹吧！
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一方面慨念时局危艰，终日忧心忡忡，未有宁日；一方面感叹侍从室同人生死莫测，安危未卜，终日悬念无已，心境难安。在蒋孝先的死讯传到南京后，陈布雷听说蒋孝先的老婆已是9月怀胎，即将临盆，当即指派一名侍从人员家属前往照料，另指派两名秘书，代表自己前往慰问，并关照不准将蒋孝先已死的消息向家人透露。21日，陈布雷再派侍从副官居亦侨作代表，对滞陕侍从人员的家属一一进行慰问。对于陈布雷而言，这也算是尽到后方“留守”的责任了。
26日上午，陈布雷赶赴机场迎蒋。12时20分，蒋走下机。陈等人不及与蒋见面寒暄，随至蒋官邸晋谒。其时，陈见蒋“面容憔怀，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顿有悲伦之感，当即趋前握手，几于泪下。其哀痛之心，亦不须多述了。
蒋介石回京，依然是君临天下，总揽大政。于是，“委员长侍从室”这部神秘的“权力机器”，在熄火半个月之后，再次高速运转起来。在西安事变期间，陈布雷可以说是敲了半个月的“政治边鼓”，或者说是坐了半个月的政治“冷板凳”，现在再次走俏，依然成为政坛神秘人物。
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或许可以说明他在政治地位上所起的微妙变化。12月26日，蒋下机回到官邸，即置一大批蜂拥而至的军政大员于不顾，第一个传谕召见陈布雷。陈上楼进入蒋的卧室，由蒋在“龙床”上口授对张、杨训话要旨，蒋另授预拟的草稿一纸，嘱陈修改补充。陈奉谕下楼，等在楼下的外交部长张群、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参谋总长程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一干权臣围上来，“纷纷索阅”训话稿，大家传看一圈后，始放陈回侍从室着手起草。想想看，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前，陈布雷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在南京“四大公馆”之间窜来窜去，四处打听蒋委员长的消息。即便能够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也只是做一点会议记录、起草与修改电稿之类的小事体，谁也没有想到要把他当作一个重要人物，与他商谈救蒋大计。而现在，局面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轮到张群、何应钦这一干大人物在楼下坐“冷板凳”了，只有陈布雷才有权捷足先登楼上，聆听“圣逾”。日记中的这一句“纷纷索阅”，可谓写尽了政坛上的世态炎凉之景。
蒋介石回到甫京的第一天，即26日下午至晚上，陈布雷先后5次谒蒋，奉谕办理各类军机要务，诸如起草《对张、杨训词》，替蒋修改谈话稿，通知中央各常委及院长、部长至蒋官邸开会，撰拟会议消息，将张学良呈蒋的函稿抄录并交国民党中央社发表，向晋、鲁、冀、粤等10余省发电讯稿，将英文电讯稿携往陵园新村呈蒋夫人审定，奉蒋命以电话向何应钦、张群布置并接洽有关事项；向国际上发英文稿工件，等等。以现在所负的责任而言，陈布雷固称不上日理万机，但日理“百”机，是完全可以担当的。
《对张、杨训词》，完全是一篇自欺欺人的历史“奇文”，其内容之荒谬与欺诳，已无须再说，需要说一下的，是它的出笼经过。据何廉先生回忆，先是25日这一天，陈布雷得知蒋已从西安飞抵洛阳，当即向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建议：我们应该为委员长起草一份文告，就这次事变向公众有所说明。何廉表示赞同，并建议由他与翁文灏起草一份，陈布雷另拟一份，然后双方再交换着看。何处长此举，很有点挑战的味道，大抵要与这位蒋“文胆”比试一下“刀笔”功夫。陈布雷自然不会怯战，也就欣然应允，并于26日上午再次碰头，将文稿初定，只等蒋返京审阅。
出乎何廉意料，蒋在机场将一份文稿面交陈布雷，并说明这是他在飞机上用自来水笔起草的。蒋要陈布雷将文稿转给翁文灏和何廉传阅，以便作为一份公开声明。蒋的意思表明：他离开西安和到达南京之时，已很快掌握了局势，并知道下步该怎么办。但是，据陈布雷日记所载，这两者之间显然有一些出入。陈说明是蒋到京之后向他口述要旨，并由他用了3个多小时才起草完毕的。但无论是“何说”，抑或是“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蒋将这篇文告诉诸文字的时间，或是在26日上午蒋从洛阳飞返南京的途中，或是在26日下午下机回到官邸之后，总归不会早于26日。可是，在正式发表《对张、杨训词》时，落款时间却成了12月24日，也就是说，这篇文告，是蒋在西安作“楚国”时，对“楚王”张杨进行的训话记录，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蒋在“训词”中，口口声声都是“人格”、“诚实”、“信义”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语，而他竟连一个文告的时间，都要玩弄一下手段，以欺诳天下人，不知他的人格与诚实何在？
蒋虽回京，但一因“龙体”欠安，难以“亲揽朝政”，许多军政大事，都只能委托陈布雷居中协调办理；二因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在西安受伤，需将养“虎体”，侍一处的军机大事，亦须托陈布雷遥兼。这样一来，陈布雷真正是里里外外一把抓，名副其实的“总理大臣”了。仅以12月27日至31日等5天为例，一方面，陈布雷要为蒋办理那些雪片般的文件电函，应付那些流水般的迎来送往；另一方面，要不断地代蒋到机场迎接西安方面陆续释放的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安置次第回京的侍从室人员，着人办理“皇兄”蒋介卿亡故之后的有关事项，筹办蒋孝先。萧乃华的治丧事宜，一次次地出席或列席审讯张学良、处理西安方面善后事宜、挽蒋留任等事项而召开的中政会、中常会，随时向蒋面报会议情况等。可见，朝中一应大事，莫不历经其手。
1937年新年刚过，蒋决定回溪口休养，并嘱陈布雷随行。1月2日，蒋、陈一行乘蓉克专机回到溪口。蒋之此行，一石而三乌：一为避开为张学良说情的人，一为自己将养“龙体”，一为其兄蒋介卿办理丧事。而随侍的文武大臣，仅陈布雷一人。
蒋回到溪口，一时间，从南京到上海、杭州、宁波之间，国民党的中枢权臣、封疆大吏、高级将领、名流耆宿等，络绎不绝于道。如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王宠惠，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上海特别市长吴铁城，国民党中央社长萧同兹，青岛市长沈鸿烈，广州市长曾养甫，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等人，莫不次第赶赴溪口谒蒋。其他各省主席凡不能亲往的，亦纷纷派出代表赴溪口“叩安”，就连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虞洽卿、叶琢堂等人，也都亲赴溪口叩见“天颜”，至于一般等而下之官僚政客等，竟不下数百人之多。
这些人千里迢迢赶到溪口，除了要吃、要住、要玩之外，无不想一睹“龙颜”，一沐“天恩”。而蒋则根据他的一本账，有见有不见，有立见有缓见，均由陈布雷居中安排。蒋因“龙体”欠安，精力不继；加之“皇兄”亡故，心中不乐；又因西安一事来了，宁陕两军对峙，形势一触即发，蒋心中不安，何能对这些“爱卿”一一召见嘉慰。除了少数中枢权臣、封疆大吏及心腹幕僚以外，其他人只以一句“身体欠安”为由，命陈布雷妥为解释，打发他们走路了。
在溪口期间，陈布雷每天必须完成的繁重公务，就是与南京方面通电话。通话对象计有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CC系头目陈立夫等。特别是与何应钦的通话，通话既勤且长，以便能让蒋随时掌握陕甘方面的重要军事。这件工作原应由侍一处主任钱大钧来做，钱请假养伤，只好改由陈布雷代劳。然何的贵州话陈不易听懂，陈的宁波话何也不易听懂，况陈对军事常识又知之甚少，又因当时的长途电话“殊不清晰”，结果，“一浙人，一黔人，在千里外对谈，字音不同，甚觉费力。”陈布雷渐渐地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自称“心烦异常。近日真感时间不敷，有手忙脚乱之概”。
凡是来到溪口的客人，无论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要想谒蒋，都必须先在陈布雷那儿登记，然后耐心等待候见。这是陈布雷的权力，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自然，例外的情况不是没有。有两个人，在党内的地位并不算高，资格也不见得多老，但是，只要他们一旦到达溪口，蒋总是特许他们随到随见，陈布雷是丝毫不敢怠慢留难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一个就是中央执委张冲。当时，戴笠负责南京与西安方面的秘密谈判，并策划以特务手段来分化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意在分而治之，居间渔利。而张冲则专任蒋的联络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秘密进行国共合作谈判。一个宁陕谈判，一个国共谈判，都是天崩地裂的大事，故由蒋亲自掌握，不容他人假手。如此，戴、张也就成了“通天人物”，以至在溪口有排闼直入之权，许多重要情况，甚至连“军机大臣”陈布雷也是不掌握的。
蒋居溪口10日，又一个神秘人物也到了溪口，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发动机”张学良。1月13日，张学良由戴笠亲自起解，移押溪口。这件事有特工王戴笠一手操持，自然不劳陈布雷费心。不过，蒋很想让张学良发挥一点“余热”，以解决宁陕军事对峙问题，故不能不表示笼络，即于当晚设宴招待张学良，以尽地主之谊。出席晚宴的另有宋子文、贺耀祖、戴笠等人，陈布雷亦是陪客之一。据陈布雷说，他与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如何耳”。张是“犯上作乱”的“元凶”，陈是忠君爱主的“完人”，故心理感受殊异耳！
陈布雷在溪口，于“军机大臣”的职责之外，兼有“礼部大臣”的要务，每日里迎来送往，烦人固然烦人，但毕竟只是一桩力气活，比起写文章的绞尽脑汁，可说是一件悠哉游哉的事情。虽然，不顺心的时候也有，比如，若碰到宋子文来见蒋，事情便往往有些麻烦，陈布雷的接待工作便有些难做。不过，这种情况不多，毕竟，蒋先生的大舅子能有几个呢？通天下，宋子文也只有这一个。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不和，固然由来已久。然究其原因，只是基于他们是两个范畴的人物，是气质个性上的一种差异，而非出于根本利益的冲突。故几年前，宋尽管被蒋一连削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三要职，远离党国中枢，投闲置散了。但在西安事变中，宋子文仍然深入虎穴，亲赴西安救蒋，这就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自然，经过了这一次风波，蒋、宋关系亦有了相当改善。
但是，蒋、宋随之在释放张学良一事上产生严重分歧。此前，宋子文在西安促张释蒋时，曾对张的人身安全作出保证，张不疑有他，故作出了送蒋回京的决定。岂知蒋完全不讲信义，张一下飞机，就被蒋下令秘密拘禁起来。蒋本是政治奸雄，这一手，无非是一次政治阴谋与权变手腕的恰当运用，无所谓信义不信义；然而，来是颇具绅士风度的大金融家，注重金融及商业信用，是他在生意场上的立身之本。现在，竟让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不免觉得在国人面前信誉扫地，没有了做人的资格。故宋子文几次与蒋力争，坚主释张，均未如愿。
蒋于1月2日避走溪口，原本就有躲开宋子文的动机。但宋亦不肯善罢，穷追不舍，于3日接踵而至，仍未能与蒋谈到一起，以至连旁观者陈布雷都管来感叹：“其处境之艰殊堪同情”。当晚，蒋为平息宋怒，殷勤地设宴款宋，并以宋初到溪口为由，假意请来多住一两日。然来心情大坏，当场拒绝，晚餐完毕，即连夜下山回京去了。且月5日，宋子文顶不住西安方面的压力，拉上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再次赶往溪口，企图与李联手逼蒋释张。蒋知宋常常出言不逊，殊不易对付，且知宋必不肯在溪口住宿候见，故虚晃一枪，以“头晕且精神殊疲”为借口，命陈布雷传谕：“明日接谈”。来坚持：“请赐谈5分钟”，蒋横竖不答应。宋子文说这个话，尚在下午4时，蒋竟要陈布雷以“委员长已入睡”作盾牌，进行挡驾。陈遵蒋意，再三请来留住一日。宋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赶到溪口，竟不能谋蒋一面，不免大跌面子，一怒之下，上乘原机返沪。陈布雷一介书生，对蒋的权变手腕不甚了然。只觉得自己未能遵照蒋嘱，将宋留住一日，心中颇多遗憾，愧疚多多。
以来到溪口的客人而言，唯邵力子最受陈布雷的欢迎。此前，邵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兵变初期亦被张、杨囚禁，后被张请出来，到蒋面前做了一点疏通工作，受到张、杨的推重，蒋亦表示谅解。西安事变后，邵引咎辞职，被蒋召往溪口，备蒋咨询陕甘政情，并为张学良伴读。在这段时间里，邵与陈布雷朝夕相伴，或出则同游，或入则长叙，时而作竟日长谈，甚感“其乐也融融”。邵为陈剖析“西安事变之远因近因及爆发经过”，以及“今后之大局之出路”等等，陈大受启发。陈据此向蒋进言：“此后收拾时局，应从团结人心，做到振作敌汽。”据说，蒋颇以为然。
邵到溪口，本是下岗待业，不意一件突发事件，经陈布雷力荐，竟被蒋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五月19日，《中央日报》的一篇文意，未合蒋意，蒋大为光火，斥责中央宣传部办理不善，连带着大骂中央党部：“既无常识又无研究，且不察事实。不请机密，何以领导革命？余对中央党部实悲观已极，如长此不加改正，不愿再过问中央党务”。骂过之后，蒋又写了一封长函，命陈布雷以快邮寄出。
这样一来，事态便有些严重了。长期以来，中央宣传部没有部长，由CC系大将、副部长方治代理。因此，宣传部表面上属中央党部指导，而实际上是CC系的阵地，这是党内党外人尽皆知的事情。况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为人，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宣传部的事情，《中央日报》的事情，都是不告诉不理，有时告诉了也不理。现在蒋不问青红皂白，把板子打到叶楚伧的屁股上，陈布雷不能不表示关注。于是，陈布雷马上与陈立夫通电话，嘱其将此事婉告叶楚伧。接着，陈再发一简电给叶，善为劝导。办完了这两件事以后，陈布雷觉得如此下去，终不是善策，恰邵力子正在“待业”阶段，何不乘着这样一个机会，建议蒋调整中央党部人事，由邵出长中央宣传部。邵当过蒋的秘书，道德文章，蒋都了然。于是，陈一言通过。2月间，经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批准，邵走马上任了。
蒋居溪口期间，亦有不少三山五岳的神秘人物赶来看望。其中，陈布雷印象最深的是上海闻人黄金荣。蒋“龙体”欠安，黄以70岁的高龄，在虞洽卿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来看望，蒋大为感动，不但“请上座，奉好茶”，而且亲设午宴招待。黄早年是上海第一号的大流氓，上海现代青帮的龙头老大，亦曾当过蒋先生的“教父”。然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时候的上海滩，早已是江湖皇帝杜月笙在那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了。黄金荣“英雄”迟暮，亦萌生急流勇退、优游林下之意。故在席间，黄表示：自己“年已七十，不愿与海上时流追逐，但求其徒得有相当生活全其始终，勿为社会之害可矣”。黄老板当着蒋先生的面，坦承自己是“社会之害”。这番表白，虽然过于直露，然不失其真诚。其意亦有不想再给蒋先生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脸上抹黑的意思。蒋听了大为受用，当场予以嘉勉。就连陈布雷也为之肃然起敬了，极口称赞：“黄君朴质无文，但其意极诚恳”。
2月2日，蒋移驾杭州澄庐，继续在风景甲天下的西湖边上养病。陈布雷随侍在侧，住进杭州大华饭店。7日，蒋召陈到澄庐，命陈编述《西安半月记》，并将他在西安事变期间所写的日记交陈布雷重阅。
所谓重阐，是指一个月前，陈布雷在溪口时曾看过一次。当时，蒋曾将邵力子与陈布雷召到身边，漫谈自己在西安“蒙难”的情形。其中，着重叙述了12日至15日的经过，以及对张学良的几次谈话要点。为了让陈布雷对自己这一段“蒙难历史”有深刻领悟，蒋并将自己被囚期间所记的日记，交陈布雷携回学习。
大人物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人物的日记照例也与小民不同。在大人物，日记便是历史，是用来观照千古兴衰的，所以，那里面通常都是一些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警句华章，立意高远，读了每每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在小人物，日记便是日记，通常都是当天吃喝拉撒的小事体，亦即所谓一地鸡毛吧。
现在，轮到陈布雷油然而生敬意了。陈翻开蒋的日记，只觉得一股“高风”扑面而来。日记中满眼都是孔丘、孟轲、曾国藩的“圣贤”语录，所谓“成仁取义”；所谓“明礼义，知廉耻”；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等等。尔后，蒋先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了。诸如：“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人生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诸如：“读圣贤书，受圣贤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模楷，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诸如：“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5分钟而已”等等。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蒋之不诚，他的这些“广告体”语录，与其说是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不如说是矫情自饰，自己捧自己的臭脚，故意写给天下人看的。不过，陈布雷也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也将有一天公之于天下，故在日记中大拍蒋先生的马屁，吹之为：“只觉得凛然正气丝毫不苟，足折服一切也”，用一句上海话来说：真是牛皮吹得海外。这一对“君臣”，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中精灵，配合得何其之妙。
现在，让陈布雷为难了。虽然，陈布雷替蒋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诸如政论文、叙事文、演讲槁、训词、感怀、书信、函电。文告等等，但从没有写过日记，而且，也的确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真是一个尴尬之作。“蒋先生”，陈布雷有点惶然地说：“我没有去过西安，对变乱经过不很清楚，恐怕难孚领袖厚望。”陈布雷这是在推辞了。但是，蒋显得很大度，也很豪爽地说：“这没有关系的，你就照我说过的写好了。”领袖说得这样轻松，而且是这样的斩钉截铁，陈布雷不便再说什么了，只好当一回前无古人的“枪手”吧。
2月9日，蒋为治疗腰伤，决定移驾上海。陈布雷以“沪上嚣烦不能动笔”为辞，继续留驻杭州，以便替蒋炮制《西安半月记》。当天，陈从大华饭店移居西湖饭店，随即因西湖饭店濒临湖滨马路，汽车之声，震动屋壁，心思不能宁静，遂于次日移至东方饭店，再移至蝶来饭店，均不适意，最后选中新新旅馆。
2月10日，为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即旧历除夕，俗称大年三十了。这一天本该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但陈布雷为了替领袖写日记，一切都顾不得了。上午，陈命人在室内添了一张写字桌，作一些必要的写作准备。随后赴新民路拜访裴子师。发现裴师因精神衰弱，不堪用脑，工作发生困难，只得辅以译述，以资生活，“境况清寒已极”。陈布雷当即回寓，为裴师奉上200金，以助其残年卒岁之需。裴子师即陈布雷的浙高英文主讲老师邵裴子先生。故陈布雷为之回忆说：“裴师识余于弱冠时，爱余深而督甚严，故余感之尤深”。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下午，陈布雷正式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因缺乏参考材料，只得一边炮制一边搜集。有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陈布雷甚至懊悔当初在溪口，没有向蒋先生与邵力子多搜集一些。这一天，陈布雷绞了6个小时的脑汁，仅编造3页纸。不用说，效率是很低的。
2月11日，即大年初一了。从上午开始，陈布雷就将自己关在旅馆里，继续昨天（亦即去年）的功课，继续编造蒋先生的《西安半月记》。从1936年12月12日开始，逐日进行记述。最大的困难，还是材料不够。大凡蒋口述的材料，陈“悉以加入，惟于问答之语，觉着笔最难，以文字传神不易也。”12月12日、13日这两天的日记，因使用了邵力子在溪口时所提供的材料，故“信笔记来，清晰有致，殊可佩也。”这一天上午11时半，陈的五妹夫翁祖望赶来相助，帮陈清稿。翁在浙省教育厅工作，按教厅规定，大年初一仍须上班，翁只好请假赶来帮忙。陈得知原委，颇为感动。
陈布雷午后小睡，未能成眠，因头晕未止，只得强起工作。晚餐时，陈与翁祖望以酒对酌，亦表示苦中作乐之意。辞旧迎新、万家团圆之际，没有人来关心他们，也罢，只好自我慰劳一番了。晚餐后，陈布雷继续撰拟。至晚9时，终于完成初稿，全文长约12000言。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至12月26日蒋脱险回京，逐日记述，前后15天，故名《西安半月记》（后来又把11日的活动添了进去）。其实，蒋于12月25日就已从西安飞抵洛阳，26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已不在西安。严格地说，《西安半月记》应为“西安双周记”。当然，这是一句笑话，多一天抑或少一天，都无关宏旨，本无所谓。
《西安半月记》初稿写成后，陈布雷的几个杭州同学好友，曾索稿传阅，“皆以为内容丰富，读者必感兴味”。倒是当年董氏馆“覆满同志社”的同学董贞柯，不客气地评点陈布雷的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然平实曲折过之”。董的评价，确为一针见血，可见是经验之谈了。
2月12日，陈布雷赶往上海，在沧州饭店安排好住宿之后，即前往贾尔业爱路宋寓谒蒋，将《西安半月记》初稿进呈。次日下午，蒋召陈往谈。陈再将《西安半月记》携回修改一次，大体定稿。二三月间，陈布雷遵蒋命，几次修改润色。随后，宋美龄于3月间亦写成《西安事变回忆录》，宋命陈布雷一并校阅，至4月11日，两稿均定。经蒋、宋夫妇同意，陈布雷将珠联壁合这两本书，以10000元酬金，授予正中书局3年内独家出版经销权。至此，陈布雷才算松了口气。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总算可以抛开了。
岂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意外的风波，突然发生。事态变得严重起来，蒋氏的《西安半月记》、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都不能出版了。麻烦出在宋氏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上面。
就宋美龄而言，当初所以同意与蒋介石这个乡巴佬结合，目的就是要做中国的第一夫人，以便按照她从美国威士理学院及卫尔斯莱女子学院接受的一套理想模式，对政治施加影响，对社会进行改造，进而能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人。但是，结婚之后，宋氏才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肥皂泡式的梦想罢了，事实上，宋氏除了扮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点缀之外，简直想不出自己还干了些什么。
说起来，宋美龄真要从内心里感谢张学良，正是这次西安事变，为她提供了一次充分展示自己政治才干的历史性机遇。这位美国卫尔斯莱女子学院出身的文学博士，当然懂得现代舆论在政治格局中的重大作用。于是，宋氏从西安回到南京，第一个念头，就是着手准备撰写一本“西安事变亲历记”，以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2月间，当陈布雷躲在杭州新新旅馆里，埋头为她的老公炮制《西安半月记》时，她自己也在加紧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氏的“另搞一套”，在蒋，当然是知道的。据说，蒋似乎也并不主张。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因为，蒋在宋氏的面前，多多少少有点“气管炎”的味道，历来缺少那么一点大丈夫气概。宋氏一心要炮制这本书，蒋氏固不赞成，但也没有断然反对，以免扫了她的兴。
但是，事情不是蒋介石想的这么简单。因为蒋在《西安半月记》中，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因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回忆的重点不同，记述的内容也就不尽吻合，甚至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特别是蒋、宋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人物，经历不同，气质不同，观点不同，对西安事变中的许多人物及事件，自然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评价。现在要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出版发行，这种差异不免让人一目了然。
将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放在一起，进行一番比较，其中最让人敏感的差异，集中在两处地方。
其一，对张学良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对张学良训斥、谩骂、嘲讽，语气严厉尖刻至极。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张学良亦颇多指责，但相比之下，语气和缓多了，字里行间，颇多同情、谅解之感。诸如，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开篇就论定西安事变：“绝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认为“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其有相当的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这是什么话，岂不是成了“西安事变有理”论么！宋在书中多处提及：“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等语，这也就等于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出发点是好的，不妥之处，只是个方式方法问题。
其二，对南京“主战派”的不同评价。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尽量避开“主战派”这个敏感的话题，间或亦有“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人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等语，其意亦算是肯定了“主战派”的某些做法。然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主战派”却是大加讨伐，其斥责、嘲讽、鞭挞之语，在书中比比皆是。诸如，宋在书中直言批评：“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遂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党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倭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进而大义凛然地质问：“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对于何应钦、戴季陶等人所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观点，宋更是义愤填膺地严词斥责：“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这不啻是当着天下人的面，在猛打何应钦、戴季陶等“主战派”领袖的耳光了。难怪戴季陶看到这本书以后，要气得大发神经，甚至“失手”将一只心爱的花瓶打坏。
对涉及西安事变的一些重大问题，蒋、宋虽然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4月份之前，外间都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稿，自然不会有什么议论。看过这两本书稿的，一为蒋介石，一为陈布雷。但是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蒋、陈都采取了“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策略，不说也罢。就在陈布雷奉谕将书稿交正中书局拿去排印之后，蒋忽然想到应将书稿交邵力子审阅一下，一来邵是中央宣传部长，不能不看；二来邵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之一，不应不看。只是这一看，看出麻烦来了。
邵奉到“上谕”，不敢怠慢，对这两本书稿都看得极认真，甚至到了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议时也在看。当时，邵的旁边坐着改组派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这件事被陈发现了，于是就间邵看什么，邵随手把书稿递给陈，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陈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据陈自己说：仅花了半个钟头，就一气读完。
“这本书很有毛病”，陈公博毫不客气加以批评了。“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有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却在回忆录中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则在回忆录中叙述了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即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漏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即有半月记，就不出回忆录也罢。如果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陈甚至对邵加以威胁：你是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你是有责任的。
邵力子其实也看出了问题，经陈这么一惊一咋，亦感到问题不简单。于是，只好如实向蒋进言：既有了《西安半月记》，则《西安事变回忆录》或不出，或大加改削。蒋感到问题严重了，于是将陈布雷召来，要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复阅一遍，检出其不妥之处；并通知正中书局，将已经印好的《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变回忆录》暂缓发售。陈一一道命照办。复阅《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但是，陈布雷心里有数：第一夫人的文章，不是那么好动的，除非得到她的同意，否则，便是老公蒋介石，也不可以轻动笔墨，随便增删一个字。这件事着实让蒋先生为难了，想来想去，只好硬着头皮，婉转地转告夫人：可以先看一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然后根据“半月记”，对“回忆录”进行改削。
蒋的话尽管说得有点云山雾罩，藏头露尾，但意思总算表达出来了。只是，这个时候的宋美龄，已经今非昔比了。自西安事变之后，宋几于一夜间暴得大名，在海内外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一位美国政治家对宋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大为激赏，认为：宋“具有一种要是在前一个时代就会把她推上皇后的气质”。宋美龄既不想贬低自己的作用，也不想把《西安事变回忆录》变成《西安半月记》的简单注脚，于是拒绝进行修改。并且，宋反复纠缠蒋介石，要他下令将已经印好的合刊本发售。当时，正中书局已登出出书预告，深感压力很大，也就不断来催促陈布雷，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发售？陈只好一次次地去请示蒋介石。捱到6月上旬，宋美龄等不得了，抢先将《西安事变回忆录》英文本出版。据说，陈拜读之后，固然感到“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等等，但认为书中“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到了这一步，蒋自忖再对这本书加以封锁，已经没有价值，况来天天在耳边吹“枕头风”，蒋抵挡不住，只好下令将“合刊本”放行。
的确，比较于蒋的《西安半月记》，宋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虽然有文笔不够洗练、严密的毛病，但内容却更为真实，更为可信。尽管《西安半月记》由陈布雷这样的大手笔直接“操刀”，但陈毕竟没有在西安亲历事变，加之蒋出于其政治需要，不得不在书中对史实大肆篡改、歪曲、掩饰，结果记述了一段充满谎言的“伪历史”。
台湾作家李敖曾将蒋氏的《西安半月记》与孙铭九（张学良卫士营长）的《临潼扣蒋》进行了一番对照，发现蒋氏在书中歪曲史实的地方，竟有8处之多。诸如：蒋回忆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孙回忆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吞吞吐吐”；蒋回忆孙铭久一见到他就“长跪而泣”，孙则回忆：“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等等。李敖说：“根据以上8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说：从捉蒋的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青皮的无赖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奸诈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当然，蒋的回忆是一面之辞，孙的回忆也是一面之辞。笔者参考其他西安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即便是同一件事，与蒋、孙所说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涉及重要史实方面，与孙的回忆则大体吻合，而与蒋的回忆财相去甚远。可见，蒋的回忆可信程度低。事实上，仅就《西安半月记》分析，便可以看出蒋的回忆无不突出一点：大树特村领袖的伟大人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把故事编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不得不对一些重大史实遮遮掩掩，修修补补，甚至是捏造事实，欲盖弥彰，反弄得破绽百出，越抹越黑，让人一眼看出其不诚与伪。
仅举一例，西安事变伊始，华清池外枪声大作，蒋在几名近侍的护卫下，仓皇间翻墙逃往后山，藏到半山腰一个小坑中，终因此洞不密，而被东北军搜出。这是一件世人皆知的事情，虽算不上是“正大光明”之举，但也不足为奇，盖求生乃人之本能，蒋固为领袖，然在生死悬于一线之际，自是不能免俗。只是，蒋是特别看重自己的领袖人格和伟人风度，以至平时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无不要显得与众不同，超凡脱俗，有时甚至是装腔作势，故作伟大。然而，“双十二”的那个早晨，真是倒霉透顶，丢人现眼，弄得自己在天下人面前斯文尽失，毫无一点领袖的风度。因此，通过《西安半月记》，将此举编得自圆其说，天衣无缝，以重新唤起国人对领袖人格的信仰，不但成了蒋的一大心病，也成了检验陈布雷笔力的一大考验。
陈布雷开始绞尽脑汁了。于是，陈先把蒋逃匿骊山之举，解释成是为了到山头上冷静观察“叛军”形势。接着，陈说明蒋在山巅上发现自己身陷重围，明白逃是逃不脱了，“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仍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陈布雷的一支生花妙笔果然了得，蒋之逃匿骊山之举，本是贪生怕死，仓皇出逃，现在竟成了领袖在返回行辕指挥时，不慎“失足陷入”的结果。老百姓常说：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诚哉斯言。仔细检索一下，蒋这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之笔，在半月记中可谓比比皆是。
《西安半月记》固然是出自蒋的授意和口述，陈布雷作为一名御用文人，是不得不写，也不能不写。然陈既帮助蒋炮制了这样一篇历史的谎言，也就不能辞其咎。不论怎么说，《西安半月记》终究是陈布雷一生中的一大败笔。
从来的独裁政治；事实上也就是幕僚政治。因为任何独裁者，都只能依靠亲信幕僚来完成独揽大权的过程。于是，演变的结果，独裁者的权力，往往也就成为幕僚的权力，幕僚政治俨然成为一股势力，最终又成为独裁政治的对立面。
就蒋介石的独裁性格来说，从来视权力为自己的命根子，当然不允许幕僚就此将权力劫夺过去。大权只有独揽，没有共揽（共揽则不成其为大权）。大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警惕，蒋在重新设计侍从室时，提出了一种创见：将侍从室一分为二，由两位主任分而治之。以便在幕僚中间产生一股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的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侍从室与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虽有表面上类似的地方，其实却有重大区别。
这便是无论是明代的内阁，抑或是清代的军机处，在四五人的内阁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中间，经过长期的演变，都形成了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皇帝一切的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形成，大都是论资排辈的结果，往往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历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居次辅。虽然，不论首辅的资格多老，他也仍然是皇帝的秘书，从规定上来说，并没有赋予他们实际的权力，所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正是有明一代的故事。但是，多年的首辅之后，事实上也就成了不是宰相的宰相，明代万历朝初期的首辅张居正，当国10年，成为事实上的摄政王，便是一个实例。而侍从室与明、清内阁及军机处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侍从室取消了“首辅”制度。或者说，是在一个首辅之外，再制造一个首辅，以形成借力打力，以毒攻毒，辅臣相争的制衡局面。如此，则幕僚政治无论怎么演变，都将不能跳出蒋的手心，构成对独裁政治的威胁。蒋介石的这一“首辅”双轨制，真是一个“天才”的决策。
政治的波涛，总是在权力的中枢区域里激荡。即在明、清时代，首辅与次辅之间，也从未停止过血腥味的争斗，何况首辅与首辅之间呢！所谓的“双首辅”，其实只是徒然增加了幕僚政治的险恶而已。于是，在侍从室内，侍一处主任钱大钧与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之间，便有了一次次的较量与倾轧。而争斗的实质，无非是证明谁是首辅中的首辅而已。事实上，这个争夺，从侍从室于1936年初改组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以至到了1937年春天，这个矛盾已是相当的白热化了。
西安事变期间，蒋深感侍从室应变不力，在结构及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种种问题。据此，蒋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后赴溪口休息的空隙，对侍从室进行第二次改组。改组的重点，是放在增强应付突发情况，加强工作效能，做好警卫工作的能力等等。蒋指示钱大约会同陈布雷，先提出一个改组方案，报蒋审核后，再正式实施。
钱大钧奉命了。但是，钱认为没有会同陈布雷的必要，而是会同侍一处侍卫长何玉龙，联合侍二处第四组组长汪日章，密室斟酌了好几天，于4月5日率先提出了一个草案，是为“钱案”。“钱案”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侍一处、侍二处的名称，而在适当扩大员额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原来的参谋组；另将第四组独立出来，并将总务组改归侍卫长领导等。“钱案”背后的动机很清楚，所谓的取消侍一处、侍二处的名称，无非是取消侍二处，保留侍一处，目的就在于加强钱大钧的“首辅”地位。另外，所谓将侍四组独立出来，目的也在于提高侍四组组长汪日章的地位，以换取江对钱的支持；所谓总务归属侍卫长领导，目的也在于进一步扩大侍卫长何玉龙的职权。可见，这一方案完全是维护侍从室钱、何、汪“三剑客”私利的杰作，而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挤兑陈布雷。
陈布雷看到“钱案”草稿后，大为惊讶，亦大为不满，认为“如此改革反使系统错杂不明”。于是，陈布雷决定另起炉灶，会同自己的心腹亲信、侍四组秘书王学素也关起门来斟酌了半天，迅速于当晚提出了一个方案，是为“陈案”。“陈案”的主要内容为：“拟仍保存第一、第二两处之名称，而以原来参谋组析为两组：一组司参谋业务与军事情报，另一组司军政及军事教育、军训、警察团队等。至第四组仍其旧（文书与机要），而五组则改为研究记录与编纂”。“陈案”的出发点也很清楚：通过保留侍二处，牢牢掌握侍四组，表面仍维持侍从室的“双轨首辅制”，又因为侍一处的职权远不可与侍二处相比，实质上仍达到强化陈布雷的“首辅”地位。在此基础上，陈布雷避开了侍四组组长汪日章，与王学素进一步商定了侍四组与侍五组的编制员额。然后将自己这份方案交钱大钧，一并呈蒋审核。
“陈案”与“钱案”截然不同，不少地方甚至是针锋相对，自然要引起侍从室“三剑客”钱、何、汪的愤怒。4月7日，钱、何。江公开向陈布雷表示其强烈不满，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矛盾公开化了。这一天，陈布雷在日记中感慨大发：“今日偶与何。钱、江等谈，觉侍从室中此疆彼界，争权夺利之风气弥漫于各层，退室自思余何为插身其间者，意极快快不乐。”
这一次首辅之争，对陈布雷刺激颇深，陈每每想起此事，神思就忽忽不乐，时萌引退之念。自忖自进入侍从室以后，“对同事迄无深切之感情，彼等对我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称暇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
数日后，蒋将侍从室改组方案批下，姑且称之为“蒋案”。“蒋案”的主要内容为：仍保留第一处、第二处，第一处设参谋及军政两组，第二处设秘书及研究编纂两组；侍卫长管辖总务、警卫两组等。扩大卫士大队的编制等。“蒋案”虽是“钱案’与“陈案”的综合，但看得出来，其主要方面均为“陈案”的建议，只在个别条款中，适当采用了“钱案”的内容。“蒋案”吸取临潼华清池之战中蒋的卫士队不敌张的卫士队的教训，决定进一步扩充卫士大队的编制。蒋同时还手令侍从人员均须佩带手枪，并规定每日出操，练习射击，以防第二次西安事变。
围绕“侍从室改组案”所进行的一场争斗，其直接后果，便是两位“首辅”的基本队伍作了一次公开亮相。“钱首辅”的基本阵营是钱大钧、何玉龙、汪日章，以此组成坚固有力的“三巨头”格局；“陈首辅”的基本阵营是陈布雷、王学素，以此组成牢不可破的“双子星座”。
“三剑客”的领衔人物自然是钱大钧了。钱之为人，圆滑、偏激而又胸无城府，对上级恭顺，对同级则往往自负其才，飞扬跋扈，易发生龃龉；何玉龙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国民党地下党员，对蒋立有功劳，一度任杭州市公安局长。据说，何身体高大，长相颇与蒋相似，长脸上蓄着日本式短须，跟在蒋的前后左右，若遇刺客可以乱真，从而被蒋视为“护身符”。汪日章不但与蒋有着一层拐弯亲（汪母与蒋的孙氏母舅孙琴风为堂兄妹），而且早在南昌行营时期就充当蒋的侍从秘书，朝夕不离蒋的身边，在蒋的近侍中属于核心人物。钱、何、汪多少年在一起工作，不仅相互间关系甚洽，且与蒋都有很深的关系。以常情而论，陈布雷在侍从室里后来居上，且在蒋身边有日益得宠之势，对于钱、何、汪等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威胁，嫉妒及非议也就不免滋生。
“双子星座”的核心人物自然是陈布雷了。“双子星座”相对于“三剑客”而言，力量上自是略逊一筹。从陈布雷来说，一是进入侍从室较晚，与蒋身边的一批老侍从都没有什么深交，资历上首先就吃了亏；二是陈既不善交际往还，又不会弄权作势，在手段上也就不敌钱大钧的灵活多变，老谋深算；三是陈平时素以“清流派”自许，既不屑“关系学”，更不屑“厚黑学”，对立足政坛的一套权变术一学不学。况且，陈除了写文章以外，要风度没风度，要形象没形象，自然是“无人喝彩”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陈布雷在“三剑客”的联手挤兑下，除了一个“副帅”王学素以外，也就处处显得形单影只，力竭不支，很有点失道寡助的味道。固然，王学素对陈忠心耿耿，誓死效力。况且王的脑子活络，聪明机敏，办事精干灵活等等，确是陈的重要干将，以一句不雅之语形容：亦即乡下人谓之“腿子”。唯其如此，王的优点也就成了他的缺点，显得过于精明伶俐，作风浮华不实，甚至对陈的忠诚也显得有点过了头，侍从室里无论发生大事小事，王学素听到之后，总要及时向陈布雷打一份“小报告”，简直就成了陈布雷安插在侍从室里的“包打听”。
这样一来，问题反而显得复杂了。陈布雷的最大毛病，就是过于自尊，以至万事都极为敏感，心理十分脆弱，经不得任何闲言碎语的议论。然到了国民党的官场上，往往是烧的纸多，惹的鬼多。越想清白，越是“清白”不了。本来，像陈布雷这种人，居中枢之重，列群臣之右；权倾天下，万人瞩目，被世人毁誉，原属正常现象。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陈布雷做不到“难得糊涂”也就罢了，加上又遇到一个“耳报神”王学素，于中上下其手，大搬“小耳朵话”，更弄得陈布雷终日神经过敏，心凉肉跳，自怨自叹，徒增痛苦。仅略举两例，以证其实。
1月间，蒋赴溪口休养时，大批侍从人员均被安排在山下的武岭小学住宿，只有陈布雷一人住山上慈庵。蒋之此行，本为调整身心，保养‘龙体”而来，公务不算繁重。这批侍从人员天天吃饱了撑着难受，也就终日聚在一起，飞短流长地乱侃一通，以帮助肠胃消化。这个时候，陈布雷一人独在蒋身边听侍，好事都让他一个人揽去了，难免要引起嫉妒。所谓“不平则鸣”，有关陈之为人，自然也成了山下武岭学校的话题之一。于是，对陈布雷忠心耿耿的王学素，一个“小报告”打到陈布雷那儿。陈闻讯大不快，感叹“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病的人来感此痛苦呢”？
4月20日上午9时，蒋由杭州飞上海。这一次移动，一方面，陈事先没有预闻，只是临时才得到通知；另一方面，整个侍二处仅通知汪日章随行，其余人员均留守杭州。这样一件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在陈的心理上，再一次掀起波澜，“心中忽觉彷徨、烦躁不可耐，盖连日为侍从室诸事早感不快，今日勃发也”。当晚，由王学素出面，约了陈布雷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到杭州大同川饭店晚餐，陈破例“酌酒二三杯，郁闷稍舒”。
陈布雷的日子不好过，王学素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王因屡遭“钱党”打击，在侍从室几无立足之地，怨诽抑郁，曾几次向陈提出调离侍从室的请求。陈深感“学素对余满腔忠恳，遭此歧视，自深愤慨”，不得不善加抚慰。
按照侍从室的第二次改组方案，亦为了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陈布雷决定大力充实侍二处人事。经多方物色网罗，陈布雷先后选中周佛海、陈方、李惟果、罗君强等人，并通过适当机会，将他们次第拉进侍从室，并抓住机会，将汪日章挤走，这是后话了。
1937年春夏之间，陈布雷遇到的另一个麻烦事，是七君子案件。4月9日，陈布雷在核办文电时，看到江苏高等法院送来的所谓“沈钧儒案危害民国罪起诉书”。所谓“沈钧儒案”，即是指轰动一时的“七君子”案件。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串通上海租界当局，于一夜间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并引渡拘押于苏州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拼凑了一份所谓“起诉书”，准备正式开庭审理。
有些事情实在令人费解，比如，张学良发动兵变，逼蒋抗日，其性质比七君子的“秀才闹事”要严重得多，但陈布雷对张的爱国动机及热情，却能表示某种程度的谅解。张学良被囚禁后，陈布雷甚至与叶楚伧、陈立夫一起，先后找到司法院长居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恢复张学良的公权。此举虽没有成功，但毕竟说明陈对张学良的爱国热情还是肯定的。相反，陈布雷对七君子的爱国之举，却表示了极为冷漠与仇视的态度，大骂沈钧儒等人“托救国之名，而作扰害秩序之行动，动机或为不甘寂寞，或为弋名攫位，实至可鄙，而世不察，奉为英雄，可深叹也”。其态度之严厉，辞色之激烈，语言之尖刻，都让人匪夷所思。
更令人不齿的，陈布雷甚至采取“欺君罔上”的手段，阻止各方面对七君子展开的救援行动。4月28日，冯玉祥将军亲派秘书张锋伯携函谒蒋，请求设法使江苏法院撤回对沈钧儒案的公诉。陈布雷接到冯玉祥的信，不但不肯代为安排或疏通，反而以委员长在养病期间不处理普通事件为辞，当即复函严拒。不要说七君子案根本不是一件普通事件，而且陈布雷于当天下午谒蒋，即处理了蒋交办的一件普通事件。陈如此弄权作势，在政治道德上也是不诚实的。当陈布雷从《大公报》看到了沈钧儒等七君子的《答辩状》之后，竟公然攻击说：“主张姑不论，其人格可鄙极矣”。看到《大公报》刊登了江苏高院在审理过程中，因被告申请主审官回避而停止诉讼程序，陈布雷竟恼羞成怒，斥责《大公报》是“铺张扬厉，将被告之照片及手迹特刊显著之地位，似欲捧之九天以上，以反证政府与司法机关检举之不当。社会本多盲信。青年尤乏制断辨别之能力，如此利用新闻政策之转变，造成西风压倒东风之景象，真有失舆论之尊严，余于该报渐生轻视之心矣。”
陈布雷在七君子案中所采取的立场，颇令人玩味。陈布雷是知识分子，七君子也是知识分子；陈布雷有爱国心，七君子也有爱国心；陈布雷主张知识分子要干预政治，七君子也主张知识分子要干预政治。按理说，陈布雷与七君子当有许多共通之处。综观陈布雷一生，在对待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问题上，即有不同看法，也很少表现过如此深恶痛绝的激烈议论。唯七君子案可以作为一个特例。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陈布雷攻击七君子的言论，可以看出：陈布雷批判七君子，从未涉及抗日救国这个实质性话题。陈的批判重点，集中在七君子的人格问题上，亦即所谓政治道德问题。诸如：“动机或为不甘寂寞，或为七名攫位，实至可鄙”；“其人格可鄙”等等。
从陈布雷的所谓“人格可鄙论”，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陈布雷期望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甚至超过了期望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武人（张学良）的“犯上作乱”相较，陈布雷尤其不能容忍文人（七君子）的“犯上作乱”。6月中旬，陈布雷昔日的《商报》同事、CC系大将潘公展登门拜访，陈、潘谈到即将召开的庐山暑期名流谈话会，谈到七君子案及沪上舆论，谈到一些民主人士正在发起民主宪政座谈会等等。陈布雷为之大怒，大骂：“‘民主’二字，今后将成为极时髦之招牌，一切牛鬼蛇神又必假此而纷纷活跃矣。”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陈布雷之不遗余力地攻击七君子，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其知识分子的封建卫道意识。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陈布雷在七君子案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而反动的立场，不但没有得到蒋的赏识，反而被蒋申斥。这是因为陈布雷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也违背了蒋介石的某些意图。本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张、杨提出和谈条件，释放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即为重要的一条；随后，蒋派出特使张冲，秘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杭州、庐山等地商谈国共二次合作的条件时，释放七君子问题，亦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蒋本人鉴于日军不断在华北等地挑起事端，国势危殆，亦认为“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有鉴于此，蒋在溪口、杭州等地休养期间，曾密电南京当局，指示早日将七君子释放，恭请到南京，以便实现“举国一致，抗日救国”的局面。蒋并交代陈布雷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负责督办此事。
岂知陈布雷与叶楚伧在这个问题上，都上了CC系的当。因七君子的被捕，在第一线进行策划的是CC系的上海“党皇帝”吴开先，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与江湖皇帝杜月笙也积极参与了密谋。七君子被捕后，举国兴起救援风潮，竟闹得无法了局，这是CC系与吴铁城、杜月笙等人当初没有想到的。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二度合作，全民抗战的局面开始形成，七君子案一下子成了全国团结抗战的绊脚石，而且连蒋介石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要CC系不讲先决条件地放人。如此一来，岂不是证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CC系在逮捕七君子一案上犯了大错误？从CC系大将吴开先，到CC系副帅陈立夫，都是不肯轻易认输的锋芒人物。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CC系请出叶楚伧、陈布雷帮忙，由他们向蒋献计，认为如此“系铃解铃”，未免有损领袖威信，莫如叫苏州江苏高院开庭，判七君子以徒刑，然后由杜月笙与上海地方维持会副会长钱新之出来作说客，劝告七君子先进一下反省院，写一纸悔过书之类的手续，再由杜、钱2人将他们保释出来。这样，既实现了团结，了此一桩公案；又可以维护领袖的威信（其实是维护CC系的“面子”）。
叶楚伧与陈布雷都是忠心爱主的幕僚人物，受了CC系的一番蛊惑，也就据此向蒋进言，并认为此事有把握，不费吹灰之力。蒋以既能两全，亦姑听之。然CC策划的这一诱降方案，当即遭七君子断然拒绝。更重要的是，救国会这时已从张季鸾那里打听到在处理七君子一案的问题上，CC系与蒋介石存在着分歧意见。于是，救国会分别派人打通《申报》和《大公报》的关节，将七君子的《答辩状》刊登出来，以便让蒋看到七君子的坚定立场，就此打破CC系的封锁，同时也可以揭穿叶楚伧与陈布雷的阴谋。这就是陈布雷从《大公报》上看到七君子的《答辩状》之后，所以大为光火，并对“该报渐生轻视之心”的原因。
陈布雷没有料到，自己的好朋友张季鸾不但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七君子的《答辩状》，而且还为七君子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疏通信。其大意是：钧座毅然决然地要实行抗战，这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但是现在主张抗战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却还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对抗战不利。据我所知，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如果万一发生不幸，则各方的反应将对国家、对钧座个人的威信均有不良影响，请钧座三思。不用说，张季鸾的这封信，给叶楚伧与陈布雷捅了一个大漏子。
诱降七君子的方案，固然溯源于CC系，但毕竟是由叶楚伧、陈布雷共同向蒋进言的。加之这时蒋已到庐山，叶楚伧与陈布雷均留守南京，所以蒋要陈布雷就近协助处理七君子案的善后问题。6月中旬，蒋鉴于时局日益紧张，决定邀请一些社会贤达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蒋考虑到沈钧儒等七君子都是著名学者，又是主张抗日救国的知名人士，很想能将他们网罗进来，一方面以壮“举国一致”的门面，一方面也希望能借此消除过去镇压爱国人士的臭名。
因此，蒋从庐山直接打电话给叶楚伧，询问七君子案了结没有，还存在什么问题，并再嘱咐：早些结束七君子案，不要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庐山谈话会之前把他们送上山来。叶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一听这个过程竟这么复杂，而时间已拖得很长，当即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仍然满有把握地说：“钧座放心，七君子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听到这里，只好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
叶虽然说得笃定泰山，蒋其实并不放心。蒋清楚叶是个老夫子，历来不善办理政治案件。于是，蒋当即又给陈布雷打了一个电话，一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一方面也是把这个问题敲定，以免有误。岂知陈布雷亦如叶楚伧的口气一样，信心十足地答复说没有问题，七君子经过‘协商”，同意进反省院，办完手续，立刻就可以送庐山。蒋对叶楚伧不放心，对陈布雷是放心的。陈既说了这个话，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只是关照在顺利结案之后，早日将七君子送上庐山。陈布雷在七君子案件上，先是欺骗了冯玉祥将军，现在竟连老头子也敢欺骗了。从陈布雷的一贯作风和个性来说，走出这一步险棋，可见是下了很大一笔政治赌注的。
陈布雷上午接完蒋介石的电话，下午就得到苏州方面的消息，江苏高院审判中发生波折，案件一时不能审结。陈布雷一听急了，亲自赶到钱新之在南京的寓所，请钱出面邀请杜月笙、张季鸾一起，赴苏州探望七君子，企图再次诱惑七君子接受当局的条件，以便尽快了结此案等等。岂知蒋这时也从张季鸾那里得到消息，闻七君子不惜以绝食手段，坚决抵制进反省院。蒋有点急了，一个电话追到陈布雷这里，询问张季鸾所说是否属实。陈布雷知道无法隐瞒了，就把七君子案目前审理的情况，如实向蒋作了汇报。蒋得知连陈布雷也向他说了假话，为之大怒，很是不客气地训斥了陈布雷一通。
陈布雷挨了蒋的一顿训斥，知道这个漏子是张季鸾捅下的，于是托钱新之告诉杜月笙，苏州之行务必要把张季鸾拉上，并安抚七君子不要性急，说明蒋介石也是要抗日的，彼此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将来可以合作等等。然而，经过这番周折，陈布雷到底没有能在蒋规定的日期之前将七君子送上庐山。直到7月31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才将关押了8个多月的七君子开释。其时，距八一三淞沪抗战，仅10多天。
七君子案件，是陈布雷自进侍从室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治问题的处理上，与蒋介石之间发生的一次“不合作”事件。
一个是侍从室改组案，引来了侍从室同僚之间的一场倾轧；一个是七君子公诉案，引来了“领袖”的一通臭骂。这两件事都弄得自尊心极强的陈布雷大不快。几乎在这同时，陈布雷又生了一场大病，其病情之重，病期之长，都堪称是陈布雷的病史之最。心理与生理，都同遭摧残。1937年初夏前后，是陈布雷生平中的一段倒霉的日子。
发病的征象出现在4月初。陈布雷这时正在溪口，一边助蒋筹办祭奠亡兄蒋介卿的大典，一边对《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进行修改润色。抽空还要替蒋校阅《自反录》一书。终日忙碌，劳心劳力，使陈布雷的头晕病频频发作，身心已有不胜负荷之感。
祭奠蒋介卿大典，陈布雷经蒋介石钦点，负责接待各方上层人员。4月13日，为开祭日，四方吊客云集溪口。蒋托词尚在病中，一切的礼节，都可以减免或省略，只是苦了个陈布雷，不得不代主子终日周旋达官贵人中间，迎来送往，点头作揖。仅在开祭第一日，先后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赶到溪口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便有：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俞飞鹏、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司法部政务次长洪陆东、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等。次日，各方大员更是如过江之鲫，鱼贯而来，诸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教育部长王世杰、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等。
这些国民党权要到达溪口后，除了林森、汪精卫、冯玉祥、吴稚晖、何应钦、张群等少数身份特殊的要人，蒋不得不出面，礼节性的寒暄几句外，其他人概由陈布雷代为接待。15日为蒋介卿出殡之日，蒋介石虽有指示“仪仗从简”，而执绋相送者不计僧道，已有近千人之多。其场面之大，世所罕见。而陈布雷作为这次公祭的主要接待人员，其辛劳程度，可想而知。
4月份的内忧外劳，使陈布雷的“贱体”有如雪上加霜，病情日益加重。起床之后，每有“骨痛增剧，心跳亦间作，精神极不愉快”的感觉；时而感到“心胸怔仲杂乱，手指微感震颤”；时而感到“眩晕增剧，而头痛又大作”，等等。
5月初，陈布雷随蒋来到杭州。6日，蒋由杭飞沪，陈已经病得不能随侍了，只得请假5天，暂留杭州休息。此后，王允默闻讯赶来照料，每日结伴悠游于杭州山水之间，身体始稍有起色。12日，陈布雷起床之后，即听从王允默的建议，外出散步。于是，两人一路步行，先到杭州西冷桥畔选购了一些扇子、剪刀等家用杂物，次到平湖秋月乐天居面馆进早餐，再循孤山小路回到下榻的杭州大华饭店。刚进房间，便接到王学素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蒋近日即将由沪去牯岭，意在要陈布雷去庐山会合。陈放下电话，忽有“黑云罩顶”之感，全身的兴致一扫而光，满脑子都是侍从室里那些杂乱散漫的事情，“心思突由宁静而变得烦躁”，情绪颓唐至极，以至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约会，也不得不临时取消。到了下午，“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暴露无遗”，精神开始变得狂躁不安。傍晚，五妹陈若希将陈布雷的长女细儿带来看望，并直言劝导陈布雷下决心引退，脱离政界，以根绝病患。陈虽有同感，然又下不了决心。到此时方知古人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说，确是言之不谬。
5月19日，陈布雷返宁。因头痛甚剧，陈遂向蒋上书，表明虽已回京，但病未痊愈，只能承命任文字之役，对侍从室诸务暂不能兼理。蒋同意续假休息，并说可暂不去庐山。此后，陈布雷感到精神困乏，头晕剧发，腰痛频作，肾脏等处隐隐疼痛，胃肠消化呆滞，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全身从上到下，均呈破旧不堪之象。随即，侍从室的医生为陈布雷做了一次验血检查，发现陈布雷的红血球与血色素均异常缺乏，红血球仅为350万单位。据此，医生诊断陈布雷的头晕即为贫血弓愧，并为其注射肝脏制剂，以期使血液恢复到正常状态。
从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这一个月里，陈布雷的病情发展到了顶点。与1936年冬季在洛阳腹泻腹痛有所不同，这一次的病情发作的区域，主要在脑部。因贫血而引起头晕头痛，因头晕头痛而加重了神经衰弱，因神经衰弱而引起了心理障碍，造成自信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丧失，以至数次临近精神崩溃的边缘。6月11日，陈布雷详细记录了这一天的病状：“今日气候愈阴郁，精神上大受影响。在此四五日间，竭力自制，勿使烦懑之念扰余心境，但体力与气候交互影响，使余完全失去忍耐之力，不独脑部胀痛，而心绪沉闷更是悲观失望，一无光明可寻。合眼则作疲神劳力之梦，静坐则起循环悲愤之怀，长此以往，势将形成心疾。奈何，奈何！向晚觉骨痛异常，且似周身发冷，即就床安睡。以体温计测之，则为三七度三，热度并不甚高，又非疟疾征象，究不知为何病。”
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提到“心疾”这个名词，并明确说明“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悉也”。这一时期，陈布雷甚至担心自己神经崩溃，导致神经病发作。事实证明，困扰陈布雷一生的疾病固多，但主要还不在生理方面，而在于心理疾病，亦即“心疾”这两个字，也可以说这是最终致陈布雷于自杀之境的“第一枪手”。陈布雷的这个病情从没有作过公开报道，但事实上，他终身都在与这两个字作斗争。
6月至8月间，陈布雷曾先后总结了语录体的“治心之要”19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陈布雷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政治态度。诸如：“胸中只摆脱一恋字，便十分爽净，十分自在。”“先事徘徊，后事懊恨，曰萦思；游心千里，歧虑百端，日浮思；事无可疑，当断不断，曰惑思；事不涉己，为他人忧，曰妄思；无可奈何，当罢不罢，曰徒思；日用职业，本分工夫，朝维暮图，期无旷废，曰本思。”“恩重难酬，名高难称——受惠不可频，受则必酬；高名不可居，敛之以实。”
值得注意的是，陈布雷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恋”字，恋什么？自然是对政治的热中和留恋。其实，陈布雷并不糊涂，他对自己的病源，可以说看得很清楚，只要能摆脱对政治及权力的热中和留恋，心理便“十分爽净”，精神便“十分自在”，一切的病症，皆可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就是这个“恋”字摆脱不了。不但现在摆脱不了，以后也摆脱不了，一生都没有摆脱。
陈布雷一病如斯，同僚好友十分关心，登门看望者络绎不绝。首先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与中央常委陈立夫连袂上门。陈立夫根据自己终紧忙于拉帮结派，广植班底的独家心法，妄断陈布雷的病因源于过于孤独，应常与友人往还交谈，“以破寂寥，则心自不烦矣”。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也赶来慰问，邵另开了一剂“药方”，恰与陈立夫的相反。邵认为陈布雷忧患意识太浓，想问题太多，应“静心澄虑”。邵力于这番话，使陈布雷顿有知己之感。只是，陈布雷心知其意，然终不能行。这一天，陈布雷甚至在日记中发出了：“奈何，奈何！今日觉访惶更甚”的绝望感叹。当晚，陈不从陈立夫之劝，亦不从邵力子之劝，而是听从叶楚伧劝慰，找了一本小说书看了起来。
侍从室中，要数王学素对陈布雷的病情最为关心。王从庐山给陈布雷写信，认为陈的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奋兴；（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终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也看出王学素是深知陈布雷其病的。陈布雷亦认为王学素“其言极确当”。但是，认识上是一回事，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在陈布雷来说，不但“决然引退”之说免谈，就是所谓“积极奋兴”几个字，要做到又谈何容易。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述这一天的感受时，说到：“今日精神苦闷，极访惶，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又是一个“奈何！奈何！”真让人无可奈何！
可是，要说是真正懂得陈布雷。也是真正知道如何关心陈布雷的，还要算陈布雷的大哥陈屺怀。陈屺怀在给陈布雷的信中，直言指出：“弟宜直告介公，请3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直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以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一必不相强。”陈屺怀清楚，陈布雷的所有病因，皆是为蒋苦干的结果。唯有老蒋放陈布雷一马，陈氏尚有一救。否则，不但陈布雷简直是“与生命相搏”，就是作为蒋介石，如此用人，也决非待臣下之道。陈屺怀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陈屺怀作如是想，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亦作如是想。陈训慈给陈布雷来信，亦直言相劝，要陈布雷‘响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五妹陈若希亦函王允默，询问陈布雷的病状，劝兄长宜急流勇退，摆脱政务，作彻底疗养。
大家都在关心陈布雷，作为最高当局，蒋也不能不表示一点“德意”。于是，蒋从庐山发陈一电，要他“安心静养”。如何“安心”？又如何“静养”？蒋均讳莫如深。岂知就是这么一句场面话，竟也弄得陈氏感激涕零：“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安心’之四字，每思克制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转瞬即届，殆将以悔吝终其身，可悲，可叹！”蒋介石一句浮在上面的场面话，竟弄陈布雷感慨不已。确是“可悲，可叹！”
虽是病体沉疴，但经过医生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陈布雷的身体终于有了起色。经南京鼓楼医院检验，陈布雷的红血球已由开始的350万单位，上升到451万单位，白血球亦达到6600单位，血色素为81％。据医生诊断，这几个数字已经距正常状态不远，可以看作是轻度贫血。乘这个机会，医院对陈布雷进行了一次全身检查。经化验，粪便无异状，小便呈酸性，无蛋白质、糖质等；X光摄视肺部，左肺有两小斑点，为早年有结核菌残留痕迹；牙有病齿四五枚，应拔去；右眼散光，左眼散光兼近视；体重为98磅（约44.5公斤）。除大脑神经无法检验外，陈布雷生理上并无大的病变，此亦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从4月至6月，陈布雷这次发病近3个月，休养亦已2个多月。生理上的病状虽有好转，然心疾“不但毫无痊愈象，且疲劳抑郁转日见增加”。陈布雷直言：“对于四周环境，一切均感厌恶，接触任何事物，均足以引起悲郁不快，而对于应处理之事情，则事未着手已觉畏烦，公私生活无一事足以激发余之勇气，安慰余之精神，盖痛苦回皇，实为有生以来初尝也。”使陈布雷备感痛苦的，是自己的“不治之症”，还不能在家人面前有任何流露，以免增加家人的忧虑。陈布雷知道自己的“心疾”非一年半载可愈，遂决定于7月初上庐山，一方面庐山名流谈话会即将召开，自己不得不去；另一方面，希冀能通过转移一下生活环境，使自己郁闷的胸襟能有所开阔。但是，一想到暑期庐山人事殷繁，侍从室内部人事的相互防制，立增不堪爬梳之苦，原本就脆弱疲惫的神经越加紧张起来。
出发之前，陈布雷召集侍从室第五组的留京秘书，座谈庐山谈话会的讲话要点。起草庐山谈话会讲话稿，是为陈布雷步入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起点。
1937年7月1日上午8时，陈布雷偕王允默从下关上船，乘三北公司长兴轮赴九江。船上，中央党部赴庐山受训的30多名工作人员一致要求与陈布雷进行一次座谈。陈表示同意，并将他们一起邀至餐厅，作了40分钟的谈话。陈布雷的感受是：“皆曾受军事训练者，形式尚整齐。”这一天，陈布雷在甲板上恰遇溪口雪窦寺的住持、被时人称之为“政治和尚”的太虚上人，一番畅谈，又蒙老和尚赐书一本，名《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要》。回到舱室，陈布雷浏览一遍，觉得义解平易，可为警劝世人之用。
3日晨，船到九江，王学素上船迎接，相偕上山，草草安家之后，即赴牯岭路12号谒蒋销假，并以体力不佳为由，辞谢庐山训练团团副一职；接下来便是与侍从室同人见面，借以熟悉山上情况等。
次日，是第一期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正式开学的日子，庐山谈话会亦准备随后举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向庐山集中。于是山上山下，无不有人满为患之感。陈布雷居住的牯岭路54号，更是高朋满座，此去彼来，络绎不绝。5日，陈接到蒋的手谕：自该日起，所有普通文电均按各自内容，由侍一处、侍二处主任负责判行，并立将4日所呈之表件退还。这一天，陈布雷代判文电50余件，“脑筋疲乱之至”。
7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永不磨灭的日子。这一天清晨5时，陈布雷早早起床，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并对该总队1084名军官作了40分钟的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以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的任务》，鼓吹了一通如何发挥救国、建国标本一致的大道理。按陈布雷的个性，他是很少在这种场合讲话的，也是很少起这么一个大早的。但这次讲演早在陈上山之前就已排定，故不便推辞。下午，蒋召陈漫谈庐山谈话会一事，得知此事，即关切地表示：如此勉强早起于病体不宜，后当珍重，不必拘泥。一句不着边际的空话，让陈布雷又是一番感慨，诸如领袖“爱护之周令人感激何量”等等。老实说，陈布雷真是一条贱命，他以这种死不改悔的态度为蒋效力，若不累死，天下也就没有人可以累死了。
8日上午，陈布雷接到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报告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陈迅速向蒋报告，并马上通知中央社电南京询问。迄中午，各处电讯陆续送到，已知日军意向乃在占领宛平，故有意造成此事态。随后，北平守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电蒋：“决沉着抵抗，但决不有意挑衅”。是为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的爆发，既为拟议中庐山名流谈话会注入了新的内容，亦为陈布雷代蒋撰拟的庐山谈话会讲话稿提供了新的思路。9日下午，杨永泰时期的南昌行营名笔陈方来访。陈布雷试探性问询：“国家有急能来京相助乎？”陈方慨然回答：“苟相召无不从。”陈布雷大为感动。据此，“两大名笔”订立了合作意向。
陈布雷上山之后，即正式承命起草庐山谈话会讲稿纲要。这次谈话会早在6月初就开始筹备。目的是通过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赴庐山座谈，就国家大计交换意见，以表示国民党“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态度。七七事变的爆发，将民族危机推向空前，会议主题一变而为建立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问题。被邀参加谈话会的计有：青年党、国社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救国会等党派团体的代表及学者名流，国民党的一部分党政要人也参加了座谈。原准备邀请中共代表与会，后改为在谈话会期间，由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举行秘密会谈。第一期谈话会原定7月6日在庐山召开，后因部分代表不能按时与会，故一再延期，至7月16日才在牯岭图书馆正式举行，到会代表计160多人。
庐山谈话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会议，原因就是蒋介石于17日在谈话会上做了一个重要讲演，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原则立场。这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以来的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政府从政策上确定了全面抗战立场的一个开端。
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讲演稿，并不是蒋介石在谈话会上的讲演，而是因当时的形势所迫，由一份《告民众书》临时抵充的。真正的庐山谈话会讲演稿，其实并没有公开发表。
据陈布雷日记所载，陈上山之后，共承命为蒋起草了两篇讲稿。
第一篇讲稿，于7月11日承命。陈在这一夭的日记中记述：“下午5时，应召往官邸，承命研究讲稿之纲要。”拟稿后，经数度修改，这一篇讲稿于15日基本敲定。从陈布雷的日记中，看不出这篇讲稿呈蒋后，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用的。但陈布雷在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下午）4时自诚携来委员长在谈话会演词请校间，匆匆阅定交还之。”自诚是指侍从室的速记员萧自诚。蒋的个性是，每次拿到别人为他起草的讲演稿，并不喜欢在会上照本宣科，而是按自己的理解和兴致。讲演时每有增删之处，甚至离开原稿胡侃一通。故蒋每次讲演，仍须由速记员当场记录下来，然后交陈布雷校核改正一遍，始允许正式定稿付印。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委员长在谈话会演词”，大抵就是陈布雷起草的第一篇讲演稿，也是蒋介石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的真正演讲稿。
第二篇讲稿，于7月16日承命。陈布雷记述：这一天下午4时，“往官邸谒委员长，承商要事，命将讲稿（18日用）即拟概略送核。归寓后检视参考书籍。7时30分又电召往谈，交拟《告民众书》，口授大意由夫人共记之。”这一篇讲稿说得很清楚：备用于7月18日。几乎在这同时，蒋还交拟了一份《告民众书》。由于有夫人参加记录，可见这份《告民众书》要用英文稿正式向国际上发表。据陈布雷说：“归后心绪烦乱之至，以时迫神疲，且两稿叠写，直觉手足无措。”最后决定，先写《告民众书》，但直至深夜2时半，《告民众书》仅写成两段，即不能再续，只得上床睡觉，然一夜又未能成眠。
17日，陈布雷于6时即起，先写了一封短函呈蒋，说明《告民众书》不能脱稿。考虑到讲稿18日要用，故决定今日先拟讲稿。陈布雷着人将便函呈核之后，当即“得复许可”。陈遂着手起草讲演稿概要。这一天，从上午7时苦干到下午3时，突击了8个小时，终于脱稿，然“脑筋紧张疲痛，几乎失其作用”。为了赶写这篇讲演稿概要，陈差不多把自己的脑子都掏空了。但是，蒋对《告民众书》要得仍然很急，“欲赶今晚草就，命沧波代拟”。沧波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之一，经常替陈布雷敲敲边鼓，是个“烧冷灶”的角色。蒋知道陈布雷赶不出来了，于是改交程沧波代拟。当晚7时，程沧波将《告民众书》草就，携稿赶到陈寓，交陈修改。此时，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亦赶来，会同斟酌。当晚8时，陈。程、周将《告民众书》改定，随即送蒋核定。
18日下午3时，陈布雷本来准备将《告民众书》发出，但复看之后，“终觉应郑重斟酌”。下午5时，蒋召陈到牯岭路12号官邸，会同汪精卫、张群、熊式辉等人，再次对《告民众书》内容进行润色。可见，这篇《告民众书》虽然赶得很急，但蒋对内容持十分慎重的态度。随后，陈布雷往见蒋夫人，校阅《告民众书》的英文译稿。晚7时，蒋命对《告民众书》再作补充修改。修改将毕，主持对日交涉的外交部长张群匆匆赶到牯岭12号官邸，请求缓发，蒋表示不以为然，坚持要立即发表。折衷的结果，蒋同意推迟一日发表，并指示将《告民众书》改为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演形式，以减缓对日方的刺激。
19日，陈布雷起床之后，先将拟定的《告民众书》改为蒋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演稿。下午4时，陈布雷再往牯岭路12号谒蒋，经蒋核定，晚7时正式发表。陈布雷归寓后向中央社布置发表事宜。从此，这份《告民众书》以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而著称于世。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并非是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席上的谈话，而是由《告民众书》于事后“冒名”顶替的结果。在后来台湾正式出版的蒋介石文集中，这篇讲演稿的题目被冠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这就比较接近于原先的题目《告民众书》了；（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份“庐山谈话稿”并非是陈布雷起草。盖因《告民众书》第一稿是在陈布雷起草未果的情况下，由程沧波代为起草的。在此基础上，经陈布雷、周佛海会同修改，中间又经汪精卫、张群、熊式辉等人参与意见，最后经陈布雷反复斟酌定稿的。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即《合民众书》，实际上也就是一篇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的正式声明。“庐山谈话”进一步阐述了蒋在五全大会外交报告中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国策，表明国民党南京政府仍对“和平”存在着一线希望，同时也严正声明：卢沟桥事变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要求“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尤其是“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说，很快成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抗战名言”。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表明了他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折，也成为他领导抗战的一块“金字招牌”。
庐山谈话会也是陈布雷文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八年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初期，陈布雷撰写了大量坚主团结御侮的佳作，对蒋介石形成抗战的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也成为其文字生涯中，继《天铎报》、《商报》之后的第三个辉煌时期。但是，陈布雷的这个转变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事实上，庐山谈话会期间，陈布雷对发动抗战，仍持相当消极的态度。在一次与部分侍从人员的讨论中，陈表示“背城借一亦应有一可借，故余之主张‘能忍则忍、能和即备’之八字云”。陈布雷的这个思想，比之于当时的“主战派”不但有一定距离，就是比之于张季鸾的抗战主张，也有相当差距。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张季鸾明确表明自己的主张：日军侵略益露骨，“深以发动全面战为不可免”。陈布雷对张季鸾的这一观点，不置可否，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持有保留态度。
7月20日，蒋提前下山回京，领导抗战去了。陈一因身体不佳，须连续服药；二为协助汪精卫筹备召开第二期庐山谈话会，故暂留山上。27日，陈布雷闻卢沟桥燃起的战火已延及廊坊，平津危在旦夕，遂决定于28日下山回京。
7月29日，船行至皖江安庆水域，陈布雷购当日报纸，闯北平沦陷，痛心之至。午后4时，船抵南京下关。下午5时，邵力子登门将陈邀至军委会谒蒋。因蒋决定就平津形势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已命邵力子草就初稿，觉得还须交陈布雷斟酌增删一下，故召陈面示。陈当即留会改拟，于晚8时30分呈蒋。30日，天津沦陷，陈再为蒋代拟《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开学训词》。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宣布“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日，蒋在庐山二期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声明平津失陷，即为抗战开始，绝无与敌谈和余地。蒋所谓的“最后关头”，原来并非是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而是以平津陷落为标志。不过，全国人民望穿秋水的“最后关头”，固然“来何迟也”，然总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