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手下人放手行动，忠于自己，陈立夫即使蒋介石也敢蒙。
二陈兄弟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顺从的党务系统，这对蒋介石来说，功劳确实不小。但是，二陈只是在党务、文化、教育系统活动，而蒋介石要统揽全局，由于站在不同地位，从不同角度上看问题，也就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二陈和蒋关系密切，二陈的部下们有时难免受到蒋介石的呵责。这时，为了让CC分子们更加忠于自己，很多时候，二陈都敢为受了冤枉的手下出面辩护，有时甚至不惜蒙骗蒋介石。
1931年3月2日，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接近CC派的黄埔学生田戴龙主办的《文化日报》突然接到蒋介石的手今称：“《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为要。中正。”这项手今一下，主办者一下子都陷入百里云雾之中，既不知道《文化日报》错在什么地方，又不敢向蒋介石请示查核。正在惶惶无计时，事为陈立夫所知，陈对此事甚表惋惜，为了不让办报者伤心，他立即出主意，《文化日报》一切照旧，只要改名，并当即手书《建设日报》四字，托人带回。《文化日报》的主办者得此消息，皆大欢喜，当即决定《建设日报》继续《文化日报》的一切权利。当晚立即出刊，只是不再送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总部几处地方。这样，蒋介石的手令在陈立夫的袒护下成了《文化日报》主办者手中的一张废纸，《文化日报》改头换面后照样出刊，这事只是瞒了蒋介石。而《文化日报》的创办者们，对陈立夫当然只能是更加感激。
陈果夫插手行政不成，顺手包揽了国民党的合作、无线电台、广播和电影等部门。这些，他都得到了蒋的大力支持。
1930年10月，陈果夫因工作过于繁劳，以致肺病恶化咳血，被迫辞去组织部长职务，前往杭州莫干山疗养，组织部长一职由陈立夫接任。
蒋介石让陈果夫借病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不久便证明是别有所图。原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由于陈果失的多年经营，目下又有陈立夫主持，忠于自己已可保无虞。政府中机构很多，这时在南京政府中已获得一定声望的陈果夫，有必要走出组织部，再为自己掌握一个系统。
陈果夫最先想染指的是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为此，他在1928年亲拟了一个《训政时期建设程序方案》、自称该方案“谨按总理所著《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及《实业计划》”，“择其目前需要最迫切者，拟定最低限度之计划，期于最短期间，力求实现。庶几党国基础，可以巩固，民生有昭苏之望也。”
该方案分“政治建设”与“物质建设”两部分，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中央第二届五次全体会议上与著名的《训政时期颁布约法案》和《训政时期设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案》同时通过。陈果夫提出此案，本意为在新的五院政体下，能够在行政院获一实职。但当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改组国民政府时，他仅获监察院副院长一职。国民政府主席由蒋介石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分别为谭延闿和冯玉祥。好在担任监察院长的蔡元培并不恋栈，于1929年8月向国民党中央常会辞去监察院长职，改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另选任的山西阎锡山的亲信赵戴文又不就任，事实上陈果夫等于就是监察院长。1930年11月17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建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第二天，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陈果夫为监察院副院长，这时于右任正在陕西视察赈灾，监察院院务仍由陈果夫代理。1930年10月陈果夫去杭州休养，11月再次代理监察院院长，中间实际上仅休养一个月。于右任就职后，陈果夫于1931年3月再上杭州莫干山休养。在这段时间，陈果夫想从事行政的企图并未实现。
在向行政系统伸手的同时，陈果夫开始积极参子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地方合作运动。1928年春，由他发起组织的“中国合作学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宗旨为操纵民众运动，提倡民众合作，以对抗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陈果夫的这一举动得到了部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大力支持。1928年2月，陈果夫起草的《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提请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全体执监委员会审议，支持陈果夫连署提案的有蒋介石、李石曾、张静江等三人，经大会通过，送国民政府实施。该提案称：
“我们目前最大、最危险的一个问题，便是民生问题，内两军阀官僚积年的摧残，外而帝国主义积年的侵略，逐渐造成今日遍地兵匪盗贼乞丐饿殍的局面，造成总理所谓‘大贫’、‘小贫’的现象。我们根据总理的民生主义，认定一切社会国家的建设，完全立于‘民生’的基础上面，民生问题如不解决，社会理想的解决都是空谈，所以今日最切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解决民生的问题。……
‘农工运动’，‘民众运动’，是本党的口号，是本党急切要求解决民生问题的表现。可惜本党从前为中国共产党所把持，所谓‘农工运动’、‘民众运动’，无非是破坏方面的运动，其结果或不幸驱农工民众于死亡，尚何解决民生问题之可言！现在共产党已被我们清了出去，我们应该矫正从前的错误、努力提倡建设的农工运动或民众运动。根据民生主义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虽不止一种，但合作运动，消费、生产或屋宇合作社及合作银行等合作运动，却是最稳妥的，最切实的，最合于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本党是为全国谋利益的党，合作运动是为全民谋利益的运动，所以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
陈果夫借在国民党内提倡合作运动，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乘机将领导合作运动的权力抓在手中，亲任中国合作学社理事长，控制了全国的合作社。1935年冬，陈果夫提请国民党中常会准予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合作学院”，招收大专相关科系毕业生，加以二年的专业训练，分发各地推广合作事业。这样，全国的合作社系统，成了CC派的一个领地。
无线广播传入中国是在1924年。当时有一个美国人，在上海设立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作商业宣传。这时陈果夫正在上海为黄埔军校代办军用品和招收兵员，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广播是作宣传教育的得力工具，比办报纸要快捷得多。于是于1925年夏写信给蒋介石，问是否需要无线电人才，蒋介石复信说需要，并希望他罗致此类人才。1926年，陈果夫先后到金华和杭州，到无线电台、无线电训练班罗致人才，并在上海邀请无线电专家，但结果这些人都拒绝了他。陈果夫费了很大力气，一个也未邀请到广州去。这时，他听说在上海至南京的列车上有人试验短波无线电，大为感兴趣，觉得短波将来可能比长波还要好，于是又极力物色人才，仍是毫无所得。陈对此非常失望。1926年陈果夫到广州后，看到张静江对办广播一事兴趣也很浓厚，便和他商量，设法在上海邀请人才。这时上海的一些无线电人员，看到在广州的国民党站稳了脚跟，发展势头看好，也就乐意前往广州，这样广州便开始建造自己的无线电台。
广州建造无线电台的功臣首推曾养甫。曾有一朋友，名叫李范一，曾经在美国学过无线电，曾养甫把他邀到广州。张静江、陈果夫和李范一商量办无线电台，李也主张应首先办短波无线电台，这一想法和张、陈不谋而合，张、陈非常高兴。这时广州国民政府已决定建造无线电台，预算费用达二十余万元，但李范一坚持认为建立与此功率相等的短波电台，五千元足够。广州政府主办人不信，双方争执不下，于是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表示赞成李范一方案，并令在黄埔军校学生中选择30人，设立训练班。从这时起，蒋介石军中开始使用短波无线电台。
在广州的无线电台建成后，张静江拟在广州建造一个广播电台，请了个姓李的人设计。设计结果，李认为建一广播电台需毫洋五万元。张静江请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宋子文伯该款拨出后被挪作它用，所以迟迟不批。张静江知道宋子文此举是怕自己将钱花到别处，就请他将款拨给陈果夫保管。陈果夫领到此款后，将毫洋五万兑成大洋四万。在四万元大洋中提出五千交给这个姓李的人带到上海去买机器。不料这个姓李的带款到上海跑了一趟，回来报告说要十七万元大洋才能买到机器。陈果夫和张静江从宋子文处要五万毫洋已属不易，十七万元，无从筹措，于是骂了姓李的一顿，广播电台只得停办。
蒋介石占领南京后，李范一主张设立无线电制造厂。陈果夫于是将办广播电台剩下的三万五千元交给了他，李范一觉得不够用。陈果夫于是向蒋介石申请要款，蒋回答说无钱可给。陈果夫认为此事重要，必须立即办理，因此要求蒋介石下手令发给十万元。蒋介石再次解释说：“军需署无款可拨。”陈果夫回答说：“只要有一手令就好办。”蒋介石于是下手令发洋十万元。尽管钱仍无处可领，但李范一看到手今后，竟喜出望外，立即在交通大学西操场着手开办制造厂，只用了一两个月，竟造出了产品，到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时，共造出无线电机器十三部，其中有一部就设在蒋的总司令部内。
1928年春，李范一向陈果夫报告说，上海有一架五百瓦广播机待卖。这时正值国民党内部争得不可开交，蒋介石也尚未复职。为了能使国民党自己的广播电台开机，陈果夫立即设法借七千两银子，把广播机订了下来。回到南京后，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提出此事，立即获得通过。1928年5月，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破土动工，8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落成和开播典礼，由蒋介石首先开播致词，陈果夫和戴季陶相继演讲。1929年，电台进行扩充，购进德国制七十五干瓦广播机一部，这部广播机于1932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开始播音，其功率位居当时远东各电台之首。
1935年底，陈果夫和叶楚伧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设立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整理全国广播事业。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各推一人组成，以陈果夫为主任委员。事实上，国民党的广播事业经陈果夫一指导一整理，也成了CC的领地。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设立，最初主要目的是加强国内宣传。以后随中日矛盾激化，日本在东京和长春各设一100千瓦功率的电台，对中国进行麻醉宣传，陈果夫针锋相对，于1937年春在重庆建35千瓦短波广播电台一座，到“七七事变”发生时，虽然上海、南京一带的电台全部落于日军之手，但重庆的电台已开始播音。以后，陈果夫又主持在昆明建造一功率达60千瓦的大型中波电台一座，又在重庆、贵阳、西昌、康定、兰州、汉中、沅陵、永安、上饶等地遍设广播电台，作为对战区广播之用。
陈果夫创办国民党的电影事业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军事围剿进行反共宣传。1933年春，陈果夫看到意大利利用电影进行法西斯宣传的新闻，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利用电影进行反共宣传的主意。便写信给CC分子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将这个主意告诉了他。黄仁霖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立即动手，只用一个星期，就置办好了电影宣传车。随后将电影放映机搬到卡车上，开到江西剿共地区，在赣南流动播放。据陈果失自己说，利用电影在江西做反共宣传“成绩非常良好”，因此，他对电影的兴趣也更加浓厚。鉴于电影教育的成果，1933年6月，陈果夫奉命筹办电影教育，以摄制生活教育示范片为开端。他邀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人、政治部主任及对宣传工作有研究，对电影教育有兴趣的人，在励志社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摄制组扩大组织，增加经费，改组为中央电影摄制场，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在政治部下设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场一厂，分别拍片，均受陈果夫领导。1933年10日，陈果夫出任江苏省主席，电影的领导权归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陈果夫出任江苏省主席后。开始在江苏推行他的电影教育，他在江苏教育学院内设立电影师资训练所，培养人才。又在1936年春，装置一部巡回教练车，在车中装置收音机、留声机、照相机、电影摄影机和放映机，交给省立民众教育馆，白天放广播，晚上放电影。有时还把巡回施教车开到农村，在农村放电影。
1937年陈果夫卸去江苏省主席后，推荐罗学镰担任国民党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处处长兼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这样，国民党的电影又入CC掌握之中。“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了《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台儿庄大捷》等新闻片。以后西迁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CC派在垄断国民党中央电影业的同时，也还顺便垄断了电影发行业和电影院。
陈果夫垄断中国国民党时代的合作事业，垄断无线电事业、广播事业和电影业，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来说，无疑又多了几套歌功颂德的工具。陈果夫忠于蒋介石，蒋介石对陈果夫掌握这些地方当然放心。而对陈果夫来说，这等于是又给CC派打下几块地盘，使大批的CC分子有了用武之地，CC力量更加壮大。
当蒋介石在江西指挥数十万兵马大肆“剿共”时，以陈立夫为主帅的CC分子对上海、北平的进步文人也开始了“围剿”。
1930年10月陈果夫因患严重肺病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前往杭州莫干山养病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由他的亲弟弟、比他小9岁的陈立夫接任。和只有小学毕业证的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他首先毕业于北洋大学工学院，然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还有工程师职称。
当陈立夫接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共产党早已被清出国民党，国民党内各派也已被蒋介石、陈果夫联手治得服服贴贴。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能够和蒋介石对抗的三派军阀势力，冯玉祥的西北军分崩离析，阎锡山避往大连，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的桂张联军败回广西，自顾尚且无暇，那还有力量和蒋介石争雄？按说蒋介石、陈立夫之流是应该做太平官了。但事实恰恰相反，蒋介石、陈立夫不仅没有太平官可做，反而遇上了更为搔头的对手。
他们遇到的对手都与共产党有关。在蒋介石和各派军阀大打出手时，江西的共产党势力坐大，蒋介石必须马上出兵对付。而同时，在上海与共产党也有某些关系的进步文化势力兴起，蒋介石也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
1930年10月陈果夫肺病加重来得正是时候，否则蒋介石把中央组织部长的桂冠也得从陈果夫的头上摘下来，给陈立夫戴上。陈果夫搞国民党党内斗争，确是一把行家里手，上海钱庄小伙计精明的算盘加上青洪帮流氓肆无忌惮的身手，对付党内的那些党棍们，游刃有余。可是满打满算，他只有小学文化，对于知识阶层的事，他精明的头脑和流氓手法都很难奏效，也不了解这些人的心理。陈立夫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和文化人的交往也不多，但在文化界设法捞上几个头衔，再利用这些头衔回过头来收拾这些文化人，显然比陈果夫名正言顺得多。
当时的中国，领导中国文化潮流的是两个地方，在南方是上海，在北方是北平。陈立夫对此再明白不过，只要治眼了上海和北平，也就等于是治服了全国。所以他毫不犹豫，首先拿这两个地方的文化人开刀。
陈立夫在上海对文化人开刀主要假手上海的CC分子吴醒亚、潘公展、吴开先等人。这除了造谣、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外，再就是公开逮捕枪杀。1931年正月，上海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被CC派控制的上海市警察局逮捕，CC派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企图在这些人嘴里得到他们的“同党”及鲁迅等人是“共产党”的情况。在无法取得口供后，CC派乃将他们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经过军法处审判，于2月7日予以秘密枪杀。
不过采取此类逮捕、审讯、枪杀手段，CC派用得并不多，这更象是戴笠手下的军统所为。一般地，陈立夫手下的CC派们，更多采取的是釜底抽薪或取而代之的手段。
当时经销“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如现代书局和北新书局等，都开设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四马路即福州路棋盘街一带。CC派一般不直接捣毁这些书店。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先送去附有子弹但不署名的恐吓信，警告书店不得继续公开出售和秘密收藏一切有左倾思想、宣传赤化的书刊和杂志，如不听从劝告，将受到严惩。如果书店停止销售，他们也就不再过问。但若不听劝告，就要遭受灾难。行动一般由陆京士手下身着黑衫的暴徒执行，这些人手持铁制棍棒，乘着大卡车而来，气势汹汹，如狼似虎，一下车就蜂拥闯入书店，不问青红皂白，对店中职员顾客一顿拳打脚踢，将摆列在书架上和放在书柜里的书籍杂志刊物全部抄走，捆绑成捆，丢上汽车，然后一声号令，众人仍乘原车，扬长而去。
CC派抢占文化机构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是由上海二等流氓头子严春堂创办的。严本人是上海本地人，目不识丁，以经营澡堂业发家。电影制片厂由严及其子严幼祥二人独资经营。严家父子创办这家电影制片厂的动机，既不是为文化艺术服务，也不是想做思想政治宣传，只是他们手里有几个钱，看到那位冒险家投机商邵醉翁兄弟创办的天一电影制片公司，也就是目前由邵逸夫掌管的邵氏兄弟电影企业公司的前身，因摄制武侠打斗和神怪恐怖片大赚其钱，引发了他们发财的兴趣，决定也创办一个电影制片厂，赚它一笔大钱。
别看严春堂是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但在经营之道上却非常有远见。他知道搞电影，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跑不出个所以然的，所以决定别开蹊径，自己另创新路。既不仿效邵醉翁的武打神怪片，也不摄制明星电影制片公司那样的谈情说爱的缠绵作品。
这时正值上海左派文艺兴起，“—·二八”沪战刚刚结束，南京政府的无能和日本侵略危机的加深使很多人都对社会现状不满。严春堂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投观众所好，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便以揭露社会黑暗、讽刺当道无能、社会上层贪婪、卑鄙为影片主题。这些影片一上映，果然很合观众胃口，上座率极高，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也因此异军突起，大获其利，竟然有了和明星、天一、联华等厂竞争的实力。严春堂又重金聘请了一些在电影界颇有影响的人物，如导演蔡楚生、史东山，编剧钱杏村，演员胡苹、王引等。
CC系既羡慕上海艺华的成就，而艺华的厂址又在原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小沙渡路三不管地段，再加上艺华没有强硬的政治后台，就以其宣传共产谬论、助长赤化为名，先公开逮捕了该厂部分职工，随后开去几卡车暴徒，捣毁了该厂，最后逮捕严春堂，威胁严幼祥改组制片厂，交出实权。在CC派强权压力下，严家父子被迫接受CC派提出的全部条件：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厂长等职，仍由严家父子担任；公司经济财务由严家父子负全责；该公司所有大小职工、所有编、导、演人员的录用、剧本的取舍，一律听命于CC系派去的顾问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罗刚。这样，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的实权实际上被罗刚包揽。这次行动，直接负责人陆京上干得干净利落，陈立夫非常欣赏。
CC派将魔爪伸向上海教育界，始于1932年。这一年CC干将播公展取代无党派人士韦悫出任上海教育局长。随后，CC的势力开始向上海各大中学扩展。CC势力伸向上海各大中学校，目的也并不完全是迫害教育界进步人士，因为经过几年的培育训练和收买，CC喽啰人数大增，他们需要有地方安置。这样，CC派便看中了已控制在手的学校。
CC派抢夺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上海西南郊南翔火车站附近的国立暨南大学。当时暨南大学的校长是广东人郑洪年，出身于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北洋军阀失败以后，因为同是广东人的缘故，郑洪年在政治上靠近孙科，属于太子派。但孙科为人既软弱，又无主见，给部下撑不起腰，太子派在国民党内诸派系中，也是最为孤立的一个派别，这样，郑洪年实际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针对郑洪年的这种状况，CC系指使校内受CC领导，每月领取二三十元不等津贴的佩枪学生，再唆使校外工人配合行动，一齐闹事，内外夹攻，没有费太大的劲，便把郑洪年从校长的位子硬拉了下来。但暨南大学毕竟是国内外著名的侨胞高等学府，CC派虽然成功地把郑洪年拉了下来，但还不敢一口将之吞下。为了混淆各方视听，安定人心，稳住大局，便推出非CC的广东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李时雍兼任代理校长，华侨中广东人为多，李出任校长，他们可以接受，所以CC赶走郑洪年一事也就没引起什么风波。在此同时，CC派将大批CC在上海的小组织干社成员塞进了暨南大学，以原任该校文学院院长重病在身的孟寿椿为教务长，以干社干事会干事、《大沪晚报》社长李恩招为训导长，以干社成员、干社外围组织上海妇女协进会负责人金光媚为女生指导员，以干社干事会干事、上海市教育局科长、干社外围组织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负责人蒋建白为总务长。这样的人事安排，李时雍、孟寿椿纯属摆设，李恩粥、金光媚、蒋建白三人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暨南大学的训导、思想政治教育和财务。这种局面维持了一个学期，CC派看大局已定，不会再出什么麻烦，于是干脆踢开车时雍，请他官复原职，仍回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去任司长，另推出一个CC系的新进骨干，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浙江金华人、历史学家、在商务印书馆中地位仅次于王云五和张元济、历来以学者清流自诩的何炳松出任校长，而以CC系的另一个新进骨干分子、留美出身的原暨南大学理学院院长李熙谋出任教育长。李恩招虽也属CC干社，但老眼昏花，常犯糊涂，被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童行白取代。这样，暨甫大学便成了CC派清一色的一统天下。
抢占暨南大学的顺利冲昏了CC干社人员的头脑，在得意忘形之余，他们把目光盯上了更有名气的上海复旦大学，但他们很快便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复旦大学的校长为李登辉博士，此公从事教育多年，办学认真、品行端正、成绩卓著，深得社会各界和复旦师生的尊重，可谓德高望重。CC分子们竭精殚虑，对李实在无从下手，动武硬来，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由此引起的责任谁也不敢负；造谣污蔑，却又实在找不出可供利用的口实。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不正面攻复旦，而从复旦实验中学下手，以复旦实验中学的校长陈望道为第一攻击目标，在得手后，再伺机夺取复旦大学。哪知陈望道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CC的计划一经实施，就知道是啃上了一块硬骨头。
按CC的惯例，抢占一个地方一般是先在内部收买上几个内线制造事端，当火点起来之后，CC便乘机从外部打入。可实验中学的全体师生，竟在陈望道的领导下，结成了护校阵线，面对CC的威胁利诱，不为所屈，水泼不进，针插不进，CC拉不走一个师生，也不敢闯入实验中学校园。CC马上就陷入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境地，在收买了郑通和等二人后，马上自己下台阶，放弃了对复旦实验中学的抢夺。
在抢夺复旦实验中学之际，CC派把手伸向了私立学校。
私立上海江南学院，原由著名法学家湖南人郭卫教授创办，南京政府教育部迟迟不予立案批准。CC系利用郭急切希望教育部立案批准的心情，使出流氓手段，未费什么力气，就使书生气十足的郭卫上了钩，交出了江南学院的一切实权，换得江南学院批准立案。改组后的江南学院校董会董事长，由CC特务，以后著名的汪伪汉奸上海76号特工总部主人之一丁默村聘请湖南军界名宿叶开鑫、贺耀组先后担任，院长是郭卫，丁默村任副院长，干社成员翦建午任训导处训导长，干社成员徐苏吴任教务处代教务长，全校事务，事实上由丁默村一手包办，院长郭卫，仅是挂名而已。
上海私立青年中学，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上。这里既是法租界西区商业中心，又是交通方便，居民稠密的中上层居民住宅区。在横贯整个法租界，东连黄浦滩西迄徐家汇这数十里长的法大马路和霞飞路两条大街的两侧地区，只有这所独家经营的华人私资创办专收华人子弟的青年中学及其附小。这所学校名声实在不佳，因为它在法租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享有垄断经营权的专利，其学生教师泥沙俱下。这个学校学生多，设备差、师资水平低，接收学生，不管其程度如何，来者不拒。学校也无培养人才、教育下一代的动机，学生是否到校听课，学习成绩如何，一概不管。学校所聘请的教师，也多为社会上走投无路之徒，自己谋生乏术，而又稍通文史，名门正店不收，便转而进青年中学执教谋生。可由于这是独店，学校又不吝啬发文凭，周围的学生家长们贪图路近和容易入学、容易毕业，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子弟送入学校。对于这样的一个破烂摊，CC派本无理由抢占。可破摊有破摊的好处，青年中学教学名声虽不太好，但学生多、学费高却是事实，因而财源颇为茂盛。潘公展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利用自己上海市教育局长的职位，责令青年中学的老板依据教育部所颁布的法令、法规，按规定向上海市教育局申请立案，否则将不承认该校全部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的学籍。学籍无效，也就没了学历、学生就不能报考其他学校或升入大学。就业时，也会遇到困难。潘公展此举，等于是要封死该校学生的出路，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不被承认，再也就难以招进生来，没学生的学校就得关门，这又影响了老师们的生计。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该校全体师生和家长们的恐慌，纷纷起而哄闹，向学校施加压力。学校老板无奈，为换取立案批准，只好接受上海市教育局的改组，结果，该校原创始人兼校长任校董会董事长，新任校长由干社成员、潘公展的亲信顾继武担任，该校附属小学校长则由顾继武的老婆，小学也未读完的半文盲张仁担任。为了表示对青年中学的支持，消除学生家长们的疑虑，潘公展亲自为上海私立青年中学题写了校名。
在抢占了青年中学后不久，潘公展的亲信徐则嚷抢占了公共租界的私立民光中学校长职位。
北平没有租界，不象上海那样一些文人躲进租界以后国民党特务除了采用暗杀手段外便无可奈何，但北平也有北平的难处。自从CC登台以来，北平先后由阎锡山、张学良和宋哲元控制，这些人倒不是同情进步文人，只是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标榜开明的态度，对一些文人学者的异端思想，并不采取绝对打击态度。CC势力在北方虽然可以自由活动，但军队警察都是由别人掌握，对CC的活动他们能否支持，大成问题，所以CC在北平的活动，远没有在上海嚣张。
在北平直接指挥CC派活动的是张厉生，其活动主体是CC派在北平的小组织减社。这时的北平和上海不同，上海的进步文人大多在文化、艺术界，而北平主要是在各大学。而且在上海CC派可以直接驱逐校长，砸烂学校，北平的CC派大多只能搞一些分化破坏活动。
自从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以后，北京各校纷起仿效。北洋军阀时期以后，这一方针更为大多校长所接受。哪个学校能否允许不同思想存在、学术是否自由甚至成为社会品评一个学校优劣的标准之一。这种带有自由化色彩的办学方法，当然为要求进行思想文化统制的陈立夫所不能接受。可偏偏提倡这一思想的又是一些诸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之类的名流，陈立夫、张厉生拿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在非常之地，也就只能采取一些非常办法。
扣红帽子，指某某为共产党，宣传赤化本是CC派打击敌人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可在北平这种办法往往不凑效。北京各大学中是有一些带有赤化思想的学者和教授，可这些为南京政府不欢迎的人能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校校长以容许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名义给他们提供了保护伞，要赶走这些教授可以，那得先把保护伞拔掉。可要拔保护伞，就得有名义。扣红帽子是最简便的办法，可在北平不行，给蔡元培、胡适、蒋梦麟这些人扣上一顶红帽子，让谁一看都明白是诬陷，不仅取不得预期的效果，事情还要糟。所以张厉生每次在自己主持的诚社座谈会上，都大谈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说到激愤时，就攻击教育部长王世杰、北大校长蒋梦麟不负责任，放任教授自由讲学，与政治不配合，以致贻误青年。他进而利用学生毕业即失业或学无所用的事实，对现状大加抨击，随后将之归罪共产党，鼓动学生反对进步教授和进步思想。
张厉生要扬刀立威，可又撼不动诸如北大校长蒋梦麟之类的人，就只能拿一些次要的人开刀。于是张厉生和在北平的诚社重要分子胡梦华商量，组织各大学反动教授与诚社分子配合进行，联合迫害北平各校的进步教授。在张厉生策划下，由CC北平头子、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北平市分会副干事长、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常务委员董霖和他的妻子浦佩萱出面，把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大学农学院长刘运筹、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贾成章、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吴凤章、北平师范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拓、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开道，连同张厉生、胡梦华、陈访先等人邀到家中便宴，座谈解除一些进步教授职务，特别是北平大学法学院一些教授职务的问题。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对此颇有顾虑，怕遭法学院院长白鹏飞反对，不好下台。并说这些人都是法学院院长白鹏飞聘请来的，恐怕他不答应。张厉生立即给徐诵明撑腰，要徐诵明把解聘的名单交给白鹏飞，如果他阻挠，就把白也列入解聘的名单内。
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久张厉生患了肋膜炎住进医院，此事便停顿下来。而在此时，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援助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的义勇军孙永勤部，又借口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被杀，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了中国在天津、河北撤退驻军、撤销党部、解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务等要求。在此多事之秋，CC分子为避免多生事端，就把迫害进步教授的事拖了下来。1935年12月7日，张厉生调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胡梦华出任组织部党员训练处处长，北平迫害进步教授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结党为蒋”本是二陈行动的宗旨，却一直未能实现，为了对付汪精卫，1933年蒋介石的一顿臭骂，立即骂出两个组织来，而二陈在地方上的喽啰也纷起效尤。
陈果夫曾经在党内组织过小组织，那是在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后。当时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在国民党内积聚的一点力量，不致因自己下野而各寻出路，委托陈果夫在上海出面加以照料。于是陈果夫便和戴季陶、丁惟汾等拥蒋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央俱乐部”，除了拉拢干部而外，还进行拥蒋重新上台的活动。1927年12月蒋介石复职后，“中央俱乐部”已经不复存在，并没有形成经常性的组织，只是昙花一现。但从此之后，以二陈为核心的CC派事实上却存在，只是没有具体的组织和明确的领导人而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因于2月份扣押胡汉民遭各方反对，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孙科、陈友仁等主张坚决抗日的力量上台。但孙科、陈友仁等人既解决不了军事危机，也应付不了财政困难，孙科政府不久便陷入困境之中，被迫邀请蒋介石重返南京，主持中枢。而正在此时，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达成了共掌南京政权的妥协，二人于1932年1月23日联袂返回南京，次日便将孙科赶下台。孙科留下的行政院长一职由汪精卫接任，蒋介石则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蒋汪合作的分赃办法，基本上是汪主政，蒋主军，可对国民党，双方如何处理就有点为难了。这时站在党的位置上的是蒋系的CC派，几乎是垄断。可汪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除了可以办党之外，其它是不能干的。汪精卫当了行政院长，当然不能眼看着自己的支持者在自己高官得做时流落街头，这样蒋也就只能在国民党中让出一些位子来，让给江的支持者。为了使这种安排不引起麻烦，蒋介石和汪精卫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改组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空缺由两家平分：陈立夫任该会主任委员，改组派干将谷正纲为副主任委员；会内增设训练科，以改组派骨干沈苑明为科长，改组派分子黄永伟、王松华、潘涯、刘巨全等为干事、助理干事。在各省市党部也都增加一名改组派分子为委员，北平增加了萧训，天津增加了向播。
蒋介石是在遭到各方普通反对的情况下拉汪精卫合作的，汪精卫趁此也实实在在地向蒋大敲了一笔，迫使蒋把很多已占住的肥缺让出来，让给了改组派。这对蒋来说，无疑是一次打击。
汪精卫是以“办党”起家的，在党务工作上颇有一手，蒋介石自己知道对于此道是不及汪精卫的。汪派自从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在国民党内屡受排斥和打击，但其势力和影响不仅丝毫未减，反而还形成了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改组派”。这次汪精卫乘蒋介石之危，在南京政府中一举夺得行政院长的职位，并进军党务，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惮忌。为了保住对国民党的控制，蒋介石在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既然汪精卫有改组派，自己在党内也就得组织小帮派了。
蒋介石最先组织以拥护自己为目标的小组织是在黄埔学生中，据参加过组织复兴社的康泽回忆，大概在1931年11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集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康泽以及蒋的侍从秘书邓文仪等十几个人开会。会议一开始就是蒋介石讲话，他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各地请愿学生仍在南京请愿，蒋介石为难，其他人也没办法。所以蒋介石在发完火之后，没等其他人发言，就走了，会也就散了。第二天贺衷寒将这些人邀请到家里，商量怎么办，结果大家七嘴八舌，都觉得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困难，大家要体会他的意思。但具体怎样体会他的意思，怎样采取具体的行动，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定案。
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将上次讲过的话原原本本重复了一遍，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他讲完了，会也就散了。贺衷寒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谈出了一点头绪，大家一致认为，“要组织起来”。又过了三、四天，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前两次那些话，最后加重语气骂道：“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立即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看到贺衷寒等人有点明白了他骂人的意图，就因势利导地说：“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象苏联的那种‘格柏乌’（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这时康泽站起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伯格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它的党的监督。”蒋介石看到这些人已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就叮嘱说；“你们慢慢的去研究吧”。这次会议就又结束了。紧接着的是贺衷寒家的第三次座谈会，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取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之后，黄埔一期岁数第一，有“曾大哥”之称的曾扩情在南京“烷花菜馆”请这帮人吃晚饭，大家一边吃，一边讨论的还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吃正谈之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时在西北带兵的胡宗南到奉化去看蒋介石，路过南京，闻知这些人在“烷花莱馆”聚餐，知是必有所谋，自动前来参加，大家于是请他提一下意见。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胡宗南干脆利落，立即就推举了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大家无异议，他说完就退席了。于是贺衷寒等人便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2月，蒋介石正式宣布复职，这时贺衷寒等人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毕，组织名称采用康泽提议的“复兴社”，由蒋介石任社长，以蒋介石亲自提议的“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作为行动纲领。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复兴社正式成立大会，大会选举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等三人为候补干事，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三人为中央监察。
在复兴社成立之后，蒋介石开始策划在党内组织小组织。1933年元旦，他由南昌剿共前线飞回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他的住所内，召集了黄埔学生曾扩情、贺衷寒、康泽、邓文仪、酆悌和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及刘健群等人，大骂他们搞的军队政工和党务活动没有结果，既对付不了共产党，也挡不住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因此要求他们成立秘密小组织，一个为核心，一个为外围，两种小组织同时存在，双轨并进。
在听了蒋介石的指示之后，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等人立即动手，朝夕聚议，商量组织小组织的有关事宜。最后决定成立两个小组织，一名“青夭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名“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恫志会”。两个小组织以“青白团”为核心，“同志会”为外围。二者的宗旨基本相同，都是拥护蒋介石，但就参加者来说，差别很大。“同志会”因是外围组织，人员既多且杂，“青白团”就不同了，其组成人员都是各地CC派的核心骨干。“青白团”设有中央干事会，正干事长由陈果夫担任，副干事长由陈立夫担任，中央常务干事五人，为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和徐恩曾，中央干事有周佛海、程天放、赖琏、苗培成、曾养甫等。“青白团”只有纵的组织，而无横的联络，团员的活动只报告其直接领导者，对于非直接领导者和其他团员，均不能告知，也不能问别人的动向，否则就是违犯纪律。“青白团”中央对地方的指导，一般是派特派员，如程天放在江西，苗培成在安徽、山西、绥远，曾养甫在两广，赖琏在湖南、福建，张道藩在上海、浙江、贵州，张厉生在华北。也有分部门指导的情况，如叶秀峰专管文化，用佛海专管教育，徐恩曾专管特工。“同志会”没有自己的领导核心，“青白团”就是“同志会”的领导。
“青白团”和“同志会”的组织都是秘密的，对外不承认有此组织，即使对未入团或未入会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入团和入会的手续和仪式类似旧社会的秘密结社，参加过“青白团”的胡梦华详细地叙述过张厉生拉他入团及入团仪式等方面的情况：
“我如约到黄化门44号，在张的卧室里同他作长谈。他叫我去谈话的主题是鼓动我帮助他组织反动学生组织诚社。他先说了蒋介石指使他和陈果夫一伙七人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小组织的经过，以及他们决定组织‘青白团’和‘同志会’的计划。他还说，他们中央常务干事会决定选派我参加‘青白团’和‘同志会’。‘青白团’是‘同志会’的核心组织，在华北只决定60人参加，我是60人之一，以表示他们对我的器重。他说还要我履行入团入会手续，日内将由陈访先找我去办理。
陈访先是国民党河北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他拉我到北平搞河北省国民党反动组织的。他家住在北平北长街庆丰司2号。1933年的一个暑天，他约我带着名章到他家办理‘青白团’和“同志会’的入团入会手续，其经过情况如下：
陈访先引我到他家一间东房。该房内布置一个香案，上铺红毯，其上有燃着的两只红烛蜡台，墙上悬着蒋介石像和孙中山像。他发给了我‘青白团’章程和‘同志会’章程32开小本子各一册，又给我入团表格和入会表格一式二张各一份，叫我即时填写，并各加盖我的名章。填写毕交给他，他交给我一份入团入会誓词，严肃地叫我立在蒋介石像前，举右手读誓词，宣誓入团入会，他旁立监誓。宣誓毕，我在誓词上签名盖章交给了他。该入团入会表格前面附有志愿书及誓词，都突出一点，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终身不渝’。入团入会的表格的其他内容，大致与国民党党员入党表一般内容相同，另强调凡入团入会者要起核心作用、领导作用，在工作岗位上起模范作用，认真切实做好该团该会遵照蒋介石的主张和意旨所发的指示及所在的机关岗位的工作。陈访先又严肃地对我说：这两个组织，甚至名称，对外是绝密的，这是纪律。希望认真遵守。他举例说如今天此室中，只有我和他二人，没有第三者，可见其绝密的程度。又说，在河北省党部人中被吸收为团员的只有几个人，可见该团该会中央对我的推重，希望我对交给我的任务要卖力去干，并随时随地宣传‘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
陈果夫对自己组织以“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为宗旨的“青白团”、“同志会”非常得意，认为这同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陈其美起草该党章程第一条规定“中华革命党”成员要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本人也隐然以蒋介石的陈其美自居。
陈果夫、陈立夫在组织了“青白团”和“同志会”之后，立即将组织扩展到各省，因“青白团”属核心机构，各省不能成立分团，于是纷纷成立各省忠实同志会。如1933年陈石泉组织成立北平市忠实同志会，1936年罗霞天组织成立浙江省忠实同志会等。在同志会周围，还产生了一些CC小组织，在北平有胡梦华组织的“减社”，胡为CC分子张厉生的亲信，“诚社”成员主要在北平各高等院校师生中活动。在上海有以吴醒亚为社长的干社，提倡“苦干”、“实干”、“拚命干”，其信条为“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誓死效忠最高领袖”等，其成员遍布上海文艺、新闻、教育各界。上海的“干社”是真的认认真真地干的，吴醒亚手下有一人称陆京士，陆京士手下有一帮工人，称“上海工人行动大队”，凡需采取行动，这批工人便手持铁棍、乘坐汽车，忽啸而来，忽啸而去，上海CC派砸毁书店、攻占学校、赶走校长，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都是这些工人的功劳。在这些外围小组织中，最具实力的是江苏的“励进社”。
1933年10月，陈果夫继顾祝同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大批CC分子跟他进了江苏，著名的有建设厅长叶秀峰、财政厅长赵棣华、保安处长项致庄、民政厅长余井塘、省府秘书长程天放等。厅长以下及各地行政监察专员、县长等也大都以CC分子充任，江苏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第二个CC大本营。为了统辖这些CC分子，陈果夫采用成立“同志会”的相同办法，成立“励进社”。和其它地方不同的是，江苏的“励进社”并没有把一些CC大员如叶秀峰、余井塘等人包括进去。这时陈果夫还兼任保安司令，由于以前江苏保安机关为“复兴社”系统把持，“励进社”的成员主要来自江苏各保安部门和保安训练部门。“励进社”吸收成员的那套封建帮派式的程序和“青白团”、“同志会”基本相同，参加过“励进社”的张正非回忆说：
“1935年5月间，有一天，我队（江苏保安干部训练所学生队第二队）政治训练员顾锡康通知我说：‘程教育长请你到他的家里去谈一谈。’我按时到了程仲清的家里。一坐下来，程就对我说：‘一两年来，你的工作很努力，成绩很好。主席（陈果夫）和所长（项致庄）都称赞你。因此，我们决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政治团体。’接着，他就起立，一面走一面说：‘请你到里面房间去办理办理手续。’他带着我进入一个密室。这是一间不很大的房间，正中的墙壁上，张贴着四张大相片：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相片，并排贴在最上方，陈果夫的相片贴在孙、蒋两张中间的下方，在陈的相片下面，写着‘社长’两个字。项致庄的相片，张贴在陈的下方，在它的相片下面，写着‘副社长’三个字。这时，程仲清对我说：‘我们的政治团体，叫励进社，主席是社长，所长是副社长，我是书记。’接着，便叫我填写《入社志愿表》和《入社誓词》。誓词的大意是‘某某人，自愿加入励进社，在社长、副社长领导之下，遵奉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如有违背誓言，甘受最严厉的制裁。宣誓人某某。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填写好‘誓词’以后，我即在书记程仲清监誓之下，立正站在社长陈果夫、项致庄相片的前面，右手握拳高举，左手拿着‘誓词’，自己宣读。宣读完毕，立即盖章，以示郑重。我在办好宣誓手续以后，程仲清就把一张用很厚的道林纸制成的编号卡片交给我，（卡片两面完全无字，仅在一个角落上印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作为我加入‘励进社’的唯一凭据。程仲清对我也没有什么指示，根本不谈纵横联系的问题，不谈秘密开会活动的问题，更没有看到‘社章’一类的文件”。
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在国民党内组织各种小组织其实质是“结帮为蒋”。1938年3月武汉璐珈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提议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以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获大会一致通过。这样，自从1932年初蒋汪合作后暗地开始的蒋汪党权之争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1938年4月，陈果夫在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召集参加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的“同志会”成员代表，约四五百人，当场宣布，过去组织“同志会”的两个目的，即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和反共，由于蒋介石当选国民党总裁和国共合作抗日，均已达到，因此“同志会”即日解散，所有活动全部停止。
中国学生有“干政”的传统，蒋介石玩权术虽游刃有余，可对付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手段却不怎么高明，倒是陈立夫和他手下的喽啰，颇精对付学生之道。
1931年，正在蒋介石为囚禁胡汉民一事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鬼子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那位在1930年9月18日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抄了阎冯后路的少帅张学良，在一年以后的同一月同一天，被日本鬼子端了老家，日本人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是蒋介石最为头疼的事。
所有的反蒋政客们马上看出蒋介石已陷入困境，他们纵横捭阖，很快就把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两个焦点集中到了“身负党国大任”的“蒋中正同志”身上。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到十分为难，政客们的政客型的攻击手法，完全可以以政客手法还击，自己身上不干净是事实，可在对手身上找出几块旧疮疤新疮疤揭一揭并不难。
难对付的是学生。这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毛头小伙子们用几句好话糊弄过去不太容易，可是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法又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们还未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而且在中国，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可能也只有学生最干净，不抱着趁机搞倒政敌，而同时自己又要大捞一把的企图来参予。因此，学生也最能获得社会的同情。尽管对付乏术，可有些时候兵来了没将也得挡，水来了没土也得掩。没有称心如意的上策，凑合着用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强。蒋介石在对付学生运动上就采取了下策。
“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学生们就行动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游行，发通电、搞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1931年9月25日以后，各地学生先后派代表到南京。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自己不敢出来，就让在学生中素享盛望的蔡元培出来应付。结果愤怒的学生打了蔡元培，一气之下又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砸了他的办公室。
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江西的剿共军事，对日本的侵略，本来主张“不抵抗”。可看到众议汹汹，主张“不抵抗”于己不利，慢慢地也就主张抵抗了。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不仅决定“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而且通过了要求“蒋中正同志速率兵北上收复失地案”。
南京政府决定派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本来是为了抵消政府不抵抗的传言，做一个爱国的姿态，可恰恰那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认了真，非得要蒋介石做出个样来看看。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一经传出，竟差点弄假成真，南京和各地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蒋介石本想说完大话、做完空谈抗日英雄后悄悄收场，没想这些学生们竟不让他下台。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26日晨，学生结队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学生此举简直就象催粮逼债，竟要蒋介石签字画押、对蒋介石的信用显然是表示怀疑。这天，又逢冬雨，天气骤冷，学生站立一天一夜，饥寒交迫，甚至有人被冻倒，但还是坚持不退。蒋介石见拖不垮学生，可是大言已出，食言背信显然有辱“领袖人格”，便于27日出来接见学生。看到群情激愤的样子，蒋介石心里有点发毛，若是真的象蔡元培、王正廷那样挨上几拳头，受点皮肉之苦事小，当众丢人出丑事可就大了。何况蔡元培被打，大家心里都有点惋惜，若蒋介石被打，肯定就有人幸灾乐祸。蒋介石不象蔡元培那样书生气，还要苦口婆心般地去劝导，看到学生们一个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他知道不答应，不能善了。于是便采取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流氓态度，当众宣布“我三日以后宣布出兵抗日”。学生们没想到蒋介石会答应得这么痛快，还没回过神来，蒋介石已溜之大吉。
蒋介石知道，许给学生们的诺言是不好不还的。因为学生们知道受了骗，肯定还会闹，蒋介石从许愿那天起，也就在琢磨如何对付了。1931年12月5日，当南下的北京大学示威团300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时，蒋介石手下的军警特务立即动手，突然将学生包围，打伤30多人，逮走185人。7日，被激怒的上海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大。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集会，在CC派操纵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下，大批特务和工人流氓闯入会场捣乱，并把从南京来的北大学生一一逮捕。上海学生气愤之余，当天下午便聚集万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交出凶手。学生们坚持一夜，终于达到了目的。10日上午，上海学生组织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公布通令票传上海CC头目陶百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被捣毁。
此时宁粤党争正烈，广东广西方面的要人谷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和刚刚开扩大会议失败不久的汪精卫，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台。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他颇为头疼的应付学生要求北上出兵抗日问题，竟也随之而去。他未能出兵的罪责一下子都落到了赶他下台的他的政敌的头上。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三万多人，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联合大示威，当队伍走到珍珠桥时，受到国民党军警的联合屠杀，33名学生被当场刺死，多人受伤，不少死者尸体被抛到河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
蒋介石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学潮中，他口出大言不想兑现，没把自己弄得威信扫地，是被迫下野的意外收获，可此事可一不可二，要想不处于被动地位，必须设法对付。所以1932年他重新上台之后，如何对付学生运动，就成了二陈为首的CC派的另一重要任务。
陈立夫对付学生的手段要比蒋介石高明得多。他知道对付学生，用对付政客的那种欺骗、高压手段不行，因而采取了内外结合、表里兼治的手段，从以后的结果看，他达到了目的。
陈立夫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学生内部利用落后学生，组织反动学生组织，从内部分化、利用学生运动。他指使各地CC分子，至少在当地组织一个反动学生组织，一律称某社，把落后学生组织起来，用以对付先进学生，用学生打学生，就不用再动用军警出面，有碍视听。当时学生活动最为活跃的是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陈立夫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这些地方。在北平，由张厉生指使胡梦华、陈石泉、董霖等负责；在上海由吴醒亚、吴开先、潘公展负责；在武汉由陶尧阶、艾毓英、杨锦昱等负责；在南京山徐恩曾负责。
自1894年“公车上书”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国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都设在北京。1928年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平，但对那座“戊戌变法”的唯一硕果，先称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学府，却未敢因势改名为“北平大学”，因为他怕因此惹出一场风波来。既然北平执全国学生运动牛耳，陈立夫当然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北平。
当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五大势力并存。国民党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内部并不统一，CC想有所行动，得先看看张学良的脸色；共产党处于地下，只在知识文化界有市场；失了势的北洋军阀人还在，心也未死，一直跃跃欲试；前清遗老遗少们从盼博仪从天津租界返回改为盼从满洲国返回；少数汉奸觉得日本人来统治最好。可事实上有竞争影响力的，却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国民党掌握了军政大权，共产党掌握了民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
陈立夫不信他搞不过共产党。他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下了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于是，他亲自从南京跑到北平，真的在作文章、讲话和搞学生运动三个问题上开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讲话，大谈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并不时一知半解地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话；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册子《唯生论》，到处散发，到处炫耀，以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斥责他不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可由于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莅临北平，北平各界还得给他面子。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各省市党部委员也都出席。陈立夫颇有演讲才能，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他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胡梦华趁热打铁，分别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陈立夫进而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10万大学生讲话，以便为他的“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
在陈立夫的推动下，北平的反动学生运动立即开始了起来。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梦华通过河北顺义人刘子麟的关系，认识了北大政治系学生赵在田，又通过赵在田认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宝深，北大政治系学生田文奎、顾承铎，北大国学系学生许叙典，北大物理系学生伍腾阁。胡梦华在河北省党部委员他的宿舍，分别约见了这些人，就建立学生组织问题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委托他们在同系同班同学和同乡中扩大宣传，拉拢思想相近的人。随后，胡梦华又找到国民党河北完县党部委员杨荫衡、束鹿县党部委员史国源等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拉人。这时胡梦华自己还办有一个刊物《人民评论》，该刊编辑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介绍了一批四川人，计有北大政治系学生宋成凯，北大历史系学生徐世劻，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守权等。胡梦华又约师大教育系学生朱芳春、张光涛二人谈话，主要谈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朱、张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聘请名流学者当教授，由他们宣传民主、革命，无异于自掘坟墓。
胡梦华最初认识的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绍的几个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标是先抓北大、师大、清华几所名牌学校的人为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发展组织。清华远在西郊，认识的人不多，他着眼的重点是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和师大教育系。不久，他又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齐联科和北大经济系学生常荣德，这二人也是河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员基础以后，到1933年冬初，胡梦华便授意他们利用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四出活动，到处拉人，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国学系、历史系，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经济系，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农学院以及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拉拢了一大批人。胡梦华对这些人进行了初步的组织部署，在各大学指定召集人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编为小组，小组包括5至15人，由其成员共推组长一人，为召集人。北大小组最多，召集人为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平大法学院召集人为杨荫衡、史国源；师大召集人为张光涛、朱芳春；清华召集人为张秉刚；中国大学召集人为左子奇；辅仁大学召集人为柴景仁、马文升；朝阳大学由北平大学的杨荫衡、史国源二人兼管，燕京大学由清华的张秉刚兼管。
1934年春，张厉生约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邵汉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施奎龄，同时胡梦华也在座，张厉生当场把加入了CC学生小组织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八名学生介绍给了胡，他们是谢夭培、曹传善、魏普泽、贾锡恩、庞宇振、康玉书、王增祥、罗统三。这样，胡梦华便成了国民党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学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人。
为了避免政治性太强，引起学生反感，张庆生和胡梦华一直没敢在他们组织的学生中提出“拥蒋”之类的敏感的政治主张，反而处处以学术的姿态出现。张厉生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外围学生团体，将以政治学术团体讲学的姿态出现，以矫正当前学生运动引导一般学生不读书、不研究，而偏向于游行示威、请愿、卧轨等风气，但仍需要参加者体会其政治实质。‘修辞立其诚’，我已报请南京中央干事会，以‘诚社’命名该组织”。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励志社内，“减社”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共有三四百人，推举张厉生为“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书记，李白虹为“减社”北平干事会干事长，赵在田、张光涛等为副干事长。会后，张厉生将成立大会的照片寄给了陈立夫。
上海CC头子吴醒亚是湖北黄陂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出任非常大总统时，曾任孙中山的秘书，说起来称得上老革命了。以后，他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代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于CC派浙江系的播公展和江苏系的吴开先互不相能，在上海互相拆台，二陈请准蒋介石，派他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不仅在党内够资格，和上海的地方势力帮会也颇有交情，和帮会头子杨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加上吴见多识广，久历宦海，所以颇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办法。
自从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以后，由于出现过学生代表群集上海，捣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类的事，上海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学生运动。CC要员，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抢占了一些学校校长位置，从正面控制学生；陇体要则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走的是内部引导路线；最能体现上海特色的还要算吴醒亚，他把国民党精神和上海帮会行动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名叫“寅社”的学生组织。这些参加了“寅社”的学生，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对同学、教师以至校长，只要认为反蒋，动辄威吓乃至驱逐、逮捕。吴醒亚手下的陆京士，组织了一帮工人，由青红帮流氓领导，号称“工人行动大队”，除了在工人中活动外，也参加对学生运动的破坏。
在武汉，负责青年学生运动的是CC派的“十人团”。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以便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由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即“党训所”）毕业的刘鸣皋、张导民、陶尧阶、崔从灏、王延烈、周宗颐等六人，由于同在省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准备，竟选本届湖北省执监委的口号。另外又邀请了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首义等四人，以换兰谱的方式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政治上互相提携，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名义，结成了政治小团体“十人团”。1933年，陈立夫亲邀“十人团”“团长”刘鸣皋到南京，把“十人团”连窝端入了CC派。而在同时陶尧阶、艾毓英、杨锦昱等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运干事会干事，负责引导当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只是湖北并未发生大的学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么大的成绩。
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5人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中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诿，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干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陈立夫的第二项措施是组织参观考察团，借此进行法西斯教育。并利用学生毕业求职，进行收买，为其所用。组织考察团的地方共有北平和南京两处。
组织北平考察团的仍是胡梦华。1934年春，张厉生告诉胡梦华说，陈果夫写信告诉他，已在军事委员会拨给的特别费内核定一万元作为北平各大学学生暑期南下考察的经费，规定考察成员为50人，考察期为一个月。张厉生将50人名额中拨40人由胡梦华安排，其余10人由北平市党部推荐。张厉生并指定胡梦华为团长，于7月1日率团南下。
胡梦华很快就把考察团组织了起来，由于“诚社”分子北大最多，影响也最大，所以在40人的名额中，北大占21人，赵在田、李宝谦等都在内。其余的名额是：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8人，北平大学法学院6人，北平师大2人，清华1人，朝阳大学2人。北平市党部介绍的有中国大学3人，朝阳大学1人。
考察团考察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军事5个小组，由参加者自由参加，设组长一人。考察时各记心得笔记，晚间开会讨论研究、交换意见。途中旅行分为四组，分管交际、运输、食宿、卫生，由胡梦华指定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孙麟生负责。在该团出发前，张厉生事先特别告知国民党平汉铁路党部、汉口市党部、江西省党部于该团经过时予以照顾。
1934年7月1日，考察团沿平汉路南进，首先到达武汉，停留两天，参观了汉阳兵工厂，游览了武昌张之洞词。随后乘船东下，在九江上岸，再转乘火车，沿南浔路，由九江到南昌。在南昌参加了江西省教育厅长程时囗倡导的义务劳动，考察了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情况。然后由南昌乘汽车，前往广昌“剿共”前线总部，参观所修碉堡、各种军事工事及对红军作战所谓的“战利品”。由广昌返回南昌后，前往庐山考察了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分别受到蒋介石、陈诚等人的接见。在庐山住了一个多星期，考察团按预定日程离开庐山前往南京，在听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讲话后，张厉生本想让考察团去镇江，去见一下陈果夫，但大多团员以长期考察疲劳为由不愿去，而且口出怨言。张厉生一怒之下，命胡梦华将考察团在南京就地解散，所有成员发足路费，自行口北平。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庆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鼓动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学生运动走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主持北平反动学生组织工作的张厉生和胡梦华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部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商量，问他怎么办。胡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日前往。赵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京，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对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夏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减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斗殴，聚众打人。这样，在“一二九运动”过程中，学生始终都是分为几派，没有团结起来，更未做出直接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大规模行动。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态度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但宋、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张二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二百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高台政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一定要收复高丽、台湾。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细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高丽、台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予以颂扬捧场。会议由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弭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训6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京“减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京大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预定献剑时由吴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向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7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8时集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极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连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询，翁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出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四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着口号跟着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学，虽然不满，但已劳累一天，无可奈何。以后，学生们虽仍坚持斗争，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势。这样，南京的学潮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防止北平南下学生串连，在南京学生中再传染不安情绪，南京的CC派加紧防范。当北平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刘毓珩和燕京大学学生朱南华到达南京时，杨博清奉命接待他们，一路陪将下去，几乎寸步不离，二人既得不到南京学生组织的帮助，又不能和学生直接联系，最后只得匆匆北返。
由陈立夫主持，在北平由张厉生、胡梦华具体操办，在南京由徐恩曾、项本善操办的分化、瓦解和利用爱国学生运动的工作基本上可以说达到了目的。学生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对日本侵略，只要这个导致学生运动的原因不去，消弭学生运动不可能，但学生运动没有走向反蒋，已是很不容易了。控制学生运动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陈立夫手腕灵活，但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5年以后，蒋的对日政策渐趋强硬，走上了和日本对抗的道路，学生再指蒋对日投降，已无理由。再加上蒋在学生毕业就业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颇能收买人心。蒋的这些举措为陈立夫手下的张厉生、徐恩曾等人大力宣传，使蒋成了一些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到1936年，很多人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北平学生南京献剑，有张厉生、胡梦华操纵引导的作用，但也不能完全看作学生是被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