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4.居然还有“清白人”


二陈在几年之内,便济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国的钱袋”。

在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在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了1939年8月6日香港电:“上周平淮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等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里所说的“某重要部长夫人”就是宋蔼龄。

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其助手们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个人的银行户头。”时隔不久,杜鲁门的助手就告诉他,这个估计太保守了,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

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符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却是个人囊中羞涩。

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它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说:“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国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

“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千公款不计其数,但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

“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陈果夫的收入,除了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

陈果夫的稿费是颇高的。

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生漫谈》3000元。

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经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

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

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资产所证实。

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

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

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

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20几本,都是名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

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日“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