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八九,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荆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其后,王芸生接了张季鸾的班,在陈布雷日记中,代替张与陈打交道,陈布雷代表国民党控制《大公报》,主要通过张季鸾、王芸生等之私交,并不强制下令,而是潜移默化,让新闻界为国民党做“小骂大帮忙”的事,当然,在爱国这一点上,张季鸾应该说是不亏的,当然,陈布雷在经济上也帮了《大公报》不少忙,战时外汇很紧,陈布雷在日记中常记有给《大公报》搞了几十万美金以购买设备和新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