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二陈合力挤垮了丁惟汾，终于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创造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
国民党的党务，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可以说是由孙中山一手包办。党内无论何人何派，都不能和孙中山对抗。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立即呈现出分裂状态。在上海，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即使在广州，国民党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广州，胡派势力被赶出国民党中央；“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势力也失去核心；孙科之所以能形成一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孙科自己没有主见，他派中支持他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不成大的气候。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中，只还存在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惟汾派和新近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介石派。事实上，这时的蒋介石派并不能成为派，蒋介石长期不曾染指党务，在党务系统没有势力，在陈果夫到达广州之前，他只是光杆一人。张静江、戴季陶支持蒋介石，但这两个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他们支持蒋介石是因为蒋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赞赏，而不是他们追随蒋介石，他们更象是蒋介石的主子。
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后，其职权实际上只能在组织部内部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不能染指。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及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之争，丁惟汾都支持蒋介石，因为丁惟汾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的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能接受。所以这时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尚能合作。
丁惟汾控制国民党党务，主要依靠的是他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时的一批人。而丁惟汾本人游移于蒋、胡、江之间，虽然在1926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多支持蒋介石，但也不是事事听命。因为这时蒋介石自己身边没有管理党务的人才，他又要插手党务，丁惟汾的地位、名望都不足以和汪精卫、胡汉民以及西山会议派相比，蒋介石在党务方面支持丁惟汾，等干是拆汪、胡的台；而丁惟汾也只有获得蒋介石的支持，方可维持丁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和地位，丁惟汾凭本身的本钱无力抵抗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西山会议中的任何一派。所以蒋丁合作一度非常亲密，在1927年1928年左右，出现了“蒋家天下了家党”的局面。可见，丁惟汾这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的时间是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在党务问题上和丁惟汾合作，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加上蒋介石刚刚复职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所以在会议结束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5名常委中，丁惟汾赫然在选。但在这次会议上，也为蒋丁冲突埋下了伏笔，蒋介石重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部务。在此次会议中，蒋介石决心把整个国民党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凡参加过其它政团者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省及相当于省的党部，由中央派党务指导委员七人至九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负责办理该省党务及办理党员登记事宜，在整理期间代行执委会职权。
蒋丁蜜月马上出现裂痕，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蒋介石解散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为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长。表面看去，丁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青年部是管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工作的，丁惟汾丢掉青年部，等于不能再过问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当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接收。这使丁的权力大为缩小。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向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目标主要是三个：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治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从国外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和以前了支持蒋反胡的做法不同，这次了坐山观虎斗，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而是对他有利的议案，无论是谁提出的，他都支持；对他不利的议案，他都反对。和胡、蒋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份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是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为了保证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意旨下进行，早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会时，蒋介石即为此做准备。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选派大批他们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员，委任为整理委员，派往各地，组织当地的党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党员的重新登记和建立新党部工作。
本来建立新党部，排挤原有党部人员，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可在建立新党部时，陈果夫、陈立夫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于是饥不择食，一些看来可靠但实际上反蒋的人员也被派了出去。这些人到了各省，与当地的反蒋分子串通一气，就使陈果夫、陈立夫整理地方党部的成绩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整理各地党部本是想换上自己的人，但一些地方不仅没换上，得罪了原有党部的人不说，换上的还是蒋介石的敌人。
整理地方党部没有达到目标，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要如期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圈定与指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办法。
按照国民党中央第一八七次常会通过的国民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圈定是由国民党中央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当地党部按规定人数的一倍向中央上报代表名单，再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指派适用于那些尚未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没有党部，不能提供圈定名单，所以干脆由国民党中央指派某人为某地代表。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后，和孙科一起到南京，被增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胡、孙在国民党内名望、地位都比较高，而此时蒋介石又和汪精卫斗得不可开交，对胡汉民、孙科比较迁就。胡、孙知道他们在圈定、指派代表时不会吃亏，也就支持了蒋介石的圈定、指派办法，这就苦了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在党务问题上，丁惟汾和陈果夫早有争斗，但以前要共同对付汪精卫和胡汉民，所以双方都比较节制。这次蒋、胡合作，胡汉民的能量要比丁惟份大得多。蒋介石要在三全大会上占较多的代表名额，胡汉民、孙科也得占便宜，代表名额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吃亏的也就只能是丁惟份了。
圈定、指派代表的办法立即遭到各地党部的强烈反对。一些派系不仅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而且有的地方公开闹事，这迫使蒋介石和胡汉民不得不考虑修改代表产生办法。
1929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九九次常会，对原来的圈定、指派办法进行修改，新办法规定如下：
①普通党部：包括38个省市，用四种方式产生代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代表由选举产生；江苏、浙江、湖北、武汉、天津、山西、广西、甘肃的代表由中央圈定产生；北平、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四川、福建、江西、云南、贵州、河北、哈尔滨、察哈尔、绥远、热河、黑龙江、吉林、辽宁，由中央指派；西康、外蒙、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②铁路及海员特别党部：用三种方式产生代表。沪宁、沪杭甬、津浦三局，由中央圈定代表；平汉、粤汉、海员党部，由中央指派代表；平绥、平奉两路，由中央指派列席代表。
③军队特别党部代表单独产生。
海外华侨代表产生办法另定。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这个代表产生办法用意很明确，他们能够确实保证自己选举获胜的地方，如蒋介石在南京、上海，胡汉民在广州、广东，就选举，否则就指派或圈定。
代表很快就产生了出来，共406人。其中指派代表211人，圈定代表122人，两项共333人，占代表总数的81.2％。其它代表由选举产生。指派、圈定的代表当然主要是蒋派、胡派或孙科的人。这些指派或圈定的代表，有的都产生得让人莫名其妙。如国民党中央指派谷正伦为哈尔滨特别市党部代表，谷正伦是贵州人，未在哈尔滨任过职，甚至从未到过哈尔滨，更不用说负责过哈尔滨的党务了。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南京警备司令，也就硬是代表了哈尔滨。
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使其他各派面临了生存危机。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历来以北平、天津为基地，势力遍及北方各省和南京，可由于陈果夫操纵圈定，指派大权，不仅南京大同盟人员未当选，即使是大同盟势力控制的北平、天津也未被选中。改组派的情况也比大同盟好不了多少，大批干将不要说升迁，连代表也未选上。共同的利害所在，使大同盟和改组派联合了起来。
改组派和大同盟要求国民党内民主，反对指派圈定代表，反对蒋介石包办三全大会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928年11月2日，改组派与大同盟策动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发表辞职呈文，抨击蒋记中央，指责蒋介石剥夺党员民主权利，违背孙中山遗教，和北洋政府的官僚串通一气。
南京市的改组派和大同盟分子利用国民党内普遍的不满情绪，逐渐将事端扩大。1929年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三十多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各区党部代表并举吴健、谷正纲、刘行峨三人为代表，列席国民党中央常会，请求对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胡汉民对三人加以训斥，但三人不服，退出常会并开始在南京组织抗议活动。
当南京大同盟联合改组派发动反蒋时，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到北平。在临走之前，他嘱在南京的大同盟分子发动反蒋，他本人在北方发动。
在北方，丁惟汾首先指使大同盟分子发动学生起来闹学潮。又利用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北平、天津工会的事件，以平、津市党部的名义猛烈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要求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北平、天津两市的工会也声言反对国民党中央。随后，受改组派和大同盟影响较大的国民党云南、浙江、山西、江西、绥远、河南、江苏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都闹了起来。
反蒋派的声势越来越大，使南京国民党中央不得不思考妥善的处理办法。这时蒋介石正在皖北检阅部队，闻讯后立即从徐州发电，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中央政策的攻讦。11月19日，在南京中央党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戴季陶召集在南京的国民党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训话，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中央决议”，“绝对服从中央”。同时，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对各地党部指责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明令申诫，嗣后若再有此种违反纪律之言行，一经查悉，即予移付监察委员会从严惩戒，以维党纪。”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撤回派往云南的指委，另行选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迫使反对派向他们屈服。
但是，由于代表问题关系到一些地方国民党党部的个人利益，这些人又得到改组派、大同盟的支持，国民党内又广泛同情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派们并没有屈服。1928年12月22日，北平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策动北平市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五团体，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中央党部撤销北平市指委的决定。其它省市也继续反抗。
在这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手法，首先决定瓦解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
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参加者大多为青年人，除丁惟汾本人外，其他人资历、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而下惟汾本人的声望也不及胡汉民、汪精卫。所以，尽管胡汉民、汪精卫在政治斗争上屡屡败给蒋介石，由于除胡、汪二人外，胡派和汪派还有人占据国民党高位，因此，胡派在胡汉民去世之前，还是一直有战斗力。汪精卫身边也有大批的追随者，以后他叛国投敌，一些人竟追随他去当汉奸。丁惟汾就不同了。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后，北平、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白崇禧的地盘。阎、白以实力为后盾，早就对把持平、津党务的丁惟汾不满。但丁惟汾据有国民党中常委的地位，颇有能量，阎、白也就对他无可奈何。这次丁惟汾和蒋介石交恶，阎、白便利用维护国民党权威的名义，对丁在平、津的支持者开刀，以武力镇压了北平市工会和北平学生联合会，又强行解散天津市党务委员会。陈果夫指挥CC派的人马，立即占据北平、天津市党部，并对大同盟成员进行迫害。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失据，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就此瓦解，他的青年党徒各寻出路。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这样，也就由一年前的“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
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资本除了资格老、威望高而外，就是反共“先知先觉”，针对这两点，蒋介石和陈果夫合伙给西山派制造了一个血案，让其威望全失，被迫下台。随后，陈果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奉送西山派首领谢持一顶红帽子。
蒋介石历来对自视正统的西山会议派不满，认为这些人除了摆摆老资格外，并没有什么真本事，所以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蓄意打击共产党。尽管事后蒋介石又是解释，又是自请处分，可西山派的人也并不傻，他们看出了蒋介石骨子里反共，这只不过是表示的一种姿态。因此致电蒋介石，嘉奖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同时为他出主意说：“祛恶必须彻底”，因此应该“努力为之”，“清理党籍”。
西山会议派在开完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内就不得人心，以至不敢再回广州，孤苦伶什地在上海另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看到广州搞得红红火火，他们心里一直想回去喷云吐雾，可就是得不到机会。这次看到蒋介石反共，他们本以为这回蒋介石可以和他们一起干了，一高兴，便把对蒋介石的看法说了出来。没想到这正打到蒋介石的疼处，等于是揭了蒋介石的底，恼怒之余，蒋介石立即发出通电，对西山会议派严词谴责：
“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望破坏本党，摧残革命，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
不久，蒋介石又对黄埔军校学生宣称西山会议派召开的二中全会是“一种非法行动，我们为党国计，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铲除障碍”。
西山会议派兴冲冲地为蒋介石喝采，不仅未得到蒋的回报，反而弄得灰眉土脸。当时有人讥讽西山派，说他们是“热脸遇到了冷屁股”。西山派首领之一的邹鲁也承认这次西山派是大大地自讨了个没趣，说：“我们去电嘉奖蒋介石，倒博得他大骂一顿。”
以后，蒋介石仍旧看西山派不顺眼。西山派是国民党内最先，也是最坚决的反共派别，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叛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按说是应该和西山会议派联合的。可蒋不仅未和西山派联合，反而趁机查封了他们设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的中央党部，简直是要置西山派于死地。
西山派终于找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1927年8月，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联合威逼下，被迫下野，李、白、何三人控制了南京政府。此时宁、汉政争正烈，共产党已成为互相攻汗的武器，西山派在国民党内反共的“先知先觉”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在宁汉双方互扣红帽子的同时，双方都开始拉拢西山会议派。这时冷落了几年的西山会议派一下子成了各方关注的中心。据当时的报纸称，西山派首领许崇智在上海的住所“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溥泉（张继）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士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
此时的西山会议派，显然已经今非昔比，不仅要参加政权，而且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武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谭延闿等人的南京一起，平分政权。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虽然都握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却不高。要和武汉的唐生智抗衡，他们必须找出一位政治上可与汪精卫相匹敌的人来，这就使西山会议派走上了政治前台。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随后宣布宁、沪、汉三方联合的特委会成立。特委会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推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蔡元培、李烈钧五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委；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等14人组成主席团。但由于蒋介石下野，胡汉民在上海拒绝去南京，汪精卫也于9月13日下野，声称自己“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南京的特委会实际上是桂系联合西山派，何应钦、谭延闿、孙科和程潜所包办。西山派掌握了特委会的党权。
可好景不长，到1927年12月，在南京的各派别在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纷纷请蒋介石复职。为对蒋介石表示安慰，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专门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让他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为了恢复对党权的控制，蒋介石首先开始布置从南京赶走他所讨厌的西山会议派。
1927年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介石命陈果夫制造血案。会议一开始，陈果夫的喽罗就在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议后，组织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这样，“庆祝讨唐胜利大会”成了讨伐西山会议派的声讨大会。游行的学生公开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钩恼羞成怒，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当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大作，当场击毙4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这就是所谓的“一一·二二血案”。血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叶楚伧急派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葛健时到场劝说，结果葛成了替罪羊。陈果夫的喽罗们在各地发起声讨“一一·二二血案”的运动，指控此次惨案为葛健时一手策划。葛健时为西山会议派干将，陈果夫的党羽于是借题发挥，发起了对西山派的指控。在这种情况下，李烈钧只好下台，把持特委会组织大权的谢持也被迫辞职。好不容易才在国民党中央占了一席之地的西山会议派，官座尚未坐暖，就被蒋介石利用陈果夫制造的这次血案弄得狼狈不堪。
西山派一直以反共“先知先觉”自命，仿佛其政治远见比谁都高。在蒋介石利用“一一·二二血案”将其弄得灰眉土脸以后，他们还不想就这样放弃得之不易的权力，因此对一些事情，免不了还要指手划脚。谢持被迫辞职后，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权力为陈果夫接收。本来谢持就是陈果夫赶下台的，但他却仍不识时务。这时陈果夫正和丁惟汾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整理党务，其目标在于“把以往就人来划订组织，改为以事来划订组织，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和“重新举行党员总登记”。由于这项工作需向各地派大批的党务指导委员，作为一种姿态，陈果夫请全体中央委员公开推荐人选，而由他和张道藩、余井塘三人审核。这次整理党务，蒋介石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各地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所以在决定向各地派出的人选问题上，连当时的合作者丁惟汾都不能过问，而由陈果夫一手把持。很多国民党中央大员了解此中奥秘，所以对于推荐一事，大都缄口不言。而对于陈果夫、张道藩选定的人选，也“大都认为公正”。只有谢持不识时务，给陈果夫推荐去了大量的人选。陈果夫让中央委员推荐人选本是一种姿态，可谢持却认了真，于是陈果夫得出了谢持“对中央用人尚有干涉迹象”的结论。为了既让谢持知难而退，而又堵住别人的嘴不说三道四，陈果夫对谢持介绍的人严加审查，终于“发现他最恳切介绍的两个人也是共产党。经过详密侦查，且得有证据，我就告诉谢先生”。
西山会议派历来以反共先知先觉自居，动辄给人扣红帽子，这次陈果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然使谢持十分难堪。陈果夫后来回忆此举时露出了他这么做的动机，陈果夫认为，谢持“认为唯独他是反共最烈的人，不应该介绍共产党的”。结果介绍了共产党，而且让人当面质问，因而“十分觉得惭愧”。陈果夫趁机把自己“选择的人，所以取舍之理一一面告，他也认为很公正，所以此后不再干涉组织部用人了”。谢持这次不识趣，不仅未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反而让陈果夫抓住把柄教训了一番。
对付汪精卫的改组派，蒋介石与二陈另有新招：大打出手加政治迫害。改组派抵挡不住，只能逃回上海。
蒋介石、胡汉民合作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圈定和指派代表，反对最烈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
对改组派，蒋介石本来也想用对付丁惟汾的办法对付，收买几个上层人物，使其失去领导核心，其属下的喽罗们也就各奔东西了。所以蒋介石派邵力子前往上海见王乐平，要求改组派保持缄默态度，为此保证改组派的几个头面人物当选为三届中央委员。
但改组派不象丁惟汾那样容易打发，他们的目标是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而代之。所以不仅未接受邵力子的说情，反而立即调动人马，发动了对蒋介石的攻势。1929年3月11日，也就是在蒋介石包办的三全大会开场的头四天，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甘乃光等改组派巨头13人在上海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指责南京“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以为地盘已得，权力在手，遂避难就易，抛弃本党主义，吸收党外之反动势力，以朋分自北洋军阀手中夺来之政权。至人民之权利、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保障”，甚至指责南京政府的统治“与北洋军阀时代毫无不同”。
国民党内本来对蒋介石、胡汉民指派、圈定代表的办法就存在着普遍不满，这回有汪精卫领头干，大家马上就行动起来。
1929年3月，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举行代表大会，选举各区党部代表。由于陈果夫把持的南京市党部不能操纵，在当选的六十多位代表中，改组派占了三十多个，大获全胜。南京选举的胜利，更坚定了改组派反对圈定和指派代表的决心，因此决定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圈定、指派代表的运动。
为了不给南京政府提供攻击改组派的口实，改组派事先决定推选一位接近改组派而又不是改组派成员的人担任大会开幕式的临时主席，起初准备推丁惟汾派的大同盟分子廖维藩担任，但因此时丁惟汾已向蒋介石屈服，廖失去后台，临阵打了退堂鼓，改组派于是推谷正纲担任。
谷正纲是贵州人，先后在德国、苏联留过学。此时正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训育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是由陈果夫创办的，校长是蒋介石，由此看来，谷和陈的关系并非一般。而且谷正纲的哥哥谷正伦是南京警备司令，是蒋介石的亲信。就以谷正纲的这种地位，他还是处处受CC分子的排挤和压迫，因而未选上三届国大代表。正当谷正纲满腹怨气无处发泄的时候，改组派不失时机地找到了他，把他推上了前台。于是，便发生了“三·一四”大打出手的闹剧。
1929年3月14日，也就是三届国大召开的前一天，以国民党中央大学学生、改组派分子吴健为代表的国民党员，发动全市党员，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问题。吴健此举，简直是给第二天就要召开的国民党三大难堪。随后，在改组派的组织与策动下，南京全市十一个区党部，除第三区党部外，全部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请愿开始前，南京市党部并未得到消息，现在来得这样突然，而且声势浩大，南京市党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意立即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这时，中央党部的李实，也在南京市内到处散发反蒋传单，借以壮大声势。
大会由吴健主持，开会的第一项内容，他请谷正纲上台致开幕词。谷在开幕词中，大力指责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号召反独裁，反圈定，并鼓动说：“这样搞下去，国民党就要亡了。”谷正纲的开幕词博得了参加大会者的阵阵掌声。
南京市党部的CC派分子，因为第二天国民党大会就要召开，生米马上煮成熟饭，本以为这些人胡闹一场，发足了怨气也就完了，没想到等下午开第二次会议时，改组派玩出了新花样，他们竟煽动通过了一个《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这为混在场里的蒋派分子始料所不及。震惊之余，蒋派分子们马上回过味来，他们得考虑如何向蒋介石、陈果夫交待，于是开始在会场捣乱。他们喧嚣、叫骂、冲打，大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在大闹了一场以后，因人数太少，不敢恋战，遂离去。当这些人在会场上大闹时，CC分子方觉慧、中统特务施裕寿和南京市党部民运科科长李永懋等调集人马，准备再次冲击大会会场，当日下午三时许，代表会正在进行，蒋介石的打手队再次冲入会场，打落孙中山的遗像，围打会议代表。方党慧、施裕寿和黄埔学生龚大风等人围殴谷正纲，改组派的人也起来抵抗。不久，蒋介石又调来黄埔学生围打代表，龚大风、金亦吾又率卫戍司令部的宪兵参战。一场恶战下来，方党慧、谷正纲都受了伤。会议代表们把龚大风抓住，要求放出被捕代表，惩办凶手。南京市党部段锡朋、洪陆东等出面调停。当晚，党员大会的代表在市党部的诱骗与军警强迫下乘车到了中央党部，蒋介石出面讲话，并宣布将谷正纲撤职。
南京市全体国民党员代表大会确实给蒋介石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为此，国民党中央常会专门举行紧急会议，谷正纲和方觉慧都向常会控诉，结果常会决议解散南京市代表大会。南京市代表大会也不甘示弱，当即以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的名义，在《民意》周刊上发表《南京全市代表大会呈文》，声称：
“呈为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全市代表大会会场被毁，代表受伤，廖仲恺先烈暨总理遗像均被暴徒捣碎，请求迅赐严惩，以维党权，而申党纪国法事。窃南京特别市于本月十四日遵照总章呈准中央开全市代表大会。本市党务进行之方策，与夫党内一切问题之讨论，正赖斯会以决定。不料惨变之来，起于俄顷，所经情形，确足证明暴徒事前为有计划之捣乱，绝非偶然。当大会通过开会期间及选定提案审查委员会开始讨论‘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一案’之始，即有少数蓄意破坏大会之代表，举动既不守会场秩序，而发言又不依民权初步之规定，任意叫嚣，继且乱掷石块，廖仲恺先烈遗像，于此时被捣立碎，始呼啸而去。旋由大会主席，出面维持，重行查点人数，计九十六人，仍足法定，大会仍继续开会。在场代表，全体起立，静默为廖先生遗像被毁致哀敬之诚。而当时呼啸而去蓄意倒乱分子，亦仍蜂集，大会宽其既往，未加深究，亦冀其自悔改，不致有妨进行。讨论前案，历二小时之久，始付表决以大多数通过。而该捣乱分子，如龚大风金亦吾田载龙等，益夏肆意妄为，竟举坐凳向人丛中抛掷，是时总理遗像，遂以被毁。会场四周玻璃窗户，类变粉屑，在场代表不得不四散暂避。当是时，市党部执委兼大会主席团主席之方党慧，拍桌喝打，旋即驰去。未己，即由外率宪兵入场，持枪装弹，如临大敌，而市党部之候补监委曹之瀛，亦率武装警士多名蜂拥而入。方曹二人，并指挥军警，声称奉总司令命令，逮捕大会主席，及在场代表。而龚大风金亦吾田载龙等，亦忽携来贾伯涛，及身背皮带之形似军官者多人，向大会主席谷正纲同志云，蒋总司令叫汝去，谷答去就去。乃谷同志之答语甫毕，即被贾等将谷同志按倒在地，撕去谷制服上之证章，并将谷上衣剥脱，拳足交加。金亦吾则将会场凳脚拆下，排殴谷身。当时代表（系党校学生）有目击不忍者，以身翼蔽。金即舞动双手所持凳脚，追击穿党校制服之代表。故当时受伤者甚多，并有大呼打倒中央党校之声浪。而方曹所指挥之军警，则乱捕代表七人，拘禁干市党部门房中，凡三时之久。时市党部执委段锡朋洪陆东，赴大门调解。暴徒及形似军官之辈，亦将其两手反缚，用拳拳背。市党部执委刘纪文，职兼本市市长，有指挥警士维持治安之权，对此次事变，竟袖手旁观，不发一语，实有用消极方法以伤害代表之嫌。其他列席于大会之执委，如萧吉珊叶秀峰靳鹤声等均先后兔逸不知去向。混乱至下午三时余，始稍宁息，然尤禁人出入，至七时余方始解严。当是时，四象桥一带，则军警密布，行人均受检查。对于妇女，尤肆戏侮，关于此节，附近市民目睹者众，均相传达，似此以上事实，发生在中央所在之首都，而被捣毁者，乃为本市最高权力机关之全市代表大会。若无适当解决，党权何在。载诸党史，耻辱局极！为此权同受伤各代表之伤单一纸，仰祈鉴核。对于违党纪负党责之辈，分别依法惩处，万勿纵使漏网，党国幸甚。谨呈。”
在给国民党中央呈文发表的同时，南京市国民党代表大会还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文书除详细叙述了打架经过而外，明确表示反对指派和圈定代表。
虽然改组派闹得气势汹汹，但他们在南京并没有太大的势力，所以在折腾了一番之后，受不了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的迫害，改组派的人马被迫向上海转移。谷正纲糊里糊涂地替改组派的人挨了一次打，成了改组派的大功臣。而CC分子和黄埔学生们却恨他入骨，发动了许多人去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严办凶手”。当谷正纲从中央党部被放出时，他们甚至想把他架走处死。改组派也组织了一批人，和他们又混战一场，才把谷救出，隐藏起来，并派人连夜将他送到上海。从此，谷正纲便成了改组派的干将。
打胜了第二次北伐的蒋介石，没想在召见天津市党部的一个委员时碰了钉子。陈果夫在被大骂一顿之后，下定决心，整顿各省市党部。结果缪斌在江苏以武力清除了反对派。
国民党地方党部在国民党中央各有各的靠山。尽管从1926年“整理党务案”算起，蒋介石、陈果夫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已有几年，也向各地派了一些人马，但很多党部并不买帐。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份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了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老实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焦廷献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崔为晋系，鲁为西山会议派，陈、刘属CC，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二陈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整理党务方案，解散或撤销各省市党部执行委员会，由组织部提请中央委员会派员整理。这实际上是对全国党部实行清洗，因此马上遭到了各省市非CC派分子的反对。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七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汪宝瑄、滕固、倪弼、酆悌。这七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瑄、倪弼担任常务委员，酆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滕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七人中，叶楚伧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酆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瑄是二陈嫡系。酆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弼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常会讨论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李寿雍、汪宝瑄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倪、滕、顾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大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滕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顾、滕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顾、滕三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瑄、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键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缪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键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的委派大权。他公开卖官鬻爵，对县级官员的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六千元，公安局长三千元；二等县县长卖价五千元，公安局长二千元；三等县县长卖价四千元，公安局长一千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幺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键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缪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清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二十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缪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键，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二十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键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缪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滕恰恰不在，缪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实行大逮捕时从后门逃走的杨谷改名换姓，偷偷地溜上了关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们取得联系，甚至大胆地住在了山上。在经过研究以后，被押诸人以葛建时的名义，写信一封，托杨谷下山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信中，葛建时指控李寿雍勾结缪斌，强加给诸人“改组派”名义，施以迫害。因此，请叶楚伧就近报告国民党中央，主持正义，进行营救。叶复信称已向组织部调查，此事起因是因股固为汪精卫改组派，在滕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怀疑，因此情被捕诸人稍安勿躁，静候解决。
过了两个周，释放了梁斌认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时、倪弼和顾子扬等七人，以改组派嫌疑重大送苏州高等法院。以后又经过多次审讯，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结案。
江苏省党部逮捕案发生不久，中原大战即告爆发，倪弼是黄埔出身，于是修书一封叫杨谷带到徐州交给蒋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求刘说情。刘对倪弼离开军队搞党务虽大为不满，还是答应说情。随后，他直接致电陈果失，第二天，陈果夫回电，答应亲自派人前往苏州办理交保释放。这样，被缪斌逮捕的人全部释放完毕。
葛建时、倪弼、顾子扬三人被释放后，立即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陈果夫，陈述被冤枉的经过，陈果夫对三人慰勉有加，显得颇为同情。但当说到三人在江苏省党部的职位时，陈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苏的路，说：“江苏省党部已经改组了，现在请你们担任中央党部的设计委员，”陈果夫随后在江苏省整理委员中换上自己的四个心腹，即杨兴勤、马元放、曹明焕、张渊扬四人，叫他们把江苏党务办好。这样，陈果夫便把江苏反CC势力全部赶了出去。
但时过不久，江苏省党部内争又起。原来，张渊扬进入省党部以后，很快将原来反CC势力攫为己有，并很快和原来的CC势力闹翻，以江苏省反CC力量首要自居，这使江苏反CC势力有了新的靠山。这时叶秀峰也将势力伸入江苏，马元放也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斗争不仅未停止，反而更加错综复杂。不过，这种斗争已不象以前是CC派同其它派别斗，而是CC派内部斗。即使以反CC派首领自居的张渊扬，也是只反省党部内的CC派，并不反对二陈本人，从这个角度看，张渊扬更象是代表二陈控制江苏反CC派的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要和CC派做对。
事实上，真正由CC派党务人员挤走各省市非CC派势力的事例并不多，更多的是蒋介石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CC派才能在武力作靠山的情况下挤垮敌对派系，所以CC派真正能控制的党部并不多。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冯阎桂联军后，CC势力才真正控制北方各省党部。到1933年，为CC派主持各省党部的为；江苏马元放，浙江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艾毓英、杨锦昱，江西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赵伟民，河南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宋志先，甘肃田崑山、凌子惟，黑龙江王宪章、王秉钧，察哈尔马亮、刘诚宜，绥远赵允义、陈国英，宁夏沈德仁，青海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方治，上海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陈石泉、庞镜塘，青岛李汉鸣，武汉李翼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为了使CC分子在各省不致引起当地人的反对，并能落叶生根，繁殖势力，二陈在选择地方党部人选时，一般都尽量选所在省籍的人。这样，从1933年以后，各地党部基本上未再掀起过反蒋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