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后，蒋介石才主持召开临时中常会，他主张对汪晓以大义，处以宽大，为留悛悔余地。但会上群情激昂，均极愤慨，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选举吴敬恒起草决议案，称：“汪兆铭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
此决议中有通缉令一并发表字样，但蒋介石拒绝发表通缉令，他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正如汪氏所说的那样，蒋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物，进行安抚。蒋介石还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听罢，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极为反感，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中央对于我的主张，如果经讨论一致否决，我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蒋介石又派中央通迅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佛海，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
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终于落空。
汪精卫指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陈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谓的“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尔后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3个委员会，自任政委、军委主任委员，周佛海为财委主任委员。
汪精卫集团四处活动，网罗党羽。周佛海最先拉了叶蓬入伙。叶曾爬上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高位，但他狂嫖滥赌，为世人所不齿，最后成为失意军人。周佛海又拉了国民党文化特务樊仲云入伙。樊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是“艺文研究会”的研究员，他投敌后，使汪精卫集团又多了一个摇笔杆子的人。
在河内的汪精卫也亲自派附汪投敌的周化人带钱到重庆活动。周在重庆见了许多汪派人物，转达汪精卫之意，送给路费，要他们见机投奔，但多数人拒绝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个小角色。
蒋介石见软的一手失灵，便决定采用硬的一手。
蒋在派遣谷正鼎、萧同兹等人奔赴河内、香港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去。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初来到香港，邀请林伯生等人见面。因林是中宣部特派员，不能同意。几天后，林收到戴笠的信，写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戴笠又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南华日报》在恐怖气氛下，排字和印刷工人纷纷离去，林伯生等亦惶惶不可终日。
1月17日，刚从河内赶来的陈璧君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开会。午后3时，林柏生在回去途经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窜出两条汉子，从背后赶上来用2尺长的铁棒猛击林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后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此后，林柏生改名换姓，隐藏起来。
林柏生被狙击，是蒋氏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不回头，戴笠奉命又布置新的行动。他给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去一份“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来香港待命。
陈恭澍到香港后，到半山区薄抉林道的高级住宅区来见戴笠。戴笠道：“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军统局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
陈恭澍感到迷惘，便去问王鲁翘。王原是戴笠的侍卫。两人寒暄之后，陈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
“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搭机飞往河内。先他们10多天到达河内的是方炳西。方曾留学比利时，回国后为戴笠所罗致，参加了军统。他遵戴笠指令，在河内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1楼1底的房子，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这幢房子便成了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次日，戴笠召集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说：“我们这次到河内来，我现在可以决定的任务有两点：一是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二是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你们3人在这里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恭澍任组长，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戴笠布置就绪后，独自飞回重庆复命。
戴笠刚到重庆，便发来电报：“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迳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陈接到电报，心里紧张。他们刚来河内，人地生疏，对汪精卫等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连汪的住宅也还没有“查”出来。按照军统的“家法”，如完不成任务，轻者受责备，重者可能判刑。正当陈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从重庆来电催询陈联络“徐先生”的事，并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徐先生磋商。”陈恭澍这才想起戴笠临行前向他推荐的那个称为“徐先生”的神秘人物。
徐是戴笠在河内的重要耳目，40余岁，曾留学欧美。他在当地华侨中享有声誉，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交往甚密，同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他是个神秘人物，神通广大，能提供高级情报。戴笠还曾交代陈恭澍，只让他亲自找徐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找他。
陈恭澍面见徐先生，果得汪精卫的住址和汪有离开河内的意思，汪已向当地的主管方面说明。
汪精卫住在静寂的山中“丹岛”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早已料到蒋介石要除掉他，甚警惕。这一天，突然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活动，立即秘密地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
高朗街离河内闹区不远，但却僻静，是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榕树、棕榈，中间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稀少，显得十分幽静。27号是一幢西式3层楼房，正面临街，门前有一片草坪，后面是一个小院落，围有矮墙，且有后门、角门。如由后门进出，须经过两道门。汪精卫夫妇像蝙蝠一样，白天躲在楼里，不敢出来走动。这幢楼住有曾仲鸣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20余人。曾仲鸣负责与外界联系，他每天进进出出数次。曾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代表汪对外接触。会见汪精卫的人，要先同曾仲鸣洽谈好，再由曾决定安排同汪见面。曾仲鸣是个生活靡烂之徒，每天晚上10时一过，等汪夫妇就寝后就出门逛窑子，直至深夜二三时才回来，怕惊醒汪夫妇，不敢开铁门，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安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降到院子，再跑回卧室。
陈恭澍等特务对汪精卫的情况了如指掌。戴笠又派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3人来河内。余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他又曾任军统局临沣特训班副主任；张系黄埔生，动枪动笔均行。不久，又有两名特务郑邦国、陈步云奉命而来，这两人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陈恭澍暗自检阅这个阵营，觉得满意。
一天，有个名叫曹师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到河内，约陈恭澍到他住宅见面，有“机密大事”相告。陈恭澍不敢耽搁，急忙前往见面。曹交给他一包东西，说是他在出发前，戴笠为他饯行时，要他带来转交的。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1盒子弹。不久，戴笠又派人从昆明、广西、香港等地带来了手枪、板斧、利刃、钢锯和毒药。3月初，戴笠电陈恭澍，要他们做好行动前的准备。
陈恭澍责成唐英杰设法潜入汪宅察看汪精卫一伙生活起居规律，如不能入室，至少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陈恭澍又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方式。
军统特务杀人的手段有二，即“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软性行动”一般采用“无声武器”，即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硬性行动”则使用“有声武器”，即用枪械轰击。陈恭澍决定采用“软性行动”。余鉴声善用此术，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纸匣，取出一个瓶子，瓶内装有无色无嗅的液体毒药。尔后将毒药注入从面包店买来的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面包内，准备收买给汪宅送面包的本地人，将注入毒药的面包送给汪精卫去“享受”。不料，将注入毒药的面包切开查看，见面包瓤里有淡黄色斑点，此乃注入的药水所致。又经过几次试验，特务们对这种“软性行动”，感到兴趣索然，决定采取“硬性行动”。
3月19日，戴笠从重庆发来密电：“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即复电“遵即积极进行”，又召集全体特务人员，宣布说：
“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进入汪的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2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3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指挥。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
3月20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等分乘两辆黑色轿车，前往河内至西贡间的游览胜地三桃山，去解解闷气。陈恭澍得到情报，立即带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张逢义驾驶福特牌小车尾追而去。
车过红河大桥不久，便见前面八九百米处，两辆黑色轿车停在路旁的空地上。陈恭澍怕车上有越南警察，也怀疑汪精卫是否真在车上，便驶车前去看个究竟。车子快速驶过，如浮光掠影，但已看清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等人。当陈恭澍的车子开过汪的黑色轿车几十米时，汪的车子突然开动，沿着原路疾驰而回。特务们追赶不及，失去一次良机。
下午4时，陈恭澍又接到情报，说汪精卫夫妇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谈话，似乎在争论什么。机不可失，陈即带王鲁翘、张逢义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门前杳无一人，27号大门紧闭，同往常一样十分冷清。
两次扑空，特务们十分光火。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汪宅进行一次夜间奇袭。21日23时40分，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乘夜色驶车前往汪宅。夜幕下的高朗街路旁高耸的大王椰子和参差丛丛的老榕树、棕榈，经夜风吹动，树枝叶摇曳，尤如女魔影怪手，显得阴森森的。车子驶到27号后门，陈恭澍令张逢义、陈步云留下呼应，其他4人逾墙而过，陈邦国力大身粗，勇猛强悍，由他当开路先锋，唐英杰前引登楼。他们劈开楼下的小门，飞步跃入3楼，冲进预先侦察好的汪精卫房门外，用利斧将木制的房门劈开一个大窟窿，破门而入，房内一片漆黑，房内的人已被惊醒，特务们凭手电光，见床上无人，床下有一男一女，男的趴在床底下，腰背双腿却露在外面，女的缩成一团。特务们认定他们是汪精卫夫妇，立刻开枪射击，将他们击毙，尔后仓皇逃跑。
当地军警闻讯赶到，将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3人捕获。军警一查，见被击毙的男女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卧室让与他们，汪氏夫妻住到隔壁房间，因而毫毛无损，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妻亦中3枪，等被送往医院，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
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给重庆的戴笠发去电报：“任务执行完毕。”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
蒋介石只高兴了一天，河内电台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夫妻。
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他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他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来纪念曾仲鸣。同时决定对蒋进行反击，办法是写一篇文章。是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面，发现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生命，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日后，他悲叹道：
“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汪精卫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
汪精卫接下来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骂声中，吴雅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这就说明，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蒋介石无奈，命戴笠又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汪精卫在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地等待。
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近卫智囊团人物犬养健，以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河内，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影佐道：“汪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500吨‘北光丸’号货船，以供先生使用。”
汪精卫道：“北光丸号目标太大。重庆方面有新的袭击计划，二三日前，邻居的3楼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就目前形势来说，我坐日轮去上海尚不适宜。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
汪精卫告诉影佐，这条法国船是760吨。3个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但汪执意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主和后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登上“冯·福林哈芳”号 轮。离开了越南。行至北部湾时，突然海风骤起，恶浪盈丈。“冯·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涛谷里驶行，几次出现倾覆的险情。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28日，“冯·福林哈芳”号与“北光丸”号终于在汕头海面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
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汪精卫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强手里，这租界被人称为“孤岛”，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大多以“孤岛”作掩护，活动频繁。汪精卫一想起曾仲鸣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轮“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后，汪精卫一伙迟迟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