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褫夺，国会被解散。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
政治会议由80名官吏组成，其中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袁世凯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
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不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熊氏内阁仅存在五个月，就寿终正寝。
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
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公布施行。
袁世凯撤销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选任前清遗臣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以下，设左丞、右丞。左丞是杨士琦，右丞是钱能训。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把他的公馆搬进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都设在中南海。
袁世凯又成立了参政院，解散政治会议。参政院73个成员，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尔后袁世凯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九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并且规定各省将军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需递手本，新任命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一切又都恢复了前朝制度。
约法会议于12月28日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选举总统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金匮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
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制之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成立了筹安会。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大造恢复帝制的舆论。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政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这伙人所鼓吹的“改革”，就是复辟。
正当袁世凯策划的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际，袁氏营垒中开始有人产生异议。
一日，袁世凯试探黎元洪道：“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这些人当然是胡闹。”
黎元洪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帝制运动高涨后，杨士琦等帝制派官僚密谏袁世凯道：“中华议改帝国，副总统黎元洪驻瀛台，观感有碍。”建议令黎迁出南海，袁从其言。于是，袁身边之人大肆散布“新皇移居内，三海将来须让归宣统居住”等语。黎闻言，即以夫人多病，医嘱“须择幽畅和暖地区居住，庶几病体可以挽回”为由，要求迁出南海。于是，袁世凯花10万元购买东城东厂胡同一座宅院赠黎。此宅为明太监魏忠贤之遗园、清中堂荣禄故第，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黎携家眷迁于此宅。此后，黎元洪闭户养疴，有宾客谒见者，概行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予闻问。外界甚至传言：“黎副总统欲入佛教会，安心研求经典”。
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黎元洪装聋做哑，以为韬晦之术，一以避祸，二作消极抵制。
10月28日，全国各省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君宪制。黎元洪不得不提出辞副总统、参政院长、参谋总长全部职务。社会上对黎元洪将来的出路作种种猜测，黎元洪也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危殆，惶惶不可终日。孙武来京谒见时，黎竟与其相抱痛哭。黎元洪还暗中派人到湖北察看，打算购买宅第，准备还乡隐居。
袁世凯为了稳定人心，一再笼络、慰藉黎元洪，在袁的诞辰日前，对百余名官员奖以嘉禾章，唯黎元洪一人获一等嘉禾章，又扬言在武昌给黎建铜像，以嘉其光复时之功绩。还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及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前去黎府慰留，以国体即有变更，仍请其担任政务，以济时艰，决不可遽萌退志。
袁世凯对心腹大将冯国璋更加施恩惠。袁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冯带着一大帮北洋军去镇守南京。袁世凯便把家庭女教师介绍给冯国璋作继室。
女教师姓周名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士，其父曾任前清内阁学士。周道如自幼随父入京，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不幸父亲早逝，因母亲无傍，她便发誓终身事母不嫁，不觉过了韶华年纪，可是家中不裕，又有一幼弟待养，只得给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以为养家之策。周道如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而且爱读兵书，与三国时孙夫人相仿佛。袁世凯听了周道如这女才子的名，便派人把她请来当女教头，教习袁世凯十几个煮不熟熬不烂的女儿，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也乘便求书问字，其中三姨太金氏与周道如要好，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一天便说到周道如身事，三姨太笑道：
“姐姐你虽然30出头，可看起来亦不过20来岁，又是有红有白的容颜，为啥甘心辜负了这副美貌一辈子寂寞呢？”
“以前为了老母亲和幼弟，我是不暇问此，如今母亲已经过世，我却也老了，还想什么婚嫁呢？”
“这话有点不对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况且太夫人已经过世，姐姐你孑然一身，将来依靠什么呢？”
周道如叹息一声，脸色微红，便低了头。三姨太知说中心事，便道：
“咱俩有如姐妹一般，我当替你留心。”
金氏便把话转告袁世凯，袁大笑道：
“你倒会做好人！”
袁世凯答应留心，有了合适的便作介绍。但急切没有对象，便放下了。可巧冯国璋从江苏都督任上进京述职，在总统府偶然瞥见这白嫩且丰满的周教师，不觉眼睛盯住了她，袁世凯猛然想起一件妙事，便道：
“这是宜兴周女士，在我这里教导孩子们，却也是个女才子，老弟丧偶有年，我给你做个媒人如何？”
冯国璋欠身道：“总统的好意，国璋很是感激，只是我正室虽丧，还有几位小妾，儿子也长大了，我也年将半百，恐怕委曲了人家。”
袁世凯捋着胡子笑道：“这周女士也快40岁了，你俩相差不大，你有这个态度，我就去让内人跟她商量，再作计较。”
冯国璋走后，袁世凯让三姨太去问周道如，如此这般的一个上将，你愿意否？周道如无话，三姨太便报袁世凯妥了妥了。袁世凯即致函冯国璋，请其践约。冯国璋大喜，返报如命，且择定良辰，筹备婚礼。
袁世凯即派长子袁克定及三姨太率领周家近亲，还有主婚人等，送周道如南下成亲，是嫁女儿的格局。江宁铁路特备花车迎接，沿路排列兵士，过江轮渡码头，悬灯结彩，扎有松柏牌楼，上悬一匾：“大家风范”，两旁分列楹联，上联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质”，下联是“女中豪杰，说礼明诗”。渡过江去，各乘大轿，进入南京，却以鼓楼前交涉局为坤宅，门前亦有松枝牌楼，五色灯泡，亮出“福共天来”。宅中陈设很是富丽，环列武装士兵，室外又有警察布篷岗位几十个，进进出出的侍者，亦是军服，与那当年东吴招婿孙夫人的武装一般。
时当吉辰，冯国璋着上将礼服，佩挂勋章，摆开全副仪仗，由迎亲人等与袁世凯代表同至坤宅，行迎亲礼。过一小时，便由送亲人等陪着花车到都督府。司礼员高歌赞歌，请冯都督出来，又请新娘降车，便见一位盛装丽人缓缓而前，身披丈许粉红婚纱，还有少女两人曳着纱角，进入礼堂，与冯国璋并肩，听袁世凯的代表致颂词，照结婚仪式行礼，夫妇礼成，管乐齐鸣，送新人入洞房，宾朋至客厅欢宴。冯国璋与周道如煞是欢爱，对袁大总统感激不尽。
袁世凯分批电召各省将军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恢复帝制的态度。冯国璋首先应召进京，袁见他对帝制似有微词，便另作表演。
冯国璋道：“外面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着手布置。”
袁世凯拍着冯的肩膀回道：“华甫，你我这么多年，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一则，外国人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二则，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是改革国体之先声，想那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这种权利？那是些无中生有之词。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了子孙计算。可是我那大儿子克定身有残疾，二儿子克文想做名士，其余则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有理，便道：“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立即瞪起眼睛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去定居，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即已听说，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在京宣告成立，冯国璋气得直跳：“老头子真会做戏！这哪里是把我当作自己人！”
筹安会是杨度发起成立。杨度是袁克定的太子党，与袁克定早就在谋划帝制。一日，总统府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告杨度说，上头打算让你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马上一腔热血冲上来，便与夏寿田去见袁大总统，即谈君宪。杨度道，拟组织一个机关研究君宪，并反复陈词，袁世凯道：
“你可与孙毓筠等谈谈。”
杨度退出总统府，即赶忙联络孙毓筠，策划建立筹安会组织。这筹安会必得找几个名流列名发起，杨度找梁启超不成，便设谋拉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加孙毓筠和他自己，共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其中孙、李、胡、刘皆是同盟会变节分子；杨度曾留学日本，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杨度虽然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策划，但袁死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并投向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以后又帮助和掩护共产党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严复此人政治上的变化似乎与杨度相反。即前期进步，后期反动。严在187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至辛亥革命前，较有系统地翻译、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诋毁五四运动。
这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不惜大声疾呼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
接着，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又连续作文鼓吹帝制。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道：“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此文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交徐世昌、梁士诒等传阅，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给杨度。又把杨度的奇文寄给段芝贵，叫他在湖北秘密印出，分发给各省军民长官看阅。
“六君子”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京，共商国体。杨度等决意为天下先，即在15天内正式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杨度等亮相，等于是袁氏父子亮相，多半派出代表入京，且填写志愿书加入筹安会。加入筹安会自然都是些主张君宪制的人，于是筹安会发表了第二次宣言，道：
“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是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如此猖狂的筹安会引起举国舆论抨击，肃政厅也觉不安，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世凯对筹安会不仅不予取缔，而且悉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私宅守口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袁世凯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等，则设法不准立案。
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通电全国；各省及各团体代表已经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又张罗“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且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联络。筹安会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团体，它是道道地地的政治机关。
此番劝袁称帝，倒叫杨度占先，一旁急坏了梁士诒，再不动手，便要与帝制大业无干了。此时梁士诒所领之交通系正遭大祸，再不振作，形势不妙。原来数月前，都肃政史庄蕴宽等提出弹劾案，弹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舞弊，袁见交通系尤其是梁士诒恃功而骄，自立门户，便想警告他们一下，令赵停职交平政院审讯，平政院院长周树模立即呈复，此案与交通次长叶恭绰有关，袁又令叶停职待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与叶恭绰皆是交通系首领，又牵涉下面五大铁路局长。袁召梁见面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划去了。”
梁士诒遂醍醐灌顶，幡然有悟，明白自己是戴罪立功之人，然所长仍在筹集帝制用费方面，其中一大财源便是烟土，遂着人去上海，把沪粤关栈存鸦片6000箱卖出，共得2700余万元，悉数供为帝制经费，收买各方，策动各色请愿团，一夜之间便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花样，皆向参政院递交请愿帝制书。
梁士诒推进帝制有功，深合袁世凯心意，果然把那五路大参案化大为小，不了了之。杨度等“六君子”也甚急切，以为君主国体既定，必须推行宪政，遂改组筹安会为“宪政促进会”，以为再次争先夺魁之举。
梁士诒手快，立即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凑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需为会长，张锦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且向参政院再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世凯于年内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之妥善方法。”袁咨复道：“国民会议议员复选，定于11月20日举行，俟各地方复选报竣，当即召开会议，以征求正确之民意。”
梁士诒认为，袁世凯称帝，以1916年元旦为开国登基典礼为佳，时间紧迫，所以他即让“全国请愿联合会”的代表再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解决国体。梁士诒又以参政资格，联合一批参政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参政院通过，咨请政府予以公布，袁世凯即批示公布。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一经公布，便有许多省份雷厉风行，把代表选了出来，当然，这些代表都是清一色的袁党人物。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13人，全体投票赞同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又发出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传之万世。”
参政院于12月11日向袁世凯恭上“总推戴书”，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
袁世凯于当天下午将推戴书发还，在回文中摆开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架势。谓“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这是袁想当婊子的言词，即他同意当皇帝。但他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这是袁要立牌坊了。
但这却也难不倒筹备帝制诸人。参政院于当日下午5时再次开会，讨论回文，孙毓筠建议再写一篇推戴书，全体赞成。参政院立即把26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出。此篇推戴长文称颂袁经武（编练新军）、匡国（杀灭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平灭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与日本办外交）五大功烈。歌颂之词，无以复加。对于袁世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疑虑，写道：
“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霖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当初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仪式之一，今日国体已变，民国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推戴书把袁世凯为难之处一概洗尽。
袁世凯阅后焉得不悦，便于次日发布告示，引述推戴书全文之后，便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极，登极之前，大批授爵封王，先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命陆征祥率文武官员去黎宅道贺。黎元洪道一声：“无功不敢受爵”，众人鞠躬而退。
当天下午，袁又命人将一套王服送去，黎亦拒不接受，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
袁封清室逊皇溥仪为懿德亲王，位在诸侯王上，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以代黎元洪，并赏食亲王全俸。
袁发表“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7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4人；耆硕王闿运、马相伯两人均免称臣。
新朝用五色国旗，上端加绘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原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又准备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等，玉玺金印也即治好，仅此数项，花费2000万元。
12月21日，袁世凯下令大封文武：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室、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鸾、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思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余为子、男，共128人。其余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70余人。
正当袁世凯大批授爵封王之际，大批对复辟帝制不满的官员辞职或请假离京。袁怕这些人出京将有不利，即令军警便衣去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员擅自出京。
使袁世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2月23日平地一声巨雷，云南护国军起义了。