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蒋介石大陆统治的崩溃之年，亦是陈布雷的生命终结之年。对于陈布雷的死因，曾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至今也仍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这就是陈布雷的死，与1948年的时局有着密切联系。陈布雷在《上总裁书》中，亦曾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陈布雷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并说：“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
陈布雷所说的“今春以来”、“入夏秋后”、“七八月之间”，即指进入1948年后，一直到他自杀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可知这一阶段的时局，对于陈布雷萌生死念，极其重要。
事实上，陈布雷开年就不顺心。事情缘始于一篇毛泽东的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中，毛泽东就中共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及政策策略分别作了重要阐述，并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三大经济纲领。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次书面讲演。会议是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召开的，蒋弄到这个报告，在1948年初。可见，蒋的手脚还算是快的。
蒋介石这个人很有点意思，共产党总是被他说得一钱不值，可是，共产党的本领常常叫他泛酸水，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最有名的就是如前所述，在抗战期间与毛泽东的一次较劲。先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一时洛阳纸贵，畅销海内。蒋想想不服气，以为自己是国民党领袖，不能让毛泽东一花独放，风光独占。于是，让陶希圣帮他摆弄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不说陶的身家不清了，仅凭他那个“多头政治”的价值观念，这种人能摆弄出个什么货色！无非是一个非驴非马罢了。最可怜的也还是蒋介石，正像那件“皇帝的新装”一样，明明是贻笑大方，可是被一班文学侍从一吹，“皇上”依然自我感觉良好。
这一次，蒋看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又开始泛酸水了，深感中共所提出的各项政策与策略，无不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可气、可恨、可憾的是：国民党的人才一大堆，就是没有人能写出击中共产党要害的文章。即以陈布雷来说，号称是党国的“文胆”，又是总揽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这样一个要人，居然连自己的兄弟子女都不能感化，反而让他们一个个接受“赤化宣传”，真是咄咄怪事！想到这里，蒋对这位盛名之下的陈“文胆”渐有失望，亦渐有不满了。正因为有了这个情绪垫底，才有了这一次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蒋看完了毛泽东的文章，想想总归不能这样自暴自弃，总还得有所谋划，有所作为。于是，蒋一个电话把陈布雷召到官邸，随手将毛的那篇文章掷到他的面前，面带愠色地说：“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的文章。”这在蒋来说，也并不见得单是斥责陈布雷一个人，其实是就整个国民党的宣传而言。但陈布雷是总揽宣传作战的，又是国民党的“文章机器”，素有“第一高手”之称，蒋的这个牢骚，不对陈发，还能对谁去发？并且，在蒋的初衷，恐还有“请将不如激将”的成分在内，意在激励陈布雷也弄出一篇蒋介石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岂知陈布雷也是刚刚拜读过毛泽东的这篇大作，而且也是蓄了一肚皮的不痛快。在陈认为：人家毛泽东，也是共产党的领袖，也是指挥千军万马，而且还是蹲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居然能写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样的雄文。可见，涉及大政方针问题，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亲自动手研究解决，并不单纯依靠手下一批幕僚秀才。领袖毕竟是领袖，确是出手不凡。事实上，再有水平的幕僚，终归是幕僚，哪里能够代替领袖的见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针对中共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策略。一望而知，这样的大手笔，不是任何一个“秀才”能够拿得出来的。可是，在蒋先生这里，把我们几个“秀才”看成有三头六臂一样的神通，大到政党、政府宣言，小到座谈会、学习班训词，无不要幕僚捉刀代笔。由于幕僚对全局情况总是若明若暗，且对最高当局的意图不能完全洞察，结果弄出来的东西，让人常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结果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也就叫冤枉凑巧，陈布雷带了这样一种情绪到蒋官邸听训，刚听到一句“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时，胸中的怨气就开始上涌，心想你自己从来不写文章，还要责怪我们没有把文章写好，真是岂有此理。陈布雷本来只是在心里这样想，不防情绪一激动，竟脱口而出了，说出一句石破天惊之语：“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话已出口，陈布雷这才知道闯了大祸，“失言”犯上了。一时间，陈惶恐无状，手足无措，接下去竟无以置词了。蒋更是不防历来驯顺的陈布雷，竟来了个反唇相讥，弄得他亦无话可说，半晌作不得声，最后只好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陈布雷灰头土脸地呆在那里，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
陈布雷的这一次直言顶撞，固然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反抗，但并不能说明陈的忠蒋信念已经发生了动摇，也不能说明蒋、陈关系已经逆转。然而，在一贯忠驯的陈布雷身上，此举的出现，多少代表了一种迹象，这就是：蒋、陈之间过去那种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不复再现，一块“铁板”，开始出现裂痕。
其实，“今春以来”，真正使陈布雷饱受刺激的，还不是蒋。陈关系上出现的裂痕，而是党内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对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严重侵蚀，以至发生了轰传一时的中训团党政班9周年纪念会“风波”。3月1日，为纪念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创立9周年，南京的党政班各期同学均被邀参加，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中训团团长蒋介石亲临大会训话。面对日益不堪的大局，蒋倒也讲了几句大实话，恨恨地说：“我们党政班办了9年了，无论在党务上、政治上，腐败的还是一样的腐败，贪污的还是一样的贪污，足见我们所训练的全是官僚，共产党也在办训练，他们所训练出来的是革命党。我们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发奋努力，再醉生梦死，我们就会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里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
蒋讲完话，就退到休息室去了。但他的这番话，却激起了党政班同学的愤怒。有同学当即发言：现在党政军各部门的贪污腐败应该由那些高级人员负责，我们不能负责。打倒宋子文、孔祥熙！打倒陈果夫、陈立夫！打倒张群、陈诚、朱家骅！与会的七八百人，无不情绪激昂，热烈鼓掌声援。中训团教育长黄杰见状不妙，当即起来维持秩序，叫大家雅静。一班同学鼓噪说，你不要讲话，你还没有被打倒资格。黄杰受此一击，也就识相地坐下，不敢再吭声了。蒋在后面的休息室里，前面的口号声及鼓噪声彼起此伏，蒋自然也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是，蒋不但没有上前弹压，反而一句话不讲，起座就走了。应邀与会的张群、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一批具有被打倒资格的高干，也都不等会餐完毕，拔脚开溜了。陈布雷目睹耳闻，深受刺激，亦为之感叹，党国被闹成这个局面，这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蒋的所谓：“明年这个时候，再要在这里开会，恐怕也不允许了”，竟成谶语。一年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逃的逃，降的降，亡的亡，彻底作鸟兽散。陈布雷则以自杀的方式，先走一步了，这是连陈布雷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今春以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这是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间发生的事情。所谓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国民党的制宪、行宪，本来是让陈布雷感到欣慰和充满希冀的一件大事，结果，却是加深了陈布雷的失望和痛苦。其实，闹剧从一年半以前的“制宪大会”就开始了，由于中共与民盟都拒绝参加，所谓的“制宪大会”，最终成了国民党的一次“独唱会”。不用说，这次“行宪大会”，自然也就是国民党的一场“独脚戏”罢了。以国民党演“独脚戏”的本领，本就拙劣。可是，从最高当局、总统候选人蒋介石开始，到“次高当局”、副总统候选人李宗仁等等，一个个都还要争着出场献丑。于是，先是发生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风波”，接着又发生了竞选副总统的“全武行”，真正是“好戏”连台，闹剧不断。陈布雷目睹耳闻，又一次大受刺激。
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风波”，是国民党“行宪”的一次闹剧，也是蒋介石独裁政治的一次拙劣表演。初期，蒋对自己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表示“坚决辞让”，并公开阐明总统候选人的条件是：1、文人；2、学者专家；3、国际知名人士；4、不一定是国民党员。4条中，除第3条外，蒋一条都不符合。让人觉得，这一次蒋的确是不愿做总统了。此间，蒋并放出一只“空气球”，表示要把总统的宝座礼让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些比较单纯天真的代表看了蒋的这一举措，一时大为感动。然而，没有几天，蒋又跑到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上破口大骂：“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蒋这一骂，许多国大代表瞠目结舌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轧出了苗头：以为蒋是不愿受“宪法”条款对总统权力所做的限制，只要按照蒋的意愿，对“宪法”条款进行修改就行了。只是，许多代表又不明白了。“行宪国大”开幕后，蒋带着陈布雷等人，迭次约见方方面面的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维持宪法原案，不允许进行修改。蒋既有这个态度，何以见得是为了宪法条款问题？
一时间，围绕着要不要对宪法原案进行修改的问题，“国大”代表间争论得十分激烈。其实，“国大”会议吵得一团糟，而不动声色的陈布雷却对蒋的心理十分了然。陈清楚：蒋对宪法原案确是不满，认为宪法中缺少一条“总统在特定时得为紧急处置权”。然而，蒋认为：从法理上来说，这是属于增加条款的问题，不属于修改条款的问题。这就好比在大房子旁边临时搭建了一所小房子，而不是对大房子本身进行翻修。其实，在大房子旁临时搭建一所小房子，同样是一个违章建筑。不过，蒋以为这样一来，避开了对宪法原案进行修改这个敏感的话题，也就不算违宪了。这就是蒋表示要维持宪法原案，不允许进行修改的道理。想想看，蒋的心理动机这样的诡秘复杂，难怪要弄得几千名“国大”代表一头雾水，一个个呆头呆脑的，大喊看不懂了。
对于蒋要搭建的这一“违章建筑”，事实上，陈布雷早有预见。1月23日，陈布雷在给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的信中，就提到“宪法应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问题。到了“国大”会议期间，各派政治势力都被蒋的出尔反尔弄得大伤脑筋，无所适从的时候，陈布雷很快就看出了蒋的价码所在，于暗中积极推动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人，联名提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慷慨大方地赋予蒋以“总统在特定时得为紧急处置权”。终于在大房子旁，按蒋的意愿，搭建了一所小房子。果然，“临时条款”于4月18日通过，蒋即欣然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于19日“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如果说总统候选人“提名风波”，只是“国大”会议上的一次插科打浑，那么副总统“竞选风波”，则完全是国民党“行宪”的一次闹剧。竞选副总统，形式上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虎相争，实际上因李宗仁得桂系全力支持，孙科得蒋系及粤系奥援，从而形成李、孙两强火并。陈布雷受蒋介石耳提面命，是为孙科派的一员大将，一为指导竞选副总统的舆论宣传方针，二为掌握浙江代表团的选举活动。
陈布雷目睹耳闻竞选过程中的种种黑幕，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在这次副总统竞选活动中，蒋介石的不择手段，也开始摧毁原先在他心目中的人格偶像。初期，蒋为了不让李宗仁参加竞选，曾命陈布雷及于右任、居正、吴稚晖、张群、陈果夫、孙科等人出面，向李宗仁及桂系人物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竟选，遭李拒绝。为此，蒋亲自出马，声色俱厉地斥责李宗仁：“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并恶狠狠地明确表示：“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亦毫不示弱地抗争：“我一定选得到！”
蒋、李在高层斗法，两派势力更是在各个层面上相互攻讦诋毁，大泼污水，先是桂系的《救国日报》大揭孙科的丑闻；接着是广东代表在粤系将领薛岳的率领下，几将《救国日报》馆踏平；继而是李宗仁为了抗议不能公平竞选，竟公开宣布罢选，等。最后经四轮竞选，李宗仁终以微弱多数当选。最让陈布雷尴尬的是：浙江省“国大”代表团包括蒋介石：陈布雷在内，计有77人。陈布雷原以为：以浙江人的“皇家”身份和地域观念，再不争气，总不至于去捧李宗仁的臭脚吧！岂知，陈布雷一念疏忽，却让桂系钻了空子，盖因桂系智囊黄绍竑曾两任浙江省主席，与浙江代表大都熟悉。于是，黄以种种阴谋手段，大挖浙江人“墙脚”。结果，在投票时，竟有三分之二的浙江代表投了李宗仁的票。事后，陈布雷大为光火，当即把浙江代表召集起来，把这些“同邑”骂了个狗血喷头。
“行宪国大”之后，即为政府组阁。陈布雷奥援宁波同乡翁文灏角逐行政院长一事，可以看作是他最后一次在国民党高层发挥重要影响。其时，各方对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角逐颇力，以行宪前的原任院长张群呼声最高。而国民党内一批不满意政学系的人，则喊出了“让没有派系倾向的专家担任院长”的呼声。据此，技术官僚翁文灏自然成为各方注目的对象。从“总统蒋”来说，张、翁都是自己的宠臣，张任行政院长，固好；翁任行政院长，亦好。张、翁之间，“总统蒋”一时难以决断，当即问计于“顾问陈”。5月23日这一天，蒋召陈布雷到中山陵官邸密谈。陈与张的关系固然不错，但陈与翁的关系更好。经陈一番进言，“总统蒋”的天平很快倾斜。于是，行政院长的宝座，就此从张公馆搬出，送进翁公馆了。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那一天，陈很晚才从蒋的中山陵官邪回来。尚未坐定，翁文灏便接踵而至，陈布雷不及吃饭，便与翁一起上楼密谈甚久。翌日，各报均刊登了蒋介石发表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消息。事后，接近政治里层的人都认为，翁上台，陈布雷建功颇伟。
翁文灏上台，接受陈布雷的建议，采取萧规曹随的手法，尽量保持内阁人事的稳定。5月31日，蒋正式公布翁内阁名单，人事并无多大变化。对此，陈布雷大为欣赏，感慨不已地对人说：“天下大定，人事可以大变；天下混乱时，则人事绝不宜变。所以此次行政院仍无大变。”
“行宪”之后，蒋任总统，这时又有了所谓“取消总裁制”一说，意在解决一党专政的问题。陈布雷颇不以为然。一次，在党务座谈会上，陈布雷说：“过去设总裁制度的时候，我是不赞成的。因为那时候，的确还不需要这种制度。但是到今天，党内四分五裂，到真是非需要总裁制度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大家如果不赞成总裁制度，我却非主张维持总裁制度，加强总裁制度不可。”因杨玉清也是积极鼓吹“取消总裁制”的，陈布雷亦找杨谈话，明确表示：“今天天下大乱，正需要总裁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所以，总裁制度是非要不可的。陈布雷不赞成总裁制时，采取“沉默是金，沉默是银”的策略；陈布雷赞成总裁制时，则采取力排众议，大声疾呼的策略。仅从这一点，人们也就大体了解陈布雷在大独裁者面前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了。
“行宪国大”之后，陈布雷的政治行情再一次看涨，这也可以看作是陈布雷的一次回光返照。6月初，陈立夫请辞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一职，蒋命陈布雷暂代。随后，蒋再委陈布雷为总统国策顾问。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出现“总统国策顾问”的头衔，这是第一次。
因“行宪国大”期间，陈布雷工作过于紧张，脑力体力消耗太甚；加之各派势力为攻名夺利，相互咬斗，陈布雷在周旋协调之余，饱受刺激，精神每呈崩溃之势，夜间失眠现象愈显严重，服用安眠药的数量亦逐渐增加。过去每晚服用两片安眠药，即可睡足三四个小时以上，现在必须服用五六片安眠药，才能入睡，几个小时的睡眠全靠安眠药来维持。
陈布雷的贴身副官陶永标对主人起居十分关心，每晚总要等看见陈熄灯后才肯回到南京丁家桥寓所休息（距陈公馆所在的湖南路很近）。一天深夜，陶看到陈两眼熬得通红，神志疲倦，就缠着他非得上床躺下，困不着也闭目养神，不能再用眼力。陈布雷便向陶要了几粒安眠药一口吞下，朝床架上一靠，望着陶手中的药瓶叹道：“这瓶药给我一下子报销掉就好了，省得你再操心了。”
就这个时候的陈布雷来说，或许是还没有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是还没有想好选择什么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许是还没有想好选择什么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中，大概已经想到了安眠药将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好的工具。
陈布雷曾在遗书中写道“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可见，夏秋之间，是结束陈布雷生命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按照传统的季节区分方法，1948年的5月5日立夏（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由此进入夏季。陈布雷所说的“入夏秋后”，当然是一个笼统的提法，不可能精确到某月某日。不过，认定5月为夏季的开始，大致是不会错的。而5月的时局，确实没有给陈布雷带来什么好消息。
5月4日，国民党统治区爆发本年度第三次涨价风，上海大米每担涨至470万元；次日，黑市美钞每元涨达100万元，黄金每两亦涨达4800万元之巨，均创本年度最高纪录。然仅仅过了一周（5月11日），上海米价每担突破600万元大关，为年初之6倍；黑市美钞每元创130万元新高，为年初之8倍；黄金每两涨达6300万元的天文数字，股票、棉纱及其他货物均在一日千里地飞涨之中。陈布雷每每看了这些消息，总有一种心惊肉跳、惴惴不安的感觉。
财政经济临近崩溃，政治危机则日益加深。5月8日，国民党行政院公布“剿匪”地区军政机构配合方案；5月19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各地行辕，分别成立“剿匪”总司令部及“绥靖”公署；同一天，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修正后的《戒严法》，规定总统在情形紧急时，根据行政院呈请，有权先宣布戒严，然后提交立法院追认。并规定在戒严时期及戒严地域，当地最高司令官及军事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陈布雷清楚，蒋先生借助于这个《戒严法》，已经拥有了将国家转入军事独裁体制的权力。
虽然国家政权机器日益适应内战需要，不断转入“剿共”体制，可是，军事局面却是日益不妙。5月17日，临汾失陷，国民党军2．5万余人被歼；6月3日，宛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1．2万余人被人民解放军席卷。5月18日，为遏止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空军持续轰炸开封城。报载：空军投弹达40余吨，死难平民达10万人以上，街头死尸枕藉，腥臭之气达160多米之高空。此举激起全国民众之义愤，各地纷纷举行哀悼和控诉大会。陈布雷亦感此举太过分了，两军交战，平民何罪？可叹的是，尽管蒋介石于21日亲飞郑州前线督战，开封仍于22日失陷，国民党军被歼达3．9万人。可见国民党的军事，已至不堪境地。
其实，“今春以来”，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固然是一个方面；然“入夏秋后”自身处境，险象环生，亦是一个方面。对于这一点，陈布雷却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苦楚。盖因从5月1日开始，一个重要信号就已送达湖南路陈公馆，这就是多年来在陈公馆忠于职守的两名老侍卫，突然间被调离，另从蒋的侍卫队里调来了两名“生面孔”，负责陈公馆的警卫工作。
表面上看，这是对公馆警卫人员的一种例行调动，实际上，它是借例行调动而对陈公馆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陈琏刚被保释出狱不久，袁永熙也正在保释过程中，这个时候蒋突将陈公馆警卫调换，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其中的联系；同时，自陈琏夫妇被捕后，陈布雷“儿女都是共产党”的传闻，在国民党高层已被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因查无实据，陈琏夫妇先后被保释，但在一些反共老人的眼里，都认为这只是蒋先生为照顾陈布雷面子而网开一面罢了，陈布雷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的铁案，翻是翻不了的；加之，因陈布雷兄弟及子女多人“发红”，陈公馆早已成了保密局特务监控的重要目标，不能不对陈公馆采取必要的措施。即从最高当局蒋介石来说，一个著名的反共逻辑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蒋之同意陈布雷将陈琏夫妇保释，并非认定陈琏夫妇没有“涉共”嫌疑，而是因为尚没有获得“铁证”，不便久关不放罢了。然鉴于陈公馆的特殊地位，又不能不有所防范，以避免不测。
但是，这种事如何运作，的确比较棘手，关键是不能让陈布雷察觉已受到特务监视，否则极易弄巧成拙，酿成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令朝野惶惶不可终日。斟酌的结果，只能是借助“自然过渡”的办法，不显山，不露水地对陈公馆的警卫人员进行大换防，重新挑选特别忠实的侍卫人员，重新布置陈公馆的警卫，强化陈公馆的警卫工作。
按例，这次警卫换防工作，仍由国府警卫大队出面承办。首先是将原陈公馆的两名老警卫调往台湾（送就送远一点），新从国府警卫大队第四队挑选了两名侍卫，一叫胡宏猷（浙江奉化人），一叫王权（浙江嘉兴人）。两人都是南京黄埔路主席官邸（后改为总统官邸）的“御前侍卫”，不但是来自蒋介石家乡的子弟兵，而且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内高手”。
当事人胡宏猷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对这次换防作了比较详尽的披露。1948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警卫大队第4队队长唐茂吴将胡宏猷与王权叫到办公室，说明湖南路陈公馆的两名老警卫已被调往台湾，队里决定由胡、王两人前往接替。唐反复交代说：“你们去担任陈布雷先生的警卫工作，我看你们两人比较忠实可靠，军事水平也差不多，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胡宏猷有国防部警卫团团长董兆钧的背景，我想你是不会捣蛋的。王权祖父是某团团长，和我常有往来，我看也不错。派你们去我是比较放心的，我希望你们两人好好干，切不可三心二意。”话虽然说得婉转，但是却很厉害，连背后保证人都讲了出来，那意思很有点株连的味道。
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胡、王由1位区队长带领，前往陈公馆接岗。区队长对胡、王讲了应当注意的种种事项，再三叮嘱不能出乱子，并说：“对你们二人，队长是比较放心的，你们要想想，这任务是何等之重大，布雷先生是何等样的人呀！他是我们蒋先生的唯一助手，还是中国命运的担负人哩！”从蒋官邸被降格陈公馆，胡、王初时还多少感到有点委屈，现在经区队长这么一提醒，才知道陈布雷的地位是这么重要，态度当即端正起来，表示要尽力担负这一重大任务，请区队长放心。
“大内高手”进入陈公馆，便开始熟悉了解各方面情况，先是晋见陈布雷及熟悉公馆成员。陈布雷在楼上办公，一般人不允许随便上去。胡、王由陈的贴身勤务严尚友带领上楼。严通报之后，胡、王向陈行了一个脱帽礼。陈一边说：“好，好”，一边站了起来，表示致意。晋见仪式便算结束。接下来，胡、王了解到公馆成员有：陈布雷，蒋君章（陈布雷秘书兼《中央日报》主笔），金省吾（总务），陶永标（随从副官），严尚友（贴身勤务），孟新洲（送信），冯德厚、李祥庆（厨师），徐近良（勤工），何仲明（收发），两名司机，一名书记（为陈布雷摘录、剪贴报纸）。加上陈的三儿子陈适（当时也住在公馆内），警卫胡宏猷及王权，总计16人。
以后几天，胡、王便开始熟悉公馆环境及地形。公馆坐落在湖南路508号，坐西朝东。马路很开阔，但比较僻静，较少有车辆行驶。公馆两边都没有房子，南边围墙较长，围墙内都是树木野草。陈公馆并不大，进了两扇铁制大门，就是收发室和警卫室；另有几间平房，分别是秘书办公室，汽车房和仓库；仓库里有一块白底黑字木牌，上书：“陈委员布雷公馆”。据说，因陈布雷不同意挂出去，做好后，就一直放在仓库里。
陈公馆的主建筑是一座小洋楼。楼下是蒋君章的办公室和卧室，后半间是金省吾的办公室兼卧室，再后就是楼梯和卫生间。卫生间虽有瓷盆，但是陈布雷严禁用温水洗澡。楼下有一间会议室，是中央宣传小组召开例会的场所，摆着一张长方桌，放有10把靠背椅，墙角有一壁炉，也是多年不准使用了。楼上第一间即为陈布雷的办公室，靠窗有一个电钮，是叫喊侍者用的；第二间是会客室，摆着大小沙发和茶几；第三间是陈的卧室，靠墙有一张木制高低床，一只床头柜，两只旧木板箱。房间不大，却显得空空荡荡。据胡宏猷观察，整个公馆的灯泡都是60瓦以下的，没有一盏华丽的照明用具，亦不准使用电炉。房子前面是一片草坪，但没有植一株花卉。公馆内外，都深深地打上了主人气质及性格的烙印。
胡、王对公馆成员的活动规律也作了一番观察。发现公馆成员都是从各单位调来的，多数不在公馆住宿。无论白天黑夜，公馆里都比较安静，没有一点喧杂之声。陈布雷终日在楼上活动，每天6点起床，洗好脸，吃好早饭，就开始办公，从不下楼散步。陈外出较少，有时奉蒋渝去总统府或中政会一趟，一般时间都不长，大都不到2小时。外出前，先由严尚友去汽车间按响喇叭，住在距公馆不到100米的司机及副官，一旦听到喇叭响，就会很快赶到，将汽车开到公馆门前等候。陈出现时，总是穿着一件黑色布长衫，右手按着嘴角上的香烟，左手伸得很直，不大摆动。小小的个子，迈着小小的步子，头发又长又乱，头一转不转地就上了汽车。公馆有两辆小车，一辆供陈专用，一辆供秘书使用。蒋君章是大秘书，这辆车也是他用得最多。
陈公馆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夫人王允默住上海福煦路福明村48号，很少来南京。大女儿常住上海，小女儿虽常住南京，但不住陈公馆。胡宏猷回忆：陈的“小女儿陈琏和女婿袁永照两人经常出入公馆，见了我们总是笑脸对待，但没有同我们说过话。我只知他们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据工友徐近良告诉我，陈琏是共产党员，政府捉去坐了牢，陈通过各种渠道把她保了出来。陈琏回来时，父女在楼上相逢，陈琏哭得真伤心哩！”外人如何议论，也许并不足道。但是，在公馆警卫眼里，始终把陈琏当作一个共产党分子看待，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了。这说明，陈公馆里确是笼罩着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
以陈布雷的敏感和多疑，两名“大内高手”突然进驻陈公馆，自然不会没有想法。但是，以他的聪明和谨慎，又不会在表面上有任何不满流露。因此，公馆生活虽一如常态，然在表面的平静下，却深藏着无限的恐惧与不安。在这一段时期，陈公馆里曾发生了两件自相惊扰的事件，亦可从一个层面反映这种高度设防与相互戒备的复杂心态。
一次，厨师冯德厚于晚间外出赌“沙蟹”，返回时已深夜1时许。他不想高声叫门，便爬墙欲入。不想胡宏猷从熟睡中惊醒，顺手拿起驳壳枪，便将子弹推上了膛。冯德厚听到子弹入膛的声音，顿时吓得屁滚尿流，当即滚下墙去，直到第二天才返回公馆。这件事的发生，虽多少有点误会，但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即在冯德厚与胡宏猷之间，尽管同属公馆成员，大家天天见面，但关系却很冷漠。
又一次，陈布雷外出，秘书等人也不在。平时，两名“大内高手”总是将神经绷得紧紧的，趁着这个机会，决定放松一下。于是，或唱歌，或弹琴。两人玩得兴起，竟在围墙内的草地上摆上香烟罐头，打起靶来。因过于兴奋，竟未能听到汽车喇叭响。等到发觉，车子已开到大门口，让陈布雷撞了个正着。胡宏猷回忆：“陈进来只是向我们看看，没有说什么，可能是听到了枪声。陈上楼后，我马上问驾驶员和陶副官是否听到了枪声。陶副官笑笑说，你们好大胆，真想得出，怎么能在公馆里面放枪呢。’驾驶员亦说：“下次不许了。”胡回忆：“我们很怕陈追究，但他一直没提过这件事。”一般来说，按陈布雷谨慎自持的个性，对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即使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至少也要叮嘱一声：下次不得如此。然而，陈布雷这一次竟不置一词，始终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实属罕见。可知，陈布雷对这两位“不速之客”，有一种强烈的猜疑、戒备心理。表面上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实际上是敬鬼神而远之。
其实，两位“大内高手”原本就没有把陈布雷怎么放在眼里。一次，胡宏猷与严尚友闲谈，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主任的相貌生得多难看，个子这么矮小，只有一米六，走起路来步子也迈不开，说起话来也不响亮，穿衣服更不成样子，头发老是这么长，为什么官还做得这么大，中国命运还在他手中，总统还要称他为先生？”忠心耿耿的老仆当即予以训斥：“你这青年人真不识相，你看主任鼻子生得多好！”胡问：“鼻子有啥大用场？”老仆接着说：“狮子鼻头摆中央，大富大贵当宰相。”一只狮子鼻头竟有这么大的作用，这是胡宏猷没有想到的，也是胡宏猷所不懂的，胡无话可说了。
进入炎夏，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国民党统治的形势变得越加严峻，陈布雷的神经亦越加衰弱。1948年7月6日，豫东战役结束，国民党9万大军被歼，中将兵团司令区寿年被俘；7月13日，兖州战役结束，国民党军6万余精锐丧失殆尽；7月16日，兖州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襄樊战役旋即结束，国民党军2万余人被歼，第15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阶下囚；7月21日，晋中战役结束，国民党军10万大军被歼，中将总司令赵承绶以下16名将军被俘，晋中地区连失13城。
陈布雷看到这些战报，简直有点不寒而栗了。自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在山东孟良崮阵亡后，一年多来，多少将军阵亡，抑或被俘？陈布雷已记不清了。总之，从3月间兵团司令刘戡战死沙场，到这次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在晋中被俘，国军被捉牢或打死的高级将领，已升格到中将与兵团司令以上。再打下去，会出现什么情况，陈布雷不敢想象了。至于这次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康泽，虽说与陈布雷没有什么交情，但在担任三青团组织处长期间，曾经负过那么大的责任，亦与陈布雷有过很多工作上的接触，颇受蒋介石宠爱，现在竟也成了共军的阶下囚，这真是没有想到的。像他这样的特务头子，杀过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共产党会善待他么？大局不堪故人稀，许多故友旧识，都在一天天少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然而，陈布雷最感痛心的，是进入夏日以来，财政经济领域出现的崩溃局面。陈布雷从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那里得到报告：江苏各地，“近日物价波动，几为脱缰之马，不可制止。人心浮动，社会不安，尤以粮食一项关系民食，影响甚大”。并说：“惟查本省各地物价之涨落，直线上升，一般物价跟踪激涨，混乱情形无法制止，以致内地物价大受影响。顷据各县报告，粮食恐慌已成普遍现象，升斗之民惶惶不可终日。值此青黄不接之际，奸人乘机煽动之时，殊属忧虑。如沪市物价政府不从速作有效措施，则社会秩序何以维持。”陈布雷从7月12日的报纸上看到邮资涨价的消息，寄一封平信，需付邮资15000元。因币值狂跌，钞票不敷使用，政府将发行25万元面值的新大钞：黄金券。物价的暴涨，金融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财政金融危机，将国民党法币制度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陈布雷视此为挽救党国危机的背水一战。7月26日，陈布雷怀着希冀与焦虑，随蒋登上浙西莫干山，出席国民党财政金融特别会议。会议由蒋亲自主持，与会对象为：行政院长翁文濒、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等行政、财政、金融界首脑。会议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明令宣布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汇，限期登记中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以达到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理，稳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及国际收支的目的。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发行金圆券这样一个破纸片，将民间所存资财，一网打尽，借以支撑庞大的内战军需。
陈布雷虽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及总统国策顾问的双重身份与会，因不请财政经济，几乎一言未发。其实，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陈心里面清清楚楚。上山之前，陈得到的数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只及支出的5％；法币发行已达666万亿，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上涨了3492万倍。形势的严峻程度，可用“触目惊心”4字概括。陈号称“文胆”，不是“财胆”，对于莫干山会议拿出的这一套办法，究竟有多大作用？固不能说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即如果没有外援，又不能落下一场金雨，只靠搜刮民间有限的金银外币，以支撑内战军需这样一个无底黑洞，无非是一个杀鸡取卵的办法罢了。
悲观尽管悲观，陈布雷对贯彻莫干山会议精神，可谓是不折不扣，而且是“从我做起”。莫干山会议结束，《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还没有正式公布，陈布雷途经上海，在沪宅暂作停留，即对夫人王允默交代：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准备兑换金圆券。并对夫人解释：“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陈布雷深知自己家中这点金银，只是杯水车薪，无补时艰，但一石投水，死水尚有微澜，自己带头响应政府法令，泪滴为公，或许总能感动一下那些醉生梦死的党国要人和贪官污吏吧！
陈布雷回到南京不久，《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颁布，陈马上指示将中央宣传小组的100亿法币兑换成金圆券3300多元。当时，上海大米每石价格为23元金圆券，11月9日，已狂涨到1800元，100亿法币兑换成的3300余元金圆券，已买不到两石大米。最困难的时候，弄到中央宣传小组工作人员的伙食费都发不出，不得不由陈布雷拿钱垫支，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实际上再移作下月的垫支。随作物价飞涨，伙食费支出天天爬高，陈布雷垫支的数目亦日益增大，后来由蒋君章等人瞒着陈布雷，走了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的路子，总算由总统府总务局设法解决。至于陈布雷将私人金器及银元兑换成的一点金圆券，更是付之东流了。
陈布雷不但自己带头兑换金圆券，而且还积极做好亲朋好友的工作。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副秘书长徐复观办了一个叫做《学原》的学术刊物，宗旨是借助倡导学术，达到批评时政，清除腐败，刷新吏治的目的，以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发行金圆券时，陈布雷动员他将办刊物的经费全部换成金圆券。徐复观不干，陈布雷沉痛地说：“复观兄不拥护国策，谁拥护国策？金圆券完了，我们也完了，还办什么刊物？”徐复观被陈布雷的一片“谋党”之心所感动，只好同意了。金圆券崩溃后，徐复观的经费化为乌有，《学原》杂志也被迫停刊。陈布雷痛心地说：“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事实上，大多数民族金融家也是受害者，真正得利的，只是以孔、宋家族为代表的大买办、大金融家，而最大的便宜，无疑是进了蒋家王朝的腰包。
8月初，蒋介石最后一次在南京亲自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陈布雷没有与会，但听到不少会议传闻。据说，蒋在开幕时发言，不但把两年来军事上的惨败，完全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指挥无能，而且语气间充满了悲观沮丧的情绪，对前途完全丧失信心。蒋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中共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蒋为之警告：“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而且日益猖撅，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话，几乎就是3月间蒋在中训团党政班成立9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的重复。陈布雷听到这里，心情为之一沉，自忖：自己还能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吗？
会后，陈布雷了解到两年来，国民党军计损失兵员300万人；损失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约7万挺，山炮野炮重炮共1000余门，迫击炮小炮共1．5万余门；损失的装甲车、汽车以及通讯器材等，亦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至于各种弹药的损失，已是数不胜数了。陈布雷听说，何应钦在会上报完了这笔流水账，与会的高级将领无不面面相觑，相顾失色，认为“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他，现在共产党已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仗怎样打下去？”
其实，以陈布雷的眼光，真正的危险还不在这里，所谓兵员、兵器的损耗，固然痛心，但这些东西毕竟是有形的，可以统计得出来，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然而，军人的斗志，军队的士气，这些都是无形的东西，很难统计得出来，一旦失去了，也很难得到弥补。如果军队里弥漫着悲观厌战情绪。以至军心涣散，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收拾。这就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无论你有多少健康的兵员及优势的兵器补充进去，也会被它吞噬。陈布雷听说：凡从前方回来的军官，都说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不少人甚至得了恐共症，一打就逃。由于物价飞涨，军人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家属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军人境遇一至如斯，还有什么斗志？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国民党军现在的状况，不等到共军来“屈”，已自先溃了，还打什么仗？
可见，军队丧失斗志，是失在政治，失在经济。然而，这只是陈布雷的认识，要命的是，蒋总统并不这样看。蒋总是认为，现在前方打败仗，是由于军人普遍存在害怕共军的心理，以至影响士气，这都是失在宣传作战不能配合军事作战。这在陈布雷听来，似乎中央宣传小组的召集人对国民党军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蒋在这次高级军事检讨会议上，着人散发了一本《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印刷品，要大家带回去对官兵讲解，内容仍然是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口号，以此打破害怕共军的普遍心理，除去“心中之贼”，以期激励士气，挽救国家民族。陈布雷看了这个东西，心中真是感到无限的悲哀，无限的苍凉。
8月间，陈布雷目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江河日下的形势，为之黯然神伤。陈布雷想起去年夏天对《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哪里知道仅一年时间，国民党的天下竟弄得这样糟糕，真是一年等于二十年了。虽说天下事殊难逆料，但自己一生慎言，亦不至于说出这等昏话，可见自己的脑力，确已不堪驱使。
自此以后，陈布雷对自己越加丧失信心，终日自哀自叹，愁眉紧锁，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以至情不自禁地说出一些凶险莫测的话来。一次，陈布雷无限哀伤而又满怀深情地对夫人王允默说：“我的病体拖得太久了，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而给予你的却太少了，无法偿还了。”王允默初以为这是老夫子的情绪抑郁所致，也就没有多想，只是善加劝导一番。谁知未过几天，陈布雷再次突兀地对王允默说：“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我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王允默一闻此语，如五雷轰顶，勃然色变，深感老夫子的这个话太不吉利了，莫非今年真是他的一大劫数？王允默不敢再往下想了。
事实上，陈布雷此语一出，已经有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进入9月后，已临近中秋佳节。陈布雷的情绪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并提议要带王允默赴海宁观潮。9月中旬，陈布雷与王允默一起，先赴钱塘观潮。21日（农历8月19日），陈布雷观完钱江巨潮后，携夫人返沪，顺道至杭州一游。在烟霞洞临江轩品茗时，陈回首自己20余年来，在政坛浮沉，亦如钱江之潮，起伏跌宕，势不可遏，犹如天地造化之功，非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陈深为感叹地对王允默说：“我一生淡泊，与世无争，惟思报答领袖知遇之恩而已。”须臾，又哀不自胜地说：“常怀山林廊庙之思，恐此生不可得矣！”
等到陈布雷于9月下旬返回上海时，形势已越加险恶，大局更加不堪。华东方面，山东济南失守，守军王耀武所部11万余人被陈毅一网打尽。倘共军再下徐州一城，前锋就直抵南京了；东北方面，锦州范汉杰所部10万余人，被林彪大军所困，形势万分危急，蒋命参谋总长顾祝同亲往东北，监督卫立煌提师驰援；中原、西北、华北的战场形势，都已到了危如累卵的境地。
财政经济方面的消息更糟、本来，政府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已将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严令不得加价，号称“八一九防线”。等到陈布雷返回上海以后，发现一个多月的实施结果，全国各地的物价继续上涨，根本不受“八一九防线”的约束。即以经济中心上海来说，虽有蒋公子“经国兄”亲自坐镇，甚至不惜以铁血手腕进行弹压，但打来打去，打到的，仍不外几只苍蝇，并未打到一只老虎。表面上，上海的物价涨幅不大，然市面上货架空空如也，有价无市，形同无价。而奸商囤积，黑市交易等，比之“八一九”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布雷清楚：财政经济的崩溃局面，只在早晚之间罢了！
也就是这次在沪期间，陈布雷有过一次奇怪的举动。据陈的浙高同学张任天回忆：一天，陈忽然打长途电话给他，请他去上海，有事面谈。张在杭州工作，接到电话后，心中顿起疑云：这种事过去从未有过，究竟是什么要紧事呢？张当即乘夜车抵沪，赶到陈的寓所。只见陈原本消瘦的面容，如今更形憔悴，手中夹着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良久一言不发。张见状，心中的疑云更浓：急吼吼地打长途电话，要人家连夜赶来，却又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吞云吐雾，岂不怪哉？张到底忍不住了，不禁问道：“叫我来有何事？”陈听了，却答非所问地冒出一句：“任天兄，你年过花甲了，我要为你做寿啦！”
不错，张比陈大两岁，这一年陈59岁，张61岁。不过，张听到陈这样说，不免感到好笑，心想：民间素有做九不做十的习惯，真要替我做寿，就该提前两年。可见得他这个话，是言不由衷，亦或另有它意。想到这儿，张似乎猜到了陈的本意，当即说：“你今年59，做九不做十，你可以做寿，我将为你写篇寿序。”陈听到这个话，脸上若有喜色，又因为自己的心事被人窥破，而有些腼腆。陈换了一支烟，淬然而起，在屋内踱了几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张的意见：“我还能负荷得了吗？”
以陈的习惯，过去在浙高同学面前，常常表现得沉默寡言，小心谨慎。这一天陈的表现一反常态，与张大谈时局。陈直言不讳地说：当今的戡乱，与从前的北伐，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共较量，论“力”，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势”。（民国）三十四年胜利，三十六年制宪，三十七年行宪，从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这中间脱了节。贪赃枉法，兵骄将逸，自己不争气。与其说败于人，不如说败于己。
张也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坦诚相告。临别时，张还为陈背诵了一段《诗经》：“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民亦劳止，讫可小息。”意思是劝陈早日摆脱国民党统治集团。陈摇摇头，表示自己不可能做到了，同时从兜里摸出万金油，用力向额角及太阳穴抹去。随后，陈弯着腰，把张送出门口，与张紧紧握手告别。
返回旅馆的路上，张仍没有解开这个问葫芦：陈为什么要把他从杭州叫到上海？为什么心血来潮地要为我做寿？我说为他写寿序，为什么他表现得若有喜色，而又若无其事？“我还能负荷得了吗？”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张想来想去，终究没有答案。只是觉得：陈布雷的举动很有些异样。两个月后，从南京传来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张在震惊之余，始恍然大悟！
从上海乘车返回南京，陈布雷精神萎靡，在卧铺车厢里缩成一团。车中，恰遇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左客气询问：“布雷先生，近来贵体如何？”陈直言相告：“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不能再用，从前偶然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确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言下不胜凄然。陈布雷所说的这部机器，固然是指他自己的精神体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隐指国民党政权这架机器。
返京以后，陈即抓紧校录、整理蒋总统大事年表。作为蒋的私人秘书，陈布雷先后为蒋整理、校阅了《自反录》、《日记》及其他蒋氏自撰的文章篇目。1947年2月，又出任溪口蒋氏家族修谱副总裁（总裁吴稚晖只是挂个空名），具体主持修谱事宜。陈实在忙不过来，请出浙高同学、文史书法均佳的沙文若（孟海）先生帮忙，这才能把修谱的工作承当起来。1948年7月，陈布雷着手蒋总统大事年表的整理、校录工作。接手后，虽身体不佳，但冥冥中觉得自己的时间已经有限，仍抱病工作，连日不辍，勉力支撑，经3个月努力，终在10月中旬将这件事作完，了却了一大心愿。
此间，从夫人王允默，到兄弟及子女辈，似乎都看出了陈的一些异样，也都对陈的状况深为忧虑，王九默等亲属曾两次代陈到济祖培院及观音阁求签，以祈求神示，预测凶吉。据说，一次求得“氏宿第三灵签”，一次求得“观音灵签”第九签，两次均为上上签。大家都深感欣慰，陈一度也面有喜色。尤其是观音灵签第九签的签语为：“劳君问我心中事，此意偏宜说向公；一片灵台明似镜，实如明月在当中。”
人在倒霉的时候，总希望能出现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将自己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祈祷神示的原始冲动。陈布雷亦不例外，当他看到两签均示吉兆，虽不完全相信，但毕竟是个安慰，尤其是观音灵签中一句：“一片灵台明似镜”，令他大感兴趣，觉得那正是自己刻意追求的一种奇妙心境，很有一点宁可信其有，不愿借其无的味道。
只是，陈布雷转念一想，觉得照自己现在这个倒霉的状况，至少目前尚看不出有改善的前景，然两支上上签都把未来说得如此美妙，大可令人起疑。况两个签都是夫人等代求，未知不是她们的刻意安排，那样岂不是欺神自欺！这样一想，陈布雷打定主意，自己亲去一次，以填心灵的空白。陈布雷17年前的那次求签，得了一个“官非直解”的签语，后经大哥陈屺怀巧为剖解，方觉非常“灵验”。这一次虽然是物故人非，但观音也还是当年的观音，求签人也还是当年的求签人，想来还会“灵验”的。
这一次，陈布雷只让副官陶永标一人陪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来到观音阁。在观音像前，陈诚心祈祷，请求神示，抽得一签，打开一看，不觉惊呆。此为“观音灵签”的第三签，签语为：“冲风冒雨去还归，役役劳心似燕儿；衔得泥来成垒后，到头垒坏复成泥。”陈布雷自忖：这真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定数，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20多年前的《商报》时期，自己取别名“畏垒”。此后，便投身蒋幕，在笔札文章方面略尽微薄之力。现在想起来，一生遭际，“冲风冒雨”，起起伏伏，与签语中的“燕儿”何其相似；亦无日不是“役役劳心”，为中华民国，也为蒋介石，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恰似“燕儿”的呕心沥血，日复一日地衔泥垒窝。然“成垒”之后，又复如何？到头来还不是“垒坏复成泥”？以自己今日的处境，抑或以国民党今天的情势而言，亦如《左传》中所说：“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这真是人生的一个伏笔，从“畏垒”，到“成垒”，再到“垒坏”，一个轮回。先贤有言：“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惧，此谓燕巢于幕，鱼游于鼎，亡不俟夕矣！”今天，国民党的大厦即将倾覆，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必定是一损俱损，一亡俱亡。自己的出路何在？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了吗？
陈布雷拖着软软的步子，缓缓地离开了大殿。潜藏在胸中的最后的一点希冀，似乎又被哪个冥冥之中的神示，摧毁得干干净净。
1948年10月，是蒋介石的大陆统治面临冰山倾倒的一个月；也是陈布雷的生命之火即将油尽灯枯的一个月。对于陈布雷来说，国家、个人，两方面都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走进10月，可以说，每天各大报刊的重要版面上，都登满了令陈布雷心凉肉跳、饱受刺激的事件。2日，上海发生抢购风潮；5日，风潮波及南京、杭州、无锡；半个月后，蔓延全国；3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政策，所谓“八一九防线”宣告崩溃，由此标志着国民党财政经济已彻底完蛋。与此同时，军事上也出现了雪崩一样的局面。15日，东北重镇锦州失陷，国民党10万精锐被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长春率部投降。至此，东北仅剩下沈阳一城，孤悬关外，辽阔无垠的东三省，实际上已成中共的囊中之物。美联社则从南京发出电讯：“（国民党）在满洲的严重败北，已使南京突呈紧张，人们已公开谈论着政府迁移的可能性。”
这样的局面，对陈布雷带来的刺激可想而知。在这一阶段，对陈布雷的思想情绪及生活状况最为了解的，当数蒋君章。当时，蒋君章虽兼有《中央日报》主笔及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教授等职，但本职仍为陈布雷办公室机要秘书，并住在陈公馆里，为陈布雷处理重要信函往来及日常事务。据胡宏猷回忆：“陈布雷的工作繁重，所以得依靠有水平的蒋君章来协助。一般往来客人由蒋君章接待，很多公事也由蒋君章办理。陈会见的客人很少，除陶希圣、张治中、邵力子、陈果夫、陈立夫、张群、孙科、居正、陈诚、周宏涛、翁文灏、莫德惠等高级官员外，其他如省主席或大学校长等，都由蒋君章接见。省主席以下如大学教授、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蒋君章先生也没有时间去接见，只是让他们在收发室登个记，留张卡片，蒋君章看过登记本之后再告诉陈。若觉得有必要见，再打电话通知他来。即使谈话，一般也只有几分钟。”胡并回忆：“各报馆的新闻记者都想采访，但陈都不予接见。唯有《中央日报》的年轻女记者张明，自己驾驶一辆小吉普车前来采访。因蒋君章是《中央日报》主笔，所以蒋君章与她谈话，每次都有1小时以上。出去时蒋君章还送她出大门。”
以蒋君章的身份，应当说，他对陈布雷逝世前的情绪变化，是知之最详的第一人。以此可知，蒋君章的下述回忆，是具有相当权威的。蒋君章说：“（布雷）先生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形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蒋君章的这个回忆，仍然是表达得相当温和的。其实，不要说陈布雷了，就是蒋君章本人，当时也是悲观失望到了极点。胡宏猷回忆：“蒋君章秘书每天早上6时起床，先打太极拳。他从未训过我们，有时还与我们谈谈话。有一天夜晚，我和徐近良同坐在他房间里，蒋谈起形势来，说济南失守，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兵团司令黄百韬战死，形势十分险恶，看来国军难于取胜，我们总是要落在共产党手中。目前吃的政治饭，以后是要去踏三轮车的”。胡特别提到：蒋君章也是“一副消极的样子。他入睡前，也要吞服3粒安眠药。陈布雷的情绪，在蒋秘书身上也可以反映出来。”
就连蒋君章都有了“总是要落在共产党手中”的心理准备，并有了“踏三轮车”的打算，而以陈布雷这样多愁善感的国民党要人，其心境之恶劣，精神之痛苦，情绪之糟糕，更是可以想见。仅从蒋君章所用的“情绪非常不宁”、“居恒郁郁不乐”等语中，也多少可以看出陈布雷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境。蒋君章从照顾陈的身体及精神状况出发，不得不对外部形势加以封锁：“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其余的“书面陈述”、“当面请见”、“电话互谈”等等，对不起，统统由蒋君章代为接见或处理。而蒋君章的秘诀，也不外是一个老法子：把“各方意见”或“各方建议”，统统来一个“留中不发”，让陈布雷眼不见为清，耳不闻为静，“以免刺激先生”。
但是，蒋君章的“封杀政策”，也只是封杀了“各方意见”和“各方建议”，还有些渠道是封杀不了的，这就是各种报刊杂志等。陈布雷是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为国民党舆论宣传的最高主管，每天看报，就是他的专业，不但各种各样的报纸，每天都有专人送来；而且蒋君章等人把《中央日报》、《申报》等重要报纸看过后还要选择重要文章或重要段落，做上记号，交书记人员剪下后，贴在一本簿子上，呈陈布雷阅读。可见，陈布雷每天通过读报，对大局了如指掌。
除了报纸这个渠道不能封杀外，“一、二排闼直入的熟客”，也是不能封杀的。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局势的日益崩溃，国民党内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为代表的主和派势力抬头，他们强烈主张国共和谈，停止内战。然而，因党内好战势力依然强大，尤其是蒋的态度最为顽固，故邵、张等人的主张，一时难以直达天听。邵、张开始寄希望于总统国策顾问陈布雷，企图将他搬出来，到蒋先生面前去“攻关”，说服蒋接受停战言和的主张。
胡宏猷等人回忆：“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题为《政府能战能和》的讲话，文章就是陈布雷熬了几个晚上写出来的。陈布雷一方面接受了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的请求，逢机会就与蒋介石谈和谈之事，一方面又替蒋介石写出这样的好战文章，身心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并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到：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胡在这里所说的“进退两难”，难在什么地方？当然是难在战又战不了，和又和不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为之效尽犬马之劳的国民党政权彻底覆灭，而自己亦将俱损俱亡，这正是陈布雷的“进退两难”所在。
以此看来，蒋君章奉行的“以免刺激先生”的“封锁政策”，固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效果终究有限。而最令他头痛的是：“有的根本瞒不住的”。比如粮食问题，粮价一天天往上窜，当局还在信誓旦旦地实施限价。结果，粮商把粮食售出后，根本无法以原价补进，从而损失极大。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千做万做，蚀本不做，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商人不赢利，还叫什么商人？这样一来，乡间的粮商不肯进城交易，只肯在城外待售；城里的粮商也是吝而不售，而将粮食暗中转入黑市交易。10月间，市面上已经买不到粮食及许多日用品，市民生活失去基本保障，心理大起恐慌。于是，饥民开始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涌到粮店门前，捣毁大门，打开粮仓，抢米风波由此发生。当局自然有的是办法，不久前公布的《戒严法》，正好用来对付这群饿民，不惜以枪杀来实施弹压。陈布雷居住的湖南路508号公馆，紧邻山西路。陈布雷打开后窗，就可以看到山西路一带的粮店。10月以后，这里经常发生抢米风波，呐喊声，厮打声，枪声等等，“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这真是一幕痛绝人寰的人间惨剧。陈布雷出身报人，对民众心理的重要性，比一般人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把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饥民抢米图”，对国民党政权意味着什么？对蒋介石的统治意味着什么？对他这20余年来为之呕心沥血的贡献意味着什么？对他这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追求又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些方面，陈布雷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除了报纸这个渠道不能封杀外，“一、二排闼直入的熟客”，也是不能封杀的。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局势的日益崩溃，国民党内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为代表的主和派势力抬头，他们强烈主张国共和谈，停止内战。然而，因党内好战势力依然强大，尤其是蒋的态度最为顽固，故邵、张等人的主张，一时难以直达天听。邵、张开始寄希望于总统国策顾问陈布雷，企图将他搬出来，到蒋先生面前去“攻关”，说服蒋接受停战言和的主张。
胡宏猷等人回忆：“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题为《政府能战能和》的讲话，文章就是陈布雷熬了几个晚上写出来的。陈布雷一方面接受了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的请求，逢机会就与蒋介石谈和谈之事，一方面又替蒋介石写出这样的好战文章，身心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并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到：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胡在这里所说的“进退两难”，难在什么地方？当然是难在战又战不了，和又和不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为之效尽犬马之劳的国民党政权彻底覆灭，而自己亦将俱损俱亡，这正是陈布雷的“进退两难”所在。
以此看来，蒋君章奉行的“以免刺激先生”的“封锁政策”，固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效果终究有限。而最令他头痛的是：“有的根本瞒不住的”。比如粮食问题，粮价一天天往上窜，当局还在信誓旦旦地实施限价。结果，粮商把粮食售出后，根本无法以原价补进，从而损失极大。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千做万做，蚀本不做，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商人不赢利，还叫什么商人？这样一来，乡间的粮商不肯进城交易，只肯在城外待售；城里的粮商也是吝而不售，而将粮食暗中转入黑市交易。10月间，市面上已经买不到粮食及许多日用品，市民生活失去基本保障，心理大起恐慌。于是，饥民开始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涌到粮店门前，捣毁大门，打开粮仓，抢米风波由此发生。当局自然有的是办法，不久前公布的《戒严法》，正好用来对付这群饿民，不惜以枪杀来实施弹压。陈布雷居住的湖南路508号公馆，紧邻山西路。陈布雷打开后窗，就可以看到山西路一带的粮店。10月以后，这里经常发生抢米风波，呐喊声，厮打声，枪声等等，“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这真是一幕痛绝人寰的人间惨剧。陈布雷出身报人，对民众心理的重要性，比一般人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把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幕惨不忍睹的“饥民抢米图”，对国民党政权意味着什么？对蒋介石的统治意味着什么？对他这20余年来为之呕心沥血的贡献意味着什么？对他这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追求又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些方面，陈布雷受到了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