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江苏省党部这种混乱状况和钮永建的不闻不问的态度，给梁斌进一步向蒋介石、陈果夫献殷勤提供了机会，他竟敢以省民政厅长的名义，公开下令逮捕同级的省党部委员。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深夜一时，梁斌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镇江城敏成中学内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包围。军警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大小职员，全部绳捆索绑逮捕而去。省党部委员，那位替西山会议派背过制造血案黑锅的葛建时当场被捕，顾子扬、倪弼在其它地方也同时被捉。到天亮时，在省党部被拘捕共20余人，全部用绳索捆绑，连成一串，拖拖拉拉，押到江苏省政府。随后，都押往镇江北固山甘露寺看管。梁斌在采取此行动前，竟未告知钮永建，以至钮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正值中原大战前夕，各方要人函电交驰，奔走于广西、香港、上海、北京、太原和西安之间，镇江这场大逮捕案件，也就未引起全国的重视。被捕的江苏省党部宣传、训练两部人员，关押在镇江甘露寺有20多天，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派交际科长携带礼品前来慰问，看守人员看到此种情况，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不仅允许亲友来探望，甚至允许被押犯人随亲友下山。
梁斌这次大逮捕，其对象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滕固，可逮捕实行时，膝固恰恰不在，缀斌扑了个空，对被抓的人也就失去了兴趣。在梁斌放松警惕，看守人员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实行大逮捕时从后门逃走的杨谷改名换姓，偷偷地溜上了关押犯人的甘露寺山上，和他们取得联系，甚至大胆地住在了山上。在经过研究以后，被押诸人以葛建时的名义，写信一封，托杨谷下山交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叶楚怆。在信中，葛建时指控李寿雍勾结梁斌，强加给诸人“改组派”名义，施以迫害。因此，请叶楚伧就近报告国民党中央，主持正义，进行营救。叶楚伧复信称已向组织部调查、此事起因是因滕固为汪精卫改组派，在滕固未捉拿收案之前，不能解除各方怀疑，因此请被捕诸人稍安勿躁，静候解决。
过了两周，释放了梁斌认为嫌疑不大的人，只留下葛建时，倪粥和顾子扬等7人，以改组派嫌疑重大送苏州高等法院。以后又经过多次审讯，都因滕固在逃，嫌疑重大而不能结案。
江苏省党部逮捕案发生不久，中原大战即告爆发，倪弼是黄埔出身，于是修书一封叫杨谷带到徐州交给蒋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求刘说情。刘对倪粥离开军队搞党务虽大为不满，还是答应说情。随后，他直接致电陈果夫，第二天，陈果夫回电，答应亲自派人前往苏州办理交保释放。这样，被缨斌逮捕的人全部释放完毕。
葛建时、倪粥、顾子扬三人被释放后，立即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陈果夫，陈述被冤枉的经过，陈果夫对三人慰勉有加，显得颇为同情。但当说到三人在江苏省党部的职位时，陈果夫立即封住了三人想回江苏的路，说：“江苏省党部已经改组了，现在请你们担任中央党部的设计委员，”陈果夫随后在江苏整理委员中换上自己的四个心腹，即杨兴勤、马元放、曹明焕、张渊扬四人，叫他们把江苏党务办好。这样，陈果夫便把江苏反CC势力全部赶了出去。
但时过不久，江苏省党部内争又起。原来，张渊扬进入省党部以后，很快将原来反CC势力攫为己有，并很快和原来的CC势力闹翻，以江苏省反CC力量首要自居，，这使江苏反CC势力有了新靠山。这时叶秀峰也将势力伸向江苏，马元放也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斗争不仅未停止，反而更加错综复杂。不过，这种斗争已不像以前是CC派同其它派别斗，而是CC派内部斗。即使以反CC派首领自居的张渊扬，也是只反省党部内的CC派，并不反对二陈本人，从这个角度看，张渊扬更像是代表M陈控制江苏反CC派的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要和CC派做对。
事实上，真正由CC派党务人员挤走各省市非CC派势力的事例并不多，更多的是蒋介石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CC派才能在武力作靠山的情况下挤垮敌对派系，所以CC派真正能控制的党部并不多。1930中原大战蒋介石打败冯阎桂联军后，CC势力才真正控制北方各省党部。到1933年，为CC派主持各省党部的为：江苏马元放，浙江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余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艾毓英、杨锦昱，江西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赵伟民，河南陈伟岭、王星舟、李敬斋、张廷休，陕西宋志先，甘肃田昆山、凌子惟，黑龙江王宪章、王秉钩，察哈尔马亮、刘诚宜，绥远赵允义、孙国英，宁夏沈德仁，青海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方治，上海潘公展，音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陈石泉、庞镜塘，青岛李汉鸣，武汉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
为了使CC分子在各省不致引起当地人的发难，并能落叶生根，繁殖势力，二陈选择地方党部人选时，一般都尽量选所在省籍的人。这样，从1933年以后，各地党部基本上未再掀起过反蒋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