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蒋介石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陈立夫起初所走的路并不同于陈果夫。当陈果夫在上海搞投机生意时，陈立夫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埋头于书本之中。
这时的陈立夫，已沉迷于科学救国的美梦。他以为要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只有科学，只有多读书，多掌握知识，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
1923年，陈立夫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大学毕业。6年的大学生活，对陈立夫的性格改变很大，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从前那个满脸稚气、活泼、好动的顽童不见了，陈立夫变得严肃。沉默寡言，城府很深，派头很大。
从北洋大学毕业之后，陈立夫还续继幻想着科学救国，遂又奋力拼搏，考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矿冶工程。
1923年秋天，上海码头。
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久久仁立着，并没有说太多的话。离别在即，两人都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陈立夫觉得自己已经24岁了，书虽然读了不少，但却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这次出国留学，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仰仗年长9岁的哥哥陈果夫四处奔波，方才解决了留学费用。真不知该怎么谢谢哥哥才好。惟有在国外努力学习才能不负哥哥一片苦心。
陈果夫也是心情颇为不平静。自己在少年、青年也曾有过上大学，出国留洋的美梦．有几次都几乎成了现实，但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现过。这次能帮助弟弟出国留学，多少也弥补自己的一桩撼事。
“呜--”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响了，在催促旅客赶快上船。
陈果夫简单地嘱咐了陈立夫几句，挥手向陈立夫道：“船要开了，你上去吧。”
陈立夫满怀深悄地看了哥哥几眼，说了句“哥哥多多保重！”就转身上了船。
望着陈立夫单薄的背影，陈果夫忽然有点动感情了。两人虽是亲兄弟，但陈果夫比陈立夫整整大了9岁，陈立夫对这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哥哥本来就有点敬畏。更何况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陈立夫尚在私塾之时，陈果夫即已离家求学。后来陈立夫虽已到上海念中学，但陈果夫那时却正忙于商业上的事，陈立夫到天津上大学，而陈果夫却仍留在上海，两人天南地北，也并没有太多的思念和牵挂。但今天陈立夫要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去那遥远的国度学习的时候，陈果夫才忽然感觉到毕竟是血浓于水，毕竟是同胞兄弟。
就这样，陈立夫远渡重洋，去了美国。
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并不是件难事。凭着他在国内所学的底子，陈立夫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轻松地取得了匹兹堡大学矿冶学硕士学位。学成之后，陈立夫开始并不想立刻回国工作，他留恋于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因此尽管陈果夫一连好几封信催促他回国，但陈立夫仍是逗留美国实习矿冶工作。
1924年，正当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生，采办各种军用物资的时候，陈立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完硕士学位，他本想留在美国实习矿冶工作，可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再次去信催促陈立夫归国。这一次陈立夫没有推辞，立刻收拾行装，启程返乡。
仍是上海码头。但这一次不再是上回那种依依惜别的别离情。船慢慢平稳地停靠在码头，当舷梯刚刚放好之时，陈立夫迫不及待地冲了下来。当西装革履、风流潇洒的陈立夫气派十足地出现在上海码头时，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陈果夫也立刻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离别两载的弟弟。两兄弟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
在回陈果夫住宅的路上，陈果夫问陈立夫：“如今你既已归国，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陈立夫没等陈果夫问完，即抢着回答说：“只有科学办实业，才能救中国。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投身到实业中去，做一名矿冶工程师，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
陈果夫听了，沉默不语。他以为，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干技术工作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动乱的年代，决定了科学不能救国，实业不能救国。只有从政才能救国。他应当劝劝弟弟。但当他转头看到陈立夫那期待赞许的目光时，陈果夫不忍扫了他的兴，觉得劝陈立夫从政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是连忙改口说：“你在国外是学矿冶的，搞搞实业也可以。”
很快，陈立夫便被中兴煤矿聘为工程师。陈立夫十分高兴，立即走马上任，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煤矿公司的技术工作中，一心想在煤矿工程中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是，陈立夫很快就感到失望，公司的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有天壤之别，在这里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陈果夫对弟弟所从事的实业工作也不感兴趣。他坚信，实业救不了中国，他希望弟弟投身政治。
正好蒋介石说南方政府急需各方面人才，要陈果夫在上海帮助物色。于是陈果夫写信告诉蒋介石弟弟已学成回国，希望蒋介石能劝说弟弟去南方工作。蒋介石接信后非常高兴，他现在正急需忠于自己的人才，以扩张个人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以前就已很熟悉。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陈立夫接电后，实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对自己颇为关心。自己当年也曾称他为“蒋三伯们”，当然不能一口回绝。另一方面，陈立夫对于自己所学的矿冶上程技术还是割舍不下。考虑再二，陈立夫发了一份措辞婉转的电报，谢绝了蒋介石。
但蒋介石并不死心，再次急电：
“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蒋介石的再次电召，使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能尽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也不断地来信劝其从政。陈立夫动摇了。
这年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奴才走卒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是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过洋的青年
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有何打算。陈立夫回答蒋介石说：
“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文职工作。”
蒋介石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就这样，陈立夫也投靠了蒋介石，开采所谓“革命之矿”上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人中的地位并不很高。孙中山先生对他虽是颇为器重。但也仅局限于军事而已，而在党、政方面，蒋介石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局面，蒋介石是绝不能忍受的，他要改变这种局面。
1925年2月，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校军”，东征陈炯明，取得了胜利。但他因与汪精卫、苏联顾问及中共矛盾不断激化而处于进退维谷之中。为了战胜对手，以窃取国民革命的最高权力，他决定重演以退为进的伎俩，想以辞职、出国相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此下去，蒋介石所惨淡经营的黄埔军事力量，岂不是要真正成为工农的革命军事力量？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他迫切感到应立即将共产党的力量从黄埔军校和部队中排挤出去。
蒋介石同苏联顾问发生了矛盾。苏联顾问认为要发动北伐，必须先发动群众，而蒋介石害怕的就是这一点。
蒋介石与汪精卫矛盾也日益激化。本来汪蒋二人是相互利用，但二人在达到各自的目的之后，便开始互相排斥。
蒋介石这时期和其它各军矛盾也尖锐起来。当时国民政府共有8个军，除去蒋介石的第一军和广西李宗仁新编的第七军，其余6个军长，没有一个军长买蒋介石的帐。如何争取或打击各军军长，确立自己在军界的领袖地位，使各军就范，也就成厂蒋介石的一块心病。
面对这种种矛盾，蒋介石感到进退维谷，惶惶不可终日。他殚精竭虑地思考着摆脱困境的办法。经过一番思考，蒋介石重施以退为进的惯用伎俩，欲以辞职、出洋相威胁。
1926年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表示拒绝。随后又呈请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两职，要求赴俄疗养，以此来要挟汪精卫。
然而汪精卫也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政客，他十分清楚蒋介石的用心。只是例行公事式地劝蒋介石“不宜辞职”，并不’坚决挽留。这使蒋介石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经过再三考虑，蒋介石决定暂时离开广州。
蒋介石即命秘书陈立夫购买船票，准备乘日轮“庐山丸”离开广州，经汕头奔赴上海。
对于蒋介石的处境，陈立夫是早有所闻。对于蒋介石急于摆脱困境的焦急心清，陈立夫也深深理解。作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他也竭力想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他初到广州，对于当前形势认识不是很清，再加上当上秘书没有多久，不敢多说，又没有什么好主意，因此开始时，陈立夫也只能说些宽心的活来宽慰蒋介石。
然而当蒋介石要离开广州去上海避风头时，陈立人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