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30日，蒋介石发布手令，同意侍从室改组方案：侍一、侍二、侍三处着即撤销，在国民政府文官处成立政务局，办理原先侍二处负责的党政事务及侍三处负责的人事事务；在国民政府参军处成立军务局，办理原先侍二组负责的军事业务及侍六组负责的情报业务；在国民政府参军处成立总务局，办理原先侍一组负责的总务。侍卫长及其警卫组织保留原状，并入国民政府，归蒋直辖。据说，蒋已有考虑：政务局长由侍四组组长陈方担任，军务局长由侍六组组长唐纵担任，总务局长由侍一组组长陈希曾担任。
只是，唐纵正在设法外调，对军务局长一职坚辞不就，并建议将情报业务一分为二，由政务局、军务局分别办理。唐为此商请陈布雷及侍一处兼代主任周至柔向蒋疏通。9月24日，陈布雷找唐纵谈话，转述蒋谕：不赞同第六组的业务分开，嘱将情报业务集中于军务局内，由唐以军务局副局长职主管。唐笑了一笑，对陈布雷说：“我希望能够在一个调和的案中解决。第六组的业务不分散，但是第六组的秘书名义放在文官处调在军务局服务，我个人不居负责名义，愿以参军在军务局眼务，到一个相当时间为止。我最后坚决表示，如果不能如此做到，只有请假一途，这就是湖南牛的脾气！”两日后，陈布雷答复：他的请求，已蒙蒋许可，对其将来出处亦已说明，委座已有了解，但表示目前不能出去。据此，军务局局长改由侍卫长俞济时担任。
1945年9月30日，侍从室正式宣布撤销，国民政府文官处政务局，参军处军务局、总务局等机构，正式开张运作。战后仅半个月，可以说正是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时候，蒋介石就迅速撤销侍从室，速度之迅捷，改组之彻底，让人迅雷不及掩耳，让人不可思议。一般的说法，认为撤销侍从室是为了适应战后“还军于政”及行宪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中美国防一体化”的企图，革新军制，使整个军事指挥机构能够与美国的军事体制接轨。
其实，这件事并不这样简单，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战后最早提到“革新军制”一说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何在一份建议案中提出改组军委会，仿美体制成立国防部。但是，何的这份签呈写于1945年10月10日，比侍从室正式撤销，已经晚了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一个“马后炮”了。至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及国防部的成立，更是还都以后的事了。
据此可知，所谓撤销侍从室是出于战后军事改制的需要，显然不是事实；说到是出于行宪的需要，这个观点当然也能说得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若说侍从室撤销了，行宪的道路便铺平了，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总之，撤销侍从室，事实上另有原因。
从蒋介石的权力性格来说，任何一项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使他的独裁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封杀。史迪威事件也许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年前，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企图从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手中争夺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蒋介石冲天一怒，冒着不惜与美国人闹翻的政治风险，断然将史迪威赶回了他的老家。以史迪威事件所具有的国际影响，都没有能把蒋介石镇住，难道侍从室的去留，能让蒋介石对美国军制俯首帖耳吗？其实，在撤销侍从室的背后，是出于新的权力制衡的需要。
在运用权力方面，蒋的手腕称得上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即以侍从室来说，当初弄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东西，也就是为了能将权力高度集中，高度独裁。10余年精心运作的结果，可以说这个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然彼一时，此一时。到了战后，虽然胡汉民、汪精卫等政敌都不复存在，但是蒋通过侍从室对权力进行专制的结果，颇令党内外、国内外诟病，侍从室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已日益突出。蒋深谙任何集权机构都是一面双刃剑。即以侍从室来说，权力不断膨胀的过程，一方面固然巩固了自己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也加速宦养了一批权力新贵，从而形成新的权力失衡现象，这是蒋不愿看到并深感忧虑的。蒋曾经公开训斥“第三处随便保人，而不经过主管部，如西康教育厅长事，不仅不是帮忙，而且是破坏主席威望”。蒋已经意识到：今日的侍从室，极有可能成为少数里下专权擅夺的工具，并对自己的领袖地位形成新的威胁，这是蒋氏绝对不能允许的。
侍二处不是侍三处，陈布雷当然也不是陈果夫，这是一个要胆量没胆量，要气魄没气魄，要野心没野心的书呆子，这是让蒋感到放心的一面；但陈布雷亦有不能让蒋放心之处。比如，陈的清流派形象，以及他的名高天下，位极人臣，功高不赏等，都被蒋认为是以另一种形式在侵蚀、威胁着他的独尊地位，这又是蒋所不愿看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从抗战后期开始，在涉及孔宋家族、舆论宣传、民主宪政、国共和谈以及侍从室的工作效率与制度改革等问题上，蒋、陈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蒋期望于陈的，陈总是推托做不到；陈期望于蒋的，始知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久之，蒋、陈中间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现象，相互间的龃龉及指责亦日渐增多。当然，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也许还是一个谜；但在一些局内人眼中，已经有所感触，至少蒋的情报总管唐纵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仅在1945年上半年间，蒋就多次对侍从室大加训斥。蒋批评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认为侍从室吸收人才培养人才不够；并谓在侍从室工作，气魄、度量、识辨最要紧。认识人，仅仅限于侍从室范围不足以担当国家大事；蒋斥责侍从室组织不健全，对自身检讨不够，对各机关不能密切联系与考核功令，不能明了下情；蒋以为侍从室不必专办公事，公事由各部负责，侍从室应注意于推动的工作，甚至认为侍从室可改为军委会办公厅等等。
蒋如此斥责，简直把侍从室骂得一无是处了。而且，据唐纵说，蒋在年初就有将侍从室改组为军委会办公厅的打算。蒋的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直言陈布雷，但其矛头所向，无歹让人感到是语语针对陈布雷的个性与作风。陈布雷不聋不痴，蒋在骂他，他当然也听出来了。于是，陈布雷跑到唐纵那里，大发了一通牢骚，听陈的口气，隐然有搁挑子不干的味道，可见陈受刺激之深。
7月间，蒋在重庆黄山召见陈布雷，当面批评侍从室缺乏革命精神，工作中顾虑太多，过分谨慎，许多问题因推动不力导致延搁、扯皮以至误事；并谓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蒋当面训斥了陈布雷一通还不算，又着人召集中央党部负责人与侍从室组长以上的干部吃饭，席间责备侍从室没有组织训练，仅仅能够办公事，而不能辅弼领袖，曼理阴阳。这一棍子的份量不轻，当幕僚的既不能辅弼领袖，燮理阴阳；又不能锐意进取，励精图治，这样的幕僚还能当得下去吗？蒋一顿训斥之后，陈布雷连忙检讨：“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表面上看，陈布雷很虚心，对所有的问题都来了一个大包大揽，吃不了就兜着走。其实，以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待领袖批评，本身就不够诚恳。所谓“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这就明摆着是不想改了。
这样叙述蒋、陈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概念多于感性，现略举一例，以窥全豹。1945年初，唐纵一心想跳出侍从室，到外面去发展自己的地盘。考虑到过去曾多次向陈布雷提出这一请求，均被陈封杀。这一次，唐玩了一个分步实施的小花样，以请求受训做借口，第一步先脱离侍六组业务，第二步再谋求外放。唐为此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于1月30日呈交陈布雷，请其转呈蒋介石，依然被陈拒绝。唐没有办法，只好亲呈蒋介石。报告送上去后，蒋即于当晚召见，表示“对于受训事完全应允”，并指示唐纵进党政高级班。这就是说，唐在受训后将不会再回到侍从室了2唐纵高兴了，为之感叹：“可见委座与布雷先生之心理不同。”
但是，到了2月3日，陈布雷找唐纵谈话了。陈先是大叹了一番苦经，接着就说到唐纵受训一事。陈说，昨天委座调唐入高级训练班受训的事，经陈提请委座同意，唐仍留在第六组工作。唐纵听到这里，简直是气得要死。2月6日，蒋的侍从秘书周宏涛正式打电话告诉唐纵，委座已批准陈布雷的报告，唐暂缓受训。受训的事情虽然黄了；不过，唐纵对蒋还是感激的，以为：“委座几天没有批下来，可见委座并不痛快。”
就唐纵受训一事来说，固然只是反映了蒋、陈对人员使用问题的不同看法，事情本身并不算大。但是，出现这样一个“翻烧饼”的结果，却是大家事先都没有想到的。先是陈布雷不同意唐纵受训，后是蒋欣然同意唐纵受训。一般来说，以蒋的专制性格，决不肯轻言变更，以免自毁威仪。但是，陈布雷不同意的事情，就是办不成，而且他居然有办法让蒋收回成命，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可见陈的这一份“狙击”报告送上去，一定有令蒋不得不顾忌的地方。这一番蒋、陈角逐，在蒋的独尊心理上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创痕。
蒋、陈围绕唐纵而发生的事，似乎还没有完。5月间，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14日，为推举中委人选一事，蒋给陈布雷打电话，询问有无人才推荐，这当然也有照顾陈布雷的意思在内。但陈布雷素来标榜自己无派无系，当然不愿让蒋看到自己还有什么班底，当即答复：“无”。话一出口，陈似乎又有些意犹未尽，于是说：唐纵同志颇有兴趣。蒋说唐纵、陈方、陶希圣我已提名，此外尚有何人？按理说，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哪里知道陈方第二天跑到唐纵那里说：中委候选人，委座已亲为唐纵等人提名，并将昨天陈布雷电话中答复蒋的一番话，照搬了一通。唐纵大不快，当即恨恨地表示：陈布雷“此非荐贤，而系椰榆我了！看来滔滔者皆是，识我者唯总裁一人！”
这件事的耐人寻味之处，倒不在于陈布雷说了唐纵的什么话，而在于被陈布雷视为亲信班底的陈方，竟然会跑到唐纵面前搬弄是非，出卖陈布雷，这大概是陈布雷至死也没有想到的。人心推危，政途凶险，一至如斯！真让人有不寒而栗之感。其实，所谓的“唐纵同志颇有兴趣”，这在陈布雷而言，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事实罢了。在六全大会期间，唐纵的确是上窜下跳，积极活动，亟望打入中央权力圈。当然，唐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是不可以，人人都想往上爬，唐何以不行？问题是：陈布雷在最高当局面前把这样一个事实说了出来，这就让唐纵不愿意了。所以说，陈布雷没有说错，唐纵也没有做错，错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陈方的搬弄是非。
不过，陈方搬弄是非亦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贯彻他的既定方针。抗战后期，陈布雷把持的要津“侍秘二”，不仅是蒋介石有意要他让贤，就是陈方亦觊觎等待已久。故老子所训：“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赢，或载或隳。”通俗的解释就是：万物之理：有人在前面行动，就有人在后面紧追；有人嘘气燃火，就有人要吹而灭之；有人强大了，就有人千方百计将他削弱；有人坐在车上，就有人拼命想把他推下去。陈布雷一介俗人，自然也逃不脱“太上老君”发现的这一定律，终被蒋介石和陈方推下车来。
果然，侍从室改组方案尚未公布，陈方就于暗中向唐纵通报了蒋内定的政务局长与军务局长人选，并说政务局长蒋已挽陈方担任，军务局蒋有意要唐纵担任。这种天字号的秘密，陈布雷尚不知道，陈方竟已掌握。据此可见，这一次的侍从室改组方案，陈方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也可以说是他在暗中极力推动。侍从室撤销后，陈方占据政务局长的要津，成了最大的得利者，俨然成了蒋的新“文胆”、“陈布雷第二”了。
蒋介石撤销侍从室，是基于其权力制衡的需要，也是其权变手腕的具体运用。蒋在运用权力方面，有个最基本的考虑，这就是相互制衡，互相掣肘，以防止臣下一旦权力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侵削主威。所谓制衡，在蒋来说，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是靠做连环套，以甲牵制乙，以乙牵制丙，以两牵制了，再以丁牵制甲，而蒋则始终高踞其上，借力打力，遥制各方。比如，蒋既以陈布雷来监视张治中这样的亲信将领，也就未必不以另一个人来监视陈布雷这样的亲信幕僚。事实上，即使不计中、军统等无孔不入的专业特工活动，仅从侍从室来说。从唐纵、毛庆祥，到陈方、陶希圣，再到周宏涛、俞国华等人，无不负有对“首辅”陈布雷进行秘密监视的任务（当然他们自己也会被另外的人监视），陈之一举一动，莫不在蒋的掌握之中。这就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虽说这些秘密“监军”并不一定掌握陈琏已加入中共的情报，但陈琏在北碚国立二中读书时，思想就很激进；进入西南联大读书后，失踪达一年之久，这些情况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耳闻。况且，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与红岩村方面接触频繁等等，这些事实蒋介石更不可能不知道。当然，蒋不至于怀疑陈布雷与中共方面有什么瓜葛，但陈布雷位居中枢，执掌最高机要，可以说，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任何党国机密可言，若一旦被中共分子潜入其身边，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把“侍秘二”这样的要害机构，继续交给陈布雷这样家庭与社会关系都很复杂的人执掌，在蒋，确有不太令人放心的地方。
第二，是靠频繁调动，打乱班底，不使臣下盘根错节，借势坐大。蒋对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控制，采取的就是这个办法。但是，这个经验用在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身上不行了。盖因陈不但是蒋的“军机大臣”，而且还是蒋的“笔杆子”。作为“军机大臣”，蒋可以随时将陈挪动一下，但作为一支“笔杆子”，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练就，必须保持相当的稳定性。虽说陈布雷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这是令蒋可以放心的一面；但陈布雷在人事运用方面，亦有不能让蒋放心的一面。比如：侍二处秘书翁祖望是陈的妹婿，侍六组秘书邵毓麟是陈的内侄婿，侍六组的秘书裘有萃是陈的慈溪中学同学，侍四组秘书沙孟海是陈的上海学社同事等，另有王学素及居亦侨等人，都说得上是陈的亲信班底。这些人，都算得上是陈的私党了。在蒋认为：陈布雷自称无派无系，只是大而言之，若小而言之，在侍二处里，就有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小派系，这是无可否认的。对蒋说来，陈的这个小班底，未必形成什么政治气候，但由于它集中在侍二处里，也就是说集结蒋的身边，这使蒋不能不及早有所警惕或防范。据此看来，蒋在战后将侍从室连根铲除，也不能排除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从侍从室撤销以后的政治现实来看，亦可知所谓的适应民主化进程是假，而进行新的权力制衡是真。从名称上来说，侍从室是撤销了，分别由参军长、文官长替代原侍一处、侍二处主任，似乎不像原先那样弥漫着浓厚的封建内廷的气息，很是出现了一点新气象。但在实质上，蒋在权力上的专制独裁，不仅没有任何弱化，相反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方面，侍从室的业务仅仅是表面上并入了参军处与文官处，而真正的业务都集中在军务局与政务局那里，参军长与文官长并不能切实过问；另一方面，无论是军务局，还是政务局，都缺乏对权力的规范和界定；恰恰蒋又是一个专权大盗，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都是他的一贯性格。因此，蒋始终将政务局和军务局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并赋予政务局长陈方、军务局长俞济时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特殊地位，这样一来，所谓的参军处与文官处，不啻都成了空中楼阁。而以俞济时、陈方这样的“职业幕僚”来说，既懂得如何顺承蒋意，唯命是从，又不具备与蒋抗衡的实力，蒋用起来自然更加得心，亦更加应手，不用担心权大会失衡，也不用害怕权重会震主。这正如秋宗鼎先生所说：“自政务局成立后，蒋通过这个御用工具来控制行政院的官僚机构。因此，政务局的权力更为集中，地位特殊，几乎凌驾于行政院之上。”
在这场以蒋、陈为对手的“内廷”权力的角逐中，陈布雷离开了由他控制10年之久的侍二处。也许在一些局外人看来，这中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蒋、陈依然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圣君”“贤相”，蒋宠陈依旧，陈忠蒋如初，像一句儿歌传唱的那样：“敬个礼来握个手，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在蒋、陈的心里，都是看得很清的，可以说是三九天吃冰棍，点点滴滴在心头，大家都有一本笔笔清爽的盈亏明细账。
陈布雷从服务了10年之久的侍二处主任一职上退下来后，一时怅然若失，百感交集。
一方面，无论是气质、性情，还是心力、体力，陈布雷对朝夕伴君、日理万机的“首辅”一职，早有不堪负荷之感，以至“时有廊唐山林之思”，久萌退意。现在终于卸下了这副重担，顿感长期压抑的心情为之一松，不啻有一种从此为之解脱的感觉。此后，再不用每天战战兢兢，惕惕不安了；亦不用每天绞尽脑汁地起草那些写不完的文山稿海了。从此可以清清静静地做事，放放心心地睡觉，真是得其所愿。
另一方面，陈布雷一下子跳出政治的里层，成了一个无足轻重、无所事事的局外人，不免又有一种失重感。虽说过去权倾天下，朝野侧目非自己所愿，但毕竟在权力的角逐场上历练10年之久，对于权力与名位一旦被剥夺，似乎又有点不能割舍。失去了“军机大臣”的权势和名位，他或许还能放得下，但蒋介石的疏远与冷淡，由此而带来的寂寞和失落，却使他难以忍受。特别是到了还都以后，当陈布雷面对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窘境时，一种强烈的寂寞与失落感，如同一条毒蛇，终日盘踞在他的心头。
1946年1月，陶希圣先期返上海，为女儿主持婚礼。为此、陈布雷托陶希圣在途经南京时，转托南京市长马星樵，将颐和路4号的那所老房子租下来。陈的意思是：战前住久了，还都以后，仍想住那里。陶去见马市长，转达了陈布雷的意思。马星樵一听，当即说：“很遗憾，颐和路4号已经被人拿去了，房子倒不怎样好，主要是环境静，我一定另找一所适当房子，租给布雷先生住。”马话锋一转，并说：“布雷先生的事不好办呐，若由政府补贴一笔钱，押租一所房子，他不愿意。但今天南京租房子不容易啊，押租很大，布雷先生一时恐怕筹不出这些钱。”
乍听之下，马市长似乎是在恭维陈布雷，实际上这里面很有点揶揄的味道，那意思就是：你既要做清流派，宁静淡泊，又要住好房子，享受生活，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在马市长那里，布雷先生的事所以“不好办”，并不在于“布雷先生一时恐怕筹不出这些钱”，而在于布雷先生不再当侍二处主任，不再权倾天下了。想想看，战时重庆的房子紧张不紧张？房租昂贵不昂贵？多少达官贵人到了重庆以后，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找不到立足之地。可是，陈布雷不是照样能在北碚找到房子，安下一家老小；不是照样能住进美专街的小楼里，安心办公么！
陈布雷听了马星樵的答复，当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快听出了马市长的潜台词，当即发起牢骚：“抗战八年，现在胜利还都，我们即将回去，我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还不知将来住在哪里？南京和上海我都没有房子。”陈并说：“我如果今天离开公职，身边的钱，只够维持3个月的生活。”
1946年3月24日，陈布雷携眷搭机东归，南京、上海两处都没有找到房子。抵沪的第6天，才在停信路147号暂住下来。旅沪3个月后，于6月底前往南京，房子仍未找到，暂住的房子太小，没有家具，也没有办公处所，还要被有势力者赶来赶去。面对这一窘境，陈布雷只好把王允默安置在上海，自己每隔两三个月赴沪一次。一般是周六午后携一副官搭车去沪，周一返京。两个人的车费，均由陈布雷自掏腰包。后来，通货不断膨胀，钞票不断贬值，车费狂涨，陈布雷颇有囊中羞涩之感，只好不带副官，一个人独往独来了。经此一番世态炎凉，陈布雷总算真正体会到了无权无势的滋味。
其时，主办《三民主义半月刊》的杨玉清将刊物搬回南京，因一时找不到房子，特地去找顶头上司陈布雷反映情况。陈布雷看到杨，马上说：人家正在逼他搬家，逼他归还家具。陈布雷大为感慨地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言下不胜恨恨。
侍从室撤销，3个主任都等着蒋介石作“就业”安置。其实，第一处的主任不在此例。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传到重庆，蒋就将第一处主任钱大钧派往上海接收，出任战后第一任上海市长去了。这以后，第一处的事情，先是由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兼代了几天，后由原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接任。侍从室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撤销，商震就已经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所以，对于第一处主任商震来说，不存在“再就业”问题。这样，真正需要安置“就业”的，只剩下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和第三处主任陈果夫。
蒋对陈果夫早有警戒。撤销侍从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陈果夫削权的一个具体措施。故撤销第三处，蒋早留出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一职，虚位以待了。
第一处主任，第三处主任，都有所安排，仅剩下第二处主任，事情就好办多了。陈布雷不是标榜他不愿做官吗？现在侍从室撤销了，当然也不会再伸手要官。只是，第二处主任可以不让他做，政治上的责任却不可不负。于是，蒋召见陈布雷，先是嘉勉赞许一番，接着便交代他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职，赞襄国策，参与大计，重点指导国民党的舆论宣传等等。
做了这么多年的“首辅”，居中枢之重，当政治之冲，身心都不堪负荷。现在，一副重担卸下，今后的任务，只是出出主意，写写文章，兼顾一下舆论指导，与自己熟悉的新闻界同行广为接触，这件事不坏。陈布雷似乎又回到了当初那种“半是清客半权臣”的境遇。事实上，陈布雷在结束侍从室的工作后，并没有赋闲，仍然相当积极主动地介入了许多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战后，在陪都重庆，满街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应蒋介石三电邀请，赴渝出席国共最高级别和谈的问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这次最高级别的国共谈判能够成功地举行，是政学系几位大将一手策划的结果，即以陈布雷这样的国策顾问，也成了被晾在一边的局外人。但是，陈布雷对这次国共谈判的关心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国民党要人。据说，当毛泽东飞抵重庆后，陈布雷从照片上看到毛泽东走下舷梯时那种雍容尔雅、不疾不徐的风度，不禁为之一惊，深觉这真是一种君临天下的非凡气度。
一次，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之后，大为感叹地告诉陈布雷：“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50支）。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陈布雷听了之后，亦深感震撼，陈自己嗜烟如命，亦深知戒烟之苦，无论怎样努力，总是戒不掉。而毛泽东竟有如此毅力，在国共首脑会谈这样高度消耗脑力的场合，竟能控制自己不抽一支烟。陈布雷认为：政治谈判，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政治毅力的较量。现在，蒋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前景恐不容乐观。
事实上，陈布雷对待国共和谈，始终是一个悲观论者。陈曾多次对同僚表示：“因憾体力不能任繁剧，故国是之主张，对委座之赞襄，心有余而力不逮。”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彻底实行宪政的问题，陈直言不讳地评论：“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间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不但委座如此，其他的老先生，也不愿受文字的羁縻。将来因此发生问题，自不能免。”对于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陈布雷不客气地警告：“深以终必破裂为虑”。陈布雷这个话当然不是随便说说，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一贯保守立场，而是对蒋的政治性格及心理个性的了解和把握。
陈布雷认为，国民党的事情总是做不好。加之，蒋的作风总是“负责太过”，习惯于用处理家事的办法，来处理国家大事，不能广开言路，裙带故旧的观念太深，尤其是蒋的强烈个性与专制性格，不能受文字条文的约束等，都使陈布雷深虑：即使国共能谈出个结果，并且也制订了宪法草案，但是到真正实行时，必定要产生许多问题。
事实上，情形也确是如此。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谅解，《双十协定》之后，立即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将代表分成5个小组，分别讨论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等五大问题。陈布雷不但奉谕起草了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而且是国民党方面的8个谈判代表之一，被分在施政纲领组，参与和平建国纲领问题的讨论。会议期间，陈布雷就和平建国的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各方代表的深入讨论，这个小组就《和平建国纲领》达成了协议。后来，政协5项决议案，因受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就有4项出了问题，只有这个《和平建国纲领》，是唯一没有出问题的一个决议案。
政协5项决议中，问题暴露得最早、最大的是宪草决议案。为破坏宪草决议案，陈布雷遵照蒋的旨意，也作了充分的表演。宪草问题是由宪法草案组讨论的，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孙科与劭力子，陈布雷并没有参加这个小组的讨论。在宪草小组讨论时，孙科搬出国民党在10年前制定的《五五宪草》，把孙中山先生的一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加进去，戴上一顶“总理遗教”的大帽子，要求作为起草宪法草案的蓝本，只允许在字句上修改，不允许在原则上大动。这部所谓的《五五宪草》，当初是为了适应蒋的独裁统治而起草的，其特点就是8个字：“人民无权，总统万能”。因此，孙科的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中共及民盟代表的一致反对。后经中共及民盟设计，政协于1945年1月25日开会，接受中共代表的建议，规定了宪草修改应遵循的12项原则。
“12项原则”的核心，是在不违背“总理遗教”的前提下，解决一个“人民有权”的问题。比如：规定全国选民行使4权（即孙中山学说中的选举、罢免、创议、复决权），名之曰国民大会。这样的国民大会，既无具体机构，亦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故俗称“无形国大”，从而将《五五宪草》中的“有形国大”架空；规定立法院行使相当于英国议会的职权，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内阁制，保存“五权宪法”之名，换以英国议会制和内阁制之实；规定省实行自治，得制定省宪，这样既有利于巩固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又有利于扩大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权利等等。据说，这个方案是由民盟的张君励具体设计的，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更是佩服之至。
这样一个宪草修改原则，是明显不利于蒋的。因为：如果把蒋摆在最高地位，则没有实权；就是降格作行政院长，也有倒阁的危险，蒋岂肯受制于人。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的主持人、宪草小组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孙科，竟也同意了张君劢的这个设计。据说，孙科已有意由自己来出任这个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另一个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是著名的“和平老人”，他只希望和谈能够成功，“首席”孙科同意了，他是“次席”，自然是无话可说。于是，宪草小组一致通过了关于起草宪草问题的12项原则，同时决定设立新的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无党派各推5名代表，另公推会外法律专家10人，共计35人组成。蒋介石钦命孙科、陈布雷等5人为国民党方面的审议代表，孙科并被指定为该委员会的召集人。至此，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之一。
但是，到了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政协5项决议案时，出了问题了。他们对5项决议草案全都表示不满，而最为不满的就是对宪草12条原则。中央常委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顿足嚎叫，叫嚷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12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蒋对这个宪草协议，当然也很恼火。但是，在蒋的想法，这个时候还不便于发作。因为这一天是1946年1月31日，当晚7时举行政协闭幕式的消息早就公布，中外记者都已云集重庆，在眼巴巴等着报道政协闭幕的盛况。即便要做手脚，这个时候也来不及了，姑且先将这个闭幕式糊弄过去再说。
据此，蒋先是一言不发，任他们哭闹，最后才有气无力地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好在是一个草案，这是党派协议，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罢。”这就露出了蒋的那种政治无赖的本色。于是，当晚总算如期举行闭幕式，蒋亲自主持会议，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等4项议案逐案逐条宣读，夹叙夹议，大加称赞。蒋唯独对宪法草案加以保留，说什么“宪草只是党派决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须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意思是此案暂且通过，留待国民大会再议。5项决议就这样一致通过了。
其实，哪里等得到国民大会，仅仅过了10天，亦即在2月10日，蒋便约见国民政府5院院长、国民党元老及陈布雷等国民党谈判代表谈话。蒋在讲话时，一反过去的态度，情辞十分激烈，表示在宪法问题上决不能让步，并提出宪草修改的3点意见：（1）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2）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3）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蒋作完了这3点“圣谕”，于第二天就乘专机离渝赴沪，溜到外地视察去了。但在出巡之前，蒋考虑孙科已不可靠，另授意陈布雷，要他主持一次宪草审议会议，对宪草决议进行翻案。
陈布雷按照蒋的旨意，于2月中旬主持召开宪草审议会议，开始横生枝节，大唱反调，争论十分激烈。最后，陈布雷提议由孙科作结论发言。孙科对陈布雷站出来主持召开这个会议原就不满，现在看到他又在大刮“翻案风”，更是蓄了一肚火，不但不肯作会议结论，反而责备陈布雷犯了严重错误，谓政协会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决议，彼此都曾起立表决，现在你陈布雷主持的这个宪草审议会议，不符合政协决议精神。陈布雷夹在蒋介石与孙科之间，进退失据，两面不好做人，但又不好当面向孙科说明，因此也就息事宁人地表示，那就先放着吧，等到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时再解决。岂知这句话又惹得孙科大发脾气，说：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陈布雷感到几天前蒋在表明宪草修改的3点意见时，孙科当时也在场，并没有表明反对意见，现在却把怨恨发泄到自己身上，大感委屈。会后，陈布雷私下对唐纵说：“孙之态度如此坚决无理，党之前途何堪设想！”
到了3月间，举行六届二中全会，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又是大吵大闹，孙科、劭力子被骂得狗血喷头，并责令孙科抽回宪草协议。等到3月16日召开全体会议，蒋亲自主持大会，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中央集权，而非地方分权，共产党要求分权，是欲造成割据局势等等。最后，蒋将此议交付会议表决，孙科与全体中委一起，一致起立通过。这个时候的孙科，不但不再提“如果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一事，而且当初的牛脾气竟一点也没有了。陈布雷看了，只是摇头叹气！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就已经未雨绸缎，着手考虑并部署战后的反共大计。这个时候，蒋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宣传攻势问题。蒋在交代陈布雷要较多地联系和过问新闻宣传工作的同时，特别关照陈布雷对中共的宣传要多加注意和研究，并嘱咐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对中共的宣传攻势，既要主动出击，更要善于反击。
陈布雷奉谕办事，对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新闻检查处及一些民营大报等，都联系得很勤。自从《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对主持《大公报》社评的王芸生更是曲意联络。惟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也是一个长袖善舞，多“才”善贾的人物，而陈布雷显得较为谦退，只在重要问题上，作为蒋的传言人，对王世杰用电话或专函通知。
但是，到了抗战胜利前夕，王调任外交部长，吴国核继长中央宣传部。吴长于国际宣传，惟对于各方面联系较差，蒋的最高指示到了他那里，往往因中间机构脱节，故大都不能贯彻到底。从这个时候开始，蒋考虑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相当权威的特种宣传联系机构，以便能统一各方面的力量，专与共产党进行一场宣传大战，以决胜负。
战后，侍二处撤销，部分政府机构陆续“还都”，但国民党政权的中心仍在重庆。蒋以为陈布雷在文字侍从及办理“内延”机要事务方面的工作量大为减少，正可以集中精力注意宣传问题。于是，蒋把陈布雷找来，对他说：你原有的任务已经减轻，宣传方面正可在原有联系基础上加强。并说，为了“对付中共的宣传攻势”，须共商对策。
蒋所谓的“共商对策”，就是建立宣传中心的问题。1945年11月22日，蒋主持官邸会报，正式决定设立一个宣传联络机构，成员包括中央宣传部在内的党政军各宣传部门负责人，对外称之为特种“宣传小组”（内战爆发后，改称为“戡乱宣传小组”），作为联系和指导国民党舆论宣传的中心。该小组由陈布雷负责召集，每周开会一次，一般在“官邸会报”前一日举行。对于蒋决定设立这一宣传联络机构的动机及可能产生的效果，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对于时局甚为焦虑，但对于根本对策，刷新政治，尚无改革决心，而欲避重就轻，从容易着手处做去，此不能解决问题。”唐纵作为蒋的亲信特务头子，可谓一语道破真相。
11月23日，第一次宣传小组会议在重庆美专街陈公馆举行。一上来，蒋钦命的召集人陈布雷就大叹苦经，意欲推脱其“召集”责任。小组成员一致力劝，认为宣传问题非常严重，应为党国救亡图存而负起责任。陈布雷说明原因，表示所以不愿负责，“并非无故，鉴于过去之经验，事情一经发动之后，各部处不肯负责，一切细小之事均来请示，将来如何是好。”陈布雷这样一说，各成员都表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会将“一切细小之事”都推给宣传小组。陈于是微露笑意，这才“言归正传”，开始进入第一次宣传小组会议的正式议题。
所谓的宣传小组，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下它的性质及作用：
从它的组织形式来看，确是没有先例可寻。勉强的作一个比较，大致相当于党政军联席会报这一类非常设机构，或者称之为“宣传会报”，亦无不可。用现代术语来说，也就是所谓“碰头会”了。虽为“碰头会”，却有常设的召集人，有常设的办公室，有常设的主任秘书及秘书等。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般常设机构的组织形式，这又是与一般非常设机构所不同的地方。据翁祖望回忆：还都以后，照陈布雷的工作习惯，仍在他的寓所内设有一个小型的工作班子，人数只秘书、缮校等三五人。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亦回忆：侍从室撤销后，“布公则专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我和陶希圣先生就是名义归国防最高会，但仍留在布公办公室协助布公工作。同时留在布公办公室者尚有翁秘书祖望等三四人。”蒋君章把这个办公室称之为“布公办公室”，亦即“陈办”。比之过去，“陈办”的人手减少了，但质量并没有降低，就连炮制反共著作《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也都留在“陈办”效力，可见这个办公室的战斗力颇不弱，确是个很精干的工作班子。
从它的组成人员来看，更是与众不同，可以说集中了当时国民党各个舆论宣传领域的“老板”。计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重庆时期）、李惟果（南京时期）和副部长陶希圣，三青团宣传处处长李寿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沈昌焕等。这样一个机构，虽称“宣传小组”，但以会议成员的级别而论，可说要高出中央党部或国民政府的任何一个部、会，算得上是一个“超级部、会”。由重庆而南京，小组例会仍按旧例在陈公馆举行。据说，这个小组例会在湖南路508号陈公馆举行了一年多，除了关系人之外，外面始终无人知道。
从它的权力来看，不但负有宣传方面的设计、建议、联系、策动事项，有时还兼及解决问题的责任。蒋君章回忆说：“布公虽然不担任侍二处主任，但在最高当局心目中，他的职务依然未变，什么机要事件或棘手事件都交给他，所下的手谕依然称为陈主任。例如政治协商会议，非要他出席不可；昆明学潮非要他去处理不可等便是。尤其是关于文化宣传方面的问题，几乎全部交由布公代为处理，以至传播界封他为宣传战的参谋总长。”
所谓的“昆明学潮”，即指“昆明一二·一惨案”。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等经过秘密策划，派出军警威胁扰乱。翌日，各校联合罢课表示抗议。12月1日，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携带武器及各类凶器，分批闯入各校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竟至疯狂地向学生投掷手榴弹，致造成亡4人、伤20余人的惨案，在全国激起巨大反响，全国各大城市学生为之声讨，中共及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都群起声援。这是国民党在战后第一次处于被全民讨伐的境地，蒋十分恼火，一怒之下，下令解散西南联大，并指令由陈布雷负责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协调处理善后事宜。
以陈布雷对学生心理及政治局势的深入研究与确切把握，深知蒋的这个手今一旦下达，必定要出大乱子，到时候不但不能起到通过釜底抽薪来扑灭学潮的作用，反而是扬汤止沸，激起更大学潮。惟有借用太极手法，借力打力，因势化解，始有可图。于此，陈布雷一反过去奉谕惟谨的办事传统，立即召集宣传小组会议，计有中央宣传部长吴国帧、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晔、军务局参军唐纵等人与会，深入讨论昆明惨案的善后方案，决定暂将蒋的手令“留中不发”，迅速采取以下措施进行补救：
第一，以蒋的名义发表《致昆明教育界书》，表示痛心学潮，决作公平处置，劝导学生即日复课；第二，派青年军第6军军长霍揆章、教育部常务次长朱经农为特使，赶赴昆明调查处理学潮；第三，将“昆明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关麟征以“停职候处”的名义调离昆明（以霍揆章代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职），一方面加以保护，一方面以平民愤；第四，由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出面约集各校教授、学生谈话，表示将惩办凶手、抚恤伤亡学生、赔偿学校损失；第五，对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均系临时拉来的罪犯冒充）公开审判，宣判死刑等。在此基础上，派特务潜入各校，暗中收买、拉拢教授、职员、学生，分化学生队伍；并通知学生家长召回各自子女，让学生尽快离校，同时做好以武力接管学校的准备，对坚决不肯离校的学生，强行送往军营进行军训等。果然，陈布雷的这些连环妙计立见成效，在不露锋芒的态势下，达到了瓦解学生运动的目的，深得蒋的赏识。
迅速扑灭昆明学潮的功绩，使蒋介石进一步看到了陈布雷及宣传小组在稳定后方政局，反击中共的宣传攻势，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决定进一步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保障。还都以后，蒋一次性地拨巨款100亿法币，以充作宣传小组的活动经费。考虑当时法币不断贬值，有识之士曾向陈布雷建议：可将这笔巨款换成黄金、美钞，存入银行，既保币值稳定，亦可发挥宣传战的更大效果。陈布雷深以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悻，断然予以反对，只同意以“宣克成”的户头，将100亿法币分别存入金城、盐业、四明、大来等银行和上海树华公司生息，指示：“如须开支，动用利息”。然而，这笔100亿元法币的巨款，到了实行金圆券时期，只换得了1000多元金圆券，顷刻之间，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几乎不翼而飞。
随着内战危机的升级，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陈布雷开始强化对舆论宣传的控制。1946年3月，陈布雷着手对国民党新闻机构重新进行布局，这是还都之后中央宣传小组举行的第一件大事。为此，陈布雷决定保留上海《申报》与《新闻报》，在此基础上，对两报进行增资改组，任命潘公展为《申报》社社长，陈训(上余下心)（陈布雷六弟）为总经理兼总编辑；任命程沧波为《新闻报》社社长。以此形成南京《中央日报》、上海《申报》、《新闻报》三足鼎立之势，同为宣传国民党官方政策的喉舌。接着，陈布雷会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各省省会及各大城市的国民党党报，一家一家地进行调整，先后改组了省级报纸19家，真正形成了一个以陈布雷为核心的舆论宣传班底。
接下来，就是制定与中共进行宣传作战的大政方针，这是陈布雷最感头痛的一个问题。原因就在于：与北伐或抗战时期的宣传作战不同，那个时期的作战对象是北洋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从事宣传作战，可以说是先进战胜落后、正义战胜反动。而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说要优于国民党，以劣势而要战胜优势，难度之大，自不必说；而且技术上，亦有改进的必要。
还在国共谈判时期，蒋、陈之间就对这个问题作过一次讨论。蒋说：“现在，政府是允许共方及民主同盟存在及正当活动的。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和宣传伎俩，均出自共方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的策划。共方的宣传方式是：运用对政治并无深刻了解而社会地位又相当高、仍受人钦敬的人出面，对政府作批评，使对现实不满之人，对政府更感不满。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是。息影已久的人，最怕寂寞，有人奉承，说些风凉话，甚党高兴，却不料中了计。”蒋颇感痛心地接着说：“譬如《大公报》，过去张季鸾主持，对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尽力支持，在中央执行技术上则作善意批评，在社会上有中立声望。张氏一死，王芸生继主笔政，作风一变，由善意批评转变为恶毒讽刺。《大公报》拿了国家津贴30万美金，却以中立姿态为共方张目。”
比较国共两党的宣传水平，蒋更是气愤地说：“共党发动的耳语运动最恶毒。他们有计划制造谣言，往往恶意中伤政府及负责官员。什么‘四大家族’、‘五大家族’，在茶余酒后散布出来。不知就里的报纸杂志也信以为真而加以揭载，以讹传讹，一时有众口烁金之势。而中央文化宣传机关不识敌人宣传伎俩，若干年轻同志也有中毒的。宣传小组要制订原则，建立社会声誉，坚定同志信心，巩固党和国家政府的地位。”对于蒋的这些“圣谕”，陈布雷深以为是。
在国民党高层，另一个认为需要切实改进宣传技术的，是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张曾在中央宣传小组例会上发言：“我们训练了人才，没有好好运用，反为敌人制造干部。”张并建议：不可再重蹈覆辙，要把现有文化界人士组织起来，动员起来，要适当地和积极地运动我们的文化斗士，在宣传方面发挥效果。
为了切实改进舆论宣传技术，不断提高反共宣传水准，陈布雷决定召开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全面进行部署。得蒋同意，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很快在南京召开。出席对象均为国民党省级以上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广播电台、电影厂等单位负责人。在会上，陈布雷阐述了当前的宣传方针和宣传原则：尽量以真实代替夸大或虚伪，不仅要对敌人的夸大与虚伪揭露之，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尽量避免过去的毛病；尽量避免片面宣传，设法运用侧面或中立的宣传机构代替我们发言；尽量避免口号宣传，废除谩骂宣传，代之以客观的心平气和的说明事实；要考虑人们易于接受宣传感染是在娱乐的机会中，应当运用文艺作品，以娱乐为主，渗入宣传等等。
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一个讲话中，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萧在会上说：今天的“会议由向来不肯轻易露面的‘宣传作战参谋总长’亲自主持，十分难得，期望与会者了解这一点，尽力执行会议决议。”
总起来看，从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到1946年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再到1947年4月的政府改组，是陈布雷对战后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比较乐观；对所谓的宣传作战，亦比较投入的一个阶段。诸如，当陈布雷看到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得煞有介事时，情绪大受感染，一变其悲观失望的心境，会内会外，会前会后，陈几乎逢人便要吹捧蒋介石一番，恭维蒋的“深心救国”。陈对杨玉清说，过去为了打倒军阀，有时与军阀妥协；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有时与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全国骚然，均不加谅。而今此种理想则完全实现。因时机未成熟，不能不耐心以求之。安见民权、民生两主义，无实现之一日？
当时，陈布雷曾有意拉拢一些民主人士为蒋捧场，有的人不愿出卖自己的良知和人格，断然拒绝。陈为之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些人是‘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是会有些扭扭捏捏的。”陈并诋毁说：“现在国民党当权，有些人不愿加入，是怕被人低为投机。”联系到陈布雷那句：“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的名言，可见在陈布雷的脑子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从来只有“老处女”与“妾妇”（其实是弃妇）的区分，而没有民主进步与封建落后的界限。
1946年12月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明将坚决支持蒋的内战政策。投桃报李，蒋也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要在苏联变为活跃之前，于1949年内结束共产党问题”。著名的鹰派人物陈诚，更在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宣称：将于“一年内消灭中共”。1947年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发表对华时局声明，称颂国民党一手炮制的伪宪，并诋毁中共的谋和行动。陈布雷看到这一切，以为国民党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更加有点忘乎所以了。为了表达自己的乐观情绪，且月27日，陈布雷将自己的亲信干部杨玉清找来，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陈说：“委座对军事方面极有把握。必须使共产党的武力不致阻挠国家的建设，为国家根本需要，故此点必须坚持。”陈并感叹地说：“马歇尔先对委座不甚谅解，至最近‘国大’闭幕，制宪‘成功’，即转致敬佩，说委座够坚强，亦够伟大。”在这次谈话中，陈布雷逐个地分析了宋子文。孙科、张群等人的政治性格，均表示肯定和钦佩，只在谈到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雷震时，才以声色俱厉的口吻说：“这是个极不可靠的人，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背叛委座。”在整个谈话中，陈反复强调：“军事方面极有把握”。每每说到这里，陈总是显得神采飞扬。
3月间，胡宗南率部“攻占”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相继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政府组织法》。4月18日，蒋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就改组政府发表谈话，宣布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国民党12席，民社党及青年党这两个“小尾巴小党”各4席，社会贤达4席，5院院长5席（均为国民党党员），借以点缀民主与宪政的气氛。在这次所谓的政府改组中，陈布雷亦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12席”政府委员之一。随后，陈布雷指令各新闻报刊，将这次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冠以多党制的“民主政府”，大肆进行宣传。
看到这一“民主建国”的新气象，陈的心境更好了。4月25日，陈布雷与杨玉清漫谈，讲了很长的一席话。陈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
陈布雷一时说得兴起，不仅把蒋吹得天花乱坠，而且一反常态，情不自禁地自吹自擂起来：“像我这样的人，也不能推卸责任。我敢说，本党如果再有两打陈布雷，中国当更有办法。”陈布雷简直就是失态了。陈并对杨反复交代说：“关于破坏性的批评文字，仍以慎重刊载为好。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建设这条大道，总是不错的。”
这一年的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继续吹嘘国民党的“国运长久”，装得很谦虚地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20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
为了维持好“20年天下”，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1947年夏间，华东野战军粉碎了顾祝同45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共3．2万人，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中原野战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挺进大别山，与国民党首都南京隔江相望。据此，陈布雷指令报刊电台大肆宣传张灵市杀身成仁的忠勇事迹，诋毁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是向大别山区流窜。与此同时，陈遵奉蒋命，抓紧起草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了。随后，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7月4日，蒋亲自主持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讨论通过该动员案。
此间，陈并奉谕代撰七七事变10周年广播词。7月7日，蒋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其中有“今日剿匪工作，就是继续对日抗战未完的任务”等语，真是昏了头了。此后，在陈布雷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计18条之多，均由国务会议通过颁布。
这一阶段，陈布雷作为国民党宣传小组召集人，对内战与外交方面的情况掌握得比较详尽，故常以国民党发言人的身份，发布关于内战或外交方面的重要新闻。在抗战时期，陈布雷虽已负有指导国民党新闻宣传的业务，究竟还带些幕后性质。及至战后，他已完全站到前台，差不多成为国民党宣传战线的“总司令”了。
作为国民党宣传战线的“参谋总长”，对那些不肯听命宣传小组控制，偏离国民党的宣传方针的其他报刊电台，陈布雷持坚决打击的立场。对于为共产党张目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陈布雷尤为愤怒，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经斗志昂扬地对胡健中说：“我如果年轻10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他对于这个因“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新闻时代，颇感遗憾。因王芸生不听劝告，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
作为“参谋总长”，陈布雷对宣传战线实施铁血统治的杰作之一，是对上海《新民报》的严厉镇压。战后，上海《新民报》曾以客观态度，对国共政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报道。陈布雷大为光火，以为《新民报》如此宣传，不啻是共产党的尾巴。每当看到《新民报》有诋毁政府的言论，陈布雷不但要用方块白纸，详细摘录，送有关方面参考；而且天天如此，从不间隔。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陈布雷处理《新民报》上海版刊登《冥国国歌》、杂文《无题》及宣传“五二○血案”等3大事件。
所谓《冥国国歌》，是指刊登在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的一首歌词，作者署名“愚者”。《冥国国歌》的忌讳之处，是因为采用了国民党党歌、国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和打杀政策。原文是：“战神土地，污党所宗，以建冥国，以建‘打’同。兹尔多事，唯民前锋，昔也非观，主义是祟（原注：别读崇，以谐其音）。世人似蛹，毕罄毕终，异心亿得，动辄死终。”这件事让一干国民党老先生暴跳如雷。于是，由宣传小组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穷究《新民报》污辱国歌，诋毁党国的政治责任。对《新民报》施加威胁：应自动停刊，交出《冥国国歌》的作者，以接受处分等。后经《新民报》多方奔走，陈布雷故作表示：不愿看到一家声誉颇著的报纸就此消失。恩准他们以上海版自动停刊一天，登报道歉而暂时了结。
岂知《新民报》上海版《冥国国歌》事件刚刚平静，《新民报》重庆版又出事了。3月16日，重庆版登出一篇署名“子于”的杂文，题为《无题》，其实“有题”：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一幕“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的活剧，便立竿见影地开始演出：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强迫报社登出道歉启事，停止刊登广告3个月，交出作者“子于”等。后经重庆版负责人多方奔走求情，“枪”总算同意《新民报》在重庆《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平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后继续出版。
《新民报》上海、重庆两版接连闯下大祸，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各版又继续发出反对内战的呼声，使得党国峰层大为恼火，“参谋总长”陈布雷为此召集宣传小组会议，议定以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的名义，向《新民报》发出最后通牒：准备查封《新民报》；否则，必须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事业处处长、时任重庆川康兴业公司总稽核彭革陈出任《新民报》总编辑，负责指导该报5社8版的言论编辑工作。《新民报》在权衡利弊后，只好接受这一形同“卖报”的屈辱条件，而于事后则设计架空彭革陈，使其失去扼杀报纸言论的作用，这才又有了宣传“五二○血案”的事件。
所谓“五二○血案”，是指宁、沪、苏、杭数万学生，利用1947年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开幕日，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蒋不惜出动军警进行弹压，打伤学生100余人，逮捕20余人，造成重大血案。《新民报》南京版为此大肆宣传，刊载学生受迫害的报道和学生被冲击被抓捕的现场图片，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这一下，国民党对《新民报》的新仇旧恨都被引发了。经宣传小组研究决定，由国民党上海“党政军会报”先拿《新民报》上海版开刀，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派出军警勒令《新民报》上海版停刊，还以颜色。《新民报》负责人为之不服，先后向行政院长张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进行申诉，并跑遍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市参议会。警备司令部以至工会等单位，均无效果。最后，经“参谋总长”陈布雷幕后授意，由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向《新民报》提出始准复刊的条件：（1）由中央宣传部“介绍”上海版总编辑；（2）由上海市参议会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各“介绍”记者一至二名，到报社工作。与此同时，陈“总长”还赤膊上阵，亲自找《新民报》总编辑彭革陈谈话，要《新民报》社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南京社的浦熙修名笔，以取得釜底抽薪的效果。陈布雷的这一条件，被《新民报》总管理处断然拒绝。《新民报》最终被迫接受（1）、（2）两条件作交换，于同年7月30日复刊。
从此以后，打入《新民报》任总编辑与记者的国民党特务，竟穷凶极恶地腰别手枪上班，《新民报》上海社形同白色恐怖。自然，《新民报》上海版原先的“要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发挥言论上之指导作用”的宣言，从此也就僵旗息鼓了。一年后，《新民报》南京版终因不肯俯首听命于中央宣传小组的旨意，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官邸会报而决定永久停刊。这也是陈布雷自主持宣传小组的活动以来，全力围剿正直舆论，实行新闻专制而开展的一场最为恐怖的宣传作战。
对于陈布雷来说，1947年既是他的希望之年，也是他的失望之年。在这一年中，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连续失败、经济上的日益危机以及政治上的加速腐败，他的身心灵魂都受到强烈震撼和刺激，原先的理想和信念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还都之后，陈布雷耳闻目睹，受刺激最深的，就是战后接收中的贪污、劫夺现象。结果，大批党国干部被腐蚀下水，党风政风军风腐败不堪，国民党统治的根基摇动。据曾经替蒋接转了12年机密电话的王正元回忆，蒋于还都以后，发现接收搞得太糟糕了，情绪显得极为焦躁不安。在一次高干会上，蒋既气愤又沮丧地说：“我已是60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呢？你们这样乱来一气，如何得了？”蒋作为最高当局，企图用这种丧气话来感动他手下的这一批腐败分子，不但可笑，而且无异于与虎谋皮了。
作为国民党清流派领袖人物的陈布雷，对这种贪污劫夺之风，自然为之痛绝，亦为之不齿，甚至对私交颇好的陈氏兄弟也开始骂街了：“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来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办合作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话说得这样难听，可见这件事对陈布雷的刺激之深。
进入1947年，财政经济陷入疯狂状态，黄金美钞黑市飞腾，各报形容市面形势：“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国民党统治陷入全面危机。以1月1日至2月10日为例：黄金每条售价由335万元上涨到720万元；外汇比价由1美元兑换6500元法币涨至13700元法币；常熟白米由每石64000元涨至110000元；万象2号面粉每袋由21000元涨至39000元；42支水月纱每件由495万元涨至715万元；台湾中砂糖每百斤由147000元涨至200000元；美丽牌火柴每箱由65万元涨至180万元，西药阿斯匹林每片由2700元涨至10000元。在这一局面下，国民党政府官员更是与奸商勾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倒卖黄金，私兑美钞等，真是无官不商，无商不奸，导致市场秩序越加混乱，以至有轰动一时的“黄金风潮案”应运而生。
“黄金风潮案”，是指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官僚集团，打着抑制物价的旗号，向银行家及官僚阶层抛售美元、黄金储备事件。计在一年时间里，抛售中央银行美元4亿多元及黄金350余万两，几将国库黄金及外汇售罄。其后，又于1947年2月间突然宣布停售，进一步引起各地抢购黄金、外汇风潮，数日内金价由10两值法币400万元狂涨至960万元，不但使套购黄金、美元的大户转瞬间财富增值一倍以上，而且进一步助长了物价狂涨和金融极度紊乱，加快了国民党财政经济崩溃的进程。
陈布雷认为：这种不惜将贫民推入火坑，来维护大银行家利益的财政金融政策，不但是造成中共煽动民众反对政府的极好口实，而且也使国民党的新闻舆论处于百口莫辩的尴尬状态。1947年夏间，上海爆发抵制国民党财经政策的金融风潮，工厂罢工、商人罢市。蒋介石派陈立夫赶赴上海，授以动用军警宪特的大权，以维护沪市稳定。7月5日，陈立夫致函在庐山休养的蒋介石，报告上海情况及处置办法，对宋子文的财经措施颇多指斥。7月9日，陈布雷在庐山复函陈立夫，代蒋指示工作方针。信中有所谓“兄来函之要旨自当面报委座，至于某员（指宋子文）想不致误解见之善意，勿以介怀也”等语。接下来，陈布雷话锋一转，愤然写道：“沪上情形兄之分析至当，与弟所见正同。今日最可痛恨者，即胜利未久，而抗战之悲壮兹苦已为一般所淡忘，甚至同志中亦不能自认此神圣之一役而引为自奋之资料。”陈布雷深恨孔、宋之流的祸国殃民，于此可见一斑。
大致说来，陈布雷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老毛病：若时局好转，心境愉快，身体状况亦往往无恙；若时局恶化，心情焦虑，身体状况也就急转直下，开始百病缠身。10多年前，陈布雷就把自己的这个毛病，称之为“心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政治病”或“思想病”。1947年夏间，陈布雷的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因被时局恶化所刺激，加之宣传战久无成效，导致陈布雷心焦神疲，“心疾”复发，身体极度衰弱，工作难以为继，由蒋给假一月，于7月间携王允默到庐山休养。此间，陈布雷写信给蒋君章秘书，说明：“上山已7天，而脑力筋力之疲颓，曾不因接触大自然而恢复。至于体力不济，亦极可惊，由脂江路到传习学合散步，一来回须两小时许。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颤痛，与三十四年夏季无异。现在上午只能略看闲书，下午僵卧，傍晚散步，夜间绝对不作事，10时即安排就寝。如此休养，尚且毫无效果，即写一封信，亦笔若千钧（连续写两函，即无力写第三函），于是弟始悟年力衰老之已难补救也。”接下来，陈心情沮丧地写道：“弟实深望此行能恢复健康，再可奋斗两年，以遂党员报国之愿，若照近日情形，实无此把握也。”连奋斗两年的把握都不再有了，可见陈布雷的心情已相当悲观。
陈布雷深感政治腐败与经济危机，是造成新闻宣传与民众心理严重脱节的重要原因。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只有改善政府效能，铲除贪污腐败，以挽救舆论，振作民心，宣传始能有所作为。陈布雷的这一感受，从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更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认识。
魏德迈使团是在没有通知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于1947年7月22日来华访问的，其时陈布雷刚上庐山休养。陈布雷下山不久，魏德迈完成访华使命，准备返国。8月22日，蒋召集国府委员及各部部长等，计40余人开会，邀魏德迈到会发表演说。会前，从蒋介石到陈布雷，都有一个错觉，认为魏德迈在战时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期间，对蒋颇多溢美之辞，私人交谊甚好。这一次由老朋友魏将军亲自出场演说，按照中国人的朋友之道及人情观念，总归要嘴下留情，为党国美言几句，总是不免的。
岂知出乎蒋、陈等人的意外，魏德迈居然当着“老领导”蒋先生的面，大放厥词，对国民党政府肆意诋毁攻击，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魏德迈在演说中，不客气地指斥说：“在今天的中国，我发现许多方面消沉而麻木，他们不寻求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于责备外界的影响和寻求外界的援助”；魏德迈在大骂了一通“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之后，居然认为国民党“要重获和保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须应即实行激烈的远大的政治经济改革”；魏德迈沮丧地表示：“应该承认，光靠军事力量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最后，魏德迈竟语惊四座地结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恢复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
8月24日，魏德迈发表离华声明，再次重弹演说时的老调。
魏德迈的“背信弃义”，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层。情绪激动的保守派人物，甚至建议国府委员一律不到机场送行，予这个狂傲自大的美国佬以羞辱，轻示薄惩，以挽回党国的面子。感情奔放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更是大放悲声，大有痛不欲生之感；至于陈布雷，不用说了，早已是心如刀绞，为之痛心疾首。
不过，陈布雷与戴季陶不同。对于魏德迈的演说和声明，陈痛则痛矣，然则不恨。在陈认为：魏德迈此举，固然绝情，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不够哥们义气，太不仗义，甚至会被中共及反对派大加利用，进一步弓泼局势混乱，但也不必讳言，魏德迈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况且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而这个事实，过去是很少有人敢在蒋先生面前言及的，现在由魏德迈这个目空一切的家伙讲出来，如果大家都能从痛苦中警醒奋发，从此励精图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果然，陈布雷于事后听说蒋先生在会见魏德迈将军时，曾表示将对党内的腐败行为进行惩处，蒋并请魏氏提供国民党高干在外国拥有巨额财富的具体名册，以便让蒋能够顺藤摸瓜，强迫他们对国家作出贡献。蒋还说：如果魏德迈不愿在这方面加以协助，便是一种不友好之举。虽然魏德迈最终以保密为由，拒绝了蒋先生的要求。但陈布雷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蛮开心的，在激动之余，甚至还有了一个错觉：蒋先生确有整肃吏治，清除腐败行为的决心。看来党国有救了。
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陈布雷大概觉得自己“也不能推卸责任”，于是，忠心可嘉地跑到蒋介石面前，小心翼翼地进言了。陈初以委婉的口气试探：“蒋先生，魏德迈的这个演说和声明是代表了美国总统的意思的”。蒋点点头，意思是：那还用说。陈布雷受到鼓励，勇气大增，开始切中正题：“胜利以还，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风气败坏，实在也闹得不像话，但是，这不是先生的责任！魏德迈居然把责任推到先生身上，未免欺人太甚。以个人来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国家来说，中国不该是人家属国；以本党来说，这无异在促成我党分裂。”陈布雷语气悲咽，几乎说不下去了。蒋亦感动得连连说：“布雷先生，你说下去，你说下去！”
陈一看蒋的语气恳切，一时大受鼓舞，决心打破禁忌，放胆直言，也就奋不顾身地豁出去了，当即说：“蒋先生，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蒋听到这里，心头为之一惊，但依然不动声色地凝神谛听。陈布雷继续侃侃而谈：两年多以前，重庆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人曾就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对孔庸之先生提出质询，后因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这件事也就没有深究，但孔先生的责任，都是有目共睹的。去年以来，宋子文先生擅自将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美金储备几乎抛售一空，不但动摇了财政金融的根本，而且也将币制改革的基础掘空，影响所及，以至破坏了政府改革币制的部署，使得国家经济有垒卵积薪之危。现在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民众生活更趋贫困，经济已达崩溃的边缘。这一次，如果中央还是没有人出来切实承担责任，社会心理恐将走向极端，国事亦恐日趋不堪，而且，就宣传来说，也无法植根或取信于民，有负先生重托……
蒋介石终于听出了，陈布雷说了这半天，无非是要自己做一个“打虎”英雄，拿孔、宋家族开刀祭旗，杀猴子吓鸡，借以号令天下，以规官箴，以正吏治，以肃政风。蒋自忖：陈布雷的这个用心，自然也不能算坏。然而，20多年来，一个是蒋，一个是宋，一个是孔，这3家早已结成了血浓于水的至亲关系，也可以说是挂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姑表亲，姨表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何况蒋、宋、孔的这种骨肉至亲，这笔账如何能算得清爽？老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到了今天，这笔账不但算不清，而且也不能算清。想想看，孔、宋都是独步天下的贪污高手，幕后的丑闻，别人不清楚，蒋还不清楚吗！这个盖子一旦揭开，捅出全部黑幕，不但影响国际盟邦的观瞻，而且易被政敌加以利用，岂不是惹火烧身，自取其辱。陈布雷出的是个馊主意。
蒋想到这里，当即不置可否地说：“布雷先生，你对我是一片忠心，很好！很好！”说到这儿，蒋突以两只阴鸷莫测的目光注视着陈布雷，良久，这才叹了一口气，显得无可奈何地说：“唉！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陈布雷是一点就通之人，听话听音，一惊之下，头皮一炸，心头一沉，早有一种不祥预感。果然，蒋说：“你的小女儿，嗯！保密局给我报告，她参加了共产党。但是，布雷先生，我是相信你的。你女儿的事与北平地下共党一部电台有牵连，与你无关”。陈布雷听到女儿、女婿被捕，早已是心胆俱裂，涕泪皆下，忙不迭地表态：“女儿是我亲生，而党国是我终身服膺的。陈琏夫妇该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全然不用考虑我。”蒋看到陈布雷勃然色变，神情紧张至极，大概动了侧隐之心，当即安慰说：“你对党国是忠诚的，我知道，你不必紧张。”
蒋介石诚然说得不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陈布雷的家中，以他与陈琏的这本“父女经”，最为难念。就陈琏而言，似乎天生就是父亲的冤家对头。因为她的降生，导致了母亲亡故，带给父亲的创伤之深，也就不用说了；抗战初期，陈琏进入西南联大，选择了父亲所不满意的学校；在校期间，又隐蔽一年，弄得全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尤其令父亲难堪的是，她不但热衷于政治，而且站在父亲的对立面，誓与父亲“对着干”，这是令父亲最为头痛的一件麻烦事。
然而，令陈布雷自己也弄不懂的是，女儿给自己制造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麻烦，而自己对女儿却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深的爱意。任何语言似乎都无法言说自己对女儿这种想恨却恨不起来，以至越恨越爱的复杂情感。
其实，陈布雷从《中央日报》的一则简讯中，已经得知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
陈琏与袁永熙是在新婚蜜月之后被捕的。
陈琏失踪归来，在中央大学读书，后留校工作，很是“安分”了几年，这是让陈布雷最感满意的一段时期。1945年冬，重庆发生争民主、反内战的抗议游行，父女之间再起风波。原因是陈琏不愿听从父亲的劝阻，执意要参加游行，弄得陈布雷心中很不快。然事过境迁，陈布雷自忖：现在的学生，受左倾思潮的煽惑，无不以思想激进为荣。从女儿的角度看问题，别的学生都积极参加抗议游行，独她一人拒绝加入，必定要被激进学生目为反动分子。女儿既出身在自己这样的家庭，凡事更要表现得比别人激进，才能得到同学信任。因此，女儿要参加游行的迫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再说，现在尚处于国共谈判时期，蒋先生与毛先生都还能坐到一起共商国是，年轻人参加一次游行，说顶了天，也就是一个认识问题，毕竟算不上是什么大不了政治错误。想到这里，陈布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由她去折腾了。
到了1946年秋，当陈琏提出要到北平只满女中教书时，陈布雷虽然犹豫了好长时间，但想想女儿历来是认死理的，她自己认准或选定的事业，不要说不撞到南墙不回头，有时就是撞到南墙也不肯回头。她要到北平教书，就让她去吧。换句话说，如果她果真从此踏踏实实的教书育人，不与政治缠夹一起，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自陈琏走后，陈布雷就有一种预感，隐隐觉得这孩子总有一天要出事。这是陈布雷从陈琏抄录的一首散文诗中得出的印象。这首题为《门槛》的散文诗被陈琏抄录在一本笔记中，为俄罗斯诗人屠格涅夫所作。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看见一所大厦。正墙上一道窄门大敞着。门里面阴森昏暗。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从大厦里传出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很显然，这首诗得到女儿的共鸣。陈布雷自然也清楚，女儿所认同的“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指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远离政治，不与政府作对，又会有什么“苦难”与“打击”需要“经受”呢？可见，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充满危险的人生之路，这就是陈布雷为之忧虑的。但是，忧虑尽管忧虑，在潜意识中，陈布雷似乎又为女儿的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感到一种凄惨的满足，一种情不自禁的欣赏。陈布雷似乎从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看到了一种“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殉道气质。也许这就是深藏在陈布雷胸中的那种绵绵不绝的父女之爱吧！
据居亦侨先生回忆，1946年11月间，陈琏北上之后，陈布雷曾破例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联络处作过一次夜访。在国民党内，陈布雷并不负有与中共方面联络的任务。故陈布雷的这次夜访，行动十分神秘，很有点“地下”的味道。
居亦侨在回忆中绘声绘色地写道：一个月色朦胧的傍晚，我走进陈布雷的屋里，他正在伏案批阅公文，见我进来就搁下毛笔，问我：“居副官，今晚你要当班吗？”“我不当班，布雷先生。”居亦侨回答。“同我一起出去可以吗？”陈布雷是商量的口气。“有什么事？我可以随行。”居亦侨爽气地说。“你不要对别人讲，有人问起，你只说到津浦铁路局局长孙鹤皋处。”陈布雷特别关照，神情却是从没有过的诡秘。“好，我知道了。”居亦侨连忙答应。
于是，那天夜里，他们坐着车，先在紫金山下绕了一圈，最后兜到梅园新村17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陈布雷直往楼上走去，居在楼下会客室等着。将近半夜时，居看到陈布雷与周恩来一起下楼，周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随后，二人走到楼前花园左角，窃窃私语起来，这使居亦侨心里充满诧异和不安。又过了半个小时，陈布雷才向周恩来告辞，周送陈布雷上车，临别时两人紧紧握手，陈的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周则用坚定温和的语调说：“你的事我去办，你放心。”到了车上，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陈布雷，陈连忙对居说：“此行我完全为私，而非为公。”居却更糊涂了，不知陈所说的“为私”是指何意。数年后，居才听说陈布雷此行是为女公子陈琏的事情，大约是请周恩来有所关照吧。
事实上，陈琏的北上，确是出于中共方面的安排。早在1946年2月，袁永熙赴重庆接受中共南方局指示，准备前往昆明，率西南联大的50多名党员，以及150多名“民青”成员北返平津，开辟北方的学生运动。其间，袁永熙接受组织指示，曾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专程看望陈琏，并约定日后到古都北平相会。
陈琏随父亲从重庆回到南京，决定践约前往北平，与袁永熙会合，对外以贝满女中教师为职业，对内则在袁永熙领导下，担任中共北平职业青年支部委员，从事职业青年运动。其时，袁永熙以金城银行职员的身份作掩护，担任北平学生运动南系的主要领导人，和北平北系领导人一起，分头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1947年6月间，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钱瑛为首的蒋管区学生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有朱语今、吴学谦、袁永熙、王汉斌。赖卫民、洪德铭（季凯）等，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党的“第二条战线”的领导核心。这个时候，袁永熙已成为“第二条战线”的著名学运领袖了。
此前，袁永熙赴上海汇报工作时，钱瑛曾关切地交代：“你和陈琏相爱多年，该结婚了。婚后，有陈布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更有利于隐蔽。”这实际上就是组织上同意他们结婚了。而且，只有结婚以后，才能更好地利用陈布雷的社会关系，这也可以说是革命的需要吧！于是，袁永熙与陈琏开始筹备婚事。
说到筹备婚事，在陈琏看来，一切都不成问题，核心就是要将这件事禀报父亲。所谓“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固谈不上，但自己的婚姻大事，总不能不让父亲知道。于是，陈琏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件事，信中夹了一张未来的“毛脚女婿”袁永熙的照片，请父亲过目。陈布雷从没有听说过袁永熙这个人。看到“毛脚女婿”的照片，第一个预感，就是怀疑这小子大概是共产党的一个“空子”。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心理推测，谈不上有什么证据。因为在陈布雷看来，女儿的思想那样左，那样激进，她所看中的人，自然是更左、更激进的了。而且，据陈布雷的推测，女儿很可能已经误入“歧途”，而把女儿引向“歧途”的那只“头羊”，很可能就是照片上的这个小子。不过，既然女儿认为找到了意中人，而且提出要筹办婚事，这在父亲来说，总还是件高兴的事。当务之急，就是要查一查袁永熙的背景和来历。
好在陈布雷当过10余年的“军机大臣”，亲朋故旧，遍及朝野。要找几个人，充当一回私人侦探，当不是难事！果然，陈布雷脑子一转，想到了北平市副市长张伯谨。抗战期间，张任国防最高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三青团中央团部社会服务处副处长等职，与陈布雷颇多交往。战后，张出任北平市副市长，并兼领三青团北平支团部与天津支团部干事长，是为北平地区的特务头子之一；此外，张并通过创办《北平时报》，与教育、文化界名人过从甚密，甚至每周五都要以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的身份，到北平中山公园教授联谊会上坐一坐，与名流学者照个面，混个熟脸。以这样的身份，以这样的交往，不用说，北平地区没有他张伯谨打听不到的消息。于是，陈布雷修书一封，拜托张副市长考察一下袁永熙的来历。
或许是张伯谨误解了陈布雷的意思，以为陈只是请他就近对袁永熙这个未来“毛脚女婿”的人品作个一般了解，就像传统婚俗中的上门相女婿一样；或许是张伯谨做官做大了，开始习惯于做一些浮面上的事情，以为这种事只须向几个熟悉人打听一下就行了，也就无须动用特务手段。总之，张伯谨受人之托，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对袁永熙作了一番暗访。
张伯谨首先找到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打听情况，这是因为吴任西南联大教授时，曾当过袁永熙的老师。其实，张哪里知道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与袁永熙既是师生，亦是战友，早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回到北平以后，吴继续以教授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张向吴了解袁的历史，不啻直接向袁永熙本人打听。张问过吴晗，接着再向叶公超及朱自清等人打听。叶不但当过西南联大教授，而且是袁永熙的姐夫；朱自清教授则与袁永熙的另一个姐夫孙国华相熟。于是，他们都为袁永熙作证：袁永熙是个正派的有才学的青年。不过，张伯谨也不是个完全无原则的人，他从另外的渠道了解到袁还是有“污点”的，这就是“有点左倾”。
陈布雷接到张伯谨的来信，对王允默说：“有点左倾也就算了，怜儿找的人总是左的。”想了一会儿，陈布雷又补上一句：“左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这也就是说，“毛脚女婿”袁永熙已经通过了岳父大人陈布雷的政治审查。
1947年8月，陈琏与袁永熙在著名的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婚礼。陈布雷没有亲临，但非常重视，特委托六弟、《中央日报》总编辑陈训(上余下心)专程赶赴北平主持。陈训(上余下心)包下了六国饭店的豪华大厅，又印发了一批由陈布雷署名的请帖，并请出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证婚人。结果，北平党政军要员纷纷前来道贺。当时，由陈布雷起草的“全国总动员案”公布仅一个多月，陈琏与袁永熙这两个共党分子，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北平国民党军政要人面前，公开举行婚礼，生活的复杂性及戏剧性，真是耐人寻味！
其实，陈琏与袁永熙原先都打算悄悄地举行婚礼，本不想如此排场张扬。但陈训(上余下心)不同意，并为之开导说：“请帖都以你父亲署名，发少了不好，会得罪人。你不要老说你是普通教员，可你是陈布雷的女儿，你姐姐也是中学教员，今年上半年她在上海结婚，孔祥熙还亲自来道贺哩！”若按陈布雷做人行事的一贯作风，对子女的婚事如此张扬，显然不是他的个性。陈布雷这样做，一定有他的考虑，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手段，为女儿、女婿罩上一顶“核保护伞”，以策其安全，亦未可知！正所谓“青青子补，悠悠我心”。用心可谓良苦矣！
巧合的是，中共上海局的钱瑛大姐事前也曾关照袁永熙：“婚礼要办得体面些，因为这是陈布雷嫁女儿，有了这层社会关系，更有利于你们安全隐蔽。”钱瑛还亲自陪同袁永熙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选购结婚用品，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共产党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革命气节，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倘若被敌人逮捕，不得暴露政治身份，不能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按秘密工作纪律，上级在下级面前一般不提及个人经历。这一次，大姐却破例地告诉袁：1931年，她的丈夫谭寿林同志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两年后，因叛徒出卖，钱瑛本人亦不幸被捕。从法庭申辩到狱中绝食，她始终坚贞不屈。直到国共二度合作，经周恩来出面交涉，钱才被释放。袁永熙心里明白：大姐讲述自己的经历，一方面是对他表示信任，一方面是对他进行气节教育。
钱瑛的心血没有白费。
其实，陈琏夫妇的被捕，纯属偶然。
陈琏的同事、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也是一个地下党员，但不属于袁永熙领导的学运系统，当然也就不清楚陈琏与袁永熙的真正身份。田只看到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于是，借陈、袁结婚这个由头，前来道贺，目的无非是想套套近乎，或许还能从陈琏身上弄点情报。田的用心固不算坏，岂知大水冲倒了龙王庙，搞情报搞到了自家人身上。
袁永熙与田仲英素不相识，当然也就没有想到田的真正身份。袁看到田主动拿出了名片，也就顺便与因交换了一张。按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负责人，名片的发放，一定要符合公开职业的交往范围。田是圆满女中的普通教师，袁是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双方在职业交往方面，风马牛不相及，这张名片，似应不交换为好。但在喜庆之日，袁十分激动，也就失之防范。袁的疏漏，情有可原。哪里想到这张名片，竟惹出了那么大的麻烦，以至成了夫妇都被保密局“一网打尽”的祸由。事过境迁，袁永熙这才痛感，生活中要学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出问题的并不是田仲英，而是田的一个朋友李政宣。就在陈琏夫妇结婚的8月间，国防部保密局派驻北平行营的一个电监科，利用美国人提供的侦测电台，在北平兆东街24号破获了中共地下党的一部秘密电台，并于现场捕获报务员李政宣及译电员张厚佩夫妇。李是个贪生怕死的软蛋，又是个记忆力超常的家伙，凡经他手拍发的电文及提供情报人的姓名，大都记得。结果，不但田仲英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都被这个家伙一古脑儿供认，而且搜肠刮肚地说记得北平地下党里有个姓袁的。缺口由此打开，田仲英被捕，拔起萝卜带起泥，从田的住处搜到袁的名片，与李政宣的交代对上了号。据此，保密局特务按图索骥，决定搜捕陈琏、袁永熙夫妇。
9月24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晚上，北平东城棉花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袁永熙正在和职业青年支部的邢福津、陈琏研究工作。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也来向袁汇报发展“民主青年联盟”的情况。结果，被不期而至的特务撞了个正着。袁永熙沉着应变，与特务周旋，邢福津与陈彰远都说自己是大学生。只是，保密局的特务也不是吃干饭的，油印的《青年民主联盟章程》，很快被搜了出来。这样一来，不仅无法自圆其说，简直是铁证如山了。特务们得意洋洋地将袁永熙、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一干4人押上两辆美国吉普车。接着，特务又守在袁宅，先后逮捕了北大及燕大的几位同学。
消息传开，北大、清华、燕大的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学生。其时，蒋为指挥东北及华北军事，从南京飞抵北平，准备再飞沈阳。在北平作短暂停留期间，蒋闻讯陈布雷女儿、女婿均卷入“叫北平共谍案”，大为震惊。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后方稳定，蒋指示将学生陆续释放，而将没有学生身份的袁永熙、陈琏夫妇，继续关押审查，并要毛人风彻底搞清陈琏夫妇的真实身份。
北平地下党情报电台遭破坏，以及陈琏夫妇被捕事件，惊动了在陕北转战的中共中央。周恩来一方面紧急布置改变情报电台的电讯密码，一方面则感到纳闷：为什么“捕去学运小袁夫妇”呢？中央急电通知上海局钱瑛撤往香港，并急电晋察冀城工部和中央青委冯文彬，利用关系“追查此类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
在这同时，陈琏夫妇正在和国民党特务作艰苦斗争。保密局特务或许考虑到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多少还有点忌讳吧；加之事先未能从陈琏身上发现有力证据，故将陈琏暂放一边，力图先从袁永熙身上打开缺口。在审讯过程中，特务一问袁与李政宣的关系？袁答复：“我根本不认识他”；特务二问袁与田仲英的关系？袁只承认和他交换过一张名片；特务三问从袁宅搜出的油印文件？袁答这样的进步学生组织遍布北平各大学；特务四问袁是由谁介绍加入“民青”？袁说是闻一多先生。然一年多以前，闻先生已在昆明被特务杀害，已经“死无对证”了。特务问来问去，什么也没有问出，开始动用大刑侍候，先以香烟火烫皮肤，再以竹板夹手指，再皮鞭抽打等等。特务一边对袁永熙施以酷刑，一边还把陈琏拉到行刑室观摩，要陈琏对袁永熙进行规劝。陈琏大叫大嚷：“他的事我怎么知道，我劝他什么！”
特务既抓不到陈琏夫妇与中共秘密电台联系的证据，袁永熙和陈琏又都坚不承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一来，毛人凤有点尴尬了，抓不到把柄，便不好定罪；就此释放，于心不甘；继续关下去，又有点投鼠忌器，毕竟涉及到“老法师”陈布雷。如果陈布雷一定要个说法，保密局何以置词？毛人凤想来想去，一时无计可施，决定先将陈琏、袁永熙转押南京。11月29日，陈、袁等23人被押上飞机，送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保密局的看守所。随后，保密局给最高当局打了一份报告，建议将陈琏夫妇：一、送青年集中营；二、送军法处审处。毛人凤将球踢到蒋先生那里，把矛盾上交了。
陈琏夫妇被捕后，陈布雷曾写信向张伯谨打听案情。当初说袁永熙“有点左倾”的张伯谨，仍然不改初衷，说袁永熙、陈琏“思想过激”，至于共党嫌疑，则“查无实据”。陈布雷听到这里，心里有底了，觉得女儿、女婿只要没有卷进共党案，事情就有转机。经过反复考虑，陈布雷草成一函，送呈最高当局，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决大义灭亲，不徇私情；一方面也是投石问路，借此试探一下蒋对此案的态度。信上说：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绝无怨言。潜台词便是：如果女儿、女婿都不是共党分子，且看你们如何发落？
以蒋的多疑，当然不会就此相信陈琏夫妇的自我表白。况且，陈布雷的女公子“思想激进”，“受赤化影响”，在蒋早有耳闻，那个死鬼戴笠就有过这方面的秘密报告。蒋深知：共党分子有如水银泻地，都是无孔不入的，他们最厉害、最可怕的一手，就是利用青年人的激情，从党国高干的子女身上下功夫，借以摧毁党国未来。
不过，蒋既为最高当局，其他方面的水平，虽说不准一定有多高，但大局观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在蒋认为：如果仅凭一张名片的接触，就轻易构陷一个“共谍罪”，未免过于轻率，何况是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一旦处理不好，何以让一批老臣安心？蒋深知这件事既然不能定案，就必须迅速结案。否则，旷日持久，人心浮动，易生变心。
于是，蒋决定先送个顺水人情，安定一下人心。年末的一天，蒋在宴请北大校长胡适之后，留下陪客陈布雷，客客气气地说：“布雷先生，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派人查过了，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两个领出来，但要严加管教。”说到这儿，蒋用手指指脑袋说：“这里头中了毒。你对党国是忠诚的，我心中有数。”
一个多月后，亦即1948年1月底，陈布雷请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出面打点，先将女儿陈琏领了出来；5月28日，陈布雷与叶公超出面，再将袁永熙保释出狱。曾经轰动一时的陈琏夫妇被捕案，至此暂告了结。然而，这件案子的发生过程，颇令人深思。
就袁永熙与田仲英的交换名片来说，完全是一桩可大可小的事情。说大了，无非是与共党分子田仲英有过一面之交；说小了，也就是人情往来上的一般交往。了不得，派几个小特务，对袁永熙的背景，作一番秘密审查，也就可以了。如果考虑到陈布雷这层关系，尤须投鼠忌器，不能轻下杀手，动辄捕人，更不应该又是登报，又是解押南京，直闹得沸沸扬扬，风传海内。如此，何以让陈布雷保全面子？
其实，从头到尾，保密局都在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不惜采取非常手段，一上来就将陈琏夫妇抓进大牢，这都是毫无顾忌，不留后路的做法。保密局的特务如此猖撅，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一般的说法，保密局的行动，不外有以下动机：
以“共谍案”来构陷陈琏夫妇，从政治上给陈布雷以难堪与羞辱，以报陈布雷曾经抑制军统的一箭之仇。陈布雷与军统之间，始终是不对劲的。当年，陈布雷位居中枢，权倾天下，在处理中、军统之争时，明显地偏向中统，打击军统，未能一碗水端平，使戴笠、毛人凤等人深为忌恨。只是，那个时候的陈布雷，正是顺风顺水、威压群僚的时候，以戴笠的熏天气焰，也不得不让其三分。反观今日之陈布雷，已成一只死老虎，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继承戴笠衣钵的毛人风，抓到这么一个“秋后”的机会，不可能不算一算这一笔“旧账”。
以“共谍案”来构陷陈琏夫妇，很可能已得到最高当局的默许。战后，陈布雷的子女与兄弟多人“发红”，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样的事情，蒋也不可能不知道。当时，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思想左倾，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陈琏从中央大学毕业后，一度进《中央日报》社，到胡健中手下工作。陈布雷对社长胡健中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儿要交给你了！”陈布雷的七弟陈训惠，也是有思想问题的。陈训惠在杭州时，曾因思想问题而被当局逮捕，后由陈布雷拜托胡健中帮助打点，始被释放。陈布雷曾对胡健中说：“我这个兄弟思想有偏差，现在就交给你了，希望你给我多加辅导。”胡健中后来回忆：“我很惭愧对他的七弟和在《中央日报》社服务的女儿，都未能善尽辅导的责任。”
陈布雷的小儿子陈远参加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曾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说：“布公在牯岭休养时，他的思想有问题的幼公子回南京来了。我问他：‘要不要上牯岭去看看你父母亲？’他说：‘不要。’我招待他在京3天，利用机会，和他长谈，把他所提的问题，逐一用事实解答，也说了一些劝他不可对政府，尤其是对他的父亲有误解，他口头同意，我察其颜色，并非真话。不过他虽左倾，但是还没有出什么纸漏。他离开南京后，不知去向。可知这次南下，可能负有相当任务，10年后，他忽然至香港，经由他的亲戚，想要和他六叔会晤一次。他的六叔，就是训(上余下心)先生，时任香港时报社长。训(上余下心)答复他：‘如果他自知悔悟，与中共绝缘，同意见面，如愿赴台湾，愿意帮助他，否则无见面必要。’这个孩子，本来是布公最欢喜的，可是他对他的父亲不了解，中毒之深如此，可叹也已。”
陈布雷的家中，有这么多人“发红”，以蒋的“恐赤症”，不可能不引起重视，也不可能不预为布置。所以，在北平“共谍案”中，陈琏夫妇竟被“一张名片”罗入网内，看起来是个偶然事故，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并且，蒋宁可将同时被抓的大学生释放，也不肯对陈琏夫妇网开一面。可见，蒋对陈琏、袁永熙的政治身份，是十分关注的。
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回忆：陈琏夫妇被捕后，“办案人员、亲族及布公亲信的高级干部，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当时担任军统局处长且是我的老友叶同志，便到陈公馆多次，而且与我叙旧，便是一例。”蒋君章所说的那位“叶同志”，就是当时具体负责指导破获北平“共谍案”的保密局第二处（情报行动处）副处长叶翔之。在陈布雷面前，叶只不过是个小特务罢了。在审查陈琏、袁永熙一案中，叶竟敢到陈公馆找陈布雷的麻烦。试想一下，如果叶的背后没有蒋的支持，他敢这样放肆吗？由此可知，保密局特务对陈琏夫妇的审查，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审查。
陈琏、袁永熙出狱后，陈布雷安排他们先后回慈溪乡下休息了一段时间。半年后，陈琏夫妇重返南京，经陈布雷安排，陈琏到国立编译馆西洋文组工作，袁永熙到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任科长。以此，陈布雷将他们留在身边，开始“严加管束”了。
陈布雷的小儿子陈远参加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曾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说：“布公在牯岭休养时，他的思想有问题的幼公子回南京来了。我问他：‘要不要上牯岭去看看你父母亲？’他说：‘不要。’我招待他在京3天，利用机会，和他长谈，把他所提的问题，逐一用事实解答，也说了一些劝他不可对政府，尤其是对他的父亲有误解，他口头同意，我察其颜色，并非真话。不过他虽左倾，但是还没有出什么纸漏。他离开南京后，不知去向。可知这次南下，可能负有相当任务，10年后，他忽然至香港，经由他的亲戚，想要和他六叔会晤一次。他的六叔，就是训(上余下心)先生，时任香港时报社长。训(上余下心)答复他：‘如果他自知悔悟，与中共绝缘，同意见面，如愿赴台湾，愿意帮助他，否则无见面必要。’这个孩子，本来是布公最欢喜的，可是他对他的父亲不了解，中毒之深如此，可叹也已。”
陈布雷的家中，有这么多人“发红”，以蒋的“恐赤症”，不可能不引起重视，也不可能不预为布置。所以，在北平“共谍案”中，陈琏夫妇竟被“一张名片”罗入网内，看起来是个偶然事故，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并且，蒋宁可将同时被抓的大学生释放，也不肯对陈琏夫妇网开一面。可见，蒋对陈琏、袁永熙的政治身份，是十分关注的。
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我与布雷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回忆：陈琏夫妇被捕后，“办案人员、亲族及布公亲信的高级干部，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当时担任军统局处长且是我的老友叶同志，便到陈公馆多次，而且与我叙旧，便是一例。”蒋君章所说的那位“叶同志”，就是当时具体负责指导破获北平“共谍案”的保密局第二处（情报行动处）副处长叶翔之。在陈布雷面前，叶只不过是个小特务罢了。在审查陈琏、袁永熙一案中，叶竟敢到陈公馆找陈布雷的麻烦。试想一下，如果叶的背后没有蒋的支持，他敢这样放肆吗？由此可知，保密局特务对陈琏夫妇的审查，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审查。
陈琏、袁永熙出狱后，陈布雷安排他们先后回慈溪乡下休息了一段时间。半年后，陈琏夫妇重返南京，经陈布雷安排，陈琏到国立编译馆西洋文组工作，袁永熙到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任科长。以此，陈布雷将他们留在身边，开始“严加管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