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个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这一时期，侍从室在组织架构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成立了以CC系主脑陈果夫为主任的侍三处，具体负责全国高层人事的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事宜；一是成立了以军统大特务唐纵为组长的侍六组，对中、军统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整理、运用。
这两大变化把侍从室真正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权机构，也把侍二处进一步变成了这个集权机构的核心。从此，陈布雷通过侍六组这一个特务统治的中心环节，进一步介入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核心秘密，其地位之特殊，身份之神秘，威权之集中，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明代“提督东厂”式的那种权宦可以勉强的作一比拟。并且，在陈布雷的具体运作下，侍二处确实成为国民党权力机器中最有效率的办事机构。据说，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就曾经对拿着蒋介石的手条来要钱的人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侍秘二”便是指侍二处。连孔院长这样的皇亲国戚都要买“侍秘二”的账（也只肯买“侍秘二”的账），可见陈布雷的地位和影响已到了何等重要的地步。
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叠床架屋，办事机构的扯皮推诿，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名争利夺、攻讦诋毁等，即便是最高当局的“圣旨”，到了这班官老爷的手里，也往往落得个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下场。这中间，只有署名“蒋中正”，再加署“侍秘二”，亦即由陈布雷副署下发的公文，才是各级官僚机构感到非办不可、不敢玩忽的要件。久而久之，蒋亦得出一个印象：事情交给其他部门处理，往往是“娘希匹”，只有开场，没有终场，只有交给侍二处办理事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于是，凡有重大事项，蒋大都只肯交给侍二处办理。追根溯源，侍二处的办事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侍六组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在侍六组，亦即侍从室情报组成立前，蒋介石掌握军统、中统情报的传递渠道分别是侍二组与侍四组。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侍二组与侍四组对军统、中统情报大都是照收照转，原汁原味地往蒋介石手上一送，便算了事，不存在综合、分析等去粗取精的问题。而且，真正重要的情报大都由特务头子戴笠或徐恩曾谒蒋面报或直接封送蒋的案头。这时候，侍从室往往也就成了空心大萝卜。
但是，自抗战开始后，情况为之一变。
首先，中、军统组织分别由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由复兴社特务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编制膨胀，机构裂变，经费增加，人员扩充，特务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一大景观。中、军统典盛时期，直接运用的特务，分别达到10数万人以上。这么多人都在吃特务这碗饭，而且大家也不能不找点事做做，所谓的特务情报，自然急剧增加。试想，几十万人搞情报，仅以年人均一份情报计，每年就是几十万份情报。下面万条线，上面一根针，这么大的情报数量，若是都由蒋介石一个人处理，这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其次，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到了抗战时期，除中、军统这两大特工组织以外，先后成立的特工情报机构计有：军令部二厅、宪兵司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财政部缉私署、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等。这么多的情报单位，大家又都要拚命表现一番，挖空心思地猎取各种情报，借以向最高当局表明自己不是在吃干饭。试想即便蒋介石有三头六臂吧，他又能处理多少情报？
再次，自抗战发动以来，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确是百废待理，日理万机，如果样样事情都需蒋介石“御览”一遍，“圣裁”一番，甚至还像过去那样，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那些鼠窃狗盗来的无用情报方面，岂不是贻误党国大事，罪莫大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蒋介石提出对情报传递及整理体制进行改组，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蒋的设想，核心的一点，就是考虑在侍从室设置一个情报中转站，将情报传递渠道由多口扎为一口，并对情报预先进行过滤、筛选、分析、综合、审核、整理，择其要者，呈蒋阅示。从而不断提高情报搜集及运用的质量。根据这一设想，蒋于1939年三月24日正式下达手今：一、二两处情报，着合并整理。随后，侍二组组长於平远及侍从室情报参谋唐纵分别签呈：提出在侍从室成立一组专办情报整理工作，“属于两个主任之下，受两主任指导而进行工作，设参谋秘书以辅佐之。”
经蒋批示，决定在侍二处设立第六组，即为侍从室情报组。组长直接对蒋负责，亦接受两处主任的指导。该组为侍从室的保密单位，除两处主任外，对其他侍从人员严密封锁。对特别重要的情报，组长有临机签呈处置权，即有权越过两处主任，直接封呈蒋阅。
无疑，对于这样一个机构的重要性，是无须多说的，谁掌握了侍六组，也就等于掌握了“提督东厂”的权力。而“东厂”的“提督权”之争，关键是侍六组组长的人选之争。事实上，自蒋手今成立侍六组的那一天起，各派系之间就展开了对侍六组组长职的极力争夺。其间，争夺尤力的，不外是代表黄埔系势力的军统与代表CC系势力的中统。争夺达到白热化阶段，竟连素来“淡泊宁静”的陈布雷，也宁静淡泊不下去了，不得不披挂上阵，加盟这一场混战。
因侍六组的工作受两处主任指导，故关于组长人选问题，蒋初期交两处主任拟具，这是1939年2月初的事情。当时，侍一处主任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代（张治中于3月接任）。2月8日，贺耀祖与陈布雷商量之后，提出了3位组长人选，呈蒋圈定。
第一人选是唐纵，为湖南酃县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1930年，唐即从事特务活动，是为创立军统的“十人团”分子之一，曾在戴笠手下任特务处书记，主管特务处的内部事务。1936年出任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熟悉并引进德国法西斯的警察及情报业务。1937年秋返国后，复任特务处书记长。1938年5月，经戴笠推荐，进入侍一处第二组，任上校情报参谋，主管军事情报业务。唐为人外表温和，沉默寡言，工作精细；平时埋头苦干，严守秘密，熟悉情报业务，在情报谋划工作中，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称蒋意。唯其与军统关系太深，CC系反对甚力，陈布雷亦相当警惕。
第二人选是王芃生，为湖南醴陵人，留日学生。王早在留日期间，就注意系统搜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资料，钻研日本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考察日本情报活动的运作手法，并通过随军见习，与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建立了关系。王学成回国，通过参与对日交涉活动，深入研究日本外交，进一步提高了预测并把握日本政局变化的能力。1931年5月下旬，王综合各方情况，判定日本将于9月实施《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其手段为武力解决，并就此报告南京政府。7月下旬，王再送一份补充报告到南京，称9月中旬“日军将在东北寻衅，或可酿成武力侵华事件”。这一预测果被王芃生言中，从此受到南京当局的重视，并开始其参赞军机、察敌于帷幄之中的情报研究活动。1937年4月，王在出任驻日使馆参赞期间提出报告：日军将于7月上旬在华北动手。蒋因之召见。垂询大计，并令王组建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专事对日情报活动。王由此被誉为“日本通”。但此人与黄埔系和CC系都没有什么关系，要想让中、军统接受他，颇有难度。陈布雷对其了解不多，更少交往，关系不好不坏。
第三人选是萧赞育，为湖南邵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29年再入日本明治大学研究所留学，1931年秋回国；此后，萧加入复兴社，并任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主任，1934年开始进入南昌行营侍从室，任侍从秘书等职。萧与黄埔学生关系较深，然亦注意平衡各派系之间的关系，CC系对其观感也不算坏。因其进入侍从室较久，与陈布雷关系颇好。
贺、陈以唐、王、萧3人呈蒋候圈，自然是表明了他们的一致意见。但是不对了，受CC系怂恿，陈布雷一转身，竟于私下重新向蒋保荐萧赞育出任侍六组组长。所谓阳奉阴违，所谓出尔反尔，所谓火中取栗，所谓党同伐异等等，这些屑小手段，历来被耿介孤傲的陈布雷所不齿。然而，现在他自己也玩弄起了这一手。陈布雷的这一失态行为，或许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说明各派系争夺侍六组组长职的白热化；另一方面也说明陈布雷对侍六组组长职亦相当重视。
本来，戴笠通过贺耀祖（同时兼军统局局长），已经在蒋面前多次为唐纵力争这个职务，蒋已有暗许之意。何况，唐的特工情报业务不但是国际水平，而且这一次情报体制改组方案就是出自其手笔。唐在侍从室任情报参谋期间，颇称蒋意。唐出任侍六组组长，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岂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不但黄埔系与CC系竞争激烈，而且素来避嫌的陈布雷，这一次也赤膊上阵，跳出来力争了。蒋有点为难，也有点不满了。好在蒋的权变手腕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区区一个情报组长，自是难不倒他。蒋的胸中成竹是：既然大家都在争，索性一个都不给。
于是，蒋灵机一动，临时指定侍一处第二组组长於平远遥兼侍二处第六组，由唐纵负责实际责任。如此，於平远有其名而无其实，唐纵有其实而无其名。军统方面自然是无话可说，至于中统方面是有话也不好说。这样，在黄埔系与CC系方面，也就大抵摆平了。就是陈布雷，在面子上也没有失分。其实，从这个摆布中，也就不难看出，蒋的这个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侍六组交给黄埔系掌握了。不过，蒋既将侍六组摆在侍二处，也就不能忽视陈布雷对这一机构的潜在影响力。
侍六组随即正式组建，除代组长於平远、参谋唐纵外，经贺耀祖与陈布雷推荐，另任命卢集贤、邵毓麟、张国疆为侍六组秘书。卢原为侍二组参谋，负责处理军事谍报业务；邵与张都是日本问题专家，张负责中共情报业务，对日对共情报，是为国民党情报活动的两大重点。
1939年3月，侍六组正式组建工作。表面上，侍六组是在陈布雷、张治中淤平远的指导下工作。其实，陈、张淤对情报处理业务都是大外行，蒋深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道理，故在一些重大的情报决策上，并不一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是直接找唐纵垂询。即以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来说，因为侍六组的顶头上司，但对于特工黑幕，历来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肯多所过问。这样，侍六组的日常工作，事实上是操于情报参谋唐纵之手。
但在唐纵本人，当时却产生了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有接长侍六组的愿望，毕竟这个组是侍从室的一个核心机构，且与蒋的接触是相当多的，可望能得到最高当局的宠信；另一方面又有出任带兵官的想法，认为只有带兵才是黄埔学生出身的正途。恰在4月间，军委会决定在西昌筹建补充兵训练处，唐有意谋得此职，并向张治中、於平远谈及此事。出乎唐的意料，张、於非常热心地表示支持。其实，在张的私心，是想把唐纵赶走，另保荐自己的亲信接长侍六组；而在於平远，亦不想大权旁落，希望唐能早点走路，以解除威胁。于是，於在张的授意下，当即向蒋写了一份签呈，保荐唐出任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蒋手令同意。
然而，张、於的诡计很快被特工王戴笠揭穿了。侍六组不但是军统与最高当局之间的一座桥梁，更是胁制其他情报机构的杀手锏，戴岂肯轻易失去。据此，戴非但不同意唐离开侍六组，而且面蒋力荐由唐接任侍六组组长。令戴笠、唐纵都未曾想到的，特务头子戴笠的这一动议竟得到老夫子陈布雷的有力支持。陈谒蒋明确表示：不欲唐离开侍从室。盖因陈与唐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唐纵虽然出身军统，但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那般不齿。其实，唐为人谦和，自律甚严，交往谨慎，办事稳重，处事也还公允等等，让陈布雷顿生好感，也就有了不欲唐离开侍六组的初衷。
围绕唐纵的去留问题，一时在中枢形成了张治中、於平远与戴笠、陈布雷的对垒之势，这就让蒋有点犯难了。就在蒋有点犹犹豫豫的时候，张治中的一个动作犯下大忌，顿使形势急转直下，张、於的密谋功败垂成。
5月10日，也就是蒋委任唐纵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的当天，张治中迫不及待地单独上了一个签呈，保荐萧赞育、徐培根、吴石、滕杰等4人为侍六组组长。蒋对特务机构历来是抓得很紧的，侍六组又是特务机构的核心，蒋自然要像命根子一样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不容他人染指。然张治中不仅想染指，而且一上来竟保荐了4人，竟连徐培根、吴石这类既非黄埔出身，又对特工一窍不通的旁门人物，也被他保荐上来，真是胡闹！若此风一长，成何体统！于此，蒋当即在张治中的签呈上不客气地批示：“唐纵不必外调，由唐纵担任可也。”
这样一来，不但闹了张治中一个大红脸，更让於平远闹了一个大失望。故於平远交卸侍六组兼代组长一职时，竟负气地公开宣布：第二组与第六组业务从此分离，第六组此后不得与闻第二组之事。於的这个讲话，颇让唐纵反感。
唐升组长，按成例，当为少将级，故侍二组参谋兼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组长黎铁汉拟签唐纵以少将待遇。於平远殊不愿意，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当即加签请示张治中可否。张亦不情愿，但也不好反对，故签呈委座批示。想不到蒋的动作十分迅速，两日后便批示同意晋升唐为少将。从5月10日委唐为西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到15日委唐纵为侍六组组长，再到17日晋升唐为少将级，前后只有7天。故唐纵自称：“委座对我可谓相当重视，一周之内，三迁其位，我将如何努力以报答领袖知遇之隆也！”
在唐纵去留问题上，张治中的失败，正是陈布雷的成功，这大抵也是蒋决定让陈布雷介入经济情报活动的考虑。综观陈的一生，如果有人将他称之为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头子，一定会让人大惑。事实上，在整个重庆时期，陈布雷一直在扮演着这个角色。这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陈布雷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政治人生的多样性。
侍六组成立之初，蒋明确规定由该组综理中、军统及各情报机构的业务。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唐纵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据说，蒋曾经明确向侍从室机要组组长毛庆祥交代：凡涉及到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所破获的敌方密码及电讯情报，均不经侍六组转呈，而由毛直接封送蒋阅。后来，不知什么环节出了纰漏，这件事竟被唐纵察觉。于是，唐找到毛庆祥质询此事，毛不得不向唐“摊牌”，这是来自最高当局的意思。蒋亲自交代：“有些情报不必送由六组转呈。”毛在唐纵面前假惺惺地表示，他感到很为难：“不送六组，恐引起误会，送六组又恐委座责难”，希望唐能给予谅解。
对于蒋的这一手法，唐百思不得其解：“委座何以有此吩咐呢？迅速吗？秘密吗？”其实，毛庆祥领导的这个机要组还是个半公开的情报机构，至于陈布雷负责的经济情报组，才是真正的秘密情报机构。因为它就在唐纵身边，唐竟没有掌握任何蛛丝马迹。可见，陈布雷不但是一位优秀的文章圣手，而且也是一位能干的经济情报专家。
利用经济情报，分析其政治态度，以此监视国民党高层官员，是蒋的特工统治秘诀之一。陈布雷介入这一活动，始于侍从室西迁重庆初期。其时，陈布雷奉蒋命，在侍四组内秘密设立经济情报组，利用金融走向、财政流向、经济往来等经济情报，对高级官员或封疆大吏进行监视。组长由陈布雷指定侍四组组长陈方兼任。一般经济情报，由陈方在组内指定一二人负责整理；较为重要的经济情报，则由陈方、李惟果会同军需署署长陈良进行分析判断，最后交陈布雷审阅。陈方、李惟果与陈良之间，亦有分工与侧重，陈良重点负责军需方面的经济情报，陈方与李惟果重点负责党政方面的经济情报。重要的是，经济情报组并不只是被动地对经济资料做一点分析判断工作，而是主动派出经济情报特务，打人一些高层官吏身边，掌握或了解其经济活动，以猎取第一手情报。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项经济情报活动，是陈布雷对张治中布置的长达数年的秘密监视。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是一位作风独树一帜的高级将领，在中国现代史上以“和平将军”的称谓知名于世。张生于安徽巢县，毕业于保定军校，与蒋介石为先后同学。1924年12月，张正式进入黄埔军校，被蒋先后委任为学生总队附及代理总队长。在第一次东征中，张为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赞襄军事指挥，这是张第一次得以施展军事才华。同时，张兼第2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处处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军官团团长等职。张一身兼领8大要职，成为蒋的亲信将领之一。
北伐之初，蒋任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主管财政及总务，而且负责人事和编制，大抵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可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若非心腹，蒋不会委此重任。蒋并许愿说：“你先权充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成立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于是，张走马上任，按时将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机构组建，显示了张的组织才干。
北伐后期，蒋汪对立，宁汉分裂。张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与邓演达等左派领袖亦有相当关系，但感于蒋的知遇之恩，仍悄然脱离汉口，站到蒋的一边。经过了这次重新“站队”的考验，张进一步奠定了蒋的亲信将领的地位。
1928年秋，张出任中央军校教育长，长达10年之久。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从来被蒋视为根本。蒋把这一重任交给张治中，如果不是绝对的放心与绝对的赏识，张的那把交椅，不用说是10年，就是一天也坐不下去。其间，因战事需要，张曾数度出任武汉行营主任、教导第2师师长、第5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被誉为蒋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并且每于军事行动结束后，主动请求解除兵柄，返校练兵，绝无拥兵自重的野心。蒋不但大为激赏，而且彻底解除了戒心，这是张长期得蒋宠信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后，张先后出任京沪警备司令、第9集团军司令长官、大本营管理部部长、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蒋的考虑是：京、沪失守，日军沿江西上，湖南将成为屏障大西南的战略前沿，非有分量、有威信、有才干的大员，不足以胜任。张受任于危难之秋，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建立役政，宣传抗日，组训青年，强化备战措施等等，政治与军工都有长足进步，备受各方瞩目。后因长沙大火案，张难辞其咎，虽受革职留任的处分，但在办完善后后，当即出任侍一处主任，更加宠信了。1940年以后，张继陈诚之后，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并从抗战中期开始，被蒋指定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参与国共两党的谈判。据此，张以他的精明能干、深谋远虑、勇于负责与敢于进言，进一步获得蒋的倚重。
自黄埔练兵以来，张治中跟着蒋介石，马前马后地干了这么多年，血与火的考验经受了无数次，因而屡次被蒋委以要职，成为蒋的核心班底之一。就是这样一位效忠蒋介石的张治中，却让蒋感到放心不下，并被列入“经济情报组”监控的重点对象。哀哉，张治中！
其实，张治中不但是蒋手下的亲信将领，而且也是陈布雷知己好友。张治中回忆说：“我在侍从室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能合作，就中最好的一位朋友，便是陈布雷。我管军事，他管党政。我们过去虽认识，但没有深厚的交谊；我们深厚的友谊，是从侍从室同事而来。”为证明此点，张列举两例。
张治中看到陈布雷身体很坏，工作又是那样繁重，张为此常跟在陈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减轻陈的苦恼，甚至笑靥常开了。陈与张同龄，但张比陈年长两个月，陈便亲切地呼张为“大哥”。一次在成都，陈、张同住一舍。一天上午无事，张笑着对陈说：“带你去调整调整！”陈问：“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张不由分说地答：“你跟我走好了。”这一天，张带着陈吃馆子，逛公园，喝茶看电影等，混了大半天，陈笑容可掬，十分愉快。张问：“好吧？”陈满口说好，并希望张以后常带他“调整调整”。后来，陈养病成都，还对王允默说到这一次“调整”的乐趣，并说“文白先生是真正爱护我的人”。又一次，陈生病，张两次上门看望，为之劝慰，陈“益感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陈、张之情，确是至真至淳，朴质无华，令人感动。据陈训慈说：“担任过第一处主任的，如林蔚文、钱大钧，很少来布雷寓所，惟有1939年后约一年多时间内任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与布雷交密。”“常见他来布雷寓所访叙。布雷对我也常常称道‘文白先生有远见’、‘能担当’等等。”
张治中亦说到陈布雷对他的帮助。陈是文章圣手，张为之经常请教，并称陈是“学老师”。一次，张以蒋的名义，起草一份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孙连仲等将领的战役电报。在分析了第五战区当面之敌情况及企图之后，张治中写道：“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写到这里，张治中颇有词不接义，江郎才尽之感，写不下去了。恰在这时陈推门进来，张连忙说“正写得为难，请你赶快补完”。陈笑谓：“大哥拉夫，敢不遵命！”当即坐下，提笔就续：“——我制人而不制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摇惑耳目之计，遽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人所宜出也。务望本此意旨，坚定决心，并逐级晓谕所属，一体遵照，为要！中正手启歌。”陈布雷一挥而就，让张治中赞叹不已。然而，谁能想得到，就是这样一位“大哥”，竟遭“小弟”长期监控，国民党政治之险恶，真是一件让人不敢想象的事。
陈布雷对张治中进行经济情报活动，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派出“空子”打到张治中身边，进行近距离的侦察。张离开侍一处，赴三青团任干事会书记长之职，曾面嘱陈良代为物色人选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财务组长。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及第5军军长期间，陈良先后任中央军校经理处长及第5军军需处长，关系十分密切。陈良之能出任军政部中将会计长、军需署长，亦出于张的大力支持。据此，不少人都认为陈良是出自张治中门下的亲信干部。
国民党时期，一个主官拼凑班底，不外秘书长、人事主管及财务主管，是为主官的三大班底。张治中赴三青团走马上任，自然也不例外，并委托军需署长陈良替自己找这方面的干部。于是，陈良将自己的学生、军需署上校设计委员魏锡熙推荐给张。张认为陈良是自己人，魏是陈良的人，自然也就是自己人了。于是，放心地将团部的财务大权，交魏主管。张哪里知道魏就是好友陈布雷派来的经济特工呢？
从陈布雷来说，“文白兄”是自己“难得的知己”，古贤有言：“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素来看重“友道”的陈布雷，自然不愿做卖友的小人。但由于监视张的这道密令，出自最高当局。两害相权取其轻，背蒋与卖张相较，牺牲的只能是“文白兄”了；从陈良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陈布雷是执掌国柄的“权相”，张是提携自己的“恩相”，现在要叫自己在张的背后放冷箭，不啻又是一个“农夫和蛇”的新寓言。但“权相”和“恩相”相较，亦只能有屈张将军了。至于小人物魏锡熙，不用说，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子。魏在张治中手下做事，固然要感张知遇。但是陈良的背后是陈布雷，陈布雷的背后是最高当局。如此，在张身边卧底，不啻是奉“圣命”行事。用魏的话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步陈良之后尘，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作好准备。”
自此，魏执行陈布雷的密令，把张治中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开支，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等，诸如张发展三青团组织，建立三青团各级团部，建立各地青年馆，举办各地青年夏令营，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等经费预算、工作计划、开支情况以及张的特支费等经济情报，一古脑儿密送侍从室经济情报组，供陈布雷等人从经济上了解张在三青团的政治动向。
据魏自己说，这项活动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仍在秘密进行。其时，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魏亦被张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会计长，兼西北行营迪化办公厅第六组（财务）少将组长。其时，陈布雷仍面嘱魏一如既往，继续从经济上监视张治中的政治动向。一次，魏随张回南京向行政院报告新疆财政问题，陈布雷与陈良曾对魏秘密召见，对魏在新疆经济情报工作甚表满意。而这个时候，陈布雷早已离开了侍从室。据魏回忆，在张治中处理新疆三区事件期间，魏几乎每天都把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交次日航班密呈陈布雷，以便能让最高当局了解张在新疆的动向，直到张治中决定对三区事件采取强硬态度之后，陈始命魏暂时停止监视工作。由此可知，这一段时间的情报活动，已经背离了经济主题。对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经济监视，前后竟持续了五六年之久，正可以看出陈布雷所具有的坚忍而持久的耐心。由于魏“卧底”有功，陈布雷曾先后以年节津贴名义进行奖励，所奖款项前后约合黄金10两左右。据说，这笔奖励直至1948年陈布雷自杀以后，始告停止。
自恃六组及经济情报组相继成立之后，陈布雷不但每天都要核阅国民党各特务机关呈送的特工情报，而且还要不断布置和掌握经济情报活动。事实上，在整个抗战时期，除了蒋介石以外，陈布雷可能是对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了解最为全面的亲信大员。陈布雷常常哀叹自己对政治介入太深，以至不能自拔、无法解脱，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此。以陈布雷的聪明绝顶，他当然知道蒋介石的心狠手辣和冷酷暴戾，自己既掌握了蒋氏独裁统治的全部黑幕，现在竟然想抽身退步，置身于局外，以蒋的多疑与猜忌，他能睡得着觉吗？
实事求是地说，陈布雷从事经济情报活动，主要是屈从于蒋氏的意志，而并非出自他的初衷。从炮制大量的言不由衷的御命文字，到从事偷偷摸摸的经济特工活动，这正是陈布雷人格异化的结果，所言非所思，所思非所行，正如他本人所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陈布雷对自己不满意，但是又没有办法，在蒋介石的阴影下，他无法摆脱自己，这是陈布雷人格上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陈布雷人生中比较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陈布雷也并不总是在扮演蒋传声筒与应声虫的角色。事实上，陈布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有自己的交往范围和独立人格等。而且，只要不对蒋的既定国策形成侵蚀，不对蒋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蒋也能表示某种程度的容忍。蒋很清楚：为了能充分利用陈布雷这种有着强烈主观意识的文人，有时候不得不表现出一种虚怀若谷与雍容大度。这是陈布雷与蒋的一般亲信部属所不同的地方。在陈布雷与郭沫若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及庆祝郭沫若50诞辰等事件上，最能说明蒋、陈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
在中国现代史上，郭沫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表的新诗集《女神》，以及由他参与创建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都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及新文学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20年代前期，陈、郭都在上海，一个从事新闻职业，一个从事文学活动，两者都是反帝反封建的著名勇士，虽未谋面，然对方的文名自然是如雷贯耳了。郭沫若就曾称赞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然而，不同的生活背景、求学经历及个人气质，促使郭沫若和陈布雷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早在北伐时期，郭沫若就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出任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上校科长、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等职，主持国民革命军的宣传工作，成为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时，陈布雷尚在上海《商报》社苦撑苦持，为资产阶级右派张目。
陈布雷第一次与郭沫若谋面，始于1927年春南昌时期。那一阶段，陈布雷见到了一大批风云人物。但是，也许都是文人的原因，陈对郭的印象最深。当时，郭沫若身着戎装，皮靴、皮带、皮包，亦所谓“三皮”人物，的确是英姿勃勃，神采飞扬。相比之下，陈布雷还是一袭长衫，清癯儒雅，文士气派。一望而知，陈郭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才子。但共同的文学成就，令双方油然而生敬意。陈布雷很是倾慕地说：沫若先生，“今日一睹风姿，真是三生有幸”。郭沫若也很尊敬地说：畏垒先生，“你在《商报》上发表的时评，都拜读了，真是力透纸背，横扫千军，对北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哪里知道南昌一别，竟是10年之久。陈布雷南昌之行不久，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的嘴脸已经暴露无遗，郭沫若效骆宾王《讨武明空檄》故事，愤然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雄文，揭露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罪行。不用说，这之后，蒋发出通缉令，郭沫若逃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潜心从事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工作，写出了轰动海内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重要的学术著作，一下子扛回了3个著名学家的头衔：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金文字学家。在这期间，陈布雷亦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长及侍二处主任，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虽然如此，陈对郭的文人友谊并没有完全泯灭。而且，郭之能回国参加抗战，陈布雷很是起了一些重要作用。
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回忆，最先为郭沫若回国一事进行疏通的是著名作家郁达夫。郁曾与郭沫若、成仿吾一起成立创造社，与郭有着很深的渊源，与陈布雷亦颇多交往。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利用他的名流地位，积极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通缉令。郁并找到陈布雷说：“委员长在庐山讲话号召全民奋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郭沫若先生流亡，处境危险，他很想回国从戎，参加抗日，布雷先生是否能向委员长疏通一下？”所谓“疏通”，当然不是要蒋委员长帮助郭沫若购买回国的船票，而是希望蒋能撤销10年前的那个通缉令。
其实，陈布雷对郭的情况亦甚关注。这一年的2月12日，陈为蒋氏炮制《西安半月记》，第一稿脱手后，从杭州乘车赴沪。途中，陈购得一册《宇宙风》杂志，发现上面有郭沫若的消息，内容是郭沫若记郁达夫到东京的事情，描写郭、郁之间的深切友情。陈阅读之后，很是感叹了一番，认为郭“与十五年间之创造社时代相同。以如此负盛名之左翼作家而充满彼等所谓‘布尔乔亚’气息，所见江山可改本性难移，一切欺人口号非矫强即被动而已”。现在郁达夫提出促成郭氏回国的要求，以陈的聪明，当然清楚绝不会是他一个人的意思，从中共组织到广大的第三势力，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虽然帮这个忙有些难度，但是，既然国共两党已经坐到一起，合作抗日，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可以把郭沫若这样的文坛巨子排除在抗战阵营之外。
陈布雷开始“疏通”了。他先准备了一下，把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契粹编》等书籍找出来，捧到蒋氏面前，报告郭沫若这些年对中国古代史及古文字研究的成果，然后婉转地表达了郭沫若想回国参加抗战的愿望，劝蒋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蒋对郭的文章翻了几下，虽有不懂装懂之嫌，却也为之动容了，并同意陈的看法：郭沫若的确是个人才，令其回国参加抗战也是好的。在这同时，又经陈仪、张群。邵力子等人不断进言，蒋同意按例先撤销对郭的通缉令。然而，陈深知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分子，消息过早透露出去，反对郭的处境不利。据此，陈向蒋建议：“郭处境危险，以不先发赦令为妥”。陈并提出：“委座虽与郭有袍泽之谊，但郭毕竟是共产党员，对政府有疑虑”，故力主与共产党配合行动，蒋亦表同意，并嘱陈布雷办理此事。
陈布雷当即将这一消息通过周恩来、李克农转知阿英，要郭的学生金祖同在东京活动，秘密作好安排，直到陪伴郭沫若回国。据此，郭“别妇抛雏”，于1937年7月25日，乘“日本皇后号”，秘密从日本启程回国。26日，郭沫若借用鲁迅的一首诗韵，在船上写下了著名的书怀七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这首诗后来被陈布雷称之为是“至情之作”。27日，郭沫若抵上海，从此成为抗战期间中国革命文化的一位“班头”。
1938年6月18日，陈、郭在武汉见面。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午刻萧化之偕郭沫若来访，强起酬对。郭君丰采仍如三十余，询之知四十七岁矣。十载沧桑，不雕慨息。”萧化之就是萧赞育，时任侍从室秘书，负责往来交际方面的事务。陈身体不佳，“头痛欲裂，郁闷异常，再睡再起，访惶之至”，所以有“强起酬对”之说。从陈布雷的记述中看得出，这是陈、郭之间10年来的第一次见面。陈布雷没有记述这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大抵是一次礼节性拜访；同时，郭沫若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正在筹备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活动，蒋对这次活动亦十分重视，故陈、郭见面，或许与商讨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有关。
抗战初期，郭沫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后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屡遭陈立夫、贺衷寒、康泽等国民党顽固派的歧视和排挤，并不断到蒋面前攻讦、诋毁。郭沫若诗人气质，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故易于激动。据翁泽永（在第三厅工作）回忆：当第三厅无法突破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障碍时，也曾通过陈布雷适当做些疏通工作。翁泽永曾数度陪同郭沫若去和陈布雷洽谈。陈对于郭沫若的爱国热情和道德文章始终是尊敬的，并多次表示思慕之忱，欢迎郭沫若常去他那里谈谈。陈明确说：“只有道德相同的人，我才愿与之交往。孔。宋一辈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郭沫若也认为：“陈在国民党中不失为一个正直清高的人。”
陈、郭的这种文士之情，在庆祝郭氏50寿诞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突出。1941年11月16日，是为郭沫若50岁诞辰，这一年又是他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为此，周恩来决定发起一次庆祝活动，以此“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为了便于造成声势，周恩来指示应邀约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等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物作发起人。
邀约陈布雷的任务，自然落到祝寿筹备工作组成员翁泽永身上。翁泽永据此访陈，征求其意见。陈闻讯破例应允，当即在“缘起”横轴上签了名，并欣然写了一封贺信：“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弟陈布雷谨上。”
陈布雷兴犹未尽，数日后，再写七绝诗4首示贺：“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颁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徊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以民国十年前后最多，时余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成绩斐然）
刻骨辛酸藕断丝，国门归掉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七七事变起，君自东赢别妻孥，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归舟三宿见旌旗”句，为时传诵）
长空雁阵振秋风，文士心情金石通；至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以陈的个性来说，自成为蒋的入幕之宾之后，为避免招摇，防止非议，平时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对于祝寿庆典之类的仪式，更是敬而远之，绝少附和。这次由中共发起的郭沫若50寿诞庆祝活动，已经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陈同意作为发起人，已属不易；继而致以贺信，更属罕见；其后竟作诗庆贺，这就更让人惊诧了。况且，陈布雷素以擅长政论文章或文告著称于世，一生中作诗极少。寿翁郭沫若又是著名的诗翁，陈布雷制作贺诗，竟达4首之多。所遗憾者，陈布雷不长于书法，诗写好后，只好请诗书俱佳的陈方代书。陈方并将诗中“文士心情金石通”，在书写时改成“相借文心脉脉通”。这一改诗意固好，但有悻于陈一向自谦的风格，陈布雷颇显踌躇之色。陈方认为：“你们两人都‘如椽大笔’，且你的贺信中，不是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吗？”陈于是首肯。贺诗由翁泽永转交郭沫若。当时，四面八方送来的贺联、诗词，不计其数。郭对陈的贺诗特别注意，询问：“是否布雷先生手笔？”翁据实以告：“诗是他自己作的。写在贺樟上却是陈芷时代笔。”郭于是袭用原韵，和诗4首，并附一信称谢。陈布雷收到郭的谢信和答诗，十分高兴。
从抗战爆发，到陈布雷50岁生日，再到郭沫若50寿诞，总的来看，这是陈布雷精神上比较亢奋的一段时期。进入抗战中期以后，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国内经济进一步枯竭，国民党在政治上亦日趋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国共矛盾不断加深，抗战形势日益严峻，陈布雷对时局亦由期望转而失望，对国事的忧患意识亦更为强烈。
从气质上说，陈布雷幼而从学，长而从政，便具有了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忧患意识。一次，陈布雷向唐纵披露，自己身体衰弱的原因，是始于从政。陈说：1934年，他刚进入南昌行营不久，蒋询问他的身体“何以如此积弱？”陈据直答以系1927年从政以后，“兴趣日趋低落，身体亦日见赢弱”，在此以前则否。蒋问：1927年是不是你加入国民党的那一年？陈答正是。蒋对此不甚了然，再问：难道身体衰弱是入党造成的吗？陈答：“昔年未入党，社会上一切责任似与我无关，及入党，党党内不健全处甚多，而人之责难，无法辩解，内心良苦是以忧郁。”
随着危机不断加深，陈的使命感越强，忧患意识则越浓，并由此转化为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1941年1月19日至20日，陈布雷连续两日与唐纵纵谈时局，认为：现在政治经济情形、外交情形，无不步入窘境，而当政者似乎并未觉察。唐愤恨地说：现在社会动了，青年们的苦闷和怨望，在无数的聚餐会座谈会中显示出来。街上到处的拍卖行，更是露出中产阶级和士大夫们殁落的景象，事虽小，问题却大。陈布雷听了，颇有同感。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居然对经济形势表示乐观，谓“通货虽然发至80万万元，但外汇折合法币时，则吾人之准备仍甚充足”等等。陈、唐对孔的麻木不仁，都表现出一种吃惊的态度。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美国人终于不能隔岸观火了，太平洋大战因此爆发。消息传到重庆，山城为之沸腾，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抗战走出低谷的转折点。据说，蒋听到这个消息，竟高兴得哼起了京戏。陈方给栋布雷打电话，激动得连呼：“中华民国万岁！”举国狂欢，独陈布雷异常冷静。陈当即告诫陈方：“别高兴得太早，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问题正多着哩！”
的确，国民党的问题的确多着哩。而最大的问题，自然是政治腐败，是以孔、宋家族为代表的金权政治。陈布雷居于政治中心，对此自然有深刻认识。抗战中、后期，仅涉及孔氏家族的巨案，就有飞机洋狗案、林世良走私案及鲸吞美金公债案等，以至震动朝野，轰传海外，甚至引发学潮，直接危害到蒋家的统治基础。一次，陈布雷与陈方、唐纵等亲信僚属漫谈由孔案引发的学潮问题，陈方、唐纵直言：“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陈布雷对此不以为然，谓“大凡一种运动，无不假用美名，如以其号召为有理由而不取缔，则误矣。”虽然对待学潮问题的观点不同，但反孔的观点却高度一致。陈布雷认为：孔氏不辞职，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都是一种“忍心害理之举”。
若以对国民党各派系的观感而言，陈布雷对孔氏家族的恶感最深，对孔之人格尤为鄙视。蒋赴开罗出席中、美、英3国首脑会议，孔以行政院副院长职主持工作，陈不得不与孔经常发生工作上的联系。一次，陈在孔寓谈完公事，正欲告辞，孔氏塞给陈一个信封，解释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陈不假思索，当即将信封掷还，急趋而去，弄得孔颇为尴尬。事后，据孔对人说，他装在信封内的“一点区区”，是一张100万元的银行本票。过了一些日子，陈的侄孙（陈屺怀长孙）、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陈辟尘来看望叔祖，陈谈到此事，并用戏谑的口吻说：“你们的总裁——怎么样，怎么样——”以椰榆孔的丑行。
陈一生对蒋驯顺，从无逆耳之言，亦无不怪之色，更无贰心之念。唯有对待孔祥熙，是为特例。蒋屡以蛮力保孔过关，陈实在看不下去，以至屡有不满之语。一次，蒋问陈：“究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陈直言：“普遍批评”。说到孔疯狂地以权力聚敛私财时，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京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而为一，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孔因政声狼藉，各界责难蜂起，孔一度表示要辞职，以窥蒋意。蒋以没有接替人选为辞，嘱陈退回孔的辞职报告，并予以慰留。对蒋此举，陈大为气馁，于私下对唐纵说：“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后来，蒋委孔以私人代表的头衔，远驱美国，以便革去其财政部长职。孔一看势头不对，隔洋发来一电，表示要辞去私人驻美代表，及早回国。蒋在孔宋家族的压力下，对此颇有些犹豫，原拟议中召开的中常会议（讨论财政部等4部人事问题），也暂时中止。陈对孔电辞代表一事，大为不满，面蒋谏诤，有恶恶不能出之语。陈对孔氏家族久蓄积恨，不能自已，以至在最高当局面前有“失态”之语。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内贪污腐败盛行，已经直接危及蒋的统治基础，蒋考虑予以抑制，先是寄希望于党团组织，后是寄希望于特务组织，以期推进反贪运动。但由于蒋在策略上只准打苍蝇，不准打老虎，未碰及党内最大的贪污犯孔祥熙。结果每次反贪运动，都是雷声大雨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依然是一个不甚了了。然而，蒋不从政策上检讨反贪失败的原因，反迁怒于党团及特务组织反贪不力，甚至希望由“清流派”代表人物陈布雷出来扭转危局，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1943年间，朝野都在盛传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案及宋子文私吞美国军援案，重庆政坛为之沸沸扬扬，一片乌烟瘴气。蒋也感到孔、宋这两个“宝贝”闹得太不像话了，但又没有勇气，只好拿手下人出气。11月13日，蒋命陈布雷通知党政会报成员到尧庐开会，蒋跑到会上大发了一通牢骚，大骂党团不能有所作为，“看报告都是好的，没有人自承弱点，但是实际成效一点没有”。蒋接着大骂“调统局没有检举贪污不法上来，可见做事不负责任，也就是本身不健全，不敢检举人。”当年清廷腐化，“所以本党革命得以推翻其政权，今本党党员，成了当年八旗子弟，眼望自己的腐化，不胜痛心”！当天晚上，蒋又激动地把陈布雷找去，垂询“上午所言，有无补救办法，难道就让我说了这番话算了不成！”意在要陈布雷拿出办法。
陈奉到蒋的密旨，回头与唐纵密商，提出了一个建立“党政军各机关监察网以及对特务与缉私机关之监察机构”的设想，经陈布雷报蒋后，蒋大为高兴，视为救党救国的灵丹妙药，督促陈布雷抓紧实施。但是，当陈布雷提出将监察机构“落户”到侍六组时，出乎陈的意料，唐纵极力表示反对。唐清楚仅凭自己一个少将组长，哪里能扳得动孔、宋这些皇亲国戚及特务、缉私机关，故以找人不易，坚不同意。唐居然提出将监察机构放在主任室，理由是容易物色人选，方便陈布雷就近领导。陈本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哪里肯承揽这样的麻烦事，故对唐纵提出的这一建议深感不快。可见，说到反贪污，打老虎，高调人人会唱，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大家又都成了缩头乌龟。试想一下，像陈布雷这种等而次之、唐纵这种次而又次的人物，尚且有这样多的顾虑，那么当家人蒋先生的难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件事一度在陈、唐之间闹得僵持不下，好在有侍一处主任林蔚出面转圜，主张由侍一处副主任、侍卫长俞济时兼任这一监察机构的负责主管，这件事才算收场。
结果，出谋划策的陈布雷与唐纵都缩在幕后，不肯出头露面，只把俞济时推到前台，勉为其难地负责，这种事能玩出个什么结局，也就可以想象。成果自然也是有的，抓了一个典型，国民党第54军14师师长阙汉蹇（又是一个苍蝇），被党政军监察网检举：所建房屋华丽异常，超过本人薪水收入，有贪污嫌疑。蒋闻报大怒，降旨追查其耗费来源，下令将其所建房屋查封以作公用。人人皆知的超级大贪污犯孔、宋之流，依然稳居中堂，好官我自为之，监察网连一根汗毛也不敢触及他们，而对一个小师长却如此大动干戈，有劳蒋委员长亲自处理，正应了那句“窃国者侯，窃钩者讳”的老话了。就连发明党政军监察网的唐纵也颇不以为然，谓“委座对于政治上有顾虑者，不得不敷衍，而无所顾虑者，则处置綦严。”
老虎不敢打，打苍蝇又不解决问题；人言沸腾，国本摇动，又不能不有所补救。于是，蒋、陈想来想去，认为还是应当多从正面引导。为此，陈布雷赴国民月会讲演，对大后方的物价高涨及生活困难问题，作正面阐述，谓“抗战愈艰难，生活愈困苦，此为意料中事，不必惊怪。希望大家安心工作”等等。事后，陈布雷问唐纵：“同事反映如何？”唐不想扫陈的兴，亦不想说违心的话，故模棱两可地说：“精神安慰之一法”。陈布雷听了，为之怅然。
国民党好像一棵烂心的大白菜，早已是中看不中用了。不过，蒋介石始终认为，国民党的危险，不是来自党内，而是来自党外，即来自国共两党关系，来自中共的日益壮大。陈布雷的观点与蒋有所不同，即认为国民党的危险，既来自党内，也来自党外。从政治上说，陈布雷始终对中共持批评立场。蒋、陈的反共共识，可以形容为一以贯之。即便是中共领袖周恩来这样的杰出人物，陈固然表示敬慕，但始终视为是共产党人中的特例，而对中共组织，则不予认同。1941年，周恩来曾经对翁泽永先生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给一个人服务，要为中国4万万人民服务。”翁第二天就登门传话。陈听后默然，良久始答：“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
以翁泽永与陈布雷的至亲关系，当然可以对一些敏感问题谈得随便一点。一次，翁与陈谈到国共“摩擦”问题。陈说：“都是共产党不好，游而不击，不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命令。”一听就知道，这是从国民党“摩擦专家”那里抄过来的套话。翁当即辩驳：“不是这样吧。周副部长（指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说：‘摩擦’是国民党军队故意挑起的。”陈则说：“你们年轻人，阅历不足，容易受一方宣传的欺骗。我是看得多了。”翁据理力争：“有的宣传，当然我们要分析研究。但周副部长说的都是历历有据、令人信服的事实。你能说他列举的例子不是事实吗？”陈为之默然。
皖南事变后，陈布雷给驻苏大使邵力子发电，内有新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危害民族，为虎作怅”等语，这固然是国民党反共的官方语言，但与陈布雷的反共立场也是吻合的。1941年2月13日，国民党方面得到消息，周恩来定于次日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将向居里提供包括皖南事变在内的若干材料，说明国民党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假日军南进之机，危及太平洋美军的利益。蒋认为周此举将直接损害美蒋关系，指示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阻拦对策。然这批反共专家群议终日，竟莫得一策。最后，陈布雷与唐纵密仪，决定“先派一得力人员于周晤面之先与居里一谈”，意在先给居里打一次反共预防针，以增强其反共免疫力。不过，“这一针”未达预期效果，周会晤居里以后，美国政府立即通过居里向蒋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蒋掂了掂份量，深感“山姆大叔”态度强硬，反共节奏只得放慢。
八年抗战期间，陈布雷并非站在处理国共关系的第一线，但由于国共两党关系属侍二处主管范围，故国共间发生的重大事件，陈布雷都参与其中。就大的方面来说，陈布雷的反共风格，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注意与蒋保持一致，蒋反共，陈紧跟；蒋联共，陈拥护；第二，不在公开场合对国共问题发表谈话或文章，即有反共大计，也只在幕后贡献；第三，主张两党“摩擦”，重在适度，应以不激怒盟邦、不导致内战为限。略举一例，以期证明。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在会上作了一个反共报告。考虑到国民党内意见纷陈，难以统一；也考虑到避免国际注意，争取盟国援助；还考虑到不让中共利用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激励内部，蒋接受陈布雷的建议，报告之后，不讨论，不决议，实施“软着陆”。蒋在报告中声称：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全会据此制定了“暂时拖，将来打”的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一方面污蔑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一方面则不得不暂停对中共的军事进攻。
陈布雷对这一反共方针大为激赏，“表示对共产党以政治方法解决，而避免武力”。为之吹嘘：“总裁此项指示，使共产党出乎意料之外，使其在宣传战上扑了一个空，而在国际上争得极大的同情。这在技术上的成功，党内人士恐尚无人思及者。”陈布雷赞成“暂时拖，将来打”，是基于这一方针吻合其反共策略。即在“摩擦”问题上，以不导致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破裂为前提。陈布雷的这一立场，既代表了国民党中间势力的心理，也说明了他在反共手腕上日趋成熟。事实上，对于全会制定的这一反共方针，陈布雷献策颇多。八年抗战期间，在反共问题上，蒋始终受到左右两派势力的夹击，他在支持顽固派势力的同时，又不能不顾忌国际盟邦的牵制及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陈布雷作为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发言的份量加重，亦成为蒋身边的反共顾问之一。
为了切实贯彻“暂时拖，将来打”的反共方针，同时也是基于国内外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共同牵制，蒋不得不在反共舆论上有所对策，以摆脱不利局面。蒋认为：国内外的进步舆论，包括美国盟邦在内，都与他作对，这都是中共巧妙宣传的结果。蒋曾经对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直言不讳地说：他对于共产党的宣传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为此，蒋一方面同意重开国共谈判，以敷衍国内外舆论；另一方面则策划发动一场反共宣传战，以改善国民党的内外形象。陈布雷既是蒋介石的“文胆”与代言人，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自然要在这场反共宣传战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场反共宣传战，是从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及整顿改组《中央日报》社开始的。此前，因为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了一篇《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并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海内外舆论为之瞩目。蒋看了之后，亦颇有震撼之感，也想把这些年来自己鼓吹的理论总结一下，弄出一个东西，与毛泽东抗衡，更深的考虑，当然也是为了能给国民党树立一面反共的理论旗帜。
初时，蒋属意陈布雷执笔。太平洋大战爆发后，蒋亦多次同陈布雷说明此意。陈对蒋的动机十分清楚，无非是为了反共，但考虑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弄得不好便会臭名昭著。况陈氏确有自己的难处：一来自己在理论上不甚擅长；二来自己的脑力体力都已不堪负荷。于是，陈先以委婉的语气向蒋提出：用“委座”名字出书要慎重；次之则一味拖延，意在蒙混过关。后来实在拖不过了，索性将这样一件“美差”，推给刚从江伪汉奸集团归队不久的陶希圣。
陶希圣跟着汪精卫、周佛海落水之后，因分赃伪官不匀，一气之下，联络高宗武，中途反正，负气出走香港，电蒋认罪，自请效命。经陈布雷居间进言，蒋赦免其汉奸罪行。不久，陶从香港再回重庆，居然进入侍二处，出任第五组组长，成了蒋先生的心腹了。当时，一些高层人士多主张严别正邪，对陈布雷之举陶，多不以为然。而据陈训慈说：“布雷所以引用陶的主要原因，当由于他自己既不愿意多用人，又由于负担蒋所任命的新闻宣传重任，自感无暇研治各门新的知识，陶这种驳杂的‘横通’之才，正是他想倚重为‘智囊’的。”
陈布雷举陶以自代，陶亦想借此攀缘于蒋，而蒋亦认为陈的一些观点已落伍，以陶代陈，不失为一种选择。于是这件事，三方一拍即合，正式确定由陶希圣代撰《中国之命运》一书。1942年11月，宋美龄秘密赴美，展开夫人外交。蒋在重庆，成了“单身贵族”。夜幕降临，万籁俱寂，蒋氏光棍一条，清静幽雅，很有些“宁静致远”的感受。适陈布雷此时躲到成都华西医院养病，蒋迫不及待把陶希圣找来，口授全书纲要，力促早日完成。
陶希圣奉旨，经一个冬天的闭门“造车”，前后几易其稿，又经陈布雷修订，蒋氏反复审阅，终于炮制出一份长达10万言的“杰作”，题之为《中国之命运》。应当说，陶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蒋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对内对外政策，从理论上更加完备了中国封建法西斯的思想体系。难怪此书出笼后，被国内外舆论评为“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等。据说，《中国之命运》还未公开发行的时候，《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样本，展读之下，大为震骇，认为这个时候出版该书，对国内政局不利，当即去找陈布雷，请陈出面阻止该书出版。王以为此书“露了谋人之口”，中共看了，必将准备反击。陈说，他也认为此书不好，但表示“不能挽救”了。陈甚至感慨良深地对王说：“我自从接受蒋先生的聘任，就如同一个已经出嫁了的女人，只有从一而终。”陈竟以妾妇之道侍蒋，不但可笑，而且可怜，亦复可悲！
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正式出版，国民党上下为之鼓噪，并在国共之间引发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战。陶因建功颇伟，从此得蒋青睐，再次露出水面，成为蒋身边的红人了。陶尝到甜头，一发不可收拾，准备再写一部《中国之命运》的姊妹篇：《中国之开发》。陶的眼角一高，对陈交待的那些日常宣传事务，颇有些不屑一顾了，这让陈布雷大感不快。1943年5月13日，也就是《中国之命运》出笼后2个月，陈布雷跑到唐纵面前，对陶大发了一通牢骚。据唐纵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载：陈主任“对宣传问题，对于希圣颇为失望。当初希望希圣来做点宣传工作，焉知彼之兴趣已转入哲学方面，加以外间对他过去一段经过，不加谅解，希圣亦趋冷淡，未能使其愿望实现！至为憾事！”以此足见陈对陶失望之深。
为配合这一场反共宣传战，陈布雷对报纸杂志等舆论喉舌，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改组及重建工作，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社。
《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其地位自在一般新闻舆论机构之上。但在八年抗战期间，因其不能准确反映蒋的意旨，尤其是不能起到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相抗衡的作用，屡屡遭蒋痛斥。《中央日报》西迁重庆7年，报社经历5次改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均先后更换5任。以至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一度视《中央日报》为畏途，无人敢去主持。
抗战期间，第一个被解职的《中央日报》社长是程沧波。程于1932年在南京出任《中央日报》社长，因擅长文笔，与陈布雷的关系渐密。陈或因身体不佳，或因笔札太忙，程有时客串一下，帮陈起草一两篇文稿，亦能得蒋认可，颇得陈的好感。《中央日报》西迁重庆后，在舆论宣传中一改过去唱“独角戏”的场面，变成与《新华日报》唱“对台戏”。两相比较，《中央日报》显然不敌《新华日报》的气势与水准，加之程在私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数次告到蒋介石那里，蒋大为光火。一次，蒋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话，突然间大发雷霆，斥责程不该给重庆《大公报》写星期论文，并责骂：“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这哪里像一个国民党员？”其实，《中央日报》的重要社论和评论，多出自程手。“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特辟的一个专栏，多由名家执笔，程应约撰稿，不过是偶一为之。况且，追查国民党党章，亦无党员不许给党外报刊投稿一说。蒋之斥程，完全是借题发挥，逼其自动走路。会后，程自知不便久留，当即留下一纸辞呈，靠着于右任的老关系，出任监察院秘书长去了。程一走，总编辑张客年、总主笔周邦式、总经理贺壮予等一套班子集体让贤。这是发生在1940年的事情。
程沧波之后，第二个被赶的是何浩若。何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程走何来，何深知在蒋手下，《中央日报》这碗饭不好吃。于是，何在走马上任之前，先请出与中央宣传部关系较深的刘光炎任总编辑，代他把新闻关；请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外交系主任陈石孚任总主笔，代他把言论关，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等到何入主《中央日报》以后，才知道问题不简单，原先的想法太幼稚了。《中央日报》名义上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实际上婆婆很多，其他的不说，第一个大婆婆就是以陈布雷为首的侍二处。偏偏从陈布雷到侍二处这班人，最是胆小怕事，诸事不肯负责，《中央日报》发表新闻和言论，动辄得咎。加之何浩若与陈布雷等官邸派人物素无深交，事先很难沟通，事后疏通亦不易。至于经费支细，更是捉襟见肘，许多实际问题都无法解决。何到职3个月，谋了一个行政院物资局长职，走人了。何为之解嘲说：“物资局言之有物，行而无资，局长成了闲曹，但总比《中央日报》社长少些麻烦。”
何浩若之后，第三个被赶的是陈博生。陈是北平《晨报》老记者，曾先后任中央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中央日报》及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等职。何挂冠之后，《中央日报》社长发生问题，一时无人揭榜。不得已，蒋亲自点将，要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把陈博生借出来，整顿《中央日报》。陈带了《晨报》一班大将赴任，据说都是一批办报老手。然而，《中央日报》先天不足，陈亦回天无力，不但报纸办得毫无起色，各方责难纷至沓来；而且财务上难题百出，版子已经上机，纸张尚未买到，一时病急乱投医，只好到《新华日报》社商借。《新华日报》也不含糊，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亦向《中央日报》商借铜模浇铸铅字。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软，《中央日报》不便拒绝，只好与《新华日报》搞起了“双向交流”。加之日机实施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中央日报》社应变不力，出版很迟，有时到了夜里，蒋还未看到当天报纸，多次打电话找陈布雷查问原因，等到《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互通有无的问题暴露，蒋大为震怒，陈被迫辞职。这是发生在1942年12月间的事，也正是陶希圣挑灯夜战，为蒋捉刀代撰《中国之命运》的一段时期。
陈博生之后，第四个被赶跑的是陶百川。陶是浙江绍兴人，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晨报》总主笔，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等职，被誉为一流人才。《中央日报》社长再次发生困难，陈布雷感到《中央日报》非陶百川这样的干才不行。陶上任之后，果然气象不凡，先是请出后台老板潘公展兼任总主笔，主持言论，以防政治上出问题；次则大刀阔斧地抓新闻和版面改革，全力办好“本报特讯”，以期压倒《新华日报》和《大公报》；再次则一反《中央日报》四平八稳的传统做法，主张要和中央通讯社抢新闻，以显示《中央日报》的特色。陶有一部专用轿车，为了抢新闻，早上交给发行组运送报纸，白天交给采访组记者使用，自己宁可去挤公共汽车，或搭乘马车上班。陶之作为，确是一新耳目。
但是，陶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任之后，纸漏一个接着一个。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为“抢新闻”，赶在美、英前面，刊出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这件事把外交部长宋子文惹火了，认为泄漏了党国的外交机密，蒋亦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手令将《中央日报》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采访主任卜少关罚薪3个月，以示薄惩。陶百川慌了，请出陈布雷、叶楚伧、潘公展等人转圜，袁业裕总算被交保释放，不过，总编辑一职，只好另请高明了。于是，中央通讯社编辑主任钱沧硕取袁业裕而代之。
钱沧硕吸取前任教训，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严格审稿，把好新闻关，以至每晚坐在总编室里，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以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老话说：越是怕鬼，越是闹鬼。一次，陈布雷派人送来一份《中央日报》，上面有蒋用红铅笔加注的记号。蒋的习惯：红圈表示满意，黑叉表示不满，问号表示有问题。但这些记号往往是蒋氏在惊鸿一瞥之下的雪泥鸿爪，事过境迁，其真实意图，不要说一般人很难琢磨，就是蒋本人有时也是一笔糊涂账。这次加注的红色记号，非圈非叉，亦非问号，更让人不知所云了。大概陈布雷也感到是个闷葫芦，所以派人一送了之，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但陶百川紧张了，马上发动大家猜谜，久猜不中。于是，陶快刀斩乱麻，提笔就批下几个字：“标题不当”。钱老夫子不愿意了，认为这是陶对他的侮辱，当即留条走人。事情闹僵了，一时难以转圜，陶就请他的老师陈德徵来报社帮助看稿，对外名义是顾问，在报社大家也就戏称为陈总编辑。
也许蒋感到《中央日报》近来颇有些太平气象，偶然问问左右：“现在《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是谁？”左右答：“是陈德徵。”不想蒋大吼一声：“把这个家伙抓起来！”竟把左右的人都搞糊涂了。原来，这是10余年前的一桩公案。1930年，陈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曾在中小学中举行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陈的本意并不算坏，但投票的结果：第一是孙中山，第二是陈德徵，第三才是蒋中正。蒋闻讯即下令把陈扣留了十几天，撤销陈的一切职务。这次，陈居然又在蒋的鼻子底下钻出来，当上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蒋当然要光火了。事后蒋虽没有抓他，但却补了一个手令：“永不录用”。
陶百川的运气似乎还没有背透。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大意是说清末贵族子弟骄奢浅薄，不能成器，所以政治腐败，江山不保。社论绕山绕水地大谈人伦、血缘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最后笔锋一转，写道：“如果今日的成年老年，对于后一代的青年，爱之不以其道，言论思想，处处暗示他们不劳而获，引进他们到特殊与例外的地位，处处无形中培养成一批亲贵子弟。那是前一代人对不起后一代人的地方。”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以CC系为代表的党方，对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的影射和讽刺。三青团分子看到这篇社论，顿时群情激愤，剑拔弩张，并要陶百川亲自出席升旗典礼，予以解释。陶一方面致书自辩，一方面托请陈布雷代为疏通，然均无效果。到了这一步，陶自感山穷水尽，别无良策，只有辞职了事。这是发生在1943年春夏之间的事情。
这一来问题大了，以陶的长袖善舞，尚且不能在《中央日报》立足，比陶等而下之的，也就更不敢问津。一时间，炙手可热的社长宝座，竟成了无人敢啃的冷猪头，陈布雷亦为之头痛。适逢国民党《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胡能写文章，亦能作诗填词，擅口才，懂英语，从1928年任《杭州民国日报》（后改组为《东南日报》）总编辑、社长算起，主持报社15年，通权达变，经验老到，素有办报能手之称。陈布雷闻讯胡健中来到渝，心头一亮，当即找到胡健中的后台老板陈果夫、陈立夫（分别任《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与监事长）商量，3人联合向蒋保荐胡健中出任《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不呆，深知《中央日报》社长固然显赫，但伴君如伴虎，蒋的喜怒无常，赏罚随心，是有口皆“碑”的，哪里比得上《东南日报》的天高皇帝远，独步东南呢！胡健中借口《东南日报》正流徙千里，立足未稳，坚辞《中央日报》社长职。
胡健中不肯“高就”，陈布雷急了，决定破例玩一次“深沉”，迫胡就范。干是，陈布雷约胡健中谈话，表情严肃地说：“事情很严重！总裁骂你了！总裁说：‘胡健中虽佼佼自负，实是自私自利的人！’”胡问：“我怎么自私自利啦？”陈答：我也是这么问的。然总裁说：“他只晓得办自己的报纸，党里面的事一点也不做！”胡力争：“我能撤下同生死共患难的员工，一走了之吗！总裁批评我自私自利，《东南日报》员工也可以说我自私自利，我该怎样做才算不自私自利呢？”陈管不了那么多，却郑重宣布：“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担任《中央日报》社长。”陈大概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无异于逼良为娼，非君子之道，故马上以一种歉意的口吻说：“可惜我不能陪你下海，叫我的兄弟陈训(上余下心)、陶希圣做你的搭档。”
陈布雷约见胡健中之后，陈氏兄弟亦次第出马，相继苦劝，力促就任。蒋并亲自召见胡健中，多所勉策，以示垂青。胡见最高当局如此厚爱，这才诚惶诚恐地表示接受，但条件是：继续兼任《东南日报》社社长，请陈训(上余下心)任总编辑，陶希圣任总主笔，陈宝骅任总经理。陈训(上余下心)是陈布雷的老弟，陶希圣是蒋的文学侍从，陈宝骅是陈果夫的堂弟，这些人都是党国的忠贞之士，蒋一一照准。在胡健中来说，一是认为《东南日报》还在自己手中，等于预留了一步退路；二是认为陈训(上余下心)、陶希圣、陈宝骅都是通天人物，如此可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问题，谁也逃不脱。还未上任，就已经将退路布置得水泄不漏，这才看出胡健中的真功夫。至此，胡始于1943年11月15日到任视事。
胡的这一手果然厉害。陈训(上余下心)与陶希圣就住在侍二处，与陈布雷朝夕相见。陈布雷从蒋那里回来，如有重要新闻和言论发表，每每于事先告诉陈训囗和陶希圣注意。如此一来，与其说《中央日报》是胡健中在办，不如说是陈布雷遥兼。《中央日报》出了问题，固然胡健中要第一个负责，但陈训(上余下心)、陶希圣亦脱不了干系。这样，蒋即便要追查责任，陈布雷也只好居间转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此，《中央日报》总算风平浪静。
不但政治上买了保险，曾经困扰《中央日报》的经费问题，也得到改观。由于《中央日报》经理部是陈宝骅在那里负责，胡健中表示一切拜托。经费发生困难，陈宝骅也就直接找陈果夫、陈立夫解决，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胡健中入主《中央日报》社，上靠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撑腰，下靠陈训(上余下心)、陈宝骅掌印，五陈助一胡，昔日多事的《中央日报》社，一时间竟成了“太平天国”，胡健中这个“太平官”一直做到胜利还都以后，真可谓一大奇迹。
胡健中一袭秋衣，从福建南平赴重庆开会，接任《中央日报》社长后，就直接留在重庆，冬衣一件也没有。而且，办报的人大都是夜猫子。胡亦不能例外，每于夜色降临之后，胡就要冒着浓雾，从市区乘车到郊区化龙桥《中央日报》社总部，以栗栗危惧的心情办报。陈布雷报人出身，深知办报之苦，故与胡开玩笑说：“我要把《聊斋志异·连锁》上的两句诗送给你：‘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胡问：“此话怎讲？”陈解释：“‘幽情苦绪何人见’，不必多说，你们办《中央日报》的苦处，只有我一个人深切知道，别人很少晓得。‘翠袖单寒月上时’么，一来你的衣裳单薄，而你的衬衫袖口上都染有蓝墨水，所以叫做‘翠袖’，而八九点钟、月亮初上时，你们就愁眉苦脸了。”陈布雷的一番肺腑之言，顿让胡健中感动不已。
八年抗战时期，陈布雷在舆论宣传领域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谁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他才是国民党舆论宣传领域的最高主管，是国民党思想理论方面的权威。从中央宣传部到新闻检查机构，从中央通讯社或《中央日报》，无不唯陈的马首是瞻。
但是，综观陈布雷这样一位国民党舆论界的“老大”，在办报或宣传方针方面，却少有自己的主张，而是一切唯蒋的意旨是从。陈布雷在评论《三民主义月刊》的办刊成绩时，就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这可以看作是国民党对其宣传指导思想及舆论方针的一个最权威的解释。即以《三民主义月刊》的创办过程来说，亦可从一个侧面了解陈布雷指导国民党舆论宣传的一般作风。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三民主义月刊》并不著名，但是对它的背景不可小觑，它是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亲自主持，由陈布雷垂直领导的一个纯理论刊物。而且，据陈布雷多次强调：“委座亲自主持的事业，只有这一个。”按这样的实力地位分析，把这个刊物办成个像样的杂志，是没有话说的。但是，恰恰相反，这个由蒋介石做“老板”，由陈布雷做“管家”的刊物，始终没有办出什么成绩。
据刊物经办人杨玉清说，蒋介石所以想到要办这个刊物，是受了胡汉民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在香港办了一个《三民主义月刊》，树起了反蒋旗帜。这件事给蒋的刺激很深，蒋抱憾自己在理论上总是弄不过胡汉民，理不够，拳头凑，说不过胡汉民，写不过胡汉民，只好用“中正式步枪”关了胡汉民的“禁闭”。虽以蛮力打败了胡汉民，但蒋留给世人的印象，总不外是一个专制蛮横的新军阀而已。这是蒋深以为耻的地方，也是蒋的一个心病。直到抗战时期，胡汉民已死去多年，蒋也被日本人赶到了重庆，但在心底深处，依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月刊》带给他的巨大遗憾，一心想着能在理论上找回自己的“光荣”。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谈了自己的想法，要陈办理此事。
陈布雷“奉谕’后，几经张罗，决定委托杨玉清经办。杨早年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留学生，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私立中华大学、私立法商学院教授，三青团宣传处副处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等职，分别在南京及重庆主编过《日本评论》月刊和《读书通讯》半月刊。杨的经历，可谓既有办刊经验，又有政治头脑，正是陈布雷要找的那种办刊人才。创刊伊始，陈布雷交代杨玉清：“现在抗战，大家都很忙，特别是对主义有研究的人，都负有大责任，更忙。办月刊，一定得有一些有份量的文章，现在办不到。先办周刊试一试，以后按情势的发展，再逐步改为半月刊或月刊。”
杨玉清回忆说：陈布雷办事非常谨慎，总怕出乱子挨蒋的骂。因此，陈总是关照杨要特别谨慎从事。杨因为在办刊之初，曾出过一个不大不小的“乱子”，对此颇有感慨。周刊改半月刊，陈布雷曾介绍杨玉清去看望“对主义有研究的”戴季陶，请示半月刊的办刊方针，并关照“三民主义半月刊”这几个字要请戴写。岂知在此之前，杨已听说“三民主义周刊”为吴稚晖所写。杨认为：周刊改半月刊，只不过改动了两个字，无须重新创作。于是，杨自作主张地请了“吴稚老”的“墨宝”。陈闻讯，顿露不悦之色，认为只有“戴公”才配写这几个字。虽然都是国民党元者，但在陈布雷的那本账上，戴季陶就可以写半月刊的刊头，而吴稚晖只配写周刊的刊头。杨玉清哪里知道这里面竟有那么大的讲究哩！
陈布雷曾指令杨将周刊中的“社评”一栏取消，目的是不让杨自说自话，避免出乱子。杨有话无处说，就利用“编辑后记”说话。然几期下来，陈布雷托人转达意见：“编辑后记要写清爽些，用不着夹杂很多问题。”对杨又是当头一棒。杨办刊物，对手下人别无长物相赠，总想介绍几个工作人员去见见陈布雷，无非是想让陈抽空接见一下，说几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空话，对办刊人员也是一个勉策，然陈的自全之道，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始终拒绝这样做。杨要办刊，总想多了解一点方方面面的情况，故向陈要一份当时中央通讯社发行的《参考消息》，陈亦不肯“私相授受”。1943年初，蒋电令全国推行所谓设计、执行、考核三位一体的“行政三联制”，以期整顿吏治，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为此，杨连出了两期“制度与人才”的专号，其中引用了一些故事，牵涉到蒋介石和侍从室的人。陈布雷此时恰在成都养病，知道消息后，马上通过陶希圣、李惟果等人，向杨玉清提出警告。每期《三民主义半月刊拙版后，杨玉清总先送几本自报纸本给陈看，陈再签呈蒋阅。在杨的印象中，刊物办得是好是坏，蒋从未讲过什么。陈却因此而感到很满意，说：“委座没有说坏，就算是好。”
但是，无论陈布雷多么小心谨慎，也无论陈布雷多么勤奋努力，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总是不能适应其反共要求，这是蒋深为不满，也是国民党的舆论宣传机构屡屡挨骂的主要原因。特别是进入抗战中期以后，因《中央日报》等新闻机构不能很好地开展反共活动，而且内部屡屡出事，在党内外、国内外影响极坏，蒋恼恨至极，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日报》“责备备至，几至负责人无地自容。”蒋曾经感慨地诘问陈布雷：“何以本党言论低落？”陈亦困惑不解，私下转询唐纵。唐则认为：“本党在朝，对于政府之缺点，不能不加掩饰，攻击的话容易讲，亦容易听，颂誉的话不易讲，亦不易听。且异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本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惟本党平日无计划来培养这一类人才，则不能辞其责也。”
陈对“在朝”与“在野”的观点，不愿苟同，但又觉得这一说法不无新意。的确，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如果从纯人才的角度考察，唐的观点不无道理。不说其他了，从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开始，国民党的优秀人才，有几个不是办报出身？即以陈布雷来说，走的也是从报界起家的路子。办报一旦办出成绩，马上钻营到“朝中”做官，结果剩下一批二三流的角色，仍坚守报界这个重要阵地，自然难以与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抗衡了。然而，即使是由国民党的一流人才重新出山办报，难道就可以改变“本党言论低落”的局面么？可见，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或许是大家都明白问题的实质，只是谁都不愿意由自己来捅破这个禁忌吧！不过，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而且，越到抗战后期，国民党的舆论宣传越显被动，不得不通过发动一次宣传战，作殊死一搏，以期扭转颓势。
所谓的反共宣传战，始于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1944年1月，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当面向毛泽东主席转达蒋方的“新建议”，要求中共派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举行国共会谈。毛泽东同意林、周可先后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得到毛泽东的这一答复，立即指令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等反共谋略机构，各自起草一份《林伯渠来渝我方应付对策（草案）》，以期优中选优，从中选定一案，作为反共宣传战的蓝本。
虽为三案齐发，但“中秘案”与“联秘案”都是一般秘书人员起草，除了以谩骂见长外，在反共谋略上并无新意，唯有“侍秘案”是陈布雷亲自拟定，不但得到众多反共专家的一致认同，就连最高当局也表示嘉许。
陈布雷的“侍秘案”明确提出：“中央之对案，应注重其宣传性，而并不期待其成功。”宣传战的策略为：甲、在林伯渠到渝之后，由中宣部长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个简短消息，中文报纸刊登这一消息；乙、重庆应有一二家报纸提出对林氏此来之责望论调；丙、在谈商不成时，再由中宣部在招待外国记者席发布消息（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丁、在林伯渠离渝时，应披露具体细目均可商决之消息，暗示中共不能接受国家纪纲完整之原则。盖中共此时必缕举烦琐节目诉苦也。陈布雷最后提出总“对策”：“总之，此次商谈，要注意宣传性，故中央提对案。发消息，皆须注重中外人士之易于理解，其肯定者必十分肯定（如其党的存在等），其否定者必明白否定（如其军事政治割据是），均须鲜明，将党与政与军三项划分开来，即军事力量不得紊乱行政系统，党的问题又不牵连军事问题。”陈布雷所提的这份“对案”，经蒋亲自批示，作为指导国民党进行反共宣传的纲领文件。
作为这次反共宣传战的一项中心活动，就是组织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这次考察活动，最初是由外籍记者提出的，蒋介石初不允许，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蒋勉强表示同意，但指示陈布雷“须有周到之准备”，以期达到对中共进行宣传战的效果。陈布雷奉谕，“极为戒慎恐惧”。所谓“周到之准备”，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准备对中共宣传材料”。陈布雷忧心忡忡地对唐纵说，此一问题，为一艰巨问题，政府无人负责，势必落到他的身上。
1944年3月15日，蒋召开官邸会议，讨论布置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问题。会上，蒋就陈布雷起草的《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一案，作了“秘密报告”，并就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问题，提出了6大技术要点，从考察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针对中共的宣传活动，如何进行反宣传等等，作了重要训示。诸如，在第二点中，蒋要求胡宗南及阎锡山两长官处，预先延揽一批教授、学者、知识分子与民众青年，“令其事先准备材料，提出实证，详述其耳闻目击奸党在沦陷区各省县袭击友军、破坏抗战、违反命令、毁坏法纪、残杀军政教育人员及各地无辜民众等罪行，尤其对于其本身亲受奸党之逼迫残杀等痛苦情形，应尽量叙述，俟中外记者到达当地时，即由彼等与之接洽，以所预备之材料与谈话内容，详举以告。”仅此一点，足可看出蒋、陈的反共机心之深，及用心之良苦。
陈布雷策划反共宣传，固然技高一筹，但若说他热衷于此，则大错。据唐纵说，在召开官邸会议之前，陈就曾与他通电话，对中外记者赴延安问题忧心忡忡，唯恐失败；“又以各项准备，各机关无人负责，诚恐落在他的头上。”下午，官邸会议结束，陈即“神色仓皇”地找侍一处主任林蔚商量，提出“委座许多指示将来谁来负责统筹？”当陈看到林蔚正在召集唐纵、徐佛观（国民党中央乙级会报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阮肇昌（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人商量这一问题，神色始稍稍安定。陈对唐纵说：“为此事又是几晚不能睡眠。”
别人反共，无不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唯陈布雷反共，殊以为苦，此为一叹！
经陈布雷等人数月秘密筹划，中外记者团总算于5月初出发。一个月后，陪同中外记者团的反共专家徐佛观中途自西安归渝，向陈布雷及有关方面汇报情况，谓“此次外国新闻记者在西安，有意外之收获。祝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之谈话，使外国新闻记者格外满意。劳动营之参观，使彼等之观念为之一新，惟军统局之跟踪，给外人以恶劣之印象。地方上之准备，多偏重形式上的招待，而没有从实际上有所准备。”又称：“此次河南战事，汤集团（汤恩伯所部）与地方感情甚为恶劣。其初军队抢劫民众，其后民众抢劫军队。其原因一则由于军队纪律不好，一则由于地方政治不能配合军事。”又称：“现在地方的现象，杂牌军队比中央军队好。南方人统治北方，最易引起反感，此二事极宜注意！”
稍有头脑的人，就不难看出，徐佛观的这个汇报，不过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技术运用。所谓“意外之收获”，一个是省主席的讲话，一个是集中营的参观。这种官场文章，最遭新闻记者党病，何来“意外之收获”？这只是徐佛观的巧言掩饰而已。其实，中外记者团的陕北、延安之行还没有开始，这还只是在西安、河南两地活动的“成果”。以此观之，陈布雷亲自指导的这一场反共宣传战，大概又是一个运命不佳了。
事实上，陈布雷后来综合外籍新闻记者考察延安及陕北之行后的结论是：“关于共党问题者，谓我大军封锁边区，我正准备内战，我反共重于抗战。并谓中共管辖之人民达五千万至一万万，中共应参加政府；美国应对中国施以压力，以调解国共纠纷。关于我内政者，谓本党代表地主已不为中等阶级所拥护，恶性通货膨胀，检查制度及限制外国记者之活动，留学生之思想管制”等等。不难看出，凝结陈布雷无数心血的这场反共宣传战，终以惨败告终。
陈布雷策划反共宣传，固然技高一筹，但若说他热衷于此，则大错。据唐纵说，在召开官邸会议之前，陈就曾与他通电话，对中外记者赴延安问题忧心忡忡，唯恐失败；“又以各项准备，各机关无人负责，诚恐落在他的头上。”下午，官邸会议结束，陈即“神色仓皇”地找侍一处主任林蔚商量，提出“委座许多指示将来谁来负责统筹？”当陈看到林蔚正在召集唐纵、徐佛观（国民党中央乙级会报联合秘书处副秘书长）、阮肇昌（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等人商量这一问题，神色始稍稍安定。陈对唐纵说：“为此事又是几晚不能睡眠。”
别人反共，无不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唯陈布雷反共，殊以为苦，此为一叹！
经陈布雷等人数月秘密筹划，中外记者团总算于5月初出发。一个月后，陪同中外记者团的反共专家徐佛观中途自西安归渝，向陈布雷及有关方面汇报情况，谓“此次外国新闻记者在西安，有意外之收获。祝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之谈话，使外国新闻记者格外满意。劳动营之参观，使彼等之观念为之一新，惟军统局之跟踪，给外人以恶劣之印象。地方上之准备，多偏重形式上的招待，而没有从实际上有所准备。”又称：“此次河南战事，汤集团（汤恩伯所部）与地方感情甚为恶劣。其初军队抢劫民众，其后民众抢劫军队。其原因一则由于军队纪律不好，一则由于地方政治不能配合军事。”又称：“现在地方的现象，杂牌军队比中央军队好。南方人统治北方，最易引起反感，此二事极宜注意！”
稍有头脑的人，就不难看出，徐佛观的这个汇报，不过是“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技术运用。所谓“意外之收获”，一个是省主席的讲话，一个是集中营的参观。这种官场文章，最遭新闻记者党病，何来“意外之收获”？这只是徐佛观的巧言掩饰而已。其实，中外记者团的陕北、延安之行还没有开始，这还只是在西安、河南两地活动的“成果”。以此观之，陈布雷亲自指导的这一场反共宣传战，大概又是一个运命不佳了。
事实上，陈布雷后来综合外籍新闻记者考察延安及陕北之行后的结论是：“关于共党问题者，谓我大军封锁边区，我正准备内战，我反共重于抗战。并谓中共管辖之人民达五千万至一万万，中共应参加政府；美国应对中国施以压力，以调解国共纠纷。关于我内政者，谓本党代表地主已不为中等阶级所拥护，恶性通货膨胀，检查制度及限制外国记者之活动，留学生之思想管制”等等。不难看出，凝结陈布雷无数心血的这场反共宣传战，终以惨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